2024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在国家层面，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融资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提供，来自国内或国外（见第3章表8）。国内公共融资大多由政策制定者掌控，用于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目标。这部分资金主要通过政府支出使用，其具体数值是可以追踪的。在流向各国的外部公共融资中，一些资金（尤其是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流）的流向也可与粮食安全和营养联系起来。这些外部资金流中，有一部分可通过国内预算拨付，那么这部分资金就成了政府支出。因此，实际上，与粮食安全和营养有关的一些资金可能同时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政府支出；另一种是通过国内预算拨付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流。在官方发展援助至关重要的区域（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用于农业的预算内捐助资金的执行往往既繁琐复杂，又效率低下，约有40%闲置未用。¹一些官方发展援助可通过国家预算外的金融交易合法拨付，用于更快速地实施项目和计划。

现有数据大多只能用于追踪公共支出流向、官方发展援助（预算内和预算外）和其他官方资金流（预算内和预算外）。可以对这些数据适用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的核心定义和扩展定义（这些定义在第3章介绍，并在第3章S3.2补充材料中详细解释）；关于如何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资金流数据适用这些定义，在第4章补充材料中详细解释。将资金流与相关干预措施对接，实现下列目标：1）促进粮食消费（即粮食供应、获取、利用和稳定性）以及改善卫生状况（即各种做法、卫生服务和环境卫生）（核心定义）；2）落实转型途径，应对近期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加剧背后的主要不利因素和深层次结构性因素^l（即冲突、气候变异性和极端天气、经济增长放缓和下行、营养食物难以获取且价格高昂、不健康的食物环境，以及严重且持续的不平等问题），包括旨在降低营养食物成本和加强食物环境的干预措施（扩展定义）。这些干预领域列于第3章S3.2补充材料表S3.2。本章的关键要素是，了解用于支持这些粮食安全和营养干预措施的资金流是否在增加，资金所支持的干预措施的具体领域是什么，以及（就使用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流的情况而言）最重要的受援国是否为世界上面临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问题最严重的国家。

私营部门的资金流向（国内和国外）通常较难追踪，而要适用本报告所提出的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的核心定义和扩展定义，难度更大。因此，目前尚无法精确计算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和2.2各项工作的可用资金总额。因此，本章只能在不全面的数据和现有文献基础上进行不可避免的推断，以发现私营部门供资与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关系模式。慈善资金属于例外，因为在适用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核心定义和扩展定义后，可以对这些资金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对于跨境汇款和外国直接投资等其他重要私营部门供资而言，只能依靠现有研究和数据来源，而这些材料仅提供涉及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部分信息。

鉴于无法全面计算全球范围内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可用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融资总额，本章深入研究了现有的基于模型的分析，这些分析对若干旨在到2030年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问题以及使健康膳食更可负担的政策和干预措施所需资金进行了不全面估计。估算得出的资金范围存在局限性，但可据此大致了解未来的供资挑战。无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和2.2需要多少资金，如果不能有效筹集资金，后果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将是巨大且深远的；因此，本章末尾讨论了不作为会导致的后果，由此引出第5章，而第5章将介绍扩大供资规模、填补缺口的必要条件。

4.1 追踪当前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水平

在需求最迫切的地方，农业公共支出较低且并未实现增长

在公共财政的各个组成部分中，用于粮食和农业的支出最有可能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结果产生直接影响。根据粮农组织“监测和分析粮食及农业政策”计划的定义，这些公共支出可分为以下几类：1）用于私有商品供应的预算调拨，分配至生产商、消费者、贸易商、运输商和投入品供应商等行动主体；2）用于农业基础设施、研发和推广服务、销售、储存或检验设施等用途的一般性支持；3）行政费用。¹这些公共支出可能是反复发生的（比如用于支付推广人员或行政人员的薪水），也可能用于投资资本货物（如农业基础设施或农村道路和电气化）。然而，能够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结果产生影响的公共支出也可能通过卫生等领域拨付（如旨在控制维生素A缺乏症的公共卫生计划），并且也可能与社会保护计划产生重要重叠。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供资”（或本例中指“公共支出”）建立一个更宽泛的定义。

