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在消除居高不下的饥饿问题、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明显的倒退。这些问题日益严重，导致全世界难以在2030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和2.2，即彻底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本报告前几期已反复强调，造成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几大主要挑战日益严峻，特别是冲突、气候变异性和极端天气、经济增长放缓和下行等。此外，一些长期存在的深层次因素也在恶化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状况，例如健康膳食难以获取且成本高昂、食品安全问题，以及严重不平等现象持续存在。这些主要不利因素不仅日益频发、强度日增，而且多发并发，并与根源性缺陷叠加共振，导致饥饿和粮食不安全人口数量不断攀升。正如《2021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所述，需要围绕六大变革性途径，针对影响各国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的不利因素，因地制宜，打好政策“组合拳”。
为了确保各项行动达到必要规模，必须提供充足的资金和平等的供资机会，以应对粮食安全和营养挑战。因此，今年报告的主题聚焦于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和2.2提供资金，即为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提供资金支持。
世界各地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粮食安全指标：消除饥饿和确保粮食安全方面最新数据和进展
根据食物不足发生率（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2.1.1）评估，2023年全球在实现“零饥饿”目标方面的进展停滞不前。在2019年至2021年之间，世界饥饿人口数量急剧上升，之后连续三年几乎保持在同一水平，未见改善。最新估计显示，2023年全球食物不足发生率为9.1%。从人口数量来看，2023年约有7.13亿至7.57亿人（分别占全球人口的8.9%和9.4%）食物不足。如果取中间值（7.33亿），则2023年面临饥饿的人口可能比2019年增加了约1.52亿。
非洲仍然是饥饿人口比例最高的区域（20.4%），其次是亚洲（8.1%），拉丁美洲及加勒比（6.2%），以及大洋洲（7.3%）。然而，亚洲仍是饥饿人口数量最多的区域，约3.845亿人，占全球饥饿人口的一半以上；其次是非洲是（2.984亿）、拉丁美洲及加勒比（4100万）和大洋洲（330万）。非洲的食物不足发生率明显呈上升趋势，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有所改善，而亚洲则相对保持稳定。所有区域的食物不足发生率仍高于疫情前的水平。
最新推算表明，到2030年，全世界将有5.82亿人长期食物不足，这比疫情发生前的预测多出约1.3亿人，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零饥饿）方面，挑战之艰巨可想而知。到2030年，全球53%的饥饿人口将集中在非洲。
除了饥饿问题，全球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2.1.2）的发生率也仍远高于疫情前水平。自2019年至2020年疫情期间急剧恶化后，这一指标在近四年内几乎未见变化。2023年，全球约有28.9%的人口（23.3亿人）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即无法正常获取充足的食物。据估计，其中10.7%的人口（超过8.64亿人）处于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即可能偶尔断粮挨饿，甚至一整天或接连数日无法进食。全球严重粮食不安全的发生率从2019年的9.1%上升到2020年的10.6%，自那以来一直保持不变，未见改善。
非洲的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58.0%）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亚洲和大洋洲则更接近全球估计值，分别为28.2%、24.8%和26.8%。
《2030年议程》提出的一大指导原则是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更详细地了解不同人群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有助于监测实现这一愿景的进展。2023年的结果显示，全球范围内，粮食不安全程度随着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而呈下降趋势。农村地区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的发生率为31.9%，而城市周边地区为29.9%，城市地区为25.5%。对男性和女性粮食不安全状况的比较显示，自2015年首次获取数据以来，在全球层面和所有区域，女性的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一直高于男性，尽管在过去两年中，大多数区域的性别差距有所缩小。
健康膳食成本和可负担性
借助健康膳食成本指标，可估算各国国民获取最经济实惠健康膳食的成本。这里的健康膳食定义为：由当地可获取的多种食物组成、能够满足能量和营养需求的膳食。随后将该指标与各国的收入分布进行比较，估算无力负担健康膳食问题的普遍性和无力负担健康膳食的人数。在今年的报告中，这些指标已更新至2022年数据。a得益于新的食品价格数据和方法，今年更新了对健康膳食成本的估算数据，更准确地评估了健康膳食的可负担性，从而对整个系列的两组指标进行了全面修订。
自2017年粮农组织首次发布估算数据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健康膳食成本持续上涨，并在2022年达到峰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平均每人每天3.96美元。全球平均健康膳食成本增幅从2020年至2021年的6%上升到次年的11%。
2022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各区域健康膳食成本情况如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最高（4.56美元），其次是亚洲（4.20美元）、非洲（3.74美元）、北美洲及欧洲（3.57美元）以及大洋洲（3.46美元）。
