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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世卫组织。2019年。《2019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防范经济减速和衰退》。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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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2-5-131782-2
E-ISBN 978-92-5-131831-7 (MOBI)
© 粮农组织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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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 ©Shutterstock/Valeriya Anufriyeva

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名青年妇女在街头摊位上出售水果。

目 录

前 言

方 法

致 谢

缩略语

要 点

内容提要

第1部分
2019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1.1 饥饿和粮食不安全最新趋势

1.2 实现全球营养目标方面的进展

1.3 全面了解粮食安全和营养对健康和福祉的重要性

1.4 结 论

第2部分
面对经济放缓和下行，持续摆脱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2.1 经济放缓和下行及其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

2.2 商品依赖性及其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相关性

2.3 经济增长、贫困、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关系：不平等的作用

2.4 在经济放缓和下行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摆脱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政策

2.5 结 论

附 件

附件 1A

第1部分统计表

附件 1B

统计表方法说明

附件 2

第1部分中的方法

附件 3

食物不足发生率（PoU）变化点定义、方法和国家名单

附件 4

经济增长和食物不足发生率的变化

附件 5

造成2018年危机级急性粮食不安全的主要因素

附件 6

商品依赖度定义和国家名单

附件 7

术语表

注 释

表、图和插文

表

1 2005-2018年世界食物不足发生率

2 2005-2018年世界食物不足人数

3 2014-2018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以及重度粮食不安全单项的发生率，按照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估算

4 2014-2018年面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以及重度粮食不安全单项的人数，按照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估算

5 粮食不安全与各种形式营养不良之间的关联：基于国家数据的跨国分析

6 不同年龄组中家庭粮食不安全与超重或肥胖之间的关联：对部分国家微观层面数据的分析

7 家庭粮食不安全、儿童发育迟 缓和消瘦、育龄妇女贫血之间的关联：对部分国家微观层面数据的分析

8 经济冲击是2018年粮食危机第二位和第三位的重要诱因

9 高度商品出口和商品进口依赖性不利于粮食安全

10 高度依赖商品的国家政府社会、卫生和教育部门支出以及全民卫生覆盖率

11 对策、经济放缓和下行时期可获性以及可能的负面影响

12 减少贫困的多部门政策以及必须克服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制约因素

A1.1 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进展：食物不足发生率、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部分形式营养不良、纯母乳喂养和低出生体重

A1.2 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进展：受食物不足、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部分形式营养不良影响的人数；纯母乳喂养婴儿人数和低出生体重新生儿人数

A2.1 变量定义和来源

A2.2 变量定义和来源

A2.3 结 果

A2.4 按年龄/性别组分类的营养不良指标（因变量）

A2.5 自变量

A3.1 2011-2017年食物不足发生率上升变化点与经济减速或衰退相对应的国家

A4.1 关于2011至2017年间食物不足发生率和经济增长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A4.2 2011年至2017年间食物不足发生率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回归

A4.3 2011至2017年间食物不足发生率变化和食物不足发生率上升三个驱动因素的回归

A4.4a 食物不足发生率变化（2011至2017年间）和食物不足发生率三个驱动因素之间回归的估计系数 — 每个收入组的驱动因素分别回归

A4.4b 食物不足发生率变化（2011至2017年间）和食物不足发生率三个驱动因素之间回归的估计系数 — 每个收入组的驱动因素合并回归

A5.1 2018年遭受粮食危机和经济冲击的国家和领土

A6.1 依赖商品出口和进口的国家定义

A6.2 按初级产品依赖度分类的国家和领土（1995-2017年）

A6.3 经济减速或衰退与食物不足发生率变化点上升和/或受粮食危机影响对应出现的国家

图

1 世界食物不足人数自2015年起持续增加，目前已回落到2010-2011年的水平

2 西非食物不足发生率正在快速上升

3 撒哈拉以南非洲受冲突影响的国家食物不足人数急剧增加

4 干旱是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近期食物不足人数增加的原因之一

5 西亚是亚洲唯一一个食物不足发生率上升的分区域

6 西亚国家近年受民众暴动影响食物不足发生率呈上升趋势

7 南美洲国家食物不足发生率上升给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平均值带来上行压力

8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近年食物不足发生率显著增加

9 尽管亚洲仍然占主导地位，但世界上超过30％的食物不足人口生活在非洲

10 过去五年（2014-2018年），主要受非洲和拉丁美洲粮食不安全水平提高影响，全球粮食不安全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

11 粮食不安全严重程度的集中和分布情况在世界不同区域存在显著差异

12 随着国家收入水平下降，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和重度粮食不安全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均会上升

13 极端贫困人数和食物不足人数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持续减少后，食物不足人数和粮食不安全人数近年一直在持续增加

14 各大洲女性粮食不安全发生率略高于男性，其中拉丁美洲的差别最大（2016-2018三年平均值）

15 营养不良工作进展过于缓慢，无法实现2025年和2030年全球营养目标

16 发育迟缓、消瘦和超重仍对大批5岁以下儿童的生活产生影响

17 超重发生率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上升，成年期达到最高峰

18 各区域超重发生率在所有年龄组中均呈上升趋势，其中成人和学龄儿童（包括青少年）的上升趋势尤为突出

19 2000-2016年肥胖发生率增幅高于超重发生率的增幅

20 平均体重指数的城乡差别正在缩小

21 旨在预防或减少超重及肥胖的政策和计划范例

22 自2008-2009年间全球经济急转直下以来，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并不均衡

23 很多分区域从2011年起连年发生经济放缓及衰退

24 与发生经济放缓和下行有关的食物不足发生率上升变点

25 经济增长放缓导致低收入国家饥饿人数显著增多（2011-2017年）

26 2011-2016年商品价格（尽管较高）同比下降

27 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是高度商品依赖国家

28 2003-2017年，高商品依赖国家与低商品依赖国家相比，经济增速降幅更大 — 饥饿形势越严峻，情况越恶劣

29 国际商品价格下跌对商品依赖经济体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潜在负面影响：传播渠道

30 商品价格走低，引发哥伦比亚和智利当地货币贬值

31 国家层面食物不足发生率和儿童发育迟缓率与极端贫困相关

32 儿童发育迟缓的高发生率不仅出现在最贫困家庭

33 世界上大多数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非洲，但大多数饥饿人口和受发育迟缓影响的儿童都生活在亚洲

34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差距始终显著

35 世界上近一半国家（包括若干低收入国家和某些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

36 有些国家收入差距缩小，有些国家收入差距扩大

37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国家农业用地分配不均

插 文

1 可持续发展目标2.1用于监测在消除饥饿和确保人人都能获得食物方面相关进展的两项指标

2 食物不足发生率系列数据修订版和2018年预测值

3 计算基于“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的估计值，使之具备全球可比性

4 如何比较粮食不安全与其他重要人类发展指标？

5 出于不同目的的各类粮食安全评估

6 超重和肥胖以及营养不良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产生的影响

7 学龄儿童的超重和肥胖风险因素

8 在人道主义援助背景下采用双任务行动解决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

9 什么是经济放缓和下行？

10 世界饥饿人数为何未在全球粮食和金融危机期间增加？

11 什么是商品依赖性？如何衡量？

12 哥伦比亚的经济放缓和基本食物成本

13 说明中国和印度的贫困以及粮食安全和营养趋势：增长模式和初始不平等

14 在经济增长背景下解决巴西不平等问题 — 摆脱饥饿和营养不良

15 增加土著居民的机会是促进其膳食多样性的关键

16 农业和农村地区不平等的性别层面

17 社会保护对粮食安全和营养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经济放缓和下行期间

18 防止不可取对策的本地学校供餐途径

19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及塞内加尔推动小规模农业多样化和市场一体化

20 贸易政策、粮食系统以及粮食安全和营养

前 言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一项变革愿景，认识到，我们的世界正在不断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新的挑战，而我们如果想要打造一个没有饥饿、粮食不安全和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世界，就必须应对这些挑战。

世界人口一直在稳定增长，目前多数人生活在城市地区。技术正在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不断演化，而经济也不断趋于互联互通和全球化。但很多国家并未在这种新型经济中看到持久性增长。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其增长速度并未达到我们的预期。冲突和动荡在不断加剧，变得更加难以应对，致使更多人口流离失所。气候变化以及气候波动幅度加大和极端事件增加正在影响着农业生产率、产量和自然资源，同时也对粮食系统和农村生计造成影响，包括导致农民人数不断减少。所有这些已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粮食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方式，同时带来了粮食安全、营养和健康领域的新问题。

今年是我们联手编写《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的第三年。这再次坚定了我们的决心，去联手应对新的挑战，打造没有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世界。

近几年的报告表明，十多年来世界饥饿人数不断减少的趋势已经结束，饥饿人数开始再次回升。今年的报告表明，全球食物不足发生率已基本稳定，但食物不足人口绝对数却在继续增长，尽管速度较慢。

今天，世界上仍有8.2亿人口在忍受饥饿，说明到2030年实现“零饥饿”目标仍是一项艰巨的挑战。饥饿问题在非洲几乎所有分区域均在加剧，在拉丁美洲和西亚也是如此，只是程度稍好于非洲。我们对南亚过去五年取得的大幅进展表示欢迎，但这一分区域的食物不足发生率仍在亚洲高居首位。

另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世界上仍有约20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由于无法正常获取营养、充足的食物，这些人更容易面临营养不良和健康受损的风险。虽然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现象主要集中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但北美和欧洲也有近8%的人口受此困扰。在所有大洲，发生率在女性中略高于男性。

我们在各项营养指标上也不容乐观。如果当前趋势延续下去，那么我们既不可能实现到2030年将发育迟缓儿童数量减半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也不可能实现到2025年将低出生体重发生率降低30%的世界卫生大会目标。今年的报告提出警告，2015年，每七名活产婴儿中就有一名出生时为低体重（全球共2050万名），其中很多为仍处于青少年期的女性所生。超重和肥胖趋势是令我们深感担忧的另一项原因，因为这一现象在所有区域中均呈增长趋势，尤其是在学龄儿童和成人当中。最新数据显示，肥胖是全球400万人的致死原因，并且正在推高所有年龄组的患病风险。

我们必须加大力度应对这些令人不安的趋势，不仅要扩大行动规模，还要推动跨部门合作，让农业、粮食、卫生、水资源和环境卫生、教育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共同参与不同政策领域的工作，包括社会保护、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等领域。

当我们寻求解决方案时，我们必须牢记世界经济的脆弱现状。自2008-2009年全球经济大衰退以来，很多国家的复苏步伐并不平稳，全球经济前景正在再次变得暗淡。

重要的是，今年的报告注意到，饥饿问题在很多经济增长滞后的国家中均在不断加剧。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国家多数并非低收入国家，而是中等收入国家以及初级产品严重依赖国际贸易的国家。各种经济冲击还延长和加重了粮食危机背景下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现象。如果我们置之不理，这些趋势可能会对各种形式营养不良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此外，我们还看到，在收入及其他资源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经济减速和衰退会对粮食安全和营养造成更为深入的影响。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面临经济困难时维护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在经济快速发展时开展明智的投资，以便在爆发经济动荡时减轻经济脆弱性，强化应对能力，实现快速复苏。我们必须推动惠贫、包容的结构性变革，以人为本，将社区视为减轻经济脆弱性的核心，同时本着“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原则，努力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以及所有形式的营养不良。

为了让我们的变革愿景做到惠贫、包容，我们必须将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关切纳入减贫工作中，最大限度形成合力，消除贫困、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我们还必须使减轻性别不平等和对某些人群的社会排斥成为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手段或结果。

这要求所有利益相关方和所有国家加快统一行动，包括由联合国和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协议和执行手段，为各国的发展重点提供不懈、全面的支持，使各国能够采取以人为本的方式，走上一条惠贫、包容的变革道路，让我们的世界免于贫困、饥饿、粮食不安全和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

方 法

《2019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由粮农组织经济及社会发展部农业发展经济司协同该部统计司以及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技术专家组成的一个编写小组联手编写。

由联合国这五家机构指定的高层管理人员组成的一个高级咨询小组为本报告的编写工作提供了指导。该小组在粮农组织领导下，确定了报告大纲和专题重点。小组还负责监督由五家合作出版机构的专家组成的技术编写小组。各份背景技术文件为编写组成员开展研究和数据分析提供了支持。

编写组完成了多份阶段性成果，包括一份注释大纲以及报告初稿和终稿。编写过程每个阶段的成果均由高级咨询小组审核并批准。终稿经过了五家机构总部和下放办事处不同部门高层管理人员及技术专家的严格技术审核。最后，本报告由五家机构的首长审核和批准。

致 谢

《2019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联合编写。

在粮农组织经济及社会发展部Maximo Torero Cullen的总体指导下，该部的Marco V. Sánchez Cantillo和José Rosero Moncayo为出版工作提供指导，Cindy Holleman作为主编负责全面协调工作。报告编写过程得到了指导委员会的指导，该委员会成员为五家机构的代表，包括：Marco V. Sánchez Cantillo（主席）、Sara Savastano（农发基金）、Victor Aguayo（儿基会）、Arif Husain（粮食署）和Francesco Branca（世卫组织）。Rui Benfica、Alessandra Garbero和Tisorn Songsermsawas（农发基金）、Roland Kupka（儿基会）、Yvonne Forsén（粮食署）和Marzella Wüstefeld（世卫组织）参与了协调工作，并提供了技术编辑支持。五家机构的负责人以及高层员工为本报告提供了宝贵意见并最终批准了本报告。

报告第1部分由Anne Kepple（粮农组织）负责协调。第1.1节由Carlo Cafiero与冯娟、Mauro Del Grossi、Anne Kepple和Sara Viviani共同编写，Piero Conforti和Meghan Miller（粮农组织）提供了相关材料；第1.2节由Chika Hayashi和Vrinda Mehra（儿基会）与Laurence Grummer-Strawn（世卫组织）编写，以下人员提供了相关材料：Anna Lartey、Dalia Mattioni和Trudy Wijnhoven（粮农组织）；Julia Krasevec、Richard Kumapley和Roland Kupka（儿基会）；Mica Jenkins和Jennifer Rosenzweig（粮食署）；Melanie Cowan、Katrin Engelhardt、Kaia Engesveen、Karen McColl、Kuntal Saha和Marzella Wüstefeld（世卫组织），Nona Reuter（儿基会）提供了图文设计方面的支持。第1.3节由Carlo Cafiero与Abdul Sattar、Cristina Alvarez、冯娟、Mauro Del Grossi、Adeeba Ishaq、Anne Kepple和Firas Yassin（粮农组织）编写，Laurence Grummer-Strawn（世卫组织）提供了相关材料。José Rosero Moncayo为第1部分提供了编辑支持。

报告第2部分由Cindy Holleman（粮农组织）负责协调。第2.1节、第2.2节和第2.3节由Cindy Holleman编写，以下人员提供了相关材料：Giovanni Carrasco Azzini、Valentina Conti、Kostas Stamoulis、Margaret Wagah和Trudy Wijnhoven（粮农组织）；Aslihan Arslan、Rui Benfica、Antonella Cordone、Mattia Prayer Galletti、Steven Jonckheere和Tisorn Songsermsawas（农发基金）；Oscar Caccavale、Friederike Greb和Lena Hohfeld（粮食署）； Karen McColl、Nicole Valentine和Marzella Wüstefeld（世卫组织）。第2.4节由Ana Paula de la O Campos编写，以下人员提供了相关材料：Kostas Stamoulis和Leopoldo Tornarolli（粮农组织）；Anja Lund Lesa（农发基金）；Enrique Delamónica和Roland Kupka（儿基会）；Carmen Burbano和David Ryckembusch（粮食署）以及Lina Mahy、Karen McColl、Helen Walls和Marzella Wüstefeld（世卫组织）。Marco V. Sánchez Cantillo为第2部分提供了编辑支持。

五家机构不同技术部门的无数名同事为本报告提供了宝贵的技术意见和支持。多名专家在全机构技术审核过程，对报告进行了全面的技术审评。

Filippo Gheri在Carlo Cafiero（粮农组织）的监督下负责整合食物不足估计数和预测数。Chiamaka Nwosu负责整理基于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的汇总估计数，而Marinella Cirillo 在Carlo Cafiero和Sara Viviani（粮农组织）的监督下为之编写了相关材料。粮农组织统计司的Salar Tayyib和食物平衡表团队以及粮农组织贸易及市场司的Boubaker Ben Belhassen和Josef Schmidhuber及其带领的商品平衡表团队提供了辅助性数据。Richard Kumapley（儿基会）负责汇总营养相关数据，Chika Hayashi、Julia Krasevec和Vrinda Mehra（儿基会）以及Elaine Borghi和Lisa Rogers（世卫组织）为之提供了相关材料；Valentina Conti（粮农组织）在Cindy Holleman的监督下负责为第2部分和附件3-6完成数据和经济计量分析，Stefania Di Giuseppe为之提供了数据分析方面的支持，Aurelien Mellin（粮农组织）为之提供了有关冲突和粮食危机的数据材料。

粮农组织经济及社会发展部的Giovanni Carrasco Azzini、Andrew Park和Daniela Verona为报告制作提供了支持。

除了上文提及的人员外，粮农组织会议规划及文件处还提供了印刷服务和翻译服务。

粮农组织全组织交流办公室下属的图书馆及出版物处为所有六种官方语言版本提供了编辑支持、设计和排版服务以及出版协调工作。粮农组织因特网及内部交流处为第1部分的设计提供了补充支持。

缩略语

BMI 体重指数

CGP 儿童补助计划

CH 协调框架（Cadre Harmonisé）

CV 变异系数

DEC 膳食能量消费量

DES 膳食能量供给量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DI 外商直接投资

FIES 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

FImod+sev 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

FIsev 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

FSIN 粮食安全信息网络

GAM 全球急性营养不良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IEWS 全球粮食和农业信息及预警系统

GIS 地理信息系统

GRFC 《全球粮食危机报告》

HLPE 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

HSNP 饥饿安全网计划

ICN2 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

IFAD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PC 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

LAC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LICs 低收入国家

MDER 最低膳食能量需求量

MENA 中东及北非

MGNREGS 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

MICs 中等收入国家

NCD 非传染性疾病

PAFA 农业价值链支持项目

PAL 体力活动水平

PoU 食物不足发生率

PPP 购买力平价

PSNP 生产性安全网计划

RFM 风险融资机制

SDGs 可持续发展目标

SIDS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ToT 贸易条件

UHC 全民医疗覆盖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科文组织）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

USD 美元

WASH 水、环境卫生及个人卫生

WDI 世界发展指标

WFP 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

WHA 世界卫生大会

WHO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

要 点

世界上的饥饿趋势用食物不足发生率表示，这一趋势经过几十年稳定下降后，过去三年却完全不再变化，停留在略低于11%的水平上。同时，饥饿人口数已开始缓慢增加。因此，2018年世界上仍有8.2亿多人口遭受饥饿，充分说明到2030年实现“零饥饿”目标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饥饿问题几乎在非洲所有分区域均在加剧，使非洲的食物不足发生率接近20%，为全球最高。饥饿问题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也在缓慢加剧，虽然其发生率仍低于7%。在亚洲，西亚的食物不足发生率自2010年来一直在不断上升，当前发生率超过12%。

今年的报告提出了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2.1的第二项指标，即基于“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FIES）的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虽然重度粮食不安全与饥饿概念有着关联，但经历中度粮食不安全的人们面临的问题是无法确定有能力获得食物，被迫在自身所消费的食物质量和/或数量上做出牺牲。

如果将世界上面临中度粮食不安全的人数与饥饿人数相加，估计共有超过20亿人无法保证获得安全、营养、充足的食物，包括北美洲和欧洲8%的人口。

2015年，全球每七名新生儿中就有一名出生时为低体重，全球总数达2050万名。自2012年来，在减轻新生儿低体重问题上并未取得任何进展。不过过去六年中，世界上受发育迟缓困扰的五岁以下儿童人数已减少了10%。然而，目前仍有1.49亿儿童发育迟缓，因此要想实现到2030年将发育迟缓儿童数量减半的目标，目前的进展速度过于缓慢。

超重和肥胖现象在所有区域均持续增加，尤其在学龄儿童和成人中。2018年，估计共有4千万名五岁以下儿童超重。大约三分之一超重的青少年和成人以及44%的5-9岁的超重儿童属于肥胖。2016年，1.31亿5-9岁儿童、2.07亿青少年以及20亿成人超重。营养不良造成的经济损失令人震惊。

对各区域部分国家家庭和个人层面数据的分析表明，粮食不安全是造成多种形式营养不良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尤其在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里，生活在粮食不安全家庭中的学龄儿童、青少年和成人将面临肥胖的风险。