鉴于存在数据局限性问题，导致无法如粮农组织“监测和分析粮食及农业政策”计划所定义的那样，全面追踪全球范围内粮食和农业领域的政府支出，因此使用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的信息，追踪了全球各国政府对于农村居民的人均农业一般支出（以201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情况。这个方法涉及面比较有限，因为所监测的支出数据只涉及农业，而非整个粮食和农业领域，因此在本章中这类支出也被称为农业公共支出。此外，无法查明针对私有商品供应的预算调拨是否平均地分配给了各行动主体。如下文部分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公共支出情况表明的那样，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直接相关的公共支出可能会明显高于农业公共支出。尽管有局限性，但全球范围内政府农业一般支出还是揭示出一些重要事实和规律。自二十一世纪初开始，政府农业一般支出总额一直稳步增长，于2020年达到6754亿美元的最高值（以201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随后于2021年降至6173亿美元。从2010年至2021年，全球低收入国家政府对于农村居民的人均农业一般支出几乎保持不变，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同一时期末才出现了微幅增长（图21）。在这两类国家中，2010年至2019年期间，对于农村居民的人均农业公共支出分别仅为8美元和37美元。这表明，在这些国家中，通过农业公共支出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供资非常有限。

图21 在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国内政府对于农村居民的人均农业一般支出极低且没有明显增长，但正是在这些国家，减少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需求最为迫切

注：这里的“一般支出”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如有）的支出，否则仅指中央政府的支出。此数据不包括预算内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流，以及研发方面的公共支出。报告共涵盖196个国家。由于公共支出数据不完整，黑山、新喀里多尼亚、圣基茨和尼维斯以及塞尔维亚的数据未包含在内。图表中酌情对缺失的公共支出数据点进行了估算。
资料来源：基于粮农组织。2024。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政府支出。[2024年7月24日访问]。https://www.fao.org/faostat/zh/#data/IG 。许可：CC-BY-4.0。

https://doi.org/10.4060/cd1254en-fig21

另一方面，在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足状况总体上最不严重的国家，国内政府人均农业一般支出却很高。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国内政府对于农村居民的人均农业一般支出要高得多（在COVID-19疫情前的2010-2019年期间，分别为人均317美元和626美元）。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国内政府对于农村居民的人均农业一般支出呈稳定增长趋势，直到2020年为止。在高收入国家，与之相反，这项支出在2016年前呈下降趋势，与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占比减少的趋势相呼应；自2017年后，这项支出大幅增长，这是因为受到了美利坚合众国支出显著增长的拉动。^m在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国内政府对于农村居民的人均农业一般支出非常低，这些国家最需要公共支出来减少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现象，但过去数年中，只有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这项支出才得到系统性增长。如第2章（图2）所概述，在低收入国家数量最多的区域，即西非、加勒比和非洲大多数次区域，饥饿现象仍然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在中等收入国家数量高于低收入国家数量的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多数次区域，在减少饥饿方面取得了进展。此外，在对于农村居民人均农业公共支出较高的国家（如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这项支出并不总能完全用于促进建设更高效、更公平和更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体系。²事实上，《2022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呼吁各国政府重新规划现有农业公共支出中部分资金的用途，从而让健康膳食对所有人都更为经济实惠，并提供了基于模型的替代设想情境。²本章末尾进一步讨论了调整粮食和农业公共支出的用途、使其分配达到最优的重要性。

农业公共支出与粮食不安全及一些形式的营养不良呈负相关

仅有极少数跨国实证研究项目关注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公共支出总额与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关系。大多数现有统计研究文献关注的是：一个国家或区域，或高收入国家；有限的或近似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指标；一个公共支出领域，一般为农业，因为农业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关系最为直接；增长或减贫等结果，这些方面可能与粮食安全和营养有关，但还是有区别的。此外，现有研究可能不会控制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其他因素，也不会考虑不涉及重大支出的政府政策。

针对65个国家（包括11个高收入国家）的跨国研究所收集的证据表明，在农业、社会保护和卫生方面的公共支出越高，在减少发育迟缓方面取得的进展就越大。³一份针对9个南部非洲国家的分析部分证实了这个结论，这项分析发现农业公共支出对平均膳食能量供给充足度和食物不足发生率这两项指标发挥了积极作用。⁴该分析还发现，非洲农业研发方面的公共支出和农业一般公共支出也对粮食安全指标（即平均膳食能量供给充足度、国内食品价格指数、国内食品价格波动、使用良好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有显著影响，但只有将预算的较大部分分配给农业的国家才能产生这些影响。⁵