尽管健康膳食成本有所增加，但从2020年到2022年，全世界无力负担健康膳食的人数连续两年下降。据估计，2022年全球有35.4%的人口（28.3亿人）无力负担健康膳食，相比2021年的36.4%（28.8亿人）有所下降。
然而，各区域的复苏情况并不均衡。亚洲、北美洲及欧洲无力负担健康膳食的人数降至疫情前水平以下，而非洲则大幅增加，2022年增至9.248亿人，比2021年增加了2460万人，比2019年增加了7340万人。从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来看，低收入国家的复苏速度较为缓慢。2022年，这些国家有5.032亿人无力负担健康膳食，是自201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今年距离2030年仅六年之遥，全球粮食安全状况的改善却步履维艰。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人们获取健康膳食的能力大相径庭，导致世界实现“零饥饿”这一宏伟愿景的前景变得愈发黯淡。当务之急在于加快推进农业粮食体系转型进程，增强其抵御各类主要不利因素的韧性，同时根除不平等现象，确保健康膳食供应充足且经济实惠。
营养状况：全球营养具体目标实现进展
在七项全球营养目标方面，减少新生儿出生体重不足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2012年的发生率为15%，2020年为14.7%。预计到2030年，将有14.2%的新生儿出生体重偏低，距降低30%的全球目标相去甚远。
全球在提高六个月以下婴儿纯母乳喂养率方面取得了进展，从2012年的37.1%提高到2022年的48%。然而，要实现2030年70%的目标，世界仍然任重道远。
在全球范围内，从2012年至2022年，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从26.3%下降到22.3%。预计到2030年，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将降至19.5%。同期，消瘦发生率从7.5%下降至6.8%。预计到2030年，全球将有6.2%的五岁以下儿童消瘦，这远高于3%的全球目标。2022年，儿童超重发生率停滞在5.6%。到2030年，预计有5.7%的五岁以下儿童超重，几乎是将超重发生率降至3%这一全球目标的两倍。
在全球范围内，在2012年至2019年期间，15至49岁女性贫血发生率从28.5%上升至29.9%，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32.3%，这与将贫血发生率降低50%的目标相去甚远。
最新估算显示，成人肥胖在2012年至2022年期间呈稳步上升趋势，从12.1%上升至15.8%。预计到2030年，全球将有超过12亿成人肥胖。
在2030年七项全球营养目标中，未达标的国家数量超过了达标的国家数量。
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最不发达国家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和15至49岁女性贫血发生率要高得多；此外，成人肥胖发生率上升也同样令人担忧。
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即营养不足与超重和肥胖并存的现象，在全球所有年龄组中急剧增加。过去二十年，虽然消瘦和体重不足的人数有所减少，但肥胖人数却显著增加。需要采取综合行动，应对造成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共性因素，同时解决营养不足、超重及肥胖等各种营养问题。
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新定义
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和2.2所需的成本，目前存在多种估算数据，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定义，尚无法对当前用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总体资金资源及其构成，以及实现这两个目标所需的成本形成统一认识。如果没有标准化的定义，就无法充分评估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的现状与资金缺口。
界定和衡量粮食安全与营养供资面临的挑战
当前，“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存在多种定义，导致对现有供资水平的估算差异显著。即便是在全球追踪系统和标准化通用援助数据库最为完善的官方发展援助领域，也没有统一的定义或衡量标准，供评估用于支持粮食安全和营养的供资。这一空白导致对粮食安全和营养资金使用数量、流向和效率的估算存在巨大差异，进而影响了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和2.2进程所需趋势和成果的分析。
明确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的含义仍是一项艰巨且极具挑战性的任务。这一难题不仅影响了对当前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水平的追踪，还阻碍了明确资金不足领域、对机构责任的追究，以及对干预措施效果的评估。
粮食安全和营养是一项错综复杂的多维概念，难以简单地归入部门定义的框架。相关的干预措施横跨多个部门，涉及经济、卫生、社会和环境发展等多个层面。然而，资金流和预算通常按部门和用途来定义和分类。在从基于部门的分类系统向结果导向的衡量标准转变过程中，如何评估部门资源对粮食安全和积极营养结果的贡献，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尽管对于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干预措施范围尚未形成广泛的一致意见，但人们对粮食安全和营养本身，及其相互之间的紧密联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健康膳食和卫生状况是营养状况的主要决定因素，但与粮食安全（如营养食物的供应和可负担性）、实践（如与食物和喂养、照护及寻求卫生服务有关的做法）和服务（如清洁水、卫生、教育和社会保护）相关的多种因素都会影响个人实现健康膳食和适度健康的能力和机制。然而，迄今为止，在全面衡量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时，很少会将这一系列干预措施纳入考虑范围。