本报告以往版本曾阐述了冲突和气候变化及极端事件如何加剧这一趋势。今年的报告指出，2008-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后，很多国家的经济复苏速度不均以及经济不景气问题也对我们为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所做的努力构成障碍。资金紧张、贸易紧张关系升级、财政状况恶化等都给全球经济前景带来了不确定因素。

饥饿问题在很多面临经济减速或收缩的国家中不断加剧，主要是中等收入国家。此外，各种经济冲击还延长和加重了冲突和气候冲击引发的粮食危机。

在65个最近因经济减速和衰退对粮食安全和营养造成负面影响的国家中，52个严重依赖初级产品出口/或进口。

在不平等现象更加突出的地方，经济减速或衰退会对粮食安全和营养造成更加严重的破坏。收入不平等会提高发生重度粮食不安全的概率，相比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的概率要高20%。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也与营养不足有着密切关联，同时更复杂的不平等格局还与肥胖有着关联。

为维护粮食安全和营养，必须通过现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来克服可能出现的不良经济周期，同时尽最大努力避免削减基础服务，如医疗和教育。但从长远看，只有通过惠贫、包容的结构性变革，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尤其对严重依赖初级产品贸易的国家而言。

为确保结构性变革能做到惠贫、包容，我们必须将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关切纳入减贫工作中，同时使减轻性别不平等和对某些人群的社会排斥成为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手段或结果。

内容提要

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时代推进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监测

两年前，为迎合新时代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对实现一个没有饥饿和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世界方面取得的进展进行监测的需要，本年度报告做出了调整。报告从2017年起，同时对消除饥饿和确保人人获得粮食的相关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2.1）以及消除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的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2.2）的进展情况进行监测。鉴于报告的范围有所扩大，新增了对营养的关注，因此本报告更名为《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联合国儿基会和世卫组织加入了原先由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署组成的伙伴关系。为更好地引导各方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所面临的挑战，本报告还进一步扩大了范围，增加了针对所观察到的粮食安全和营养趋势背后的驱动因素进行的深入专题分析，并将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相关进展与其它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起来。

本报告传统上一直采用食物不足发生率 （PoU）来监测世界上的饥饿状况，这是用于监测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1方面所取得的全球进展的指标之一。今年的报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首次采用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框架中的另一项指标，即基于“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FIES）的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2030年议程》通过这一指标认识到，粮食不安全不只意味着饥饿。“零饥饿”目标不仅要“消除饥饿”，还要“让所有人[…]全年都有安全、营养丰富和足够的食物”（可持续发展目标2.1）和“消除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可持续发展目标2.2）。幸运的是，目前数据收集和衡量工具都在不断快速发展，以应对新议程带来的监测方面的各项挑战，而本报告也增加了这一粮食不安全新指标。因此，报告采用的是一种更全面的方法，可监测在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营养不良等方面的进展，同时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经过十年的稳定减少后，世界上的饥饿人口数已连续几年缓慢增加，说明到2030年消除饥饿仍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本报告近两期已通过证据指出，世界上的食物不足发生率长达十年的稳定下降趋势已经结束，饥饿问题已开始缓慢加剧。今年的现有证据再次确认，全球食物不足发生率过去三年一直稳定在略低于11%的水平上。然而，饥饿人口绝对数量仍在继续增加，虽然增速缓慢。当前世界上共有8.2亿饥饿人口，说明到2030年实现“零饥饿”目标仍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饥饿现象几乎在非洲所有分区域均呈加剧趋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已高达22.8%，拉丁美洲也是如此，但程度略轻。在亚洲，虽然过去五年已取得大幅进展，但南亚仍是食物不足发生率最高的分区域，发生率几乎接近15%，接下来是西亚，发生率超过12%，且情况仍在不断恶化。从各区域看，食物不足人口分布不均，大部分居住在亚洲（超过5亿）。非洲的食物不足人数一直在稳定增加，2018年已接近2.6亿，其中90%以上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超越饥饿，将视线扩大至粮食不安全状况后，我们发现世界人口的17.2%曾经历过中度粮食不安全，相当于13亿人。这意味着他们无法稳定获取营养、充足的食物，虽然他们不一定面临饥饿，但他们更容易遭受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和健康问题。如果将中度和重度粮食不安全两者相加，那么估计有26.4%的世界人口受到影响，总人数约20亿人。

同样，在高收入国家里，也有较大比例的人口无法稳定获得营养、足量的食物。估计北美洲和欧洲有8%的人口面临粮食不安全，主要为中度粮食不安全。

仔细审视粮食不安全（中度和重度）估计数后，还可以发现性别差异。在每个大洲，女性的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均略高于男性，其中拉丁美洲的差异最大。

儿童发育迟缓现象减少的速度过于缓慢，而女性贫血问题依然未能解决；但超重和肥胖问题正在多国持续加剧，呼吁各方加大力度阻止和扭转这一问题的不断蔓延

今年的报告对超重和肥胖的相关数据进行了仔细观察，而这一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已经影响到所有年龄组的人们。肥胖现象几乎在所有国家均呈上升趋势，导致全球4百万人因此丧生。2000至2016年间肥胖发生率的上升速度甚至快于超重发生率。没有一个区域能够免于超重和肥胖的大范围流行。超重发生率在所有年龄组中均在不断上升，其中学龄儿童和成人的超重发生率上升最快。全球范围内，多数学龄儿童未食用足量的水果或蔬菜，定期食用快餐和碳酸软饮料，日常体力活动量不足。需要采取多方面、多部门方法来阻止和扭转肥胖的流行。应采取相关政策，保护、宣传和支持母乳喂养，改善健康膳食所需营养食物的可供性和人们的经济负担能力，同时采取措施打造更健康的食物环境，限制有害的脂肪、盐、糖的摄入量。

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发育迟缓儿童数量在过去六年里已减少了10%，但减速依然过于缓慢，不足以实现到2030年将发育迟缓儿童数量减半的目标。虽然发育迟缓发生率几乎在所有区域均呈下降趋势，但各区域进展相去甚远。非洲从2012年以来在降低发育迟缓发生率方面取得的进展最为有限。2018年，全球发育迟缓儿童总数中，近十分之九生活在非洲和亚洲，分别占全球总数的39.5%和54.9%。

在今后十年里，应紧急采取行动，实现其他全球营养目标。目前仅40%的6月龄以下婴儿为纯母乳喂养，离2030年达到70%的目标相去甚远。2018年，有7.3%的儿童消瘦，需将这一比例降低一半以上，才能实现到2030年将这一比例降至3%以下的目标。贫血目前困扰着33%的育龄妇女，比2030年15%的目标高出一倍以上。

在新的全球估计数公布后，低出生体重估计数首次被纳入今年的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每七名活产婴儿中就有一名为出生时低体重，全球总数为2050万。今年的新证据还表明，2012年以来在降低低出生体重发生率方面未取得任何进展。这意味着要想到2030年实现世界卫生大会确定的将低出生体重发生率降低30%的全球目标将十分困难。这一点令人担忧，因为出生时低体重的新生儿在出生后第一个月中面临着更大的死亡风险，能够存活下来更容易面临发育迟缓，成人后也更容易患上肥胖和糖尿病等慢性病。

营养不良除了对人体造成巨大损害外，还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预计营养不足将使非洲和亚洲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近11%，而肥胖每年造成的损失高达2万亿美元，主要是因为它导致经济生产率下降，同时给全世界带来直接的医疗费用。营养不良的多种形式在整个生命周期各阶段和代际之间相互关联，胎儿期和生命早期营养不足会导致后期出现发育迟缓，加大超重和罹患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联合国“营养行动十年”在《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行动框架》基础上强调指出，要解决所有形式的营养不良，不能单靠某个部门。卫生、教育、农业、社会保护、规划和经济政策部门、立法人员和其他政治领袖都应该发挥作用。

中度粮食不安全指无法保证获取优质、足量的食物，但不至于严重到导致膳食能量摄入量不足（食物不足）的程度，它会加大出现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风险，包括超重和肥胖。对各区域部分国家家庭和个人层面数据的分析表明，粮食不安全是导致本次研究所涵盖的所有国家出现不同形式营养不良的重要因素。在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里，生活在粮食不安全家庭中预示着学龄儿童、青少年和成人可能出现肥胖。其他有助于解释粮食不安全与超重和肥胖之间关联的因素包括营养食物的价格较高（其替代物高脂肪、高糖食物的价格较低），由于食物得不到保证带来的压力，对食物短缺的生理适应反应。

经济减速和衰退对粮食安全和营养构成挑战；要想找到持久的解决方案，就必须防范经济减速和衰退，并应对不平等现象加剧的问题

本报告以往几期曾指出，冲突、气候波动和极端事件、经济减速是导致近年饥饿现象加剧的根源。前两期报告分别就前两项根源开展了深入分析。今年的报告则认真分析第三项关键因素，即经济减速，并将视角扩大至包括经济衰退。

目前，考虑到世界经济的脆弱状态和令人担忧的前景，上文提及的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等不良发展趋势将会延续的风险则显得尤为突出。最新全球经济预测提出预警，认为很多国家，包括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可能面临经济增长减速和停滞。多数区域在2008-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之后已开始复苏，但复苏并不均衡且持续时间较短，很多国家自2011年以来又经历了整体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资金紧张、贸易紧张关系升级、财政状况恶化等问题给全球经济前景蒙上了一层阴云。

新的证据证实，面临经济减速或收缩的很多国家都看到饥饿问题在加剧。在2011至2017年间经历过食物不足发生率上升的多数国家（77个国家中的65个）都在同时遭受过经济减速或衰退。令人震惊的是，它们中大多数并非低收入国家，而是中等收入国家。各种经济冲击还延长和加重了冲突和气候事件对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的影响，使面临粮食危机的国家需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受2018年粮食危机影响的国家中，半数以上因多种经济冲击造成的复杂影响加剧了急性粮食不安全的严重程度，使9600万人民受到影响。

2011-2017年间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下降造成了经济减速和衰退，主要影响那些严重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和/或进口的国家。在最近的经济减速和衰退中经历了食物不足发生率上升的多数国家（65个国家中的52个）都严重依赖初级产品进出口。2018年，因经济冲击而加剧粮食危机的多数国家（81%）都是严重依赖初级产品的国家。

经济事件通常会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具体取决于极端贫困程度，但同时也取决于收入分配和基本服务及资产获取方面是否存在不平等现象，而这些不平等现象中很多都是某些人群面临社会排斥和被边缘化的结果。如果不平等现象严重，那么经济减速和衰退就会对低收入人群的粮食安全和营养造成更大影响。不平等会提高重度粮食不安全的概率，而此项影响对低收入国家而言要比中等收入国家高20%。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还与营养不足有着密切关联，而更为复杂的不平等现象则与肥胖有着关联。

本报告呼吁从两个方面入手采取行动：首先，通过经济和社会政策帮助克服经济减速或衰退带来的影响，从而保证粮食安全和营养，具体措施包括保证社会安全网所需的资金，确保人人都能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其次，通过多部门政策解决各级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找到摆脱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更持久解决方案。要在这两个方面采取行动，就必须在机构能力以及应急机制和资金的支持下，同时采取短期和长期政策应对措施。而后者要求加强经济在增长时期的积蓄能力，便于在必要时采取反周期政策。

从短期看，各国应保护收入和购买力，尤其要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家庭提供社会保护计划，包括现金转移和学校供膳计划、有助于降低失业率的公共建设计划、能保护贫困人口应对高额医疗费用的卫生部门政策，必要时通过政策防止食品价格过度波动。从长期看，各国应在经济快速增长期开展明智的投资，减轻经济脆弱性和不平等问题，强化抵御冲击的能力，维持卫生和其它社会支出，利用政策工具打造更健康的食物环境，在爆发经济动荡时快速实现复苏。这要求各国能平衡各项政策和投资，实现结构性变革，推动减贫，打造更加公平的社会。严重依赖初级产品的国家尤其应该推动此类包容性结构性变革，以减轻本国经济的脆弱性。

涉及到农业和粮食系统的这一结构性变革必须有助于确保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目标。这将取决于这一过程中生产的食物商品的种类和质量，同时还必须让人们更好地获取健康膳食所需的更富营养的食物。政策制定者还必须确保贸易便利政策也能有助于实现营养目标。将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关切纳入减贫工作，同时加大减贫和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各项工作之间的协同合作，也应该成为变革的一项内容。此外，减轻性别不平等以及对某些人群的社会歧视和排斥现象也应该成为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手段或结果。

本份内容提要仅简要介绍各项趋势、研究发现和政策建议，详情参见本报告的两部分。

第1部分介绍饥饿、粮食不安全以及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相关的最新趋势，侧重于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2.1和2.2所取得的相关进展。这一部分首次引入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框架中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2.1采用的一项指标：基于“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FIES）的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今年的报告还首次介绍了低出生体重估计数。第1部分最后一节介绍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与各种形式营养不良之间的关联。

第2部分认真分析经济减速和衰退在最新粮食安全和营养趋势中所起的作用。分析最终就经济动荡发生期间或预防期间哪些短期和长期政策有助于维护粮食安全和营养提出指导性意见。这一点在世界经济出现令人震惊迹象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合理的政策思考，争取到2030年实现消除饥饿和一切形式营养不良的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2.1和2.2）以及其它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但不限于）消除极端贫困（可持续发展目标1）、保障体面工作和包容性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目标8）、减轻不平等现象（可持续发展目标10）。

第1部分
2019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粮农组织于1974年首次就世界上的饥饿问题严重程度编写报告，形势自那时起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人口一直稳定增加，目前更多人居住在城市地区。技术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在不断进步，而经济也在不断朝着互联互通和全球化发展。所有这些都对全球范围内粮食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这些变化同时也带来了令人担忧的营养不良问题。虽然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过去20多年已大幅下降，但超重和肥胖现象以及膳食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却在迅速增加。

这种全新的世界形势要求我们采取新的方式来思考饥饿和粮食不安全及其对营养的影响。首要目标是确保任何人不受饥饿的困扰。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很多人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并未因为严重缺少膳食能量而在生理上“忍饥挨饿”，但他们仍可能面临粮食不安全。他们的确拥有能满足自身能量需求的食物，但却不能保证食物能够持续下去，也可能出现被迫降低自身所消费食物的质量和/或减少其数量。这类中度粮食不安全会造成多种形式营养不良，给人类的健康和福祉带来严重后果。

联合国各成员国已认识到超越单一的饥饿问题开展工作的重要性，并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统一的宏大目标。“零饥饿”目标不仅要“消除饥饿”，还要“让所有人[…]全年都有安全、营养丰富和足够的食物”（可持续发展目标2.1）以及“消除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可持续发展目标2.2）。为此，本报告于2017年更名为《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自那时起，本报告除了报告粮食安全相关指标的情况外，还报告营养相关指标的情况。

今年报告的第1部分将采用全新的思路，介绍饥饿、粮食不安全以及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相关的最新趋势。第1.1节介绍全球、区域、分区域的饥饿相关数据，并引入有关粮食不安全的一项新指标，除饥饿外，还包含中度粮食不安全。第1.2节介绍七项营养相关指标的最新数据，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2有关儿童营养不良（发育迟缓、消瘦和超重）的各项指标，特别关注超重和肥胖现象快速增加的问题。粮食不安全与营养结果之间的关联，尤其是与超重和肥胖的关联，将在第1.3节介绍。

1.1 饥饿和粮食不安全最新趋势

要 点

从食物不足发生率可以看出，世界饥饿的趋势几十年来一直在稳定减少，但自 2015年来有所反复，近三年来基本在略低于11%的水平上维持不变。同时，饥饿人数在缓慢增加。目前世界上仍有8.2亿饥饿人口，说明要想到2030年实现“零饥饿”目标仍面临巨大挑战。

根据“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FIES）估算出的世界上重度粮食不安全最新趋势也证实了这一点，该分级法是监测饥饿状况的另一种方法。

饥饿现象几乎在非洲所有分区域中均呈上升趋势，非洲的食物不足发生率接近20%，为全球最高。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的食物不足发生率也在缓慢上升，虽然发生率仍在7%以下。亚洲的食物不足发生率为11%。南亚过去五年进步巨大，但发生率仍接近15%，是亚洲最高的分区域，接下来是西亚，发生率超过12%，且情况仍在不断恶化。

根据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2.1.2（用于监测在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食物方面相关进展的指标）的估测，世界上约20亿人经历过某种程度的粮食不安全，包括中度粮食不安全。这些人里有一些并非遭受饥饿，但却因缺少营养、足量的食物而面临更大风险，更可能出现各种形式营养不良和健康受损现象。

新指标还显示，即便在高收入国家，也有不少人难以获取营养、足量的食物；估计北美和欧洲有8%的人口面临粮食不安全，主要是中度粮食不安全。

在每个大洲，女性的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均略高于男性，其中拉丁美洲的差别最大。

粮食不安全的含义比饥饿更广

本报告中用于监测全世界在消除饥饿方面相关进展的主要指标是食物不足发生率（PoU）（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2.1.1）。从2017年起，按照“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FIES）”计算的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也被纳入本报告，作为衡量饥饿的另一种补充指标。

今年的报告又向前迈出了一步，首次报告基于“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的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2.1.2）估计值。该项指标反映全球粮食不安全状况，涉及世界各国，它超越饥饿的范畴，提出保证所有人都能获得营养丰富和足量的食物这一更大目标（插文1）。由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2.1.2估计值指面临粮食不安全的总人数，其中包括面临中度粮食不安全的人，因此与饥饿人数相比，其数值更大就不足为奇了。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2.1.1食物不足发生率（PoU）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最近的前两期报告已用实证证明，世界食物不足发生率几十年来一致延续的下降趋势已经结束，而饥饿则缓慢增长。今年有更多证据证明，全球食物不足发生率基本在略低于11%的水平上维持不变，而食物不足总人数（NoU）则连续几年在缓慢增加。[1]这意味着当今共有超过8.2亿人遭受饥饿的困扰，大约相当于世界上每九人中就有一人（图1、表1和表2），充分说明到2030年实现零饥饿目标是一项巨大挑战。

非洲的情况最为令人震惊，其食物不足发生率自2015年起在几乎所有分区域均呈现缓慢而稳定的上升，其中中部和东部非洲分别高达26.5%和30.8%，近几年西非的上升速度最快（图2）。

正如以往几期报告所突出的那样，这些趋势背后有着多种驱动因素，其中包括目前正在影响几个非洲国家的冲突和极端天气事件。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些受冲突影响的国家[2]，食物不足人数在2015至2018年间增加了2340万，大大超过未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图3）。

对粮食安全产生更大、更长远影响的似乎是干旱风险。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被归类为干旱敏感型的国家[3]，食物不足发生率过去六年里从17.4%升至21.8%，而同期该地区其他国家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则出现了下降（从平均24.6%降至23.8%）。干旱敏感型国家的食物不足人数自2012年来已增加了45.6%（图4）。

非洲整体面临严重食物不足的问题与该区域的贫困程度相一致。世界银行称，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1%，但极端贫困人口却占世界总数的56%。[4]然而，这不仅是极端贫困的问题。即使该区域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有着较高的食物不足发生率（附件1A中的表A1.1和表A1.2），表明这些国家的粮食系统中有某些重要因素在发挥作用，仍需加大力度改善粮食的流通和消费。本报告第2部分将讨论与造成食物不足的经济结构和不平等现象相关的部分根本因素。

在亚洲，食物不足发生率在多数地区稳定下降，2017年为11.4%。但西亚是个例外，其食物不足发生率自2010年以来已升至12%以上（图5）。这一比例仅次于南亚，南亚虽然过去五年取得了大幅进展，但仍接近15%，是亚洲食物不足发生率最高的分区域。

在西亚分区域，受阿拉伯国家民众暴动和其他冲突影响的国家[5]与未受影响国家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图6显示，在这些受影响国家中，食物不足发生率2010至2018年间从已经较高的17.8%升至27.0%，说明这些国家的食物不足人数几乎翻倍。而食物不足发生率同期在该地区其他国家并未出现变化。

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食物不足发生率近年出现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是南美洲的食物不足发生率从2013年的4.6%升至2017年的5.5%（图7）。事实上，拉丁美洲的多数食物不足人口集中在南美洲（68%）。近年观察到的升势主要是因为多个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尤其在委内瑞拉，其食物不足发生率几乎上升了四倍，从2012-2014年间的6.4%升至2016-2018年间的21.2%（图8）。同一时期，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据报道达到了百分之一千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大幅下降，从2014年的-3.9%跌至2018年估计的-25%。[6]

相反，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尽管高于南美洲，但近年一直呈下降趋势。这与这些分区域的经济增长趋势相一致，这些分区域2014-2018年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4%，同期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适度的低于3%水平上。[7]

对世界各区域食物不足人数分布情况的分析表明，多数人（ 5亿以上）生活在亚洲（图9）。非洲的人数一直在稳定增加，于2018年达到近2.6亿，其中90%以上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根据过去十年观察到的这些数据和趋势，到2030年实现“零饥饿”目标似乎已成为一项更为艰巨的挑战。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2.1.2基于“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的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