我们的分析证实，农业公共支出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结果中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结果的关系符合期待，尽管农业公共支出只是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公共支出的一部分，有时甚至只是一小部分，下文有关一些国家的分析将进一步显示这一点。这项对所观察到的各方面之间关系的分析，并不表明这种关系就是因果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会受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等因素影响。不过，分析结果仍然表明，在87个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人均国内政府农业一般支出越低，食物不足发生率就越高（图22A）。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在这些国家中，有半数（49个国家）的食物不足发生率超过了10%，而其中大多数国家（39个国家，多数为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政府人均支出等于或小于20美元。在十多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食物不足发生率等于或小于7%，而这些国家的人均政府农业支出等于或小于20美元。这种情况符合对中等收入国家的预期，这些国家的食物不足发生率较低，因为大多数人的收入足以使他们获取食物。人均国内政府农业一般支出与粮食安全指标之间存在的这种负相关关系，对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图22B）和发育迟缓发生率（图22C）来说也是成立的。这两个指标与人均国内政府农业一般支出的关系（显著相关系数分别为−0.51和−0.39），比食物不足发生率与人均国内政府农业一般支出的关系强度更高（显著相关系数为−0.33）。

图22 国内政府人均农业一般支出与粮食安全和营养不足指标之间呈负相关（2017-2019年的平均数）

注：就所有变量而言，图中显示了2017-2019年（即可获得的最近三年）的平均数。“国内政府人均农业一般支出”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如有）的支出；否则仅指中央政府的支出。图中数据不包括预算内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流以及研发方面的公共支出。这些图不包括高收入国家的数据。图22A和图22B包括87个国家的数据。图22C和图22D包括105个国家数据。黑山、新喀里多尼亚、圣基茨和尼维斯以及塞尔维亚的数据未包含在内，因为这些地区的政府一般支出数据不完整。中国和古巴的数据未包含在内，因为缺乏这两个国家的充分的营养不足数据和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数据。中国的数据未包含在内，还因为缺乏发育迟缓和超重数据；而古巴在政府一般支出方面是一个离群值。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24。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政府支出。[2024年7月24日访问]。https://www.fao.org/faostat/zh/#data/IG 。许可：CC-BY-4.0；粮农组织。2024。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粮食安全指标套系。[2024年7月24日访问]。https://www.fao.org/faostat/zh/#data/FS 。许可：CC-BY-4.0。

https://doi.org/10.4060/cd1254en-fig22

与有关公共支出与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足之间关系的文献相比，有关公共支出与超重和肥胖之间关系的文献较少，今后应继续通过编写《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在这方面展开更多定期研究。比如，就肥胖而言，绝大多数相关文献都关注高收入国家，并且更多侧重肥胖对公共支出（尤其是卫生领域的公共支出）的影响，较少关注公共支出对肥胖的影响。这些文献的结论是，超重与农业、社会保护和卫生领域的公共支出呈正相关。³另一个发现是，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国家的社会支出（主要用于学前教育和保育）对5-19岁儿童或青少年的肥胖问题有着积极影响（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得出的结论）。⁶

本关系分析包括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但不包括高收入国家。分析表明，政府的农业支出越高，其五岁以下儿童超重比例就越高。对105个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来说，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27（图22D）。这个结论可以有多种解释，值得在今后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中开展更多实证研究。一种解释是，儿童超重比例升高会促使政府在营养相关计划上投入更多，尽管这项应对措施并不一定会主要通过农业预算进行。另一种推测是，农业公共支出并不充分支持营养敏感型行动，也不促进建设健康的食物环境。正如前几版《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所示，数十亿人无力负担健康膳食，而当前的食物环境也不利于推广健康膳食。⁷世界范围内，水果、蔬菜及其他营养食物的产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包括农村人口）的需要。⁸粮食和农业领域的公共支持（包括财政补贴）也是激励增加主粮及其衍生品（包括不健康脂肪、糖和/或盐含量高且营养价值极低的深加工食品）的供应量并降低其价格，而并不鼓励水果、蔬菜、豆类等产品的生产，这些产品没有补贴或补贴很少，导致消费这类产品的成本相对较高。²毫不意外，如第2章如示，数千万五岁以下儿童超重。

超重与卫生领域公共支出的相关性也可能比农业公共支出更高。然而，用于应对营养缺乏问题的政府人均一般支出与五岁以下儿童超重比例之间呈正相关（此处未用图表形式显示），这种相关性也与上文所示农业公共支出与超重的相关性类似（相关系数为0.33）。ⁿ还可发现，在应对营养缺乏问题方面投入较多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超重和肥胖的比例也较高，但此假设需进一步验证。显然，不仅需要更多的国内公共供资用于支持农业公共支出，更重要的是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需要加大对营养敏感型农业和更健康食物环境的投资，以更有效地解决超重和肥胖问题。

全球范围内，农业公共支出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结果的关系，可能被实际上公共支出的匮乏而削弱。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公共支出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结果之间的关系预计更强，因为如下所示，农业公共支出只是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公共支出的一小部分。

部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用于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公共支出