重要的是，现有定义存在一个重大缺陷：没有包括那些旨在应对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根本原因的资金投入。本报告的往期版本已明确其中的根本原因，主要包括：冲突、气候变异性和极端天气、经济增长放缓和下行，以及一些结构性因素，如营养食物难以获取且价格高昂、食品安全问题，以及严重且持续的不平等问题。
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新定义
供资是指为公共和私营部门提供资金，使其能够开展经济活动、进行采购或实施投资。以下四个来源中的一个或多个均可提供资金：1）国内公共资源；2）国外公共资源；3）国内私营部门资源；4）国外私营部门资源。每种资金来源都可以通过各种融资工具提供资金，支持开展短期和长期干预措施，可以是商业性质的，也可以是附带优惠条件的资金（如低于市场利率的赠款或贷款）。
本报告提出的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的新定义分为核心定义和扩展定义两个层面。核心定义聚焦于支持应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主要根源问题的资金流。在此基础上，扩展定义进一步包括了那些旨在应对近期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加剧背后的主要不利因素和深层次结构性因素的资金流。
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是指提供或获取资金的过程，其目的之一是为了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从物质、社会和经济层面稳定地获得充足、安全和有营养的食物，以满足膳食需求和食物偏好，从而实现积极健康的生活。其目的之二是确保提供适当的食物制备和处理、喂养、照护及寻求卫生服务有关的做法，以及保健、水和卫生服务，确保持续维持良好的营养状况。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还包括相关支出和投资，用于保护所有人免受各种气候、经济、社会、商业和政治因素导致的短期或长期粮食安全和营养不稳定的影响。供资涵盖了与六大转型政策途径相一致的所有干预措施。这些政策旨在增强农业粮食体系韧性，应对导致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主要因素（即冲突、气候变异性和极端天气、经济增长放缓和下行），并解决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包括营养食物难以获取且价格高昂、食品安全问题，以及严重且持续的不平等问题。
为了建立一个增加供资并改善使用效益的框架，需要深入剖析导致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根本原因，并确定受这些问题影响的国家。过去十年，冲突、极端气候和经济衰退日益频发、强度日增，严重损害了全球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外，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加剧了这些问题的影响。
尽管这些主要影响因素各有特点，但往往相互叠加共振，通过农业粮食体系产生多重复合影响，损害粮食安全和营养。因此，粮食安全的所有方面都可能受到影响，包括粮食的供应、获取、利用和稳定性，以及营养的其他决定因素，特别是各种做法（如照护、喂养、寻求卫生服务及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以及卫生服务和环境卫生（如免疫接种、水和环境卫生，以及卫生服务的供应、可负担性和获取）。研究发现，这些因素的出现与粮食安全和营养指标之间存在明显关联，这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观点。
令人担忧的是，大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至少受到其中一项主要不利因素的影响。在同时出现多重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影响更加错综复杂，严重加剧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状况。
要将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的定义付诸实践并衡量供资水平，需要了解如何对资金流进行分类和报告，然后制定指导方针，将资金流与定义相对应。为了编写本报告，制定并应用了初步的对应方法和指南，得出了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的部分估算值及供资模式。
然而，虽然提出了新定义，目前只有部分供资流的数据可用；因此，无法精确估算可用资金的数额，更无法准确计算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和2.2所需的资金缺口。有鉴于此，必须改进数据来源和方法，以确保获取更优质的数据，为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决策提供实证依据。因此，本报告呼吁广泛采用标准化方法，并提高其使用透明度，以确保供资数据一致且具有可比性。
当前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供资水平与缺口
目前的数据主要只能追踪公共支出、官方发展援助及其他官方资金流，而私营部门资金流往往难以追踪。
不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和2.2确切需要多少资金，如果不能有效调动资金，代价将是巨大且深远的。
追踪当前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水平
从2010年至2021年，全球低收入国家农村居民的人均政府农业总支出几乎保持不变，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同一时期末才出现了微幅增长。在这两类国家中，2010年至2019年期间，农村居民的平均农业公共支出分别仅为8美元和37美元。相比之下，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农业公共支出显著较高，且只有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显示出系统性增长趋势。
目前，并非所有国家都有现成的公共支出数据，因此限制了应用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的核心和扩展定义的范围。