2017年和2018年版《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均已介绍过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估计值。正如书中所述，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大致等同于食物不足发生率，因为两者都反映严重粮食短缺程度。然而，这两个指标所依据的数据和方法却各不相同（插文1）。

2019年版本同时介绍中度和重度水平的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估计值，以便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2.1.2的相关情况（插文1）。该指标衡量的粮食不安全严重程度范围有所扩大，包含中度粮食不安全。这有助于在具有普适性的《2030年议程》背景下，采用对无论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等世界各国都适用的指标，监测在实现人人都能获得安全、营养、足量的食物这一宏大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可持续发展目标2.1）。

本报告中介绍的基于“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的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估计值以以下数据为依据：粮农组织在140多个国家中采用基于“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的调查模块收集到的数据以及美洲、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国内机构采用“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或基于经历的其他类似的粮食安全问卷收集到的数据。最终结果已经参照“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全球参考标准进行校准调整，便于在各国之间开展比较（插文3）。[8]

重度粮食不安全

据最新估算，2018年世界人口中有9.2%（或略多于7亿人）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这意味着他们的食物消费量减少到了可能经历饥饿的程度（表3、表4）。毫不奇怪的是，2018年的数字和2014至2018年间的水平基本与食物不足发生率相一致，证明这两项指标在监测重度食物匮乏或“饥饿”程度方面存在互补性。

然而，变化趋势在过去五年里出现了小幅变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FIsev）在缓慢上升，而食物不足发生率（PoU）却基本保持不变。其原因是，虽然食物不足发生率估计值反映的是影响食物可供性和食物获取不平等问题的结构性因素，而从调查中可以看出，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估计值则对影响人们在食物获取方面亲身经历的短期因素更为敏感。此外，近年计算食物不足发生率时所用的数据在时效性上均有所欠缺，尤其是那些从家庭调查中获得的数据。因此，食物不足发生率可能无法反映出对食物消费不平等程度产生影响的各类最新现象。相反，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估计值却能充分反映出这些现象。预计随着时间推移，这两项指标系列会逐渐相互靠拢。[9]

与食物不足发生率的情况类似，非洲也是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最高的区域，从2014年的18.1%升至2018年的21.5%。

受南美2018年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达到8.3%的影响，拉丁美洲的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也有所上升。

最后，亚洲的情况则好坏参半。虽然2014年至2017年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的人口比例出现了下降（与食物不足发生率的趋势类似），但2018年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却出现大幅上升，与食物不足发生率预测值不同。上升现象主要集中在南亚，这里的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从2017年不到11%升至2018年的14%以上。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印度2017年至2018年间失业率上升，[10]特别是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预计将大幅放缓。[11]

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

除了重度水平和饥饿外，纵观粮食不安全程度可以看出，世界人口中还有另外17.2%，或13亿人，面临着中度粮食不安全。这意味着另有13亿人虽然不一定面临饥饿，但无法保证稳定获取富含营养、足量的食物，因此与粮食安全人群相比，有更大风险出现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和健康受损。

将中度和重度粮食不安全两者结合在一起后，世界人口的中度和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FImod+sev）（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2.1.2）估计为26.4%，总人数约20亿（表3和表4）。图10显示，从粮农组织从2014年首次开始收集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数据以来，全球层面和大部分区域的粮食不安全水平一直呈上升趋势。

非洲的粮食不安全总水平（中度或重度）高于世界任何其他地区。这一区域超过半数人口面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其次是拉丁美洲，粮食不安全发生率超过30%，随后是亚洲的23%和北美洲和欧洲的8%。

各区域内部也存在较大差异（表3）。在亚洲，粮食不安全总水平在南亚（2018年为34.3%）远高于东亚（10%以下）。在非洲，粮食不安全总水平在南部（2018年为53.6%）和东部（62.7%）高于西部（47.9%）。北非的水平最低（29.5%），与非洲其他地区相比，其粮食不安全情况更接近于西亚。

图11显示的世界上粮食不安全人口的分布情况表明，在20亿粮食不安全总人口中，10.4亿（52%）在亚洲，6.76亿（34%）在非洲，近1.88亿(9%)在拉丁美洲。这一数字还按照粮食不安全严重程度展示了不同区域之间的人口分布差异。例如，非洲除了是粮食不安全总发生率最高的区域外（表3），还是重度水平在总水平中占比最高的区域。拉丁美洲重度粮食不安全的比例则小得多，北美洲和欧洲更是如此。

按照收入水平对各国进行分组后，可以看到粮食不安全严重程度的不同趋势。图12显示，随着收入减少，不仅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会上升，而且重度粮食不安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会上升。2018年，低收入国家总人口仅为6.95亿，但粮食不安全人数却多达4.34亿（占总人口62%），重度粮食不安全人数多达1.9亿（占总人口27%）。相反，高收入国家粮食不安全人数为1.02亿（占总人口9%），其中0.21亿为重度粮食不安全（占总人口不到2%）。

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贫困的以往和近期趋势纵览

引入衡量粮食不安全的新指标有助于对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及其近期趋势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图13展示的是2005至2018年世界各地食物不足人数、粮食不安全人数以及极端贫困人数[12]的趋势，并将其与同期世界人口增长情况相比较。

这些指标反映出的情况相互保持一致。极端贫困人数和食物不足人数从2005至2015年一直在持续减少，虽然减少的速度时快时慢。食物不足人数和极端贫困人数在2015年相互非常接近，两者都略高于重度粮食不安全人数。

具体而言，从图13可以看出，即便当世界人口在2005至2018年间从65亿增至76亿时，食物不足人数仍在同期从近9.5亿减至约8.2亿。这一点反映在食物不足发生率从2005年的14.5%降至2018年的10.8%。

此图还反映出采用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数据对近年趋势开展更详细评估的好处。通过对2014至2015年间的详细观察，可以注意到重度粮食不安全人数、极端贫困人数和食物不足人数之间存在高度一致性，同时也可发现食物不足人数和重度粮食不安全人数呈相似升势。

从图上还可明显看出，粮食不安全人数自2014年以来从17亿增至20亿，其中多数属于中度粮食不安全（体现在粮食不安全总人数增长快于重度粮食不安全人数）。这与第1.3节中介绍的超重和肥胖人数出现令人不安的增长是一致的，该节将详细探讨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与各种形式营养不良之间的关联，重点关注超重和肥胖。

粮食不安全中的性别差异

粮农组织五年里从140多个国家收集的个人层面（而非家庭层面）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遇，可以按性别对粮食不安全发生率进行差异化分析。

图14展示的是世界各地和各大洲（除大洋洲外）男性和女性各自的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可以看出，在每个大洲，女性的粮食不安全发生率略高于男性，其中拉丁美洲的差异最大。这些差异都具有统计学意义，因为它们已经超过了图中代表误差范围的小立柱。

利用粮农组织于2014年、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在145个国家收集的所有数据进行更全面的汇总分析后发现，居住地、贫困状况和受教育水平是导致男性和女性之间在粮食不安全水平上出现差异的重要决定因素（参见附件2对方法的介绍）。从全球看，粮食不安全的性别差异似乎在人口中受教育水平较低、较贫困的人群中以及在城市（大城市及郊区）中较为突出。扣除受调者的居住地（农村或小城镇对比大城市或郊区）、贫困状况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后，女性面临粮食不安全的概率仍比男性高约10%。这一结果表明，即便女性的收入和受教育水平与男性相当，且居住在同类地区，还有其他形式（可能更不易察觉）的歧视导致女性难以获取食物。

采用全球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数据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受教育水平和社交网络方面的性别差异是导致粮食不安全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13]这表明，为解决就业机会和受教育水平方面的性别不平等而采取的政策也可能对粮食不安全产生影响。本报告的第2部分更密切地关注在社区和家庭内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的不平等的不同性别层面，并概述了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政策和方法。

全球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数据为家庭和个人层面粮食不安全的原因和后果提供了实证依据

采用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法或具有可比性的基于经历的粮食不安全数据开展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实证依据，帮助我们了解家庭和个人层面粮食不安全的原因和后果。有三项研究尤其值得注意，其中一项研究采用粮农组织通过“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在近140个国家抽样收集到的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数据，[14]另外两项研究专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15]和阿拉伯国家[16]。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失业、受教育水平低、家庭收入低的人群面临粮食不安全的概率更高，与插文4中介绍的国家层面指标的分析结果相吻合。第一项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较少、社交网络较弱的人更可能陷入粮食不安全。另一项采用全球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数据在其他地方开展的研究则发现，无论家庭收入或社会支持水平如何，粮食不安全都与主观幸福感有着密切的反向关联。研究发现，这种情况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中均是如此，在较高收入国家更是如此。实际上，比起家庭收入、住房条件和就业等其他生活条件指标，粮食不安全是造成健康不佳和主观幸福感较低的更主要原因。[17]

粮食不安全会以多种方式影响健康和福祉，并可能对心理、社会、身体健康状况带来负面后果。采用基于经历的粮食不安全分级法开展的很多研究都记载了粮食不安全给妇女和儿童带来的负面心理影响。[18]此外，有一项采用全球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数据开展的研究发现，无论全球各区域社会经济状态如何，粮食不安全都与心理健康状况不佳和全球各区域特定的心理压力因素有着关联。[19]

此外还有大量关于粮食不安全与营养成效之间关系的实证（参见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不断增加的研究成果与上文介绍的实证一道，充分说明了与“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类似的基于经历的粮食不安全衡量方法的价值。值得强调的是，基于“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的指标和食物不足发生率不能与粮食危机背景下采用的指标混淆起来（插文5）。

下一节将介绍在消除所有形式营养不良方面取得的进展，特别关注超重和肥胖。第1部分最后一节将介绍有关粮食不安全和各种形式营养不良之间关联的新实证。

1.2 实现全球营养目标方面的进展

要 点

低出生体重估计值指标在发布最新全球估计值之后，首次被纳入今年的报告，从估计值上可以看出，2015年每七名活产婴儿中就有一名为出生低体重，全球总量为2050万人。如果当前趋势延续下去，那么就无法实现世界卫生大会提出的到2025年将低出生体重发生率减少30%的目标。

全球范围内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正在不断降低。发育迟缓儿童人数过去六年里已减少了10%，但仍有1.49亿儿童发育迟缓，因此需要加快行动，以便实现到2030年将发育迟缓儿童人数减半的目标。

仔细审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消瘦、发育迟缓、儿童超重指标后，可以看出各区域之间的差异令人震惊。2018年，非洲和亚洲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比例最高，发育迟缓儿童约十分之九以上生活在这两个区域，消瘦儿童约十分之九以上生活在这两个区域，超重儿童近四分之三生活在这两个区域。

营养不良与整个生命周期各阶段均有关联，胎儿期和生命早期营养不足会带来直接、长期的健康问题，如身体生长迟缓、冠心病、中风、糖尿病和腹型肥胖，以及由于损害人力资本而带来经济损失。

全球范围内超重发生率在所有区域均呈上升趋势，在学龄儿童和成人中增长尤为突出。2000至2016年间肥胖发生率比超重发生率上升更快。

超重和肥胖都是严重的健康问题，但肥胖与高死亡率和患病风险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在世界各地，多数学龄儿童食用的水果或蔬菜不足，经常食用快餐和碳酸饮料，日均体力活动不足。

要想解决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就必须多部门联手采取大力度行动，包括卫生、食品、教育、社会保护、规划和经济政策等部门。应该改变食物环境，以便提供更多高营养、平价的食品。鼓励各国在联合国“营养行动十年”背景下，采取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行动框架》中提出的相关行动。

本节将评估全球和区域层面在七项营养指标方面的相关进展趋势及现状，这几项指标被用于监测与世界卫生大会提出的全球营养目标相关的进展。今年，我们将侧重于分析有关超重和肥胖的数据，这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已对所有年龄段的人们产生影响。有关学龄儿童和青少年的超重和肥胖数据首次被纳入分析，本节将重点介绍造成这一年龄段人口超重和肥胖的部分膳食和体力活动相关行为。相关趋势突出表明，有必要采取紧急行动，帮助所有人更好地获取营养、足量的食物。

营养不良以多种形式存在。五岁以下儿童死亡案例中，有45%由孕产妇和儿童营养不足引起。[20]超重和肥胖人数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在增加，全球有400万人因此死亡。[21]营养不良造成的经济损失极大，肥胖预计每年在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万亿，主要是因为在全球范围内降低经济生产率，再加上带来直接的医疗成本，[22]而在非洲和亚洲，营养不足预计将使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1%。[23]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相互交织，孕产妇营养不足、低出生体重和儿童发育迟缓都会增加一生中出现超重的风险。

全球趋势

今年，低出生体重估计值也首次被纳入本报告。这些数据表明，2015年，全球活产婴儿总数中有七分之一，即2050万婴儿，受出生时低体重的困扰。[24]出生时低体重的新生儿在生命最初28天中更容易面临死亡风险，存活下来后也更容易出现身材矮小和智商低下的问题，成年后更容易患上慢性疾病，包括肥胖和糖尿病。[25]数据表明，自2012年以来进展甚微，2015年估计全球14.6%的婴儿为出生时低体重（图15）。如果当前趋势延续下去，就无法实现到2025年将婴儿低出生体重发生率降低30%的目标。

纯母乳喂养估计值表明，我们已在全球层面取得一定进展，2018年6月龄以下婴儿有41.6%为纯母乳喂养（基于2013至2018年各国最新数据），而相比之下2012年这一比例为37%（基于2005至2012年各国最新数据）。

全球范围内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正在下降，2018年发生率为21.9%。发育迟缓儿童人数也从2012年的1.658亿降至2018年的1.489亿。虽然六年间下降了10.1%，但离这一时期原计划下降20%的目标依然很远，因为只有降幅达到20%，才有可能实现以2012年为基准到2030年将发育迟缓儿童人数减半的目标。

全球范围内五岁以下儿童消瘦发生率为7.3%（4950万），离到2025年将儿童消瘦发生率降至5%以下和到2030年降至3%的目标依然很远。2018年，儿童超重人数全球共约4010万。全球五岁以下儿童超重发生率并没有改善，已从2012年的5.5%（世界卫生大会目标所采用的基准年）升至2018年的5.9%。

截至2016年，全球育龄妇女（15-49岁）中有三分之一（32.8%）仍受到贫血的困扰。自2012年以来，全球贫血发生率一直维持不变，对到2025年实现降低50%的目标构成极大挑战。同时，成人肥胖率继续上升，从2012年的11.7%升至2016年的13.2%。因此，我们恐怕很难实现终止成人肥胖率上升趋势这一全球目标。

区域状况

各项营养指标的全球估计数并不能反映不同区域之间的较大差异。例如，2015年全球有14.6%的新生儿为出生低体重，但各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北美的7.0%到亚洲的17.3%不等。[26]

仔细观察消瘦、发育迟缓和儿童超重等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后，可以看出各区域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图16）。虽然发育迟缓发生率几乎在每个区域均呈下降趋势，但进展不一，非洲自2012年来在降低发育迟缓发生率方面进展最为有限。2018年，全球发育迟缓儿童总数中超过十分之九分布在非洲和亚洲，两地分别占比39.5%和54.9%（图16底端）。很难对大洋洲做出结论，因为该区域估计数的置信区间很大。

2018年，共有4950万名五岁以下儿童受到急性营养不良或消瘦的困扰。所有区域的儿童消瘦发生率均达到“中度”水平（介于5-9%之间），仅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例外，其发生率极低（1.3%）。亚洲和大洋洲有近十分之一儿童（9.4%）受到消瘦困扰。整体而言，2018年受到消瘦困扰的五岁以下儿童中超过三分之二居住在亚洲。

从全球看，2018年共有4010万名五岁以下儿童超重。虽然亚洲和非洲超重发生率最低（分别为5.2%和4.9%），但两大洲五岁以下超重人数加在一起却占世界总数近四分之三（亚洲占46.9%，非洲占23.8%）。大洋洲超重发生率最高，比例接近十分之一（9.1%）。该区域是受营养不良多重负担困扰的典型实例，急性营养不良（消瘦）和超重二者的发生率在2018年均接近10%的“高”水平分界线。2012至2018年间所有区域五岁以下儿童的超重发生率或人数均未出现大幅变化。

2018年，非洲和亚洲的纯母乳喂养率最高，6月龄以下婴儿有五分之二从这一能拯救生命的做法中获益。但同时，这两个区域也有着最高的育龄妇女贫血发生率。2016年，非洲和亚洲育龄妇女的贫血发生率是北美和欧洲的两倍，而且自2012年以来，没有哪个区域的育龄妇女贫血率出现过下降（成人超重问题在各区域的分布情况将在下一节介绍）。

聚焦超重和肥胖

超重和肥胖在整个生命周期都会带来健康问题。成人肥胖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癌症和糖尿病的风险，从而提高死亡率。儿童超重会增加罹患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哮喘及其他呼吸系统问题、睡眠紊乱和肝病等疾病的风险。[27]他们还可能面临自尊心不足、抑郁和社会孤立等心理问题。[28]儿童期超重和肥胖往往会一直持续至成年期，导致困扰终身的健康问题。由于医疗卫生成本增加和经济生产率减弱，国家因此也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29]

超重和肥胖的定义对不同年龄组而言稍有不同，因此较难进行相互比较。对五岁以下儿童而言，超重指身高别体重比世卫组织的生长发育标准中位数高2个标准差。“肥胖”一词通常不适用于五岁以下儿童。对学龄儿童和青少年（5-19岁）而言，超重指年龄别体重指数（BMI）比世卫组织生长发育标准中位数高1个标准差，而肥胖则指年龄别体重指数比标准中位数高2个标准差以上。对成人而言，超重指体重指数大于或等于25，肥胖则指体重指数大于或等于30。在本报告中，超重一词包括学龄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肥胖，除非另有说明。

从最基本层面看，超重是长期膳食能量摄入高于能量支出的结果。虽然遗传因素可能增加个人出现超重问题的可能性，但它无法解释整个人口层面呈现的长期增加趋势。子宫内发育、婴儿喂养、学前阶段饮食习惯等都是造成成人期超重和肥胖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实证表明，生命早期良好的营养和体力活动对于是否能够实现长期能量均衡而言是多么重要。遗憾的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产生的结果是，高能量食品供应量增加，膳食习惯变得不合理，同时体力活动量减少，严重阻碍能量支出。粮食安全，即获得富含营养、足量的食物，也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插文6深入介绍孕产妇营养、生命早期营养不良以及长大后超重之间的关系，展示生命全周期和代际效应。

2018年，估计有5.9%（4千万）的五岁以下儿童超重。2016年，全球范围内五分之一的学龄儿童（20.6%）和青少年（17.3%）超重，相对于1.31亿5-9岁儿童和2.07亿青少年超重。同年，近五分之二的成人（38.9%）超重，相当于全球范围内共20亿成人超重（图17）。

超重发生率在所有年龄组中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在学龄儿童和成人中上升尤为迅猛（图18）。在学龄儿童中，超重发生率自2000年以来几乎上升了一倍。2016年，北美洲、大洋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欧洲有半数以上成人和四分之一以上学龄儿童超重。

任何一个区域都未能摆脱超重危机。所有区域的成人超重发生率自2000年来均上升了约10个百分点。在学龄儿童中，亚洲的升势最为明显，且看似仍在加速上升。而在北美洲，虽然超重发生率高于任何其他区域，但趋势显示近年已趋于平稳。但在学龄前儿童（五岁以下）中，超重发生率较低，趋势也较为平稳，这一年龄组仅有北美洲和大洋洲自2000年以来超重发生率上升了一个百分点以上。

虽然儿童和成人超重发生率的上升已经令人震惊，但更让人关切的是肥胖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因为与普通人相比，受肥胖困扰的人会面临更为严重的健康问题和更高的死亡风险。2016年，超重的青少年和成人中约有三分之一属于肥胖，5-9岁超重儿童中44%属于肥胖（图19）。此外，2000年至2016年间肥胖发生率的上升速度已超过超重发生率：儿童和青少年的肥胖发生率在这一时期上升了一倍多。

从全球看，城市的成人平均体重指数高于农村。但由于农村地区的体重指数增长比城市地区更快，这一差别正在逐步缩小（图20）。这一现象在全球均普遍存在，但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尤为明显。[30]农村地区营养不良的问题显然正在从单一的营养不足转为多种形式营养不良并存的严重问题。在五岁以下儿童中，超重发生率在城市或农村居民中差别不大。此外，在所有年龄组中，超重发生率在不同性别之间也没有明显差别。