目前尚不具备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公共支出数据，因此无法适用第3章提出的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的核心定义和扩展定义，无法得到这方面供资的全球总数。本报告尝试对不同区域的10个国家的公共支出数据适用了这两项定义，这10个国家是：1个低收入国家（乌干达）、5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贝宁、印度、肯尼亚、尼日利亚和菲律宾）、4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巴西、格鲁吉亚、墨西哥和南非）。数据来源和适用这两项定义的方法列于第4章S4.2补充材料中。使用该方法，可以计算所有10个国家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公共支出的实际值。

尤其关键的是，要关注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政府如何将支出用于支持粮食安全和营养，这是因为两个原因：1）这些国家的人均公共支出往往为世界最低水平；2）这些国家在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问题上面临更为紧迫的挑战，一般也存在更严重的营养不足问题。一个特别发现是，在贝宁和乌干达这两个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中，用于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公共支出呈现持续增长趋势。实际上，在这两个国家中，在2017/18年至2021年期间，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公共支出总额出现了显著增长，大幅超过了农业方面的公共支出（图23和图24）。在贝宁，2020年和2021年在粮食消费方面的公共支出显著增长，表明在COVID-19疫情期间和之后，政府高度重视为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关键决定因素（如国内生产、粮食获取和卫生服务）提供投入（图23）。在乌干达，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公共支出只在2021年出现了显著增长，但也为时不长，2022年就出现了下降，尽管还是维持在远远超过COVID-19疫情前的水平（图24）。

图23 2021年之前贝宁在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公共支出呈现出几乎稳定增长的趋势

注：LCU = 当地货币单位。这些估算值基于第4章S4.2补充材料中所述方法得出。
资料来源：编写机构（粮农组织）基于世界银行数据编制。2023。世界银行数据目录：贝宁BOOST平台：公共支出和收入流。[2024年7月24日访问]。 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search/dataset/0038083 。许可：CC-BY-4.0。

https://doi.org/10.4060/cd1254en-fig23

图24 乌干达在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公共支出呈稳定增长趋势，但这种趋势没能在2022年持续

注：LCU = 当地货币单位。这些估算值基于第4章S4.2补充材料中所述方法得出。
资料来源：编写机构（粮农组织）基于世界银行数据编制。2023。BOOST公开预算门户：乌干达BOOST公共支出数据库。[2024年7月24日访问]。 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search/dataset/0038076

https://doi.org/10.4060/cd1254en-fig24

粮食安全和营养公共支出超过农业公共支出这一事实，体现了使用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的核心定义和扩展定义的重要贡献。根据这些新定义，就可以计算农业粮食领域之外的领域所获得的资金流，这些领域包括卫生、水和环境卫生、城乡教育，以及用于支持生计韧性的冲突敏感型干预措施，均不涵盖在农业公共支出范围内。粮食安全和营养公共支出的很大一部分并没有计入农业领域的预算中，而是计入其他领域，因为政策制定过程存在差异。

在分析期内，贝宁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公共支出总额中有65%（表9）被投入到粮食消费和卫生领域，而乌干达的比例为73%（表10）；其余部分则用于通过六大转型途径应对导致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主要因素的政策和行动（见第3章图19）。在分析期内，粮食消费平均占粮食安全和营养公共支出的一半或以上，这部分资金主要用于粮食供应，也少量用于粮食获取。值得关注的是，这两个国家粮食安全和营养公共支出的14%与卫生相关，主要用于卫生服务和环境卫生。然而，这两个国家的此类开支中并未体现出相关做法，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难以在政府预算中对相关做法予以明确。在这两个国家中，粮食安全和营养公共支出的一大部分（在分析期内，贝宁平均为35%，乌干达平均为27%）用于应对造成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主要因素（此处未显示），主要用于支持应对结构性不平等的政策。

表9贝宁在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公共支出的构成

注：这些估算值基于第4章S4.2补充材料中所述方法得出。部分小计采取四舍五入，总额可能略有出入。
资料来源：编写机构（粮农组织）基于世界银行数据编制。2023。世界银行数据目录：贝宁BOOST平台：公共支出和收入流。[2024年7月24日访问]。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search/dataset/0038083。 许可：CC-BY-4.0。

表10乌干达在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公共支出的构成

注：这些估算值基于第4章S4.2补充材料中所述方法得出。部分小计采取四舍五入，总额可能略有出入。
资料来源：编写机构（粮农组织）基于世界银行数据编制。2023。世界银行数据目录：乌干达BOOST公共支出数据库。[2024年7月24日访问]。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search/dataset/0038076。 许可：CC-BY-4.0。