在贝宁和乌干达这两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用于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公共支出呈现持续增长趋势。在分析期内，贝宁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公共支出总额中有65%被投入到粮食消费和卫生领域，而乌干达的比例为73%；其余部分则用于应对导致近期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人口数量增加的不利因素。
其他八个中等收入国家在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公共支出也实现了绝对增长。在这些国家中，用于应对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主要因素的公共支出比例普遍较高。
2021年，全球用于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官方发展基金流量达77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官方发展援助。从2017年至2021年，所有来自援助部门的这些资金中，用于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资金占比甚至不足四分之一。
用于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的构成总体上非常稳定。2021年，大部分此类资源流向粮食消费（770亿美元中的350亿美元），而用于应对造成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主要不利因素的资金相对较少（270亿美元），用于改善卫生状况的资金更少（150亿美元）。
在2017年至2021年期间，低收入国家人均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为30美元，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为10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为8美元。同期，用于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在非洲各区域以及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群体中增长最为显著。
“私营部门”资金包括非商业性私人供资和商业性私人供资。
2017年至2021年，用于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慈善资金平均每年仅为40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粮食消费和卫生事业。据估计，2017年至2022年期间，年均跨境汇款额度为7350亿美元（以当前美元价格计算）。这些资金中，近一半可能用于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大部分用于促进粮食消费，而非投资于农业和其他粮食体系活动。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2017年至2022年期间，“粮食和农业”领域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平均为190亿美元。2023年版《混合供资状况》报告估计，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平均每年有26%的混合供资交易（约12亿美元）用于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2017年至2021年期间，银行贷款净额平均为100亿美元，且几乎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到2030年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政策与干预措施成本
由于现有数据存在缺口，通常使用经济模型来估算主要用于减少饥饿（及改善营养）所需的额外资金。
各项研究得出了不同的估算值。研究结果显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和2.2的政策和干预措施，从现在到2030年，需要额外投入1760亿美元到3975亿美元，以消除食物不足；另需投入900亿美元，以实现特定全球降低营养不足的目标。若进一步考虑为数亿人提高健康膳食的可负担性，以及落实必要转型政策，以减少食物不足人口的数量，估计资金缺口将急剧扩大至15.4万亿美元。
不作为或行动迟缓的代价
若不填补资金缺口，到2030年及以后，全球仍将有数亿人处于饥饿、粮食不安全及营养不良的困境，无力负担健康膳食，进而在中长期内对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带来影响。
突发重度和长期粮食不安全威胁着最需要粮食援助的人群。若不为此类援助提供资金支持，将对个人、地方社区及捐助国造成负面影响。同时，若不及时提供资金，解决造成粮食不安全和营养的结构性痼疾，将会引发更高的社会、经济与环境成本。
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给个人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其影响正日益加剧，并转移到了最贫困的国家。
虽然实施变革性政策可能需要投入数十亿美元，但不作为的代价将高达数万亿美元。根据粮食与土地利用联盟的《全球咨询报告》，以2018年的价格计算，现行粮食与土地利用体系每年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卫生、营养与环境成本高达12万亿美元。该报告2020年版所提供的实证显示，在当前的粮食消费模式下，到2030年，预计每年因不健康膳食引发的过早死亡和慢性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超过1.3万亿美元。《2023年粮食与农业状况》揭示，全球农业粮食体系隐性的量化成本高达10万亿美元以上。在这些隐性成本中，最主要的部分源于不健康的膳食模式，不仅增加了各种疾病的风险，还可能显著降低劳动生产水平。
许多国家政府难以执行拨出的预算。部分可用资金可能并未以最具成本效益、最为公平，以及环境可持续的方式投入使用。
本报告2022年版揭示，在2013至2018年期间，全球每年对粮食和农业的投入接近6300亿美元。重新调配这些资源，有助于降低健康膳食的成本，提高其在全球，特别是中等收入国家内的可负担性。