采取行动，推动改善营养和扭转肥胖趋势

多项全球性举措为阻止和扭转肥胖流行提供了路线图。要想落实这些举措，就必须打造有利于推动和促进健康膳食的环境，即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选择均衡、多样化、合理的食物，确保满足对必需营养素的需求，控制有害脂肪、盐和糖的消费量。[31]不健康的膳食是当前全球范围内的主要致死风险因素。为扭转这一现象，《2013–2020年全球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行动计划》简要提出了倡导体力活动和健康膳食的政策方案。[32]另一项举措是，世卫组织终止儿童肥胖委员会提出了相关战略，旨在通过健康膳食、体力活动、孕前和产前护理、学校健康和体重管理等措施，实现消除儿童肥胖的目的。[33]战略中包括迫切需要采取措施解决世界各地学龄儿童中普遍存在的不健康膳食和体力活动不足的问题（插文7）。最后，世界卫生大会于2012年通过的《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全面实施计划》已就下一个十年里防止学龄前儿童超重现象增加给全世界提出了任务。[34]

这些举措强调有必要采取多管齐下、多部门参与的方法去应对全球范围内的超重和肥胖问题。鉴于此，联合国于2016年通过了《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行动框架》[35]，并宣布启动“营养行动十年”。[36]要解决所有形式的营养不良，不能单靠某个部门，卫生、教育、农业、社会保护、规划和经济政策部门、立法人员和其他政治领袖都应该发挥作用。需要在个人、家庭、社区、国家乃至全球层面采取多种行动。

医疗卫生系统必须为个人和家庭就提倡母乳喂养提供支持、教育和咨询服务（从在医院里提供支持性政策开始），并就防治超重和肥胖提供相关服务。学校也可发挥自身的重要作用，通过提供富含营养的食物，开展营养教育，限制高脂肪、高糖、高盐食物或饮料，限制在学校和学校周边推销此类食物等措施，打造有利于健康膳食的环境。笼统的讲，粮食系统变革对于安全、可负担、可持续的膳食至关重要。社会保护计划也能为人们获取高营养食物提供支持，尤其就弱势群体而言。

贫困社区在获取富含营养的食物时，往往面临着各种物质和经济障碍，更容易陷入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人们已逐步认识到有必要采取行动，在社区和国家层面应对各项因素。[37]各国政府可以选择多种政策方案，帮助人们更好地获经济上负担得起的健康膳食。这些政策方案包括从标准和法规等“硬”政策到提供信息和教育等“软”政策。图21列出了各国和各城市为预防或减少超重和肥胖现象而实施的各种政策和计划。其中一些行动将在下文详细介绍。

有助于健康膳食的高营养食物必须供应充足，且价格让人负担得起。为了帮助人们在物质上更好地获取高营养食物，地方政府可采取多项措施，如提供财政或非财政奖励手段，增加小区中出售新鲜、营养食品的网点（包括露天集市）的数量，[38]通过区划手段限制在学校附近售卖快餐，[39]通过自愿认证计划等非财政奖励手段，改善餐馆中营养食物的供应情况。[40]

在高收入国家以及巴西、中国、墨西哥、南非等新兴经济体中，营养食物的价格与高脂肪、高糖和/或高盐食物相比更高。[41]深加工、高能量食品的价格（和营养食物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获取状况）被认为是决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粮食不安全是否与肥胖存在关联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些食品往往在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极易获取，而且比新鲜、营养食物价格更低。[42]为了提高人们获取健康膳食的经济能力，地方和国家政府也可采取一些有效政策方案，如通过食品援助计划为低收入家庭和个人提供补助资金，用于购买水果和蔬菜，或通过财政奖励手段促进健康食物零售业的发展。已有研究表明，补贴能将水果和蔬菜的消费量提高10-30%。[43]政策制定者还可利用税收等经济奖励手段来减少对高脂肪、高糖和/或高盐食物的需求，利用补贴等经济奖励手段来降低营养食物的价格。[44]对加糖饮料征税的做法尤为有效，能减少此类产品的购买量和/或消费量，不仅因为其价格上涨，还因为人们认识到减少其购买量和消费量所能带来的健康益处。[45]有证据表明，食品税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更大，因为他们对价格更敏感，因此可能获得的健康益处也最大，尤其在税收与对营养食物的补贴相配套的情况下。[46]此外，此类税收还能促使生产商重新调整产品配方（如减少糖含量）。[47]

国家政府还可以利用其他政策工具来促进健康饮食，预防超重和肥胖，这些工具包括鼓励生产水果、蔬菜，就营养标签制定相关规定，[48]针对学校和其他公共机构制定食品标准和合理的采购规定，发布国家食品膳食指南等。提供安全的免费或价格合理的饮用自来水对于保障任何地方的健康都十分重要，在学校中提供安全饮用自来水能促使人们做出更健康的选择，减少加糖饮料的消费量。其他重要政策措施包括限制母乳代用品的营销，对面向儿童的食品和非酒精饮料销售活动进行监管，为特定产品设定盐、糖、脂肪含量最高限量标准。政府可牵头开展产品重新配方计划，减少加工食品和饮料中的盐、糖、脂肪含量，包括禁用人造反式脂肪。[49]

重要的是，单靠任何一项措施都无法扭转超重和肥胖趋势，相反，我们必须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将不同类型的政策和干预措施相互结合起来。

报告本节记录了营养不足与超重和肥胖现象日益突出带来的长期挑战，被人们称作“营养不良的多重负担”。由于认识到造成这一负担的各项原因和解决方案之间均存在内在关联，因此人们提出了能同时解决营养不足和肥胖两个问题的“双任务行动”。[50]“双任务行动”产生的潜在影响是解决导致不同形式营养不良背后的共同根源，同时利用共同的平台来解决问题。上文提及的很多政策就是此类行动的范例。例如，提倡和保护母乳喂养的举措有助于预防儿童发育迟缓和消瘦，减轻后期超重和肥胖的风险，对孕产妇进行产后体重管理。学校食品和营养计划中可包括为粮食不安全的儿童提供餐食，同时确保他们能获得营养食物。旨在保障弱势群体粮食安全的社会保护计划可在设计时考虑纳入鼓励健康饮食习惯和膳食多样化的内容。

因此，双任务行动能在多种不同背景下（包括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和长期危机背景下）当营养食物的物质和经济获取手段受到严重破坏时，同时解决导致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共同根源。即便在此类背景下工作重点是治疗和预防营养不足，但仍需要采取这些行动来促进健康膳食，从而应对营养不良带来的多重负担（插文8）。

总之，此处讨论的多项政策均着眼于帮助人们更好地获取足量的营养食物，而这一目标已被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2.1“消除饥饿，让所有人，特别是贫困人口和弱势人群，包括婴儿，全年都有安全、营养丰富和足够的食物”。下文将侧重于讨论无法获得食物，即通过FIES衡量的粮食不安全，与不同形式的营养不良之间有着何种关联。

1.3 全面了解粮食安全和营养对健康和福祉的重要性

要 点

按“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估算出的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较高的国家，在相同食物不足和贫困发生率下，往往面临较高的成人肥胖率。

仔细观察所有区域部分国家的家庭和个人层面数据可以发现，粮食不安全是造成不同形式营养不良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里，生活在粮食不安全家庭中意味着容易在学龄儿童、青少年和成人期出现肥胖。

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里，家庭粮食不安全往往与超重和肥胖呈反向关联，或根本无关联。

生活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的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家庭中的儿童，与生活在粮食安全有保障家庭中的儿童相比，更有可能出现发育迟缓。

为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2的要求，加快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必须充分了解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之间的关联以及两者背后的驱动因素。深入了解这些关联有助于制定更加有效的政策，应对各国和国际社会面临的具体挑战。如上文所述，营养不足的各种形式，如儿童发育迟缓和女性贫血，都是各国长期存在的问题，而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目前均面临着超重和肥胖加剧的问题。世界上肥胖总人数（约8.22亿，包括五岁以下超重儿童，有关这一人群目前无肥胖相关数据）在2016年已超过食物不足总人数（按食物不足发生率计算约7.965亿）。[51]

中度粮食不安全，即无法保证获得优质和/或足量的食物，但未严重到无法满足膳食能量消费需求量（食物不足），会加大出现看似相互矛盾的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风险。本报告2018年版[52]曾介绍过粮食不安全导致不同形式营养不良（包括超重和肥胖）的多种途径。家庭粮食不安全会影响膳食摄入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影响孕产妇营养、儿童成长和发育，并可能加大罹患传染病的风险以及女性贫血风险。面临粮食不安全的母亲还承受着更大压力，可能出现抑郁情绪，对母乳喂养和婴儿照料造成负面影响。其他有助于解释粮食不安全与超重和肥胖之间关联的因素包括营养食物价格较高（其替代物高脂肪、高糖食物的成本较低），食物得不到保证带来的压力，对定期食物短缺的生理适应反应。

本节介绍有关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与各种形式营养不良之间关联的新证据。我们采用的是两步分析法，但受到是否具备数据的限制。首先，由于很多国家有着自己本国的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和不同形式营养不良相关指标，我们会探讨利用中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是否有助于解释不同国家之间在成人肥胖、学龄儿童和青少年超重、儿童发育迟缓和消瘦、女性贫血发生率等方面的差别。接下来，我们采用非洲、亚洲和美洲少数国家的微观数据，对家庭粮食不安全在预示个人营养不良状况方面发挥的作用开展深入研究。

粮食不安全与各种形式营养不良在国家层面的关联

表5首行列出了具备国家指标的所有国家里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与五种形式营养不良中每一种的斯皮尔曼秩相关系数。[53]

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与所有各项营养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均具有统计学显著意义（p值 < 0.01）。但儿童消瘦一项例外，其显著性仅略低于10%的p值。成人肥胖以及儿童和青少年超重的相关性为负值，儿童发育迟缓和育龄妇女贫血的相关性为正值（表5上行）。

换言之，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两者相加）较高的国家，其儿童和青少年超重发生率和成人肥胖发生率较低，而贫血发生率和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较高。但这种关联不一定准确，例如，可能是由于各国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与贫困率等其他方面之间的关联造成的。为进一步证实这种关联是否由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本身的相关性引起，而不是简单地由其他结构性指标引起，我们采用各国食物不足衡量指标（作为重度粮食不安全代用指标）和极端贫困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对比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对每项营养指标做了跨国回归分析。[54]

分析结果（表5下行）显示，考虑到控制变量后，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的相关性仅在成人肥胖一项（但为反向）和女性贫血一项上仍为显著。

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与成人肥胖之间的反向关联，即变为正值，意味着中度粮食不安全在某些条件下的确会造成肥胖。如果我们将关注点放在食物不足和贫困水平相近的国家，我们会发现中度粮食不安全水平较高国家中的肥胖率也较高。这一结果符合2017年报告中介绍的初步发现，显示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与成人肥胖率呈正相关。[55]再加上极端贫困与肥胖率之间的负关联关系，我们就能发现更多实证，证明随着国民经济增长，面临获取食物难度的人们也具有更大的肥胖风险，正如基于粮食不安全体验指标所反映的那样。[56]

分析指出了多项由所用数据的性质带来的局限性，即宏观层面的全球数据。它显然不足以充分解释为何粮食不安全在不同条件下会对成人肥胖及其他形式营养不良造成不同的影响。通过将粮食不安全指标和营养结果指标综合起来，对家庭和个人层面的数据开展分析，我们还会得到更多启示，下一节将就此开展探讨。

粮食不安全与与各种形式营养不良在家庭和个人层面的关联

本节介绍对从各国代表性调查中获得的微观层面数据的统计学分析结果，这些调查中包含家庭粮食安全指标和家庭成员营养状况指标。分析的最终目的是确定生活在粮食不安全家庭是否会加大遭受某种形式营养不良影响的概率。

为确保粮食不安全衡量指标的一致性，在筛选调查时采用的一项标准是，调查中应该包含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法或类似的用于衡量家庭粮食不安全状况的基于经历的工具，同时还应包含对家庭中个人营养状况的衡量指标。虽然既包括家庭层面粮食安全状况、又包括个人层面营养状况的此类调查的数量已经有所增加，但仍为数过少，难以在此基础上开展全球性评估。不过，本次研究仍从世界三大区域不同收入水平的八个国家中收集到了有用的证据。

首先第一步是，采用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法，对每次调查中采用的粮食不安全指标按照全球参考标准进行校准，得出一项适用于本次研究所涵盖的所有国家的统一分类标准，用于确定一个家庭到底是粮食安全还是粮食不安全（插文3）。然后，在控制了年龄、性别、社会经济状况、家庭规模/抚养率以及城市/农村居住地等因素影响的基础上，对每个相关人口群体个人层面的营养状况和家庭粮食不安全状况的函数关系进行逻辑回归分析。就儿童营养不良状况而言，分析还控制了母亲受教育水平以及清洁饮用水的获取和基本卫生设施情况的影响（有关分析方法和结果，详情参见附件2和Ishaq等[57]）。

分析（本报告未展示全部结果）表明，在研究所涵盖的八个国家中，有七个国家显示，对不同人群而言，生活在粮食不安全家庭中是导致受某种形式营养不良影响的原因之一。在其中五个国家里，家庭粮食不安全会导致一种以上的营养不良。表6仅汇总了超重和肥胖与家庭粮食不安全的回归分析结果，未展示其他协变量的估计系数。[58]

表中显示了粮食不安全与超重和肥胖（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关联因各国收入水平不同而异。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里，生活在粮食不安全家庭里既可能降低超重或肥胖的可能性（肯尼亚和巴基斯坦），也可能两者之间只有很微弱的关联（马拉维）或根本没有关联（尼泊尔和尼日利亚）。在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巴西、墨西哥和美国）里，粮食不安全至少在某些年龄组中提高了超重或肥胖的概率。在巴西，粮食不安全与肥胖在两个年龄组中有着统计学关联（p值 < 0.05），而在美国和墨西哥，统计学关联在成人组中呈较为显著（p值 < 0.01）。在美国，与学龄儿童和青少年的肥胖关联较弱，在墨西哥则未达到常规的统计学显著水平（p值 = 0.117）。虽然本次分析的设计目的并非是证明这一假设，但粮食不安全与成人肥胖之间的关联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中呈现不同方向这一事实，恰好符合其他证据所证明的那样，即在深加工、高能量食物价格较低的地方，两者之间更有可能存在正关联。[59]如第1.2节所述，在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里，此类食物随处可得，且价格较低，而新鲜、高营养食物对低收入人群而言，则往往难以获取。但在很多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里，人们却不容易购买到深加工、高能量食物，或无力购买。

表7汇总介绍对家庭粮食不安全与儿童营养不足和育龄妇女贫血之间关联的分析结果，分析时已考虑到其他因素（ 详情参见附件2）。在研究涵盖的多数国家里，家庭粮食不安全与儿童营养不足各项指标之间有着关联。生活在巴西、肯尼亚、马拉维、墨西哥粮食不安全家庭中的儿童与生活在粮食安全家庭中的儿童相比，更有可能出现发育迟缓。在尼日利亚，他们更容易出现消瘦。在尼泊尔未发现任何关联。

由于数据有限，研究只能对八个国家中的四个进行粮食不安全与育龄妇女贫血之间关联的分析。在巴西和墨西哥，生活在粮食不安全家庭中会提高女性的贫血概率。在尼泊尔，粮食安全和粮食不安全妇女的贫血发生率相近。在美国未发现粮食不安全与贫血之间有任何关联。

由于分析时考虑到了收入水平，[60]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无论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如何，粮食不安全经历都可能导致营养不良。这意味着有必要在制定政策时，不仅仅只考虑解决贫困的问题，还要进一步改善食物的获取。

1.4 结 论

第1部分介绍的粮食不安全和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趋势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构成了巨大挑战。面临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的人口数量已不再减少，过去几年里反而在缓慢增加。虽然我们应该对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的降低以及纯母乳喂养率的上升表示赞赏，但肥胖率正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快速上升，而且任何区域或收入组别均未能幸免。全球肥胖人口数已于2016年超过了食物不足人口数。面临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的儿童以后可能更容易出现超重、肥胖和罹患非传染性疾病，而不健康的膳食目前已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致死风险因素。因此，必须继续应对饥饿人口的迫切需求，同时超越饥饿问题，不仅要保证有充足的食物，还要保证健康膳食所需的营养食物。在我们努力了解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基于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的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新指标是一项宝贵的工具。

过去几十年里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趋势及其长久以来存在的社会经济和地域不平等现象充分说明，有必要解决社区、国家、国际层面造成此类不平等现象的各项因素。本报告第2部分将更深入地讨论导致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与其背后的经济结构和不平等现象相关的根源。

第2部分
面对经济放缓和下行，持续摆脱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正如本报告第1部分所示，世界上几乎每9个人中就有1人遭受饥饿，并且饥饿人数正在缓慢增加。同时，儿童发育迟缓的减少不足以达到全球目标，并且肥胖和超重人数持续增加。

本报告前几版确认，这些成问题的趋势背后存在三种诱因：冲突、气候和经济放缓。这些诱因纷繁复杂，并常常与以多种方式对粮食安全和营养构成挑战的复合效应相互作用。除非做出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的努力，解决这些诱因以及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根本原因，否则越来越明确的是，无法实现到2030年消除饥饿和一切形式营养不良的目标。

2017年，本报告明确指出，在受冲突影响状况下应对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努力，必须与相应行动齐头并进，以便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谋求增强抵御能力和帮助维持和平的长期发展。2018年，本报告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扩大并加快增强气候抵御能力的政策和计划。

今年，本报告第2部分更仔细地审议了第三个关键诱因，即经济放缓，更具体地也包括经济下行，如何加剧最近的饥饿人口增长，从而可能对营养产生影响。这是了解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未来趋势的关键，特别是考虑到最新全球经济展望的预测结果堪忧，同时包括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内，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并停滞不前。事实上，数次金融压力、贸易紧张局势恶化和金融条件紧缩，都使全球经济前景趋于黯淡。[1]

重要的是，不能脱离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根源，即贫困、不平等和边缘化，来谈经济放缓和下行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为此，第2部分仔细地审议了贫困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关系，及其如何与不平等和边缘化相互作用，从而威胁粮食安全和营养。

分析的目的是指导如何克服这些挑战，从而消除饥饿和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因此，最后一节介绍了相关政策和计划，能够保护最弱势群体免受经济放缓和下行的影响，同时从更包容的经济增长的角度，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到2030年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2.1和2.2），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并采取综合的办法，以便消除极端贫困（可持续发展目标1）、确保体面工作和包容性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目标8）、减少不平等（可持续发展目标10）。

2.1 经济放缓和下行及其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

要 点

全球经济前景趋于黯淡，反映了贸易紧张局势恶化和全球借贷成本上涨的风险。

在经济放缓或萎缩的国家，饥饿人口持续增长。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并不一致，从而使人担心消除饥饿和一切形式营养不良的前景。

在2011-2017年间经历食物不足发生率上升的国家中，大多数（84%）同时发生经济放缓或下行，其中主要都是中等收入国家。

尽管冲突和气候冲击是2018年粮食危机的关键诱因，但在半数以上受粮食危机影响的国家，经济震荡则是第二位和第三位的重要诱因，加剧了9600万人面临的粮食危机。

面临经济下行的国家食物不足发生率的增幅（5.1个百分点），往往高于易受极端气候影响的国家（高2.3个百分点）和经历冲突的国家（高2.2个百分点）。

经济放缓和下行如何与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的追求相关？

在很多经济放缓或萎缩的国家，饥饿人口持续增长。2011-2017年间，77个国家中有65个的饥饿人口增长与经济放缓或下行交叠。通常导致经济放缓或下行的经济冲击，往往是第二位和第三位的重要诱因，延长并加剧了粮食危机，特别是在经历重度粮食不安全，从而需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国家。[2] 2018年，在遭受粮食危机的53个国家中，有33个国家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冲击，9600多万人因此受到影响（表8）。

经济放缓通常是指经济活动疲软，但仍然继续增长。当不再增长时，经济出现下行（插文9）。这些经济现象往往导致失业人数增加和工资收入减少，使贫困人口难以获取粮食和基本社会服务。人们获取高质量、有营养的食物的机会可能受到影响，因为这类食物的价格往往不太亲民，特别是对食物支出占收入大头的贫困人口来说，此外，获取卫生保健等基本服务的机会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全球经济从放缓中复苏的步伐并不一致，从而进一步使人担心消除饥饿和一切形式营养不良的希望。最近的世界经济报告强调，放缓、停滞和全面衰退明显见于一些经济体，并已造成失业人数增加和收入下降。[3]不久以后，可能再次发生全球经济下行。今年年初，随着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前景趋于黯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全球增长预报下调至10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4]

这种黯淡的前景反映了贸易紧张局势恶化、投资疲软、政府和企业债务增加、借贷成本上涨的风险与日俱增。根据世界银行，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及相关的不确定性，可能进一步削弱增长。[5]此外，商品价格的前景，特别是石油，容易受到政策相关风险的影响，同时很多国家的集体干预，特别是通过贸易政策的干预，可能加剧国际价格波动，无法有效保护最弱势人群。[6]