与此处列出的贝宁和乌干达的图表相类似，八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图表列于第4章S4.2补充材料中。从八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数据中可以发现四种普遍规律。首先，在这些国家中，粮食安全和营养公共支出超过政府一般农业支出的幅度小于贝宁和乌干达的幅度（比较第4章S4.2补充材料图S4.1–图S4.8与图23和图24）。比如，在一些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政府一般农业支出占粮食安全和营养公共支出总额的比例平均不到10%（巴西为9%、格鲁吉亚为3%），或约为15%（墨西哥和南非）。第二，如贝宁和乌干达，八个中等收入国家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公共支出呈绝对增长趋势，但无法在 COVID-19疫情或之后延续，只有两国是例外（格鲁吉亚和南非）（第4章S4.2补充材料图S4.1–图S4.8）。第三，在这些国家中，用于应对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主要因素的支出占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公共支出的平均比例普遍高于人均收入最低国家（如贝宁和乌干达）的比例。事实上，在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用于应对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主要因素的支出（巴西为69%，菲律宾为60%）高于支持粮食消费和卫生状况的支出（表11）。在一些其他国家，这一比例约为一半或略少于一半（格鲁吉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和南非）（表11）。第四，尽管数字未在此显示，但需指出，如贝宁和乌干达一样，八个中等收入国家也将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公共支出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应对结构性不平等问题。然而，一个重要的差异是，中等收入国家用于加强最弱势群体经济韧性，从而促进此类群体抵御经济逆境的支出占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公共支出的比例高得多。比如，巴西用于此用途的支出占比高达63%，而格鲁吉亚、菲律宾和南非的占比为25%-30%。

表11部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用于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公共支出构成

注：取以下时期的年均值（%）：巴西、格鲁吉亚、印度、肯尼亚、墨西哥和乌干达为2018-2022年；尼日利亚为2018-2021年；菲律宾为2019-2023年；贝宁和南非为2017-2021年。其中，乌干达为低收入国家，贝宁、印度、肯尼亚、菲律宾和尼日利亚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而其余四个国家则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这些估算值基于第4章S4.2补充材料中所述方法得出。部分小计采取四舍五入，总额可能略有出入。
资料来源：编写机构（粮农组织）基于世界银行数据编制。2023。世界银行数据目录：贝宁BOOST平台：公共支出和收入流。[2024年7月24日访问]。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search/dataset/0038083。 许可：CC-BY-4.0（贝宁）；巴西政府。2024。Orçamentos Anuais PLDO I LDO I PLOA I LOA - Atos Normativos。参见：gov.br – Ministério do Planejamento e Orçamento。[2024年4月30日引用]。https://www.gov.br/planejamento/pt-br/assuntos/orcamento/orcamento/orcamentos-anuais（巴西）；格鲁吉亚财政部。2024。格鲁吉亚财政部。[2024年4月30日引用]。https://www.mof.ge/en/（格鲁吉亚）；印度政府财政部。2024。会计信息。参见：支出部账目总审计长。[2024年4月30日引用]。https://cga.nic.in/index.aspx#account-section（印度）；肯尼亚共和国财政和规划部。2021。部门预算提案报告。[2024年4月30日引用]。https://www.treasury.go.ke/sector-budget-proposal-reports（肯尼亚）；墨西哥政府。2024。财政和公共信贷部投资者关系办公室。参见：墨西哥政府。[2024年5月9日引用]。https://www.finanzaspublicas.hacienda.gob.mx/es/Finanzas_Publicas/Ingles（墨西哥）；尼日利亚政府。2024。财政部网站。[2024年4月30日引用]。https://opentreasury.gov.ng（尼日利亚）；菲律宾共和国预算与管理部。2022。2023财政年度支出和资金来源预算。马尼拉。https://www.dbm.gov.ph/index.php/2023/budget-of-expenditures-and-sources-of-financing-fy-2023（菲律宾）；南非共和国国家财政部。2024。国家预算。参见：财政部。[2024年4月30日访问]。https://www.treasury.gov.za/documents/national%20budget/default.aspx（南非）；世界银行。2023。世界银行数据目录：乌干达BOOST公共支出数据库。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search/dataset/0038076。 许可：CC-BY-4.0（乌干达）。

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国际发展资金投入

针对全球层面的国际发展资金投入，适用了第3章提出的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的核心定义和扩展定义。具体而言，对2017-2021年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流适用了这些定义，采用了第4章S4.3补充材料中所述的方法，数据来自经合组织债权人报告系统⁹和AidData数据库¹⁰（如可行）。^o