针对六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一项研究显示，这些国家的政府亟需优化农业和畜牧业部门的预算分配，否则将错失提高农业粮食产量、在农村地区创造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并帮助国民脱贫并负担得起健康膳食的良机。
扩大供资规模、填补资金缺口的必要条件
加大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资金投入
在所分析的119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63%的国家资金获取能力有限或适中，37%的国家能力较强。平均而言，资金获取能力有限的国家食物不足发生率（23.1%）远高于能力适中国家（10.4%）和能力较强的国家（6.9%）。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指标也呈现出类似趋势，尽管资金获取能力有限和适中的国家平均比例更为接近，分别为23.9%和20.9%。
另一方面，在所有分析国家中，有74%受到一种或多重主要不利因素的影响，其中66%的国家资金获取能力有限或适中，大多数（42%）为有限。受多重主要不利因素影响的国家比例较高，为将粮食安全和营养目标纳入其他供资领域的主流提供了依据，这些领域的优先重点并不总是包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和2.2。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从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程度以及受主要不利因素影响的程度来看，最需要援助的国家在增加粮食安全和营养方案供资方面存在结构性限制。从理论上说，所有国家都有资格从大多数现行供资方案获取资金，但各国获取资金的能力受财务风险认知水平和相关成本的影响。所有供资利益相关方，尤其是私营部门以商业收益为导向的供资利益相关方，风险规避意识明显很强，几乎不可能在财务风险最大的国家参与供资。
因此，资金获取能力有限的国家可能只能依靠国际发展资金（如官方发展援助）提供的赠款或低息/无息贷款，因为可能无法利用其他金融工具，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国家财务风险较高，供资利益相关方可能不感兴趣。
在资金获取能力适中的国家，增加国内税收更为可行。除了国民经济的构成和正规化、机构和治理机制等因素外，收入水平也是决定税收扩张潜力的关键因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高，税收潜力越大。
随着财务风险的降低，各国将有更多机会获取资金。资金获取能力较强的国家将能够通过公司投资、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等私营部门供资渠道，获取股权投资、商业利率贷款和债券。实际需要捐助方或公共部门开展的去风险活动则会大大减少。
填补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和2.2所需资金缺口的创新方法和工具
赠款和低息/无息贷款无疑是最传统的优惠融资工具，但作为混合供资战略的一部分，也可以设计成更具创新性的方式，与去风险举措配合运作，增加私营部门的资金投入。采取技术援助与赠款和/或贷款相结合的方式，能有效克服导致粮食安全和营养倡议难以获取私营部门资金的两大主要障碍，即：项目缺乏银行担保，以及业务准备不足问题。
混合供资作为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旨在为私人投资者在面临较高风险时提供保障，进而吸引那些愿意承担更大风险和更长投资回报期的资金。特别是在涉及重大发展利益的情境中，政府、捐助方等关键主体可以利用混合供资模式作为策略性工具，引导必要的资金流向，以促成预期成果。混合供资的基本理念是，在初期吸引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资本介入，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方认为整体风险逐步降低，商业供资就能逐步取代在初期阶段起到关键带动作用的赠款或优惠融资。
绿色债券、社会债券、可持续发展债券以及与可持续性挂钩的债券等债务工具为政府、多边开发银行、商业银行以及地方公司提供了多样化的融资途径。这些工具与发展目标紧密相连，特别适合为那些因受到极端气候和/或经济衰退等主要不利因素影响、导致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国家提供资金支持。
尽管上述创新工具有助于扩大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规模，但在各国国内，某些特定人口群体在获取金融服务方面长期面临重大制约。 拓宽女性获取金融服务的渠道，不仅有助于提升她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还能间接提升其家庭和社区的整体生计水平，包括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从宏观角度看，将女性纳入金融服务群体，将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进而增强国家抵御经济放缓和衰退的能力。
尽管人们广泛认可土著人民在实现《巴黎协定》、《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和《2030年议程》目标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但相应的供资战略并未充分反映他们的独特地位。同样，不解决小农户和中小型农业食品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会限制他们为实现粮食安全和改善营养所作的贡献。例如，这可能会限制他们提供安全、营养食物的能力。尽管他们在农业粮食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往往无法获取充分的金融服务。投资者常常规避与汇率风险相关的风险，往往不愿意以当地货币为当地市场生产者提供资金，而是更倾向于规避与汇率有关的风险，并在较大程度上为出口导向型生产商服务。
优化不同资金来源的协同效应
目前，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体系高度分散：利益相关方在资助内容和目标上缺乏共识，导致参与方激增，且往往越权行事，而非协同合作。这造成大量援助活动规模偏小、缺乏协调，且主要由双边捐助方推动。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应鼓励大中小型利益相关方加强协调合作。大型捐助方常因缺乏动力，而不愿与小型捐助方协调或共同资助活动。此外，捐助方和慈善基金会迫切需要根据受援国的优先领域调整支出重点。现有供资体系主要由高收入国家和大型发展机构主导，并不总是考虑到受援国和群体的实际需求。