日益削弱商业信心的贸易紧张局势特别令人关切。在2017年和2018年的强劲增长后，全球经济的放缓反映了同时出现的各种因素，包括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全球贸易也已大幅放缓。此外，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关系恶化和关税骤升，可能进一步削弱增长，并对商品价格形成压力。原因在于，关税上涨将使进口货物价格上涨，扰乱全球价值链，降低生产率，增加不确定性，并削弱投资。[7]

今后十年，全球商品需求可能减缓三分之一，[8]特别是对农业和金属的需求，同时依赖商品出口的国家可能难以适应。与日俱增的风险与高度的脆弱性结合起来，将使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难以应对经济冲击。

黯淡的经济前景可能变成更多贫困和不平等，妨碍根除饥饿和一切形式营养不良的努力。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极端贫困率从1990年的54%降到了2015年的41%，但同期极端贫困人数却增加了1.36亿人，即从2.77亿人增至4.13亿人。更令人担心的是，世界上近半数国家的不平等日益加剧，包括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9]

经济放缓和下行的趋势

两段时期之间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比变化，即经济增长率，通常用于量度一个经济是否处于放缓或萎缩。在大多数地区，经济增长率都在2008-2009年间全球经济急转直下后出现了反弹。然而，复苏的步伐并不一致，并且只是昙花一现，因为从2011年起，很多国家的增长普遍呈下行趋势（图22）。此外，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也遇到挑战，特别是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比如非洲和南亚国家，这两个区域都是世界上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状况最严重的一些区域（表1）。

分区域的状况更差。在过去几年，七个分区域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出现下降，其中五个分区域在不同年份经历了负增长（图23）。2018年，这五个分区域加在一起共有近2.63亿食物不足人口，并有5600多万五岁以下发育迟缓儿童。其中很多区域可能继续面临更多阻碍，包括中部、南部和西部非洲、西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10]

经济放缓和下行可能源于众多因素。国际因素可能通过贸易流动、世界价格、外国直接投资和其他外汇流动（汇款、国外借贷、援助等），对具体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国内因素，特别是货币、财政和贸易政策，以及投资和行业政策，也可能驱使经济放缓和下行。然而，也可能有非经济因素驱使经济减速，包括政策因素、冲突和气候冲击。其中一些因素能够在其他国家感受到。例如，大范围社会不安全可能扰乱生产和贸易流动，并引发移徙。

在经济放缓或萎缩的地区，食物不足人数增加

正如第1部分所示，世界食物不足发生率和食物不足人数都从2016年起开始上升。对于很多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以及受冲突和不利气候事件影响的国家，食物不足人数早在2011年就开始增加。直到2016年，食物不足人口逐年增加的国家才多到能将增加的食物不足人数反映在世界饥饿人口的全球总数中。[11]

鉴于食物不足发生率的长期计算和修匀方式，在经济增长和食物不足之间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是复杂的。[12]另一方面，研究食物不足发生率的上升变点是否与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呈负相关，则是简单的。[13]上升变点是指食物不足发生率连续两年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上升（方法见附件3）。

2011-2017年间，在77个国家（采用134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样本）食物不足发生率的120个上升变点中，有65个国家的96个上升变点对应发生了经济放缓或下行（图24，国家清单见附件3）。这意味着，对于84%的国家，2011年以来的食物不足发生率的上升，与经济放缓或下行的发生交叠。此外，在其中很多国家，食物不足发生率的上升变点与经济放缓或下行交叠的时间超过一年：17个国家交叠2年，7个国家7年中交叠3年。2014-2015年间特别显著，这段时期对应的年份恰逢很多区域和国家经历了三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放缓，而经济放缓最终往往演变成经济下行。有意思的是，在接踵而至的两次危机（全球粮食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中，只有少数国家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出现了上升（说明见插文10）。

出现食物不足发生率上升的同时经济放缓或停滞的国家最多见于非洲（32个）。一些见于亚洲（17个），其次是拉丁美洲及加勒比（11个）、大洋洲（3个）和东欧（2个）。大多数（65个国家中有44个）是中等收入国家；19个（共65个）是低收入国家，其中17个位于非洲，另外2个是塔吉克斯坦和也门。

明显的是，在经历食物不足发生率上升的同时经济放缓或萎缩的国家中，有80%（65个国家中有52个）的外汇和税款创收，高度依赖粮食和燃料商品进口和/或石油及其他初级商品出口（按商品依赖性分列的国家清单见附件6）。[14]如上所述，世界价格是可能导致国家经济状况恶化的国际因素之一。商品价格的长期暴跌影响依赖商品的国家，从而引发一些整体经济影响，包括外汇和税收收入减少，可能会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不利影响。

为了提供统计证据，证明食物不足发生率的变化与经济放缓和下行的关系并非单纯对应发生，进行了一项回归分析，比较2011-2017年间食物不足发生率和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差异。[15]该项分析指出，两者存在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性（模型和结果见附件4）。平均来看，2011-2017年间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0%，同期食物不足发生率就上升1.5个百分点。另外，在经历了经济下行的国家，2011-2017年间食物不足发生率大幅上升，比经济未萎缩的国家高5.1%。

如所预料，相关性因国家而异。平均来看，2011-2017年间，低收入国家食物不足发生率升幅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图25和附件4表A4.2）。

此外，同样重要的是，探讨经济下行与饥饿上升趋势其他两个诱因（冲突和气候）之间的相互作用。从估算系数的大小来看，经济下行与食物不足发生率上升的相关性最大，几乎是气候脆弱性和冲突的两倍。事实上，经济下行国家的食物不足发生率比未出现经济下行的国家高5.1个百分点，而易受气候和冲突影响的国家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则各高出2.3和2.2个百分点（见附件4表A4.3）。

当按收入群体估算食物不足发生率的升幅时，经济下行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升幅最大，即2011-2017年间，食物不足发生率升幅比未出现经济下行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6.3个百分点。相反，低收入国家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升幅与气候脆弱性和冲突的关联最大。在低收入国家中，具有气候脆弱性的国家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升幅比不具有气候脆弱性的国家高4.8%，而当受冲突影响时，食物不足发生率升幅则高出5.5个百分点（见附件4表A4.4a和表A4.4b）。首先，这与一些研究的结果一致，即低收入经济体更有可能爆发冲突，从而导致最为严重的饥饿人数增加。[16]其次，只有低收入国家的食物不足发生率的大幅上升与气候脆弱性有关（见附件4表A4.4a和表A4.4b）。非常重要的是，宏观层面分析得出的这一结果，证实了微观经济文献的大量结论，即极端气候对偏远地区最贫困人口的消费和粮食安全的不利影响尤甚。[17]尽管相关性分析描述了三种诱因与食物不足发生率变化之间的关联，但仍然难以理顺三种诱因中每一种诱因的贡献，因为冲突和气候冲击也可能影响经济增长，从而间接影响食物不足。

经济放缓和下行加剧全球粮食危机

经历堪比危机的重度粮食不安全的国家，也往往经历经济混乱。过去三年（2016-2018年），每年都有1亿多人面临数次重度粮食不安全。[18] 2018年，53个国家和领土有1.13亿人面临堪比危机或更加严峻的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阶段3及以上或相当阶段）[19]，需要采取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以便挽救生命和生计，并解决重度或平均水平以上急性营养不良问题。

在国家层面对重度粮食不安全（包括粮食危机背后的诱因）进行的分析，阐明了经济放缓和下行如何加剧粮食危机。[20]分析表明，2018年，冲突仍是粮食危机的关键诱因，影响了约7400万人，其中三分之二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气候和自然灾害则是另外2900万人面临的重度粮食不安全的首要诱因。经济冲击则是1020万人面临的重度粮食不安全的首要诱因。

尽管经济冲击很少是粮食危机的首要诱因，但前者却是后者第二位或第三位的重要诱因。很多情况下，重大的经济冲击，甚至是发生在脆弱经济体的不太重大的冲击，都有可能破坏经济活动，加剧重度粮食不安全，并延长危机时间。事实上，对于2018年遭受重度粮食不安全的33个国家9600多万人来说，所在地区的经济都受到了经济冲击，即失业率上升、固定工作短缺、货币汇率下浮和高粮价（按经济冲击分列的国家清单见表8和附件5）。[21]根据2015-2017年间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其中大多数国家（33个国家中有27个）的经济都在萎缩。

在粮食危机背景下，冲突与经济放缓和下行的相互作用特别重要。冲突不仅是粮食危机背后的主要诱因，而且还往往引发经济放缓、下行和严重衰退，从而加剧并延长了粮食危机。[22] 2018年，冲突和社会不安全是21个国家粮食危机的主要诱因，其中14个国家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2014-2017年间经济增长率平均负差2.4个百分点。[23]

经济放缓和下行往往导致失业率上升和收入机会减少，从而削弱了家庭购买力，加剧了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24]反过来，收入损失和失业成为了一些粮食危机的主要致因，特别是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国家（表8）。

正如下节所示，经济的长期放缓和陡然下行可能耗尽外汇储备，并有可能引发国家货币汇率下浮，从而产生一些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不利的连锁反应，包括粮价上涨。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尤其如此。在既经历粮食危机也遭受经济冲击的国家中，有75%是粮食净进口国（33个国家中有25个），即粮食进口额超过粮食出口额。

经济放缓和下行可能束缚国家的经济能力，使其难以提供基本服务、保护贫困人口和有效应对危机。此外，政局不稳使政府难以在粮食危机中为人民提供支持，因此，经济下行，特别是严重的经济下行，可能进一步加剧政局不稳对粮食危机的影响。

经济放缓和下行也可能削弱家庭应对其他冲击的抵御能力，包括应对气候冲击。例如，2016年南部非洲厄尔尼诺现象的气候影响，导致6个国家1200多万人粮食不安全，他们需要紧急人道主义行动。在一些国家，这种现象的影响由于已经发生的经济放缓和下行而加剧，从而削弱了家庭有效应对气候冲击的能力，并进一步削弱了已被2015年农荒所累的家庭的抵御能力。斯威士兰、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正是如此。尽管家庭也许能够应对短暂的冲击并从中恢复，但多种频发的冲击逐渐成为常态，从而加剧了贫困人口的脆弱性。整体冲击和频发冲击往往产生贫困陷阱，或导致重陷贫困，从而给当下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并给后代产生了有害影响。[25]

2.2 商品依赖性及其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相关性

要 点

在最近经济放缓和下行期间饥饿人数增加的国家中，有80%（65个国家中有52个）的经济高度依赖初级商品出口和/或进口。

2018年，在8.07亿食物不足人口和1.54亿五岁以下发育迟缓儿童中，各有约3.81亿和7300万人生活在高度依赖商品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面临堪比危机的重度粮食不安全或需要紧急人道主义行动的1.13亿人中，也有近1.09亿人生活在这些国家。

商品价格的变化会影响这些国家的相对进出口额。外汇耗尽、货币汇率下浮和货币贬值可能通过经济制度传递，从而造成国内价格上涨、失业、工资损失和最后收入损失。

这些事件构成了影响众多家庭的宏观经济整体冲击，而不是只影响单个家庭的特异冲击。很多弱势家庭发现其购买力下降，同时发现其在一次性特异冲击期间采取的对策没有效果。

出于改变消费结构的需要，可能导致弱势家庭削减卫生和疾病预防方面的一系列基本服务支出，或者放弃营养丰富的食物，转而选择更多能量高但营养差的食物。如果提供基本社会公共支出的财政空间受到更多限制，家庭还可能发现基本服务的供应也受到影响。

商品的价格趋势和热潮

国际、区域和国家因素可能在损害经济活动的同时，也对粮食安全和营养构成威胁。由于最终因国家而异，因此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尝试了解经济放缓和下行加剧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最近不良趋势的机制。然而，有种稳定的趋势影响了很多最近出现饥饿人数增加的国家。

大体而言，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充分融入了世界经济，但程度和方式不尽相同。这些国家与其他国家进行货物和服务贸易，进行货物和服务投资，或接受货物和服务投资者，并交换各类流动，包括金融资本、外国援助、国外借贷、汇款及其他。当然，这种融入使其暴露在由其经济结构特点决定的外部脆弱性之下。

这方面出现了一个关键脆弱性，涉及这些国家的产品及其与世界其他国家贸易的标的：基本上是初级商品。2003年启动了商品价格上涨趋势，2008年出现了价格极端波动时期，随后2011-2016年间全球商品价格基本连跌五年（图26）。结果，在此期间商品价格跌幅超过9%。正如上文所示，全球商品需求也在下降，未来10年的需求增长可能放缓，特别是对农业和金属的需求。

尽管全球商品价格水平依然高于2007-2008年间商品价格暴涨以前的水平，但大多数高度依赖商品出口创收的国家，仍然无法利用商品价格暴涨期获得的巨额商品利润，使经济多样化发展，并减小对价格冲击的脆弱性。今天，很多国家仍旧依赖商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有阿根廷、中国和墨西哥等少数国家例外。[26]这方面的原因很多。创造并分配财富的生产结构和能力的多样化和升级并非易事，需要多年才能实现。[27]也需要有效的政策、有效的公私部门协作和大力的投资。

此外，热潮时期的获利，迄今已被价格波动和低价时期造成的负面影响所抵消，后者的持续时间往往超过热潮时期。[28]此外，如同2017-2008年间和2010-2012年间粮价危机期间所见证的一样，粮食净进口国在高粮价时期受到的负面影响可能极其严重。

为何商品依赖性事关重大？

商品依赖性事关重大的原因是，它加剧了各国对世界价格摆动的脆弱性。产生对商品价格变化的脆弱性的原因是，国家进行商品的生产和贸易，并在大多数情况下，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只能随行逐市，无法影响价格。它们可能无法凭一己之力影响商品价格。它们也可能无法进行结构转型，使其脱离商品依赖性。

在依赖商品的国家，经济效益和商品价格的关联紧密，因此使其特别容易受到全球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29]很多区域之所以最近发生经济增长放缓和下行，基本是因为商品价格出现了显著下跌。这主要影响到了依赖初级商品出口的国家，特别是南美洲国家，但也影响到了亚洲等其他区域和一些非洲国家。[30]

这些区域的国家依赖商品出口，出口收入主要来自初级商品。本报告不仅聚焦这类国家，还聚焦表现出商品进口依赖性和粮食净进口依赖性的国家（定义见插文11）。对于依赖商品进口的国家，粮食和燃料进口在商品贸易总额中占比较高，而对于依赖商品出口的国家，出口收入主要来自初级商品。粮食净进口国是指基本商品进口额超过粮食出口额的国家。在研究的1995-2017年间总共134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有102个分为三类高度依赖商品的国家，其余32个则分为低度依赖商品的国家。

高度依赖商品的国家，同时表现出商品进口和出口依赖性，因此势必会产生对商品价格的不同脆弱性，及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不同联系。例如，在1995-2017年间134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有34个高度依赖商品出口，但低度依赖商品进口，有25个高度依赖商品进口，但低度依赖商品出口，有43个同时高度依赖商品出口和进口（图27）。

在134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有97个是粮食净进口国，其中有80个还表现出一定的商品依赖性：有23个高度依赖商品出口，有20个高度依赖商品进口，有37个兼具两类依赖性（图27，按商品依赖性和收入水平分列的国家清单见附件6）。

国际商品价格冲击和波动，可能会在各种高度商品依赖性组合中，对粮食安全和营养造成有害影响。举例来说，正如上文所强调，在2011-2017年间经济减速期间食物不足发生率相应上升的国家中，大多数（65个中有52个）高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和/或进口，其中很多国家（65个中有42个）重度依赖石油及其他初级商品出口收入。对于一些受上述粮食危机影响的国家，其中大多数都依赖粮食净进口（33个中有25个），源自本国货币汇率对美元下浮的通货膨胀压力是推高粮价的一大因素。2018年，在经济冲击加剧了重度粮食不安全的粮食危机国家中，大多数（33个中有27个或81%）高度依赖初级商品。

2018年，在8.07亿食物不足人口和1.54亿五岁以下发育迟缓儿童中，各有约3.81亿和7300万人生活在高度依赖商品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对于面临粮食危机的国家，2018年的形势更加严峻：在面临堪比危机的重度粮食不安全或需要紧急人道主义行动的1.13亿人中，[31]也有近1.09亿人生活在高度依赖商品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对最近2011-2017年间商品价格下跌期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仔细审查发现，高度依赖商品的国家和同期不具这一特点的国家之间经济增长差异巨大。2012-2015年间，高度依赖商品的国家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大幅稳定下跌，后来经济增长虽有一些回升，但仍然远低于低度依赖商品的国家（图28）。此外，同期很多高度依赖商品的国家（102个中有67个）也出现了饥饿人数增加或粮食危机形势恶化的情况。在这些国家，经济的放缓更加显著，并且经济的下行更加急剧、更加持久。

2011-2017年间，很多高度依赖商品的国家经历了急剧的经济衰退，连续几年出现经济负增长（下行）。23个高度依赖商品的国家连续两年或以上负增长，其中大多数国家（15个）还在期间出现了食物不足人数增加，或在2018年发生了粮食危机形势恶化（国家清单以及连续下行年数见附件6表A6.3）。

在高度依赖商品的国家中，特别是在高度依赖商品出口的国家中，与经济放缓或下行有关的食物不足人数的增加，取决于国家的主要出口部门。依赖燃料、矿物和金属出口的国家受到的下行风险最大，即使是这些商品来自完全不同的部门。具体而言，在2016-2017年间经济下行的国家中，有35%（40个中有14个）依赖上述商品的出口。

粮农组织最近对1995-2017年间129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抽样研究发现，高度依赖初级商品的出口和进口，会对粮食安全产生有统计学意义的负面影响（表9）。[32]在考虑的时期内，初级商品出口依赖性每平均增加1%，每年食物不足发生率就平均上升2.2%。就商品进口依赖性而言，相关性更加紧密，会使食物不足发生率每年平均上升3.8%。结果表明，这种平均效应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大于中等收入国家，因为依赖商品的低收入国家的食物不足发生率更高。

粮农组织的该项研究还发现，当剖析商品进口依赖性时，粮食进口依赖性对食物不足发生率的影响比燃料进口依赖性更大、更强。粮食进口依赖性使食物不足发生率每年平均上升8%，而燃料进口依赖性则没有报告有统计学意义的系数。

2007-2008年间和2010-2011年间连续两次商品价格暴涨，给大多数依赖商品出口的国家带来了财源（图26和图28）。很多国家出口收入大幅增加，并普遍发现经济加速增长。然而，对于粮食净进口国和高度依赖商品进口的国家，这种价格暴涨可能会对粮食安全和营养构成额外挑战。当进口粮价上涨时，粮食净购买者可能尤其如此。另一方面，高粮价，特别是高企的谷物价格，能够强力刺激农业增产，这样一来，积极影响则超过了高粮价的消极影响（如对粮食净购买者而言），从而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了总体积极的净影响。2007-2008年间全球粮食危机期间很多国家都是如此（插文10）。

粮农组织的新证据表明，经济增长，即使是高度依赖商品出口的国家在价格暴涨期间实现的强劲增长，不一定能够落实到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改善。[33]这项研究发现，1995-2017年间，粮食进口依赖性和初级商品出口依赖性都对食物不足发生率产生了负面影响，即使是以2003-2011年间的价格暴涨作为对照（不包括2008-2009年间商品价格暴跌，见图26）。商品价格暴涨的几年似乎对饥饿问题产生了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小（表9）。在其中很多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分配并不公平，没有充分形成涓滴效应，而在一些情况下，根本没有惠及最贫困、粮食最不安全和营养最不良的人口 — 详见本报告下文。

这与最近对1995-2014年间202个国家的综合研究的结果不谋而合，该研究发现，高度商品依赖性有统计学意义，不利于一般的社会（教育和卫生）和人类发展，并且研究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发现，这种效应通过若干渠道传递，包括影响依赖商品的发展中国家的长期不利的贸易条件、经济增长乏力、宏观经济严重不稳和政局不稳。[34]该项结论得到了另一项研究的进一步支持，后者发现，发展的“非货币”指标（例如卫生和教育）通过宏观经济波动和分配不均，与商品依赖性呈负相关。[35]

商品依赖性与粮食安全和营养：传导渠道

制定政策以帮助抵消高度商品依赖性带来的脆弱性，需要透彻了解潜在影响。可以通过一些直接和间接的渠道减轻这些影响，这些渠道应能够把全球商品市场与国内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成果联系起来，包括粮食安全和营养。在这种背景下，传导渠道是复杂的，特定商品价格变化不会以相同的方式影响所有依赖商品的国家。图29简要介绍了这些传导渠道。