在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总投入中，用于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部分占近四分之一，而且这个比例并未增加

2021年，所有援助领域中，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总投入的资金达3540亿美元。在这部分资金中，根据核心定义和扩展定义可视为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的部分达770亿美元，其中大多数（610亿美元，即79%）来自官方发展援助（表12）。来自官方发展援助的这一金额高于第3章所提到的各研究中的官方发展援助金额（见图14），因为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的定义更全面，而扩展定义更是包括了应对导致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主要因素的干预措施。

表12全球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流向所有援助领域及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情况

注：AidData数据库中的官方发展援助平均占这一时期总资金的5%多一点。AidData数据库中统计的其他官方资金流未包括在内，因为难以估计这些资金中具有发展援助特征的部分。用于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流根据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的核心定义和扩展定义计算得出。部分小计采取四舍五入，总额可能略有出入。
资料来源：编写机构（粮农组织）根据第4章S4.3补充材料的方法对经合组织数据进行了编制。2024。经合组织数据浏览器。[2024年7月24日访问]。https://data-explorer.oecd.org/?fs[0]=T%2Co&pg=0&fc=Topic&bp=true&snb=580；William和Mary。2024。AidData：数据。[2024年7月24日访问]。https://www.aiddata.org/datasets

值得关注的是，在2017年至2021年期间，在所有援助领域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总投入中，用于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比例甚至不足四分之一。事实上，在这一期间，粮食安全和营养似乎并不是捐助方的优先重点，因为投入该领域的资金增速低于所有援助领域的平均增速（2017-2021年期间分别为2%和4%），而在2021年，由于COVID-19疫情的影响仍然持续存在，投入该领域的资金增速相对更小（平均分别为−5%和−2%）（表12）。投入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资金大多用于支持粮食消费和卫生（核心定义），其余用于支持应对导致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主要因素的干预措施（扩展定义）（图25）。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供资构成大体上非常稳定（图26）。

图25 在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流中，用于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部分不足四分之一，且大多用于粮食消费和卫生领域

注：图中所用数据列于表12。
资料来源：编写机构（粮农组织）根据第4章S4.3补充材料的方法对经合组织数据进行了编制（以2021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单位为10亿美元）。2024。经合组织数据浏览器。[2024年7月24日访问]。https://data-explorer.oecd.org/?fs[0]=T%2Co&pg=0&fc=Topic&bp=true&snb=580；William和Mary。2024。AidData：数据。[2024年7月24日访问]。https://www.aiddata.org/datasets

https://doi.org/10.4060/cd1254en-fig25

图26 长期来看，流入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流的构成非常稳定

注：图中所用数据列于表12。
资料来源：编写机构（粮农组织）根据第4章S4.3补充材料的方法对经合组织数据进行了编制（以2021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单位为10亿美元）。2024。经合组织数据浏览器。[2024年7月24日访问]。https://data-explorer.oecd.org/?fs[0]=T%2Co&pg=0&fc=Topic&bp=true&snb=580；William和Mary。2024。AidData：数据。[2024年7月24日访问]。https://www.aiddata.org/datasets

https://doi.org/10.4060/cd1254en-fig26

粮食供应、卫生服务和环境卫生、冲突和不平等

如前所示，长期来看，流入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流的构成非常稳定（图26），截至2021年，大部分资源都投入了粮食消费（占770亿美元中的350亿美元）；相对较少的一部分用于应对导致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主要因素的干预措施（270亿美元），投入卫生状况的资金甚至更少（150亿美元）（图12）。在投入粮食消费的资金中，略高于三分之二用于应对粮食供应关切（其中略高于64%的资金用于支持国内生产，35%用于支持粮食援助）；其余三分之一主要用于粮食获取（图27A）。卫生领域的大部分（92%）资金用于卫生服务和环境卫生，尤其用于支持水和环境卫生（图27B）。而就流入应对导致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主要因素的干预措施的资金而言，冲突和不平等问题所用资金占比均略高于三分之一（图27C）。

图27 2017-2021年在流向促进粮食消费、改善卫生状况和应对导致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主要因素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流中，大多数资金分别用于保障粮食供应、提供卫生服务和环境卫生、应对冲突和不平等