当然，加强协调需要更强大、更稳固的国家政府，但国家政府面临诸多挑战。政治经济问题和政府决策的不可预测性影响了资金流与国家优先重点的协调匹配，并让私人投资者感觉风险较大。支出的吸收能力和技术效率固然重要，但良好的治理结构和强有力的国家机构同样不可或缺。
当前供资环境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缺乏数据、透明度和问责制，这实际上加剧了潜在供资方对财务风险的担忧。如能提供更可靠的资金数据，并进一步公开资金数据，则可以有效增强粮食安全和营养干预措施的“投资吸引力”，再生农业等领域已经出现这种趋势。
在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之前，首要初步工作是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和2.2确立为国际政策议程的优先重点。采用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整体视角，考虑其跨部门属性，并强调营养等领域投资的短期和长期回报，是成功改革现有供资体系的必要条件。
使用“粮食安全和营养”一词旨在强调实现粮食安全的四个维度及其与营养安全的紧密联系，以及采取互补行动实现这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必要性。同时，“粮食和营养安全”的总体目标也可以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政策目标。
为了有效开展协调，首先必须将国家和地方主体及其优先重点置于“主导地位”。然而，考虑到各主体的权力和能力并不均衡、全球层面缺乏捐助方协调、以及数据缺口可能导致难以说服捐助方改变优先重点，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
除了加强协调外，供资利益相关方还应改善其在扩大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方面的作用。捐助方等发展伙伴，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多边开发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应率先开展风险减缓活动，如采用混合供资或其他财务工具扩大官方发展援助规模，以调动私营部门投资。
如何将私营部门纳入改进后的供资架构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私营部门应将卫生、环境和社会风险纳入供资决策进程，将资金从潜在的有害投资转向有利于卫生、环境和社会成果的投资。
各国政府可以进一步调动国内税收资源，增加在粮食安全和营养优先部门的支出，并考虑调整政策支持方向。资金获取能力较强的国家必须加强对避税和洗钱活动的监管，这些非法活动往往导致资金获取渠道有限的国家税收流失。
最后，填补信息空白需要国际社会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将无法对实现发展目标的前景进行切实的估测。
下一步工作
尽管两年来全球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程度基本未见改观，但世界许多区域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在营养方面，成人肥胖和15至49岁女性贫血发生率上升趋势令人担忧，但许多国家发育迟缓和消瘦儿童人数不断减少，增加了他们充分实现成长发育潜力的机会。我们需要发掘积极变革的潜力，并充分实现充足食物权和适当生活水准权的潜力，保障所有人，尤其是子孙后代的尊严、健康和福祉。
一个严重问题是缺乏衡量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的共同定义或标准。要管理无法充分衡量的指标，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极其困难。现有方法很难充分评估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水平和资金缺口，更遑论评估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和2.2而进行的供资进展或遭遇的挫折。
本报告提出全新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定义，并详细介绍了落实指南，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然而，本报告也清楚地表明，当前的资金数据结构和可用资金存在严重局限，阻碍了新提出的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定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应用。换言之，由于存在严重的数据局限，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准确衡量现有的粮食安全和营养资金，以及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和2.2所需填补的资金缺口。本报告强烈呼吁全球和各国采取紧急行动解决这一问题，助力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行动议程。
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是根本任务，不应将其视为与其他发展目标争夺资源的领域。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错综复杂性，涉及多个部门，相关供资工作必须摈弃各自为政的做法，转而采用更加全面的策略，使供资利益相关方能够将粮食安全和营养目标纳入更广泛的资金流和投资战略中。
希望本报告的行动呼吁能为2024年9月未来峰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供资讨论，以及所有即将举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讨论，包括2025年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政治进程提供参考。让我们和衷共济、奋发有为，加大投资力度，建设一个没有饥饿、免于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世界，共同守护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