可将传导渠道归入本节主要分析的四大领域：

▸ 直接影响，产生的原因是商品价格变化影响贸易条件、汇率调整和国际收支。

▸ 这些宏观经济影响对以下领域的间接副作用：

▸ 国内价格，包括粮价；

▸ 失业、工资减少和收入损失；

▸ 卫生和社会服务。

最终，决定直接和间接影响是否危及粮食安全和营养的一大关键因素，是个人和家庭应对这些经济相关冲击的能力。本节最后一部分更仔细地审视了人们如何应对以及何时无力应对。

贸易条件、汇率和国际收支

依赖商品的国家的宏观经济效益，往往随着商品价格周期变动。经济活动和增长以及外部和财政平衡，会在商品价格下跌/上涨期间恶化/改善，无论后者导致商品价格长期下跌/上涨，还是仅仅持续几年的商品价格短期摆动。[36]

从低收入国家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外汇收入主要来自初级商品出口的国家，商品价格不稳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并使宏观经济管理更复杂（图29）。

贸易条件的冲击和波动

国际初级商品价格大跌或大涨，可能导致依赖商品的国家的贸易条件变化。也就是说，一国出售出口商品的价格与其购买进口商品的价格之间的比例受到影响。该比例的减小反映了贸易条件的恶化，从而可能影响经济增长，并随着供需因素对冲击作出反应，产生进一步的整体经济影响。

事实上，结果表明，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贸易条件的冲击是一系列外部冲击中，对经济产出破坏最大的。[37]低收入国家特别容易受到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现，低收入国家受贸易条件严重波动和变化影响的频率比发达国家几乎高六倍。[38]

世界经济报告确认，2011-2016年间国际商品价格持续暴跌，导致依赖商品的国家的贸易条件发生重大转变，同时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大降。[39]当然，某种商品的出口或进口价格的变动影响贸易条件的程度，取决于相应商品占国家进出口总额的相对比例，以及价格冲击的大小。进出口价格的类似变动也可能相互抵消。

由于2011年4月至2015年8月间价格下跌，大多数燃料和矿物出口国（例如刚果、加蓬、尼日利亚和赞比亚）的贸易条件均出现了恶化。[40]加上汇率下浮和商品收入损失，这导致财政态势恶化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受挫。

研究还表明，商品价格波动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长期放缓，特别是在资源丰富、依赖商品出口的国家。[41]原因在于，从长远来看，依赖初级商品的经济体的贸易条件，往往由于初级商品价格相对制成品价格长期下跌而恶化。因此，依赖逐渐失去价值的商品出口，不是非常可行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42]，更不用说通过多样化消除外部脆弱性。

通过经济从贸易条件传导过来的冲击，也对政府预算构成了挑战。在很多依赖商品的低收入国家，特别是依赖商品出口的国家，主要出口商品价格的暴跌和长期低迷，不仅可能耗尽出口收入，也可能耗尽财政收入。

最近从2011年开始的商品价格下跌，导致亚洲、非洲、北非和中东以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很多依赖商品出口的国家（石油和非石油出口国）的公共财政恶化。例如，非洲依赖商品的国家的公共收入，从2004-2007年间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缩到了2011-2014年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这部分说明了，为何两段时期之间这些国家的平均初级预算结余，从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变为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很多依赖商品的国家对此作出反应，增加了借贷以支持财政。[43]

财政态势的这种恶化可能威胁社会计划、安全网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其他组成部分的连续性。由于政府的财政空间趋紧，难以保护贫困家庭免受国内价格上涨的影响，粮食的获取可能受到不利影响。一般而言，汇率下降也可能以削弱粮食进口能力的形式影响粮食供应。应急机制和基金是防止这些脆弱性潜在损害粮食安全的关键，详见第2.4节。

随着商品价格低迷或走低，面临财政收入以这种方式减少的依赖商品的国家，可能需要增加借贷以填补亏空，从而造成公债增加，反过来则可能进一步损害长远增长和发展，并导致偿债时间趋紧。例如，很多南美洲商品出口国发现，财政赤字的急剧增加，导致公债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上升。[44]

汇率调整和国际收支

商品价格会改变以外币计值的进出口额，从而影响依赖商品的国家的外汇储量。国际收支记录的是这些经济交易。

一个经济体出现的外汇变化，将反映在外国货物与国内货物的价差上，或反映在实际汇率上。因此，在同等的条件下，外汇的净流入/净流出将导致实际汇率的上浮/下浮。照此定义，贸易条件和实际汇率可能同步受到影响。

当国家的外汇储备不足以防范不利的外汇调整时，国家可以调整购入一单位特定外币所需本国货币单位数量，或者调整名义汇率，从而恢复国际收支。例如，商品价格走低可能导致商品出口国市场外汇减少，原因是出口收入下降，从而造成实际汇率下浮。拥有本国货币的国家可以使其贬值，从而恢复国内出口商以当地货币计值的收入。货币汇率下浮和货币贬值可能通过这种制度传递，从而造成国内价格上涨。

以哥伦比亚和智利为例，两国出口商品（分别是原油和铜）的国际价格持续下跌，导致出口收入和美元储备减少，从而引发当地货币对美元贬值（图30）。视农产品国际价格动态而定，这种贬值可能意味着粮食进口涨价、国内粮食供应减少和粮价上涨。

对于很多经历食物不足发生率上升或粮食危机加剧的依赖商品的国家，2011-2016年间商品价格的下跌与货币汇率大幅下浮有关。很多依赖商品的非洲国家尤其如此。例如，2015年，包括赞比亚克瓦查、安哥拉宽扎和尼日利亚奈拉在内，很多货币的汇率发生了近几年对美元最大的一些下浮。[45]这推高了非商品进口价格，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贸易条件的急剧恶化。

国内价格走高，包括粮价

国际商品价格波动也可能通过汇率调整将影响传到经济（图29）。汇率大幅下浮与国内价格上涨有关，大幅贬值则往往与产出、消费和进口大幅下跌有关。[46]国际商品价格动态向当地国内价格的传递，因商品、国家和时间而异。[47]不过，这可能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特别具有挑战性，因为这可能影响人们获取粮食、照料和食物，以及获取卫生服务 — 除非恰似全球粮食和金融危机期间那样，普遍存在能够抵消这些影响的例外情况（插文10）。

正如上文所强调，商品价格下跌可能导致货币汇率下浮和货币贬值，而这些汇率变动则可能通过经济制度传递，导致国家价格上涨，包括粮价。另一种情形可能是，由于国际商品价格上涨，进口粮食更加昂贵，同时国内粮价也应声上涨。两种情形都可能对粮食净进口国特别具有挑战性。尽管传递的程度和速度取决于国家处于这两种情形中的哪一种，但粮价上涨的影响将通过粮食价值链，从批发价流向零售价。如果国家难以用国产粮食替代进口粮食，这就对粮食安全和营养构成挑战，同时，不清楚所有国内粮食生产者能否从粮价上涨中受益。

例如，2015年，南苏丹货币贬值，立即引发粮价大幅上涨，并削弱了该国大多数贫困和弱势人口的购买力。在这种情况下，贬值通常使进口粮价上涨，并使粮食平价（城乡贸易条件）转向对农业/当地农产品有利的方向。然而，大多数农民的可贸易盈余不多（原因是农业生产率低），加上市场一体化和市场联系程度低，可能将一些农业人口排除在外，使其无法从当地生产的商品价格上涨中受益。这正是发生在南苏丹的一系列事件，导致重度粮食不安全和急性营养不良加剧，原因则是人们难以获取粮食，而特别令人担忧的是，南苏丹43%的人口都依赖市场满足其粮食需求。[48]

在这些情形下，由于粮食成本相对家庭收入上升，因此需要购买粮食的家庭立即受到国内零售价上涨的影响（插文12）。尽管城市地区显然都是如此，但在农村环境中也依然如此。即使是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民、劳工或农村土地所有者，也可能成为粮食净购买者，并受涨价的不利影响。此外，当农村收入通过乘数效应密切地相互联系起来时，[49]粮价弊端可能波及粮食净销售者，甚至使其每况愈下。[50]然而，一旦传给生产者，粮价上涨也会刺激粮食生产。从中期来看，如此能够增加农业就业，并在价值链上游创造创收机会，从而对农村社区有利。然而，南苏丹的案例表明，当农业生产率和市场一体化较低时，一些农业人口可能无法从当地生产的农产品涨价中受益。

粮价也对膳食多样性起了关键作用。即使是从自足型生产中获取大部分膳食能量的小农，购买的粮食也能够极大提升膳食的种类和质量。[51]成本往往随着膳食质量上涨，[52]而应对购买力下降问题的一项共同策略，则是转变膳食结构，选择廉价食物。因此，价格暴涨导致营养素摄入受到影响。这项对策似乎用在了全球粮食危机期间（插文10）。

粮价变化的性质和大小、粮食可获性和代用品营养素含量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涨价对营养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并不以相同的方式显现。低收入国家的家庭往往深受影响[53]，城市家庭[54]和妇女儿童也是如此。[55]尽管通过优质代用品，粮价上涨立刻对营养产生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影响渠道不太直接。例如，限制卫生支出以省钱购粮，可能引发更频繁、更持久或更严重的疾病。这已对身体吸收必需营养素产生了不利影响。[56]

失业和收入工资损失

世界和国内价格调整，例如目前为止介绍的调整，都会引起实体经济的复杂反应。供给侧和总需求侧的这些反应将产生一些“数量”调整，包括就业和其他领域，这些调整反过来可能引发额外的整体经济影响，包括国内价格和收入方面。

对于依赖商品的国家，商品价格走低造成的经济活动疲软，可能导致失业、工资损失和最后收入损失（图29）。[57]同时，失业和收入损失与一般大众的粮食不安全显著相关。[58]

例如，2012-2016年间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发现的经济增长放缓和负增长，主要与商品价格显著下跌有关，主要影响了南美洲。[59] 2016年，城市失业率达8.9%，比2015年上升了1.6%。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导致工资或其他形式的家庭收入减少。在贫困率显著下降几年后，贫困人数在2013-2015年间从1.66亿人增至1.75亿人，占人口的比例从28.1%升至29.2%。

失业和收入受到的传递效应因国家而异，取决于国家依赖的初级商品由哪些部门生产。例如，石油和钻石部门往往极少创造就业机会，只与其他经济部门有着微弱的联系。另一方面，在农业部门，特别是在出口作物由小规模生产者种植的情况下，影响波及的范围可能更广。

商品价格急剧下跌，可能通过减少收入的形式，迫使家庭采取不一定能够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对策。

农业就业和小规模粮食生产者

鉴于农业内部的动态，以及城乡之间的联系，农业感受到的经济放缓和下行的影响尤其严酷。这些影响可能对经济发展和转型落后的国家特别有害。

经济体的结构和农村转型水平（即农业依赖性、农业和非农多样化程度、商业化和生产率的相对水平），将决定经济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应对挑战。随着经济恶化，城乡联系减弱的程度将决定农业和农村非农就业以及小规模粮食生产者福利受到的影响。

低收入国家农业受到的影响可能特别大。农业部门在这类国家的就业和产出中占了大头。2017年，在低收入国家，农业就业占就业总数的68%，农业产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60]

一般来说，随着就业、工资和家庭收入减少，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农村地区对农业生产的需求很有可能减小。[61]就业机会的减少，包括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导致来自城市地区的汇款减少，以及农村地区农业投资更加有限。

在粮食安全的四个层面中，即在供应、获取、利用和稳定上，获取是经济冲击与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首要渠道，主要通过供应（通过市场或家庭生产供应）和负担能力（家庭通过农业和非农活动创收）这两个与农业收入和非农就业直接有关的支柱。[62]

下行和价格波动可能严重损害小规模粮食生产者、务农者和农村贫困人口（特别是粮食净购买者）的生计和收入，从而迫使其减低消费的数量和质量。[63]相反，某些情况下，价格大涨可能对农民有益，因为由于价格上涨，农民更有动力生产作物。通常，粮食生产者以集中生产和消费主食作物食物的形式应对经济冲击的影响。尽管这种做法使其能够维持膳食能量摄入，但仍然可能导致膳食多样性恶化。换言之，提高生产率并提供更多现金收入，同时配合营养敏感型行为改变，对其获取更优质、更多样化的膳食至关重要。以非农活动等一系列多样化的经济活动为基础，广泛的收入增长能够使营养向均衡的膳食结构转变。

经济放缓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见于海地、尼泊尔和尼日尔。在伴随着高粮价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由于粮价上涨，尼泊尔、尼日尔和海地以膳食多样性衡量的家庭粮食安全下降了5%、8%和23%。[64]在印度喜马拉雅山脉，经济放缓加上自然资源消耗和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和就业机会产生了不利影响。由于购买力下降，导致粮食安全威胁加剧。[65]

最近有关出口导向型农业增长对农业劳动力影响的研究表明，高价值出口部门可以在农村地区创造正规就业机会，并能让基于低产小农的劳动力市场，变为高产的现代农业产业部门，从而推动农村转型。[66]当农业产业和小农部门在空间上彼此靠近时，直接投资和消费的联系能够带来收入和非农就业的增加，[67]从而提高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包括经济放缓和下行造成的风险。放缓和下行对家庭的最终影响，取决于放缓和下行是全球性的、区域性的还是国家性的。尽管全球下行可能阻碍出口部门对劳动力市场（继而对生计）产生直接和溢出效应，从而耽误整个农村转型进程，但如果各国对国际贸易充分开放，就可能渡过区域性或国家性经济放缓或下行。[68]

卫生和社会部门的跨部门影响

经济放缓或下行导致的卫生和社会部门支出削减，可能会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在高度依赖商品的国家，可能会对健康和发育产生终身和跨代影响（图29）。

社会部门支出，包括卫生、教育和福利/社会保护支出，是为今世后代促进健康、福利和卫生公平的核心支柱。[69]在卫生部门，全民健康覆盖办法展现了对人口健康和卫生公平的积极影响。[70]同样，教育和社会福利政策通过营养途径，例如改进哺育方法，也对健康和福利产生了显著影响。[71]

通过确保全民卫生覆盖并提供社会安全网，这些政府基本服务支出促进了减贫并改善了人口健康，反过来加强了粮食安全和营养。[72]然而，不利的商品价格冲击造成的经济放缓和下行，可能耗尽依赖商品的国家的财政收入，并对其公共预算产生影响，因为这类国家并不都能应对这些变化。

削减卫生支出可能影响营养，原因是减少了主要通过卫生系统提供的保障婴幼儿和孕产妇营养的优质基本服务的提供或获取。削减社会支出的其他领域，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营养，原因是卫生环境恶化，传染病风险增加可能加剧营养不良，或学校供餐、现金或食品券等社会保护措施减少。

尽管过去十年经历了全球衰退和经济增长疲软，但发现以政府总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衡量的政府财政能力，在各个国家组别中均有增强。[73]然而，在2008-2009年间经济危机过后一段初步增长期结束后，从2010年起，用于基本社会支出的财政拨款总体受到了压力。[74]

公共卫生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百分比，虽然在一些国家组别中有所增加，但在低收入国家，总体从2000年的7.9%降到了2016年的6.8%。在高度依赖商品的国家，降幅更大。[75] 2008-2015年间，高度依赖商品的国家卫生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百分比，在低收入国家减少了1.3个百分点（同期，在其他低收入国家则有所增加），在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减少了0.6个百分点，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增加了0.3个百分点（表10）。公共卫生支出减少，加上支出偏低和其他基本社会支出削减，通过损害粮食安全和营养及其他影响途径，产生了健康后果，特别是对较贫困人口而言。

削减卫生支出影响了卫生服务的质量和实效，例如造成服务频次降低、药品设备或物资短缺、人员减少和士气低落。这可能影响营养，既直接减少孕产妇和婴幼儿的微量营养素补充、母乳喂养支持和其他基本营养行动，又间接减少影响计划生育、产前护理和传染病或膳食相关非传染性疾病防控干预措施的服务。[76]在经济危机期间，当供资和服务已受压力时，人们往往从私营服务转向公共服务。[77]此外，还往往收取或提高使用费，从而可能导致耽误寻求卫生保健，并最终导致健康恶化。[78]这些使用费也可能使人陷入贫困，[79]限制家庭购买所需食物的预算。

同样，削减政府预算可能影响其他重要的社会支出，包括教育支出（表10）。高度依赖商品的国家教育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百分比在2008-2015年间出现下降，分别在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下降了0.3和2.0个百分点。削减教育支出本身就成问题，而且还意味着减少学校卫生相关基础设施投资，例如安全用水和环境卫生基础设施，从而增加了腹泻等传染病风险，[80]并可能加剧营养不足，或因营养不足而恶化。[81]各国政府也尽力在经济放缓和下行期间继续采取社会保护措施，包括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特别重要的现金和粮食补助、食品券和校餐。[82]

此外，家庭应对经济危机的方式可能影响婴幼儿保育，包括母乳喂养方法。孕妇产后尽快工作的经济压力，可能削弱其进行六个月纯母乳喂养的能力，而政府预算和私营部门雇主受到的压力，则可能影响批准产假。由于工作负担增加、时间紧张或健康不佳，资源制约也可能削弱照料者为婴幼儿提供最佳照料的能力。[83]

家庭如何应对以及何时无力应对

面临经济事件造成购买力下降的家庭，必须设法应对这些冲击，以便尽可能维持粮食安全和消费（图29）。

由于其整体经济性，经济放缓和下行构成了影响众多家庭的宏观经济整体冲击，不同于只影响单个家庭的特异冲击，例如家庭成员患病。这意味着，面对这类整体冲击，特异冲击期间采取的很多对策没有效果。[84]

经济放缓和下行期间，工资可能减少，工作可能更难找到，因此失业家庭可能必须从事薪酬较低的工作，并且往往是在非正规部门。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从事有偿活动的家庭成员，例如妇女和在校年轻家庭成员，可能需要求职就业。家庭也可以设法利用任何随时可供支配的积蓄或保险机制（表11）。

然而，随着价格上涨，积蓄能买的食物将少于以前。如果很多家庭同时面临经济困难，那家庭就可能发现，更难以向家庭成员借款，或接触非正规保险团体，例如村基金。此外，经济放缓期间可能削减公共安全网支出，从而让很多需要帮助的家庭掉队。[85]

结果表明，经济放缓和下行期间，在一些国家行之有效的一项对策是返乡回籍。随着粮价上涨，农民从返乡农民工的劳动力供应和农业产量的提高中受益，使其能够更好应对失业和受影响农民工汇款减少的问题。[86]或者，工人可能前往其他国家求职，从而增加了汇款流入。

尽管各种对策对一般家庭的可获性有限，但就弱势家庭而言，应对特别具有挑战性，原因是这类家庭掌握可供消耗的资产较少，并且可供求助的社会关系网往往较弱。他们往往被迫采取一些对策，虽然在短期有所帮助，但会损害家庭的未来收入可能性和人力资本，例如中断子女学业，可能使其陷入跨代贫困陷阱。[87]

举例来说，他们可能必须变卖赖以为生的资产，例如家中最后的母畜、生产工具或种子，或者可能被迫欠下重债。出于改变消费结构的需要，可能导致削减教育和卫生支出，或者转变营养结构，放弃营养丰富的食物，例如蔬菜或肉类，选择更多淀粉类食物。虽然这种行为可以保证短期足够的膳食能量，但就像在全球粮食危机期间看到的一样，会对人们的营养和健康以及人力资本[88]产生长期负面影响（插文10）。

2.3 经济增长、贫困、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关系：不平等的作用

要 点

经济事件将最终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视极端贫困的水平和贫困人口由于各种不平等而面临排斥的程度而定。不过，结果可能因国家而异。

尽管极端贫困是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根本原因之一，但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人口所在家庭并不总是最贫困的。今天，大多数饥饿和食物不足人口都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

不平等是减少极端贫困不一定能够落实到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改善的众多原因之一。被社会排斥和被边缘化的群体，面临更大的粮食不安全、不健康膳食、一切形式营养不良和健康不佳的风险。

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不平等也见于家庭之间和家庭内部获取基本服务和资产的机会。以上种种，都使贫困和边缘群体更难以从经济增长中受益。

不平等不仅妨碍粮食最不安全和营养最不良人口受益于经济增长，还使这类群体面对经济放缓和下行更易受到影响。

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平等也事关重大

经济放缓和下行产生了一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通过各种传导渠道传递，并对粮食安全和营养构成挑战。其中很多影响都可能是普遍的。这些影响通过价格和整体经济的反应传导，而在大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反应的表现都是类似的。在高度依赖商品的国家，商品价格下跌会引发一目了然的经济效应，同时会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影响。

然而，粮食安全和营养受到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国内贫困人口的数量及其由于不平等而面临排斥的程度。一方面，经济放缓和下行往往与贫困和不平等加剧有关系。另一方面，贫困、不平等和边缘化是饥饿和一切形式营养不良的一些根本原因。然而，出于一些原因，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不太简单。