注：流向促进粮食消费、改善卫生状况和应对导致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主要因素等领域的资金年均金额列于表12。
资料来源：编写机构（粮农组织）根据第4章S4.3补充材料的方法对经合组织数据进行了编制（以2021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单位为10亿美元）。2024。经合组织数据浏览器。[2024年7月24日访问]。https://data-explorer.oecd.org/?fs[0]=T%2Co&pg=0&fc=Topic&bp=true&snb=580；William和Mary。2024。AidData：数据。[2024年7月24日访问]。https://www.aiddata.org/datasets

https://doi.org/10.4060/cd1254en-fig27

资金流向大体上实现了精准援助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问题较为严重的国家

用于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总投入大体上实现了精准援助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发生率较高的国家组和区域。在2017年至2021年期间，低收入国家人均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流为30美元，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为10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为8美元（表13）。值得关注的是，就低收入国家而言，由于在此期间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而资金却在2021年有所减少，因此2021年用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人均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流低于此间其他年份；这一现象并没有在中等收入国家中观察到。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流主要用于援助非洲，在2017年至2021年期间，这些援助非洲的资金达到人均20美元，而相比之下，援助美洲的资金为人均12美元，亚洲为人均7美元（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按区域分类）（表13）。同期，用于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流的绝对值，在非洲区域以及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而非低收入国家）中增长最为显著。

表13用于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流的流向（按国家的收入组别和区域划分）

注：所有资金金额以2021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就国家收入组别和区域而言，以美元人均值计的资金金额分别使用世界银行各国家收入组别及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各区域（按M49分类）的人口估算。同期，约有年均100亿美元的资金无法分配至具体的国家，因而无法归入具体的国家收入组别和区域。此外，大洋洲和欧洲（同期年均30亿美元）未在表中显示。按区域分列的人口仅涵盖相关区域的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口。
资料来源：编写机构（粮农组织）根据第4章S4.3补充材料的方法对经合组织数据进行了编制。2024。经合组织数据浏览器。[2024年7月24日访问]。https://data-explorer.oecd.org/?fs[0]=T%2Co&pg=0&fc=Topic&bp=true&snb=580；William和Mary。2024。AidData：数据。[2024年7月24日访问]。https://www.aiddata.org/datasets

私营部门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供资给予了支持，但无法对私营部门供资进行确切计算

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得到了几类国内、国外私营部门供资的援助，列于第3章（表8）。遗憾的是，无法追踪为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供资的全球范围内所有私营部门的资金，因而无法提供任一年份的任何数据。

因此，本节的结论基于不同来源的不完全数据，以发现全球私营部门供资与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关系模式。根据第4章S4.4补充材料的方法，在“私营部门”类别下，非商业性私营部门供资和商业性私营部门供资这两大类下的几种差别极大的资金来源，都被混合在 一起。

非商业性私营部门供资

非商业性私营部门供资包括两大类融资来源，具备一些相反特征。一方面，一些资金来自慈善机构；这些资金的数额相对较少（与国际发展援助和公共支出相比），但较容易分析，因为许多主要的慈善基金会在债权人报告系统数据库中进行报告。⁹另一方面，有些资金是外出务工人员的跨境汇款；^p这些资金数额远远超过了国际发展援助资金的总和，但只能推测其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贡献。

根据债权人报告系统数据库，⁹在适用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的核心定义和扩展定义（见第4章S4.4和S4.3补充材料，按此顺序参阅）后，在2017-2021年期间，投入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慈善资金仅为年均40亿美元，在所有慈善资金流中占30%的稳定比例。这部分资金在2019-2020年期间增加了10亿美元，但与其他私营部门供资相比，仍然数额较少。在投入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慈善资金中，三分之二用于支持粮食消费和卫生（根据核心定义），其余三分之一用于应对导致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主要因素（表14）。

表14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慈善资金

注：方法参见第4章S4.4和S4.3补充材料。
资料来源：编写机构（粮农组织）基于经合组织数据编制。2024。经合组织数据浏览器。[2024年7月24日访问]。https://data-explorer.oecd.org/?fs[0]=T%2Co&pg=0&fc=Topic&bp=true&snb=580

根据世界银行和移民与发展全球知识伙伴关系的数据，¹¹在2017-2022年期间，流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跨境汇款估计为年均7350亿美元（以当前美元价格计算），除2020年下降1%外，其余每年都有所增长。在这部分资金中，每年有3440亿美元（接近一半）分配至可能有助于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用途（表15）。其中大多数（平均92%）用于粮食消费，剩下只有少量用于农业投资和资助农业粮食体系的其他 活动。

表15支持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跨境汇款的增长和分布

注：方法参见第4章S4.4补充材料。
资料来源：编写机构（粮农组织）基于Ratha, D.、Chandra, V.、Ju Kim, E.、Plaza, S.和Shaw, W.编制。2023。《利用侨民资金筹集私人资本》。移民和发展简介39。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世界银行。https://www.knomad.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doc/migration_development_brief_39_0.pdf