首先，强劲的经济增长并不总是真的有助于减少贫困并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89]经济增长虽是必要的，但可能不足以确保减贫、粮食安全和营养。很多国家实现了经济增长，但在减缓贫困[90]以及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成绩不佳。

其次，贫困、粮食安全和营养并不总是同步变化。国家可以实现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减贫，但这并不总能落实到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改善。近来，这种脱节变得更加显著，因为很多国家在减贫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指标方面却没有多大进展。[91]

再次，当减贫确实提高粮食安全时，不一定意味着营养状况也会随之改善。贫困和粮食不安全只与营养不良有着微弱的联系，可能也有其他因素发挥作用。例如，儿童发育迟缓不仅与膳食质量有关，还与个人卫生、保健和孕产妇孕期营养等因素有关。家庭成员间高质量食物的分配可能不均，或者家庭可能无法获取适当的卫生设施、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保健。

下一节探讨了经济增长、贫困[92]、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关系。其中，该节审议了不平等在这种关系中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结果方面的关键作用。如果各国打算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和计划，解决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问题，必须了解个中关系。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大特点是承认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互联性。忽视经济增长、贫困、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平等在这种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可能迫使旨在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政策和计划无法奏效，并以失败告终。根除饥饿和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必须以全方位的了解来为各种解决方案提供依据，从而不仅切合可持续发展目标2（消除贫困和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还切合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不限于可持续发展目标1（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93]可持续发展目标8（促进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0（减少不平等）。

理顺关系

为了更好了解经济增长、贫困、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关系，重要的是承认这些都是多个层面的概念，彼此之间的关系具有多向性（例如，饥饿是贫困的结果，但饥饿本身也是贫困的原因）。证据也表明，发育迟缓加剧了贫困和物资匮乏的代际传递，而这往往正是产生儿童线性成长代际效应的原因。[94]

贫困、粮食安全和营养相互关联，但也互不相同。[95]它们往往同步变化，但也有所不同，并各有独特的决定因素，因此并不总是相关的。例如，贫困人数可能不断减少，而减少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进展则会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剖析经济增长、贫困、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因此，本节将审视三种不同的联系和关系。首先审查有关经济增长与减贫联系的证据，接着审查经济增长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联系，然后审查贫困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联系。

经济增长与减贫

经济持续增长是影响减缓贫困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很多跨国家研究和统计证据确认，减贫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经济增长的速度。[96]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种正相关性，但影响的大小或强度则因国家而异。

例如，一项研究发现，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平均收入增长，可以解释约一半的贫困水平短期变化差异。[97]另一项对1990-2003年间14个国家的研究发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贫困率就下降1.7%。[98]越南等一些国家的降幅惊人，贫困率从58%减半至29%，几乎每年下降8%。在萨尔瓦多、加纳、印度、突尼斯和乌干达，贫困率每年下降3%到6%不等。

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世界价格冲击和宏观经济调整，例如第2.2节介绍的冲击和调整，可能影响贫困。对于高度依赖初级产品的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度，特别是在避免通货膨胀冲击方面，是一个关键因素。某些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部门构成也能解释，为何特定的经济增长率对应不同的减贫率。

鉴于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初始水平，以及日后收入不平等的变化，经济增长加速期间贫困减少的速度因国家而异。[99]例如，在相近的时期内，塞内加尔和布基纳法索的经济增长水平相近，均为每年人均2.2%。[100]然而，塞内加尔贫困率每年下降2.5%，而布基纳法索仅下降1.8%。塞内加尔取得更大进展的原因是，1990年代实施的扶贫性增长政策减少了不平等。另一项研究发现，对于收入严重不平等的国家，家庭平均收入水平每上升1%，对贫困率的影响（减贫0.6%）远低于不平等较少的国家（减贫4.3%）。[101]

相比之下，2001-2017年间，马里取得的经济增长有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为1.9%。[102]然而，该国仍在减少贫困和改进社会指标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马里在减贫方面取得成功的一大因素是，其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取得了不俗表现。该国基尼系数已从2001年的39.9降至2011年的33，表明马里的增长表现是全方位的。更重要的是，世界银行[103]计算表明，在2001-2010年间该国的减贫表现中，有82%得益于家庭之间消费的更好分配，余下18%则似乎主要源于消费的平均增长。当然，这些进步受到了该国2012年爆发的冲突的威胁。

除了收入不平等的初始水平以外，经济增长的模式和人类发展的不同初始条件，还反映了收入以外的一些其他不平等，也在决定经济增长落实到减贫方面发挥了作用（插文13）。

收入不平等也可能削弱未来经济增长对减贫的影响。[104]一项研究发现，在10年的时间里，如果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从0.55降至0.45，会使贫困率下降15%以上。然而，如果不平等状况一直得不到改观，那就需要30年才能取得同样的减贫成果。[105]

经济增长、粮食安全和营养

经济增长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影响。其中包括减少饥饿和儿童营养不良的扶贫性增长战略，以及直接投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必要性。当然，政策影响也会影响如何在各类投资之间，对有限的财务资源进行竞争性分配。

经济增长如何促进营养？

国民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与营养通过两条互补渠道相互联系。当经济增长刺激平均收入时，人们可以将更大一部分收入用于健康的营养相关商品和服务。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也可以促进国家提供营养相关服务，以及社会和卫生基础设施，但前提是政府将新产生的税收收入用于这方面投资。

经济增长在减少儿童营养不足方面的作用仍是一个热烈辩论的问题。例如，有广泛的实证证据表明，经济增长和儿童发育迟缓呈负相关（也就是，经济增长越快，儿童发育迟缓越少）。然而，有关这种关系大小的证据因具体研究而异。[106]一项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发挥了突出作用，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0%，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就下降6%。[107]尽管这与一些研究的结论一致，[108]但其他研究发现，儿童发育迟缓率的降幅更大，例如高达7.3%。[109]相比之下，仍有其他研究发现这种关系弱得多，甚至并不存在。[110]

经济增长和儿童发育迟缓的关系也可能因地而异。例如，跨国时间序列数据表明，这种关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弱于其他区域。[111]对于整个非洲，孕产妇教育、社会经济地位和孕产妇营养不佳等其他变量，在解释减少儿童营养不足的进展缓慢方面更为重要。[112]

不仅经济增长可以影响儿童发育迟缓，而且反之亦然。[113]一项新的研究发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0%，发育迟缓发生率就下降2.7%。然而，发育迟缓对目前经济增长的反向因果关系影响估计，发育迟缓发生率每上升1%，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下降0.4%。这项研究的粗略计算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发育迟缓平均约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3.5%。[114]如果最近这些有关反向负因果关系的结论正确无误，那就意味着，此前研究的结果可能估计不足，并且过度强调了经济增长对减少儿童发育迟缓的实际影响。

尽管影响的大小仍存在争议，但明显的是，虽然经济增长可以促进改善儿童营养，但只是稍有改善，很多情况下并不足以加快减少儿童营养不足。最重要的是消除营养不足的其他原因，包括获取营养食物保证健康膳食，提高妇女地位，改善妇女教育，改进喂养和照料方法，完善优质卫生服务。这需要实施具体的营养政策和干预行动，同时重视弱势人口，无论经济增长与否。[115]

至于肥胖和超重，由于研究不足，两者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太明确。然而，确有证据证明，这种关系因国家收入环境而异。例如，一项使用175个国家数据的研究发现，体重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呈正相关。在72个国内生产总值低于3000美元的国家，体重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呈显著线性正相关，而在102个国内生产总值高于3000美元的国家，两者没有显著的关系。[116]显然，仅靠收入增长，不一定可以保证更健康的膳食和更好的营养状况；还需要其他政策，尤其是营造健康粮食环境的政策，以及促进和提倡积极锻炼生活方式的政策。

经济增长如何促进粮食安全？

有关经济增长和粮食安全之间联系的实证证据更少，部分原因是没有共同的粮食不安全指标和数据。不过，由于粮农组织编制了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同时新发布了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面板数据（有关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详见第1部分），实证分析越来越普遍。最近的研究得出了一致的结果，并首次重要地表明了个中关系，但证据没有提出结论，必须进一步研究。

研究结果普遍确认，随着经济增长加速，重度粮食不安全同步减少。然而，与儿童发育迟缓类似，这种关系的大小因国家而异。在这种情况下，大小因国家的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平等程度而异。[117]

最近一项对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的研究发现，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0%，中度和重度粮食不安全的可能性就下降11.5%，重度粮食不安全的可能性就下降9.7%。[118]另一项对134个国家的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负相关性，但这种关系的影响小得多，并且所得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仅限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119]

为了补充上述两项研究，粮农组织为本报告进行了一项新的分析，同时采用了新发布的75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跨国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面板数据。分析结果重新确认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重度粮食不安全的负相关性。[120]

粮农组织的一项分析发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食物不足（以发生率衡量）也呈负相关。然而，这是一种高度非线性的关系，意味着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步弱化。最近的数据表明，一旦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收入高达2000美元，即步入中等偏下收入类别（人均收入在996-3895美元区间的国家），这种关系的强度就会急剧减弱。换言之，经济增长在减少低收入国家食物不足发生率方面更有效果；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高，效果越弱。然而，世界上大多数饥饿人口都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见下节）。因此，经济增长对消除饥饿的潜在贡献弱于预期。

减贫与粮食安全和营养

众所周知，贫困与饥饿和营养不良密切相关。贫困其实是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两者并不总是同步变化，有些情况下还与预期相左。调查个中缘由，对根除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至关重要。

贫困、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关系也具有双向性，意味着粮食安全和营养既是贫困的决定因素，也是贫困的表现层面。粮食不安全、健康不佳和营养不良，往往是家庭最后陷入贫困，或贫困家庭进一步陷入贫困的原因。[121]

原因之一是，贫困、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是截然不同且包含多个方面的现象。[122]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人口不一定都生活在最贫困的家庭。当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问题恶化时，尤其如此。此外，由于现有的不平等，减贫不一定落实到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改善。

顾名思义，极端贫困是指没有足够收入以满足基本膳食需求。极端贫困影响个人和家庭通过购买或生产行为，获取构成健康膳食的健康、营养的食物的能力，并与极少或无法充分获取基本卫生服务有关。

世界银行将极端贫困定义为每天生活费不足1.90美元，该标准普遍反映了获取足够的膳食能量及其他必需品以满足基本需求的成本。这是一条极低的贫困线，因为它是根据15个赤贫国的国家贫困线均值估计的，同时采用2011年的价格按通货膨胀率进行了调整，并考虑到了各国价格差异（即购买力平价）。主要目的是帮助取得一项各国可比的极端贫困指标。

世界银行定义的极端贫困程度越高，以食物不足发生率衡量的食物不足率就越高，国家层面的儿童发育迟缓率也越高，并且后一种关系是非线性的（图31）。极端贫困和食物不足的相关系数为0.68，和儿童发育迟缓的相关系数为0.62。这说明，贫困与这两项粮食安全和营养指标具有中等偏强的相关性。

贫困可以解释约一半观察到的食物不足和儿童发育迟缓差异（也就是，食物不足发生率和儿童发育迟缓率的决定系数各为0.50和0.57）。然而，也有一些国家的食物不足率和儿童发育迟缓率高于按极端贫困率预计的结果（图31拟合线上方的国家），另一些国家则低于按极端贫困率预计的结果（图31拟合线下方的国家）。

除了收入或贫困的绝对水平以外，收入的变化性同样至关重要，并且往往是粮食不安全的主要原因之一。[123]收入的变化性，即使是在同一年内，也可能对粮食获取产生重大影响。产生的原因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例如天气相关冲击，从而限制了家庭日后平稳消费的能力，使其在获取粮食、卫生和营养方面容易受到经济冲击的影响。

除了收入的变化性以外，粮食的获取机会还取决于人们对食物质量，以及对可能造成贫困水平相近的家庭成员间营养不良重大差异的其他因素的认识和了解。其他因素包括不同的消费和家庭内部分配结构、饮食习惯、气候条件和文化因素。[124]正如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行动框架所概述，也有各种公共政策，可以显著影响不以收入为基础的食物的获取和利用，以及对营养至关重要的基本卫生和社会服务的获取。[125]

在家庭层面，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家庭收入低和财富少与不同形式的营养不良有关。例如，最贫困的儿童发育迟缓的可能性比最富有的儿童高2.26倍。然而，收入不平等对发育迟缓的影响大不相同。例如，秘鲁最富有的儿童和最贫困的儿童相差11倍，而在玻利维亚、加蓬、洪都拉斯和约旦，则相差五倍以上。[126]其他多国研究确认，在财富较少和收入较低的家庭，发育迟缓发生率较高。[127]来自柬埔寨[128]、哥伦比亚[129]、印度[130]和巴基斯坦[131]的国家数据发现了类似的规律。

尽管对部分国家微观数据的分析也确认，最贫困的家庭的儿童发育迟缓率较高，但也表明，不是所有的发育迟缓儿童都生活在最贫困的家庭。在一些国家，这个数字可能非常庞大（图32）。例如，最近对30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研究发现，约有75%的体重不足妇女儿童并非出自最贫困的20%家庭，约有半数并非出自最贫困的40%家庭。[132]该项研究还发现，在营养不足总发生率较高的国家，非贫困家庭的食物不足成员比例更高。

对这项结论的一项重要解释是，家庭内部存在不平等，这与一些研究得到的证据一致，这些研究发现，弱势个人不一定生活在通常被视为贫困的家庭。因此，有关贫困的标准数据资料中不见这类个人的信息。[133]

很多研究发现，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发育迟缓以外其他营养相关指标呈负相关，包括儿童消瘦、[134]低出生体重[135]、妇女贫血[136]和膳食相关非传染性疾病。[137]

最后，在剖析贫困与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联系时，重要的是要记住，减贫不能确保提高粮食安全，即使确有这种情况，粮食安全的提高也不一定意味着营养状况的改善。贫困或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相互联系，但粮食安全只是营养的根本原因之一，除此以外，还有对儿童妇女的充分照料，以及充分的卫生服务和健康的环境。因此，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可能只有薄弱的联系。

例如，家庭成员间高质量食物的分配可能不均，从而反映了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家庭可能无法获取基本服务，例如适当的卫生设施、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保健，而这些服务都是粮食安全和营养关键的根本决定因素。无论经济增长和收入如何，充分获取粮食和基本服务，往往都在应对饥饿、儿童生长发育迟缓及其他形式的营养不良方面发挥了更重要作用。[138]

证明减贫与根除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之间可能脱节的证据，具有重要的政策影响，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脱贫政策往往假定，在帮助营养不良人口方面，以贫困家庭为目标的效果往往尚可。从政策角度来看，证据表明，在营养不良问题整体更严重的国家，以较贫困的家庭为目标，效果往往不及帮助弱势妇女儿童。

此外，现在大多数饥饿和食物不足人口并不生活在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2017年，75%以上的世界饥饿人口、78%的发育迟缓儿童和64%的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并且只集中在少数中等收入国家。[139]尽管最高的贫困率、饥饿率和儿童发育迟缓率往往见于低收入国家，但这些现象不会对世界极端贫困或饥饿人口总数做出实质性贡献。

极端贫困人口、食物不足人口和发育迟缓儿童数量的地理分布也表现出不同规律（图33）。1990-2015年间，全球极端贫困的分布已从亚洲大举转移到撒哈拉以南非洲。世界上大多数饥饿人口和发育迟缓儿童依然生活在亚洲。

贫困、超重和肥胖的关系

与其他指标一样，就超重和肥胖而言，与贫困的关系不甚明确，通常因国家一般收入水平而异。

对肥胖的系统审议表明，在低收入国家男女中，社会经济地位和肥胖似乎呈正相关。较富裕或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往往更有可能肥胖。[140]另一方面，更广泛的证据表明，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超重和肥胖与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而在男性中则未发现这种关联。[141]在中等收入国家，这种关联基本对男性有利有弊，而对妇女则主要是不利的。儿童肥胖似乎主要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富裕人口出现的问题。[142]

当国家经历营养转型时，肥胖负担往往转向较贫困的人口。[143]在低收入国家，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口的这种超重化和肥胖化的转变速度，似乎快于高收入国家。[144]

然而，有关这个问题的数据仍然不一致。对1990-2015年间发表的62份科学论文数据的元分析结论是，调查儿童社会经济地位和肥胖之间关联的研究得出了模棱两可的结果。[145]这项元分析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面临较高的超重和肥胖风险，看来风险并不与国家收入水平同步上升。此外，还在高收入国家和经济更发达的地区发现了反向关系，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超重和肥胖风险就越高。

超重和肥胖增加了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而由于患病和医疗费用增加，非传染性疾病反过来又可能与收入损失或收入潜力下降有关。

不平等和边缘化在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成果方面的作用

目前为止提出的证据明显表明，仅靠经济增长，不足以减少极端贫困或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大多数情况下，鉴于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初始水平，以及日后收入不平等的变化，经济增长加速期间极端贫困减少的速度因国家而异。

不仅在收入分配方面，而且还在营养相关服务以及社会和卫生基础设施的获取方面，不平等对了解为何仅靠经济增长无法大幅减少极端贫困或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至关重要。收入不平等本身不仅可能造成营养不足，还可能造成超重和肥胖，因为营养食物费用的上涨，迫使贫困人口不得已选择廉价、高能量、低营养的食物。

此外，家庭内部的不平等有助于解释，为何即使当经济增长落实到极端贫困的减少时，还不一定可以减少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因此，减少不平等在减少食物不足和营养不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始终如此，而不仅是在经济繁荣时期。不平等不仅是妨碍粮食最不安全和营养最不良人口受益于经济增长的国家结构特点，还使其面临风险，更容受到经济动荡的影响。事实上，证据表明，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经济放缓和下行对粮食和营养安全的不利影响尤甚。[146]

本节更仔细地审视了不同形式的不平等，以及有关这些不平等如何发挥作用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成果的证据。本节探讨了五种形式的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城乡人口不平等、资产分配不平等、边缘化和社会排斥、家庭内部不平等。

重要的是承认，对不平等问题的任何分析都具有挑战性，原因是缺少按财富五分位、性别、年龄、地理和残疾分列的数据，从而严重妨碍了解决边缘群体的不平等以及食物不足和营养不良问题。[147]有关食物不足和营养不良发生率和国家平均水平的数据，并不足以充分了解并解决这些问题。

收入分配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是当代的一个典型问题，也是根深蒂固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的一个原因。[148]当不是人人都能完全平分经济创造的收入时，国家就会经历收入不平等。尽管全世界在减少极端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收入不平等依然非常严重。这意味着，减贫大部分是通过加快经济增长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减少收入不平等实现的。[149]

在过去15年中，收入不平等依然是持续的和严重的（图34）。[150]作为一个区域，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在减少收入不平等方面的进展最大，但就全球而言，该区域的不平等依然最为严重（图34）。尽管如此，在收入分配方面取得的整体进展，似乎没有反映在工人的报酬分配中。[151]

以共同繁荣溢价[152]（经济体底层的40%人口与平均人口的年收入或年消费增长率之差）衡量，世界上近半数国家的不平等正在加剧，包括很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图35）。

然而，当只聚焦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时，收入分配则呈现出多种不同的趋势。在图36中，拟合线上方国家2000-2015年间的收入不平等加剧，而拟合线下方国家则减少了收入不平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15年中，一些亚非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大幅加剧。在图中所示78个国家中，有58个高度依赖商品。其中有12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依然没有改观，有26个国家的不平等加剧。更重要的是，这26个国家中有20个高度依赖商品。

收入不平等取决于经济的增长类型和要素市场收入的分配方式，特别是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收入。从1990年代起，依然高度不平等的拉丁美洲国家实行了很多改革，目的是开放经济并促进出口导向型增长。哥斯达黎加是该区域国家中出口部门多样化发展的一个典范。有意思的是，由于新型出口部门的技能密集性，哥斯达黎加的收入不平等加剧，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工资差距。[153]

收入不平等也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如果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加剧有关（库兹涅茨曲线），[154]最贫困的人口可能无法从国民收入增长中受益。[155]经济增长与平均收入增加以及粮食和营养安全改善的联系可能弱于预期，特别是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的情况下。在高度不平等的经济增长背景下，必须解决不平等问题，从而确保摆脱饥饿和营养不良（插文14）。

收入不平等决定了经济减速或萎缩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在不平等较严重的国家，经济放缓和下行对低收入人口的粮食和营养安全影响尤甚，原因是低收入人口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购买食物。

不平等提高了重度粮食不安全的可能性，并且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比中等收入国家高20%。粮农组织一项对75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研究发现，高基尼系数（高于0.35）国家经历重度粮食不安全的概率平均高出33%。[156]事实上，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国家的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即21%），几乎是收入低度不平等的国家（即7%）的三倍。