商业性私营部门供资

在分析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商业性私营部门供资时，有两个问题十分突出。首先，数据非常不全面，并且数据的获取较碎片化，缺乏资金利用方面的确切信息。无法获得有关市场融资（即股票和公司债券的发行）、国际银行贷款和国内私募股权的全面而相关的数据，因而无法得出有价值的全球数据。

第二，难以评估这些资金是否对粮食安全和（更重要的是）营养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个问题对于粮食和农业领域的公共支出来说也存在，但在私营部门更严峻。特别是因为私营部门将资源投入农业粮食领域的方式，并不总是有助于减少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例如，大型国际餐饮公司往往被视为引发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部分原因，而不是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见插文10）。

在国际商业性私营部门供资中，外国直接投资是信息来源最全面的一种资金类型。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2017年至2022年期间，“粮食和农业”领域（2017-2019年期间的定义）或“农业粮食体系”（2020-2022年期间的定义）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年均为190亿美元，2020年因COVID-19疫情而下降44%，2022年又恢复至2019年的水平（表16）。如果再加上可被视为粮食安全和营养支持性支出的其他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如第4章S4.1补充材料所述），就会得到同期用于支持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资金为年均430亿美元，2020年这部分资金下降34%（主要由于对数据进行了四舍五入，每栏的合计不一定与该栏各部分的总和完全一致），2022年又主要因为可再生能源投资增加而激增112%。

表16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

注：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的外国直接投资指的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报告的2017-2019年期间粮食和农业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2020-2022年期间农业粮食体系的外国直接投资。如第4章S4.1补充材料中所述，支持性支出被视为能产生粮食安全和营养结果（以及其他领域的结果）的支出，以22%的系数加权，以反映其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贡献。电力不包括可再生能源，电信包括信息服务活动。外国直接投资数据专指“发展中经济体”（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不包括东欧）中已公布的绿地项目。由于对数据进行了四舍五入，每栏的合计不一定与该栏各部分的总和完全一致。有关定义和方法的更多详情，参见第4章S4.4补充材料。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2020。《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疫情后的国际生产》。瑞士日内瓦。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wir2020_en.pdf；贸发会议。2023。《2023年世界投资报告：为所有人获得可持续能源而投资》。瑞士日内瓦。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world-investment-report-2023

根据可获得的有限数据，混合融资^q的数额要小得多。《2023年混合融资状况》报告²¹估计，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平均每年有26%的混合融资交易（约12亿美元）用于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r而2014-2019年期间每年有19%（9亿美元）的混合融资交易。²²在混合融资交易中，用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2的比例在2022-2022年期间处于第8位，2014-2019年处于第9位。^s在混合融资这一类别中，还可加上由多边开发银行私营部门供资筹措工作组联合报告提供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私人间接筹资”^t数据。然而，这些数据（2017-2021年期间所有领域年均460亿美元）仅分为“基础设施”和“非基础设施”两类，不足以评估其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贡献。²³

就国内商业性融资而言，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²⁴提供了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支持农业领域的银行信贷数据。根据此数据来源，2017-2021年期间，银行净贷款为年均100亿美元，几乎从2017年的220亿美元连续下降至2021年的20亿美元（图28）。根据ISF Advisors的报告，²⁵尽管这些数额都不大，但可以认为是占据了农业领域中小型企业供资总额的约四分之三，至少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是如此。^u此外，这些数据反映了可以支持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银行净贷款呈明显下降趋势。

图28 流向农林渔业的银行净贷款呈几乎连续下降趋势

注：每年的存量变化被用来估计净贷款。涵盖93个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缺少这93个国家中3个（阿富汗、白俄罗斯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2021年数据，缺少中国的2020年和2021年数据。使用了最近年份的可得数据来填补空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24。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农业信贷。[2024年7月24日访问]。https://www.fao.org/faostat/zh/#data/IC 。许可：CC-BY-4.0。

https://doi.org/10.4060/cd1254en-fig28

归根结底，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公司的主要供资来源是自筹资金，至少对于农民和中小型企业来说是如此。然而，并不存在关于这类自筹资金的数据。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²⁶提供了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农业资本存量数据，据此可计算出（2017-2021年期间为年均4120亿美元，以201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净资本支出。从理论上讲，自筹资金可以通过从净资本支出中减去支撑这些投资的外部融资（包括上述资金流，即银行信贷、用于农业投资的跨境汇款、国内政府对资本支出的补贴等）计算得出。尽管外部融资数据太少而无法进行这样的计算，但农业净资本支出的最大份额很可能是由农民和中小型企业自筹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