此外，粮农组织该项研究还发现，在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家庭收入的增加与重度粮食不安全的减少高度相关。高度不平等的影响几乎比较低不平等的影响高三倍。家庭收入每增加10%，高度或较低不平等的国家的重度粮食不安全的可能性就下降0.8%或0.3%。

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也与营养不足密切相关，而更复杂的不平等结构则与肥胖相关。这种与健康状况相关的不平等结构见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由于较低的收入水平妨碍了卫生、营养和照料的获取，因此经济不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大多数国家，财富最少的20%人口中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约比财富最多的20%人口高2.5倍。[157]此外，在国家内部，地区间和人群间也严重不平等。

城乡内及城乡间在获取基本服务方面的不平等

在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约有40%的不平等源于城乡人口生活水准的差距，[158]其中农村地区人口的生活水准较低。世界贫困人口中约有三分之二生活在农村地区，其中低收入国家的农村人口比例更高。[159]

尽管最近取得了进展，但农村地区可能无法始终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进步中充分获益，并可能面临较少的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和较差的基本服务条件，包括优质的卫生保健、教育、水和卫生设施，[160]从而对人们的生计、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了不利影响。

根据世卫组织、儿基会和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养不良联合数据，国家层面的数据表明，在很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农村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高于城市儿童。[161]此外，根据一项对多国集合数据的分析，农村妇女的贫血风险高于城市妇女，特别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妇女。[162]不过，城乡幼儿超重发生率的差异相当小，同时城乡成人肥胖率的差距也在缩小（见本报告第1部分）。

关于喂养方法，研究结论表明，农村婴儿头两年纯母乳喂养和持续母乳喂养的比例高于城市婴儿。然而，农村地区辅食方法的质量劣于城市地区。在城市地区，婴幼儿更有可能得到更多样、更频繁的喂餐。[163]令人担忧的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城乡环境中，每6个6-23个月大儿童中只有1个获得最低可接受膳食，即同时满足最少餐数和最低膳食多样化的膳食。[164]

在获取攸关根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基本服务方面，不平等也见于城市地区。大规模离乡进城[165]形成了一个个由城市极端贫困人口构成的“隐形城市”，其中8亿多人生活在贫民区，他们往往未被纳入官方统计。[166]这些城市贫困人口特别容易受到金融危机或粮价暴涨的影响。[167]尽管城市人口一般享有更好的健康，但迁往城市地区，或在城市地区生活，不一定可以保证每个人都能享有良好健康，同时城市人口内部的不平等正在加剧。例如，在最贫困的城市人口中，发育迟缓率可能与农村贫困儿童的发生率一样高，或甚至更高。[168]现在，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发育迟缓儿童就生活在城市地区。[169]

城市贫困家庭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比农村贫困家庭更取决于家庭是否持有现金，以便购买食物并满足其他需求。这意味着，家庭依赖劳动力市场为家庭成员提供就业，其中妇女往往依赖非正规部门的就业。父母及其他照料者必须离家更多时间，从而可能对育儿和喂养产生后果。[170]此外，卫生保健、安全用水和卫生设施等服务的获取机会并不平等。[171]令人担忧的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地区正在快速发生营养转型，其中已经发现消费结构从通常更健康的传统食物，转向往往含有大量膳食能量、饱和脂肪、糖和盐的深加工食物，从而带来了更大的超重、肥胖和膳食相关疾病的风险。[172]

因此，穷者中的最穷者最容易受到经济放缓和下行的影响，无论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地区。[173]需要制定各部门协调一致的包容性发展政策，以便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脆弱性问题，并保护城市最贫困人口，增强他们的抵御能力。面对经济放缓或下行，这类政策尤其重要。当由于财政空间不足而导致公共和私营部门削减基本服务支出时，这类政策就能保护贫困人口。正如第2.2节所述，这类政策还能防止贫困人口采取不可取的对策，以免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负面影响。

正如我们所看到，经济危机期间卫生保健条件往往恶化，特别是对较贫困人群来说。[174]政府往往实际削减了公费卫生服务支出，同时，卫生保健需求往往从私营服务转向费用较低的公共服务。[175]经济放缓和下行期间，资源制约可能导致获取卫生保健的机会有限，致使所提供服务的供应减少、费用上升和质量下降，特别是在贫困和边缘群体中。[176]这些状况很有可能扰乱治疗并随后加重疾病后果。[177]

经济下行和放缓也会影响接受教育的机会。在经济危机时期，政府提供教育经费的能力往往遭到削弱，并且家庭投资教育的能力也可能变弱。同时，资源制约可能对教育质量产生不利影响。[178]另外，这些制约对贫困和边缘群体的影响尤甚。除非建立应急机制和基金，消除对教育的这类影响，否则人力资本可能受到长远影响，同时学童更有可能被中断学业，以便贡献家庭收入，从而对儿童的营养产生后果，详见下述。[179]

生产性资产分配不平等

证据表明，公平获取资产是为每个人促进经济进步的一种方式。[180]土地、水、资本、资金、教育和卫生等资产分配越不平等，贫困人口越难参与经济增长进程。不过，这也拖慢了减少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进展。例如，贫困人口往往极少受教育，因此难以参与提供较高工资的劳动力市场。反过来，这又拉低了经济的总增长率，从而进一步损害了贫困人口，并对其粮食安全和营养构成了挑战。

土地资源稀缺和不平等日益严重，其中世界各地的贫困和边缘人群获得土地的机会往往最少。他们陷于土质贫瘠的边际和退化土地的“贫困陷阱”之中，因此容易受到气候变异的影响，无法获得有保障的权属。[181]例如，在低收入国家，妇女对农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获得的生产资源和机会却少于男性。[182]

即使是在相对其他区域可耕地整体比较丰富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层面的数据仍然显示，农村居民人均宜耕土地面积大不相同，约有三分之一的国家的宜农土地不到一公顷。此外，最近的土地分配不平等数据表明，不仅该区域剩余土地集中在相对少数国家，而且很多国家的土地分配非常不均（图37）。[183]

土地所有权不平等不仅对生计构成了挑战，还削弱了人口的生产能力。一项研究发现，在所有农业人口中，而不是在田主阶级中，土地所有权不平等的减少，与公共教育的更多提供有关。[184]

妇女往往没有权属保障，或无法获取金融贷款。[185]在面临粮食不安全和无法满足基本需求的无地人口中，妇女比例过高。这往往迫使她们从事农业雇佣劳动，并危及她们的生计（图16）。[186]

与土地使用权一样，供水也影响了全球数十亿人的生计，并促进了粮食安全、营养和环境卫生。[187]发现各个地理区域基于性别、经济、政治和权力关系，在用水的可获性、易获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方面存在不平等，从而对妇女、小农、土著社区和牧民极为不利。[188]遗憾的是，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计划，很少讨论水、土地、土壤、粮食和不平等之间的多种联系。

边缘化和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是贯穿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中内含的一个动态进程。经济层面是指赖以为生的物质材料的获取和分配。政治层面涉及正式权利和权利行使条件的权力动态和不平等模式，包括获取各种服务。[189]这些层面也会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

有鉴于此，被社会排斥和被边缘化的群体，例如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土著居民和残疾人，很有可能受到经济下行特别沉重的打击。这些群体已经更难获取资源和基本服务，并且这些不平等很有可能在经济危机期间加剧。[190]

例如，全世界土著居民往往受到较差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他们常常生活在极端贫困和受损环境中，或者已经失去土地，再也不能获取传统的食物来源。因此，他们特别暴露在各类冲击之下，包括气候和经济冲击（插文15）。

族裔少数群体往往面临更大的不同形式营养不良的风险。在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大多数处境不利的族裔群体的儿童，发育迟缓率和消瘦率平均是处境较好的儿童的2.8倍和六倍，而在一些国家，两者差异则大得多。此外，很多国家的族裔差异似乎越来越大。[191]残疾人也往往更易受到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影响，并且由于生活条件艰苦和无法获取卫生服务，这种关系具有双向性。[192]

尽管分析有限，但较发达经济体的数据表明，社会处境不利群体往往面临更大的营养不良风险。一些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证据说明，社会处境不利群体（包括族裔少数群体和土著居民）的孕产妇，更有可能产下低出生体重婴儿[193]，并受到贫血影响。[194]此外，在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发现不同族裔群体的儿童超重率存在差异。[195]在一些高收入国家，低收入社区族裔少数人群的少年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率的上升速度较快。[196]

家庭内部不平等

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不平等不仅见于整个社会，还见于家中。不平等能让经济事件对一些家庭成员特别有益，但不涉及所有家庭成员。在家庭层面，差异化的不平等取决于家中由谁掌握决定权，例如决定吃什么。[197]家中“议价能力”模式表明，收入极少集中使用。[198]因此，经济放缓或下行期间，性别不平等和权力斗争往往加剧贫困以及粮食和营养安全缺乏。这种家庭内部不平等往往对儿童产生不利影响，视性别、年龄、胎次和母亲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而定。[199]

经济放缓和下行期间，食物分配可能受到严重制约，并且这可能对一些家庭成员特别具有挑战性。一般来说，尽管就家庭内部食物分配而言，在全球层面未发现对家中特定年龄或性别群体抱有系统偏见，[200]但众所周知的是，妇女在食物分配方面处于不利境地（插文16）。另外，孕妇往往分得较少的份额，因此可能会对本人或其子女营养状况产生严重后果。[201]此外，在南亚一些地区进行的研究发现，在严峻的粮荒时期，最严重的家庭内部不公平往往出现在经历严重的或意外的粮食不安全的家庭。[202]

有关家庭内部不平等和营养不良关联的证据更多表明，女性的营养指标得分差于男性。以孟加拉国为例，家庭调查数据显示，男性的膳食能量缺口往往远小于妇女。[203]日益令人关切的是，在孟加拉国、加纳、印度、肯尼亚和秘鲁等各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家中子女体重不足或发育迟缓与母亲超重成对出现。[204]这表明，在获取资源的经济和社会手段方面，不平等日益加剧。各种导致发育迟缓和超重现象的不平等的综合作用，与孕产妇头胎年龄、孕产妇矮短身材、家系大小和社会经济地位有关。[205]

2.4 在经济放缓和下行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摆脱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政策

要 点

应对制约家庭购买力的经济事件，必须制定短期和长期的政策对策，以便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将取决于应急机制和基金作出反应的制度能力和到位情况。

从短期来看，各国需要通过社会保护计划、公共工程计划或粮价稳定政策，保护国内收入，特别是最受影响的家庭收入。同时，各国需要避免削减基本社会服务。

各国需要在经济繁荣期广泛投资，以便减少经济脆弱性，并增强经济动荡爆发时快速恢复的能力。为此，必须斟酌一套包容性转型政策，并以经济多样化、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全民获取卫生保健及其他社会服务为特色。

鉴于全球商品和农产品贸易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贸易政策也需要在政策制定者推动有助于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目标的经济转型时，成为他们重点思考的内容。

把粮食安全和营养关切纳入减贫努力，同时增进减少贫困和根除饥饿的合力，有助于加快实现这两项目标。

实施这些政策的时候，减少人群的性别不平等和社会排斥，要么需要成为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手段，要么需要作为其成果。

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紧迫性

如果出现经济放缓和下行时没有应对的政策和抵御能力，家庭购买力就会下降，表现为收入损失或国内价格上涨，或者同时出现这两种情况。在设法以更少的预算满足家庭粮食需求时，尽管也可能面临粮价上涨，家庭可能不得已采取会进一步加剧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的对策。

尽管不利的经济条件通过第2.2节分析的渠道影响所有国家的粮食安全和营养，但在最近的2011-2017年间，对重度依赖商品进口和出口的国家的影响有所加剧。此外，正如上文所讨论，经济放缓和下行会对不同人群产生不同影响，不能脱离贫困和不平等的根本因素，来谈其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

最后这节详细说明了面对经济放缓和下行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潜在政策对策。我们考虑了一些短期政策，这些政策能够直接并立即处理经济放缓和下行传递影响的主要传导渠道。从长期来看，对策需要遵循一种发展愿景，促进扶贫性和包容性结构转型，从而使各国能够实现经济多样化，并减小商品依赖性，从而最终减小经济脆弱性。此外，本节还进行了论证，说明为何鉴于难以无视贫困、不平等、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关联，需要增强旨在减少这些现象的不同政策之间的合力。

应对经济放缓和下行的关键传导渠道的政策

把经济放缓和下行的影响与粮食安全和营养联系起来的主要传导渠道（图29），是本报告第2部分上文重点分析的突出内容，为此有着充分的理由：了解这些传导渠道，对政策制定者在这些经济事件开始显现时决定采取哪些行动至关重要。外部事件，包括商品价格波动，可能通过贸易条件、汇率和国际收支产生直接影响。间接副作用可能通过通货膨胀和粮价、失业、工资和收入以及卫生支出产生。粮食安全和营养受到的影响，取决于个人和家庭应对这些经济事件的能力，而适当的政策则能够加强这方面能力。

正如下文所示，粮食安全和营养最终受到的影响，取决于采取的政策对策，目的要么是进行经济调整（例如通过财政和贸易政策），要么是帮助增强家庭抵御经济冲击的能力，从而防止采取不可取的对策（例如通过社会保护或社会部门政策），要么是同时实现这两个目的。事实上，需要制定一套独特的政策，解决经济放缓和下行给粮食安全和营养带来的众多潜在传导渠道。这些政策被称为反周期政策，应以经济的需求侧和供给侧为目标，力求平稳渡过各种周期。本节就关键的传导渠道，讨论了其中一些政策对策。

同时，以下讨论还表明，除了应对传导渠道以外，政策制定者还必须继续实施一些关键的现行营养和卫生政策，包括维持相关卫生保健服务的提供和质量，同时确保全民获取这些服务以及充分获取水资源和卫生设施。如果没有预防应急机制，这些基本政策往往由于经济放缓和下行期间削减社会支出而受严重影响。

控制粮价上涨或抵消其影响

正如上文所强调，国际商品价格冲击和波动，会通过汇率调整将影响传到经济。商品价格下跌导致货币汇率下浮，从而造成国内价格上涨。面对这种趋势，政策对策既有短期性，又有长期性。从短期来看，可以采取行动，抵消对国内价格上涨的影响，特别是粮价。另一种情况是，国际粮价可能上涨，即使是在其他商品价格下跌的情况下。从长期来看，政策将以经济的供给侧为目标（目的是促进经济活动和多样化），以便遏制商品价格的长期下行趋势，详见下述。

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特别容易受到导致粮价上涨的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当商品价格大涨时，贫困家庭和粮食净购买者可能受到严重影响。大多数情况下，粮食净购买者群体包括贫农，他们可能无法利用粮价上涨的机会，提高自身产量（和收入）并进入市场。

为了减缓粮价上涨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不利影响，政策制定者应考虑不同因素：受涨价影响的具体食品；粮食净购买者和净销售者之间的家庭分布；在不对膳食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的前提下，不同食品相互代用的可能性；政策对策本身的潜在负面影响。

在粮价上涨背景下，为了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各国实施的最常见的政策可以归为三类。[206]第一类包括旨在减少短期粮价过度波动的普遍政策，例如限制主食食品出口、动用粮食库存以增加粮食供应、对特定基本食品提供消费补贴、减征进口关税和消费税/营业税等。尽管出于政治原因，可能必须实施其中一些政策，[207]但应当强调的是，它们不一定是首选的最佳政策。其中一些措施，如果不仅为贫困和弱势家庭，还为一般大众提供价格补贴，就可能产生相当高的费用。这些措施也可能制造普遍的市场扭曲，而在贸易背景下，则可能对其他国家制造不利的外部效应。

第二类包括旨在保护购买力和获取社会服务机会的社会保护措施及其他政策。社会保护计划通过创造新的经济机会并培养未来的人力资本，在帮助家庭避免消极的应对机制方面，并在加快从经济逆势中恢复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插文17）。例如，本地学校供餐是一项证明有效防止不可取对策的社会保护战略（插文18）。这些旨在取得短期和长期积极成果的措施，可能比旨在减少粮价过度波动的政策更可取。很多情况下，这些措施以最需要帮助的人为目标。然而，同样重要的是，确保社会服务和社会保护的全民覆盖，因为这能在经济危机时期保护家庭，使其不必在粮食或健康消费之间取舍。

第三类包括促进国内粮食生产的中期和长期政策，例如免费或补贴分发投入物；对肥料和农业生产技术减征进口关税或增值税；政府资助农业研究和推广活动；补贴采用新的技术和灌溉方法。

需要精心设计并实施这些政策，以免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在很多近东及北非区域国家，对主食（谷物、油类、食糖）的消费补贴似乎助长了不均衡的膳食，从而增加了人口营养不良和健康风险。被补贴扭曲的不良膳食可能进一步加重疾病负担，造成家庭健康支出过高，并对各国产生经济影响，表现为与发育迟缓和肥胖有关的生产率和前期经济增长的丧失。

促进创造就业并增加收入

如上所述，实体经济以多种方式应对国际和国内价格调整。当结果是经济活动疲软时，这将造成失业、工资损失和最后收入损失。在制定政策实现结构转型，从而保护经济免受外部冲击以前，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诉诸其他几类短期对策，以便尽量减小或更理想地完全抵消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

万一经济放缓或下行，社会保护计划可以使各国能够保护贫困和弱势群体，保障其粮食安全和营养，并同时催生其他经济效益。学校供餐的实例表明，社会保护具有双重功效，既能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又能促进当地经济活动（插文18）。不过，从长远来看，社会保护还能促进人力资本，包括通过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同时也能增强受益家庭的生产力（插文17）。由于社会保护通常以贫困和弱势群体为目标，并主要通过社会援助实现，因此如同在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一样，这种政策战略能够解决妨碍很多人在经济繁荣期间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不平等问题。[208]

为了增强其影响和作用，各国正在着手制定稳定时期考虑风险、应对冲击的体系，同时加强特定机制，以便不仅查明最贫困的家庭，还查明在冲击发生时可能最受影响并需要援助的家庭。[209]这些计划的主要特点包括：社会综合登记制度，记录贫困和弱势家庭信息；预警信息系统，提醒需要这些计划何时及如何做出响应。为了起到效果，这些计划不仅应能继续提供稳定时期提供的支助，还应能在经济滑坡时期扩大支助。然而，如果由于政府收入减少，导致削减公共社会保护支出，这可能在经济放缓或下行期间特别具有挑战性。这不仅要求建立应急机制和基金（在经济增长期创造），还要求具备足够的制度能力。这种体系的成功扩大有助于保护贫困和弱势家庭，同时尽量减小这些家庭仿效会产生长远后果的消极策略的可能性。

肯尼亚“消除饥饿安全网方案”是灵活的、可扩展的社会保护计划的一个范例，能在家庭收入受影响时进行快速响应。[210]在较稳定时期，该方案起到了类似一个标准社会援助计划的作用，为肯尼亚北部各郡贫困家庭提供现金补助。不过，该方案还能随时在干旱等气候冲击期间迅速将覆盖面扩大到其他弱势家庭。[211]为此，该方案已将高风险地点的所有家庭登记在案，并为其中每个家庭开立了银行账户。借助卫星数据，预警系统可以显示某地何时受到恶劣的天气事件影响，从而使该方案进行响应，为受影响地区的所有家庭提供额外的现金补助。

另一套重要的社会援助计划是公共工程计划。这些计划可以用作短期安全网，在经济放缓或下行期间保护贫困和弱势家庭的购买力。[212]与现金补助不同（插文17），公共工程计划不要求详细登记目标受益人的身份信息。这些计划提供低技能、低薪酬的临时工作，往往吸引那些无法在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的工人。通过在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修复项目中创造公共部门工作，这类计划为贫困家庭提供危急时期稳定的收入来源，并增加他们日后获取基本服务的机会。但在设计实施方面，产生了很多费用和影响，因此在这类干预行动与无条件现金补助之间取舍时，特别是在脆弱和危机背景下，应当考虑这点。[213]

在一些国家，例如1997年危机过后的韩国，实施公共工程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为无业工人提供临时工作。在另一些国家，例如2004年海啸过后的斯里兰卡，这类计划追求一个双重目标：为受灾家庭提供可靠的收入来源，同时重建社区和基本基础设施以加快恢复。然后就是印度2005年推行的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工程计划。与上述案例不同，该计划的目的不是解决经济下行造成的就业问题，或是重建自然灾害破坏的基础设施。相反，该计划借鉴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经验，按法定最低工资，在生产淡季为所有农村家庭保障最长100天的公共项目无技能要求体力劳动机会。这样一来，该计划可以帮助农村家庭全年稳定收入并平稳消费。

反周期政策的初步可行性和后续可持续性

当经济放缓或下行时，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政府用于资助实施公共政策的资源有限。资金不足，或其他政治优先重点，可能妨碍维持并扩大公共部门为贫困和弱势家庭提供支助的可能性。建立反周期的财务机制以保障常规、考虑风险、应对冲击的政策，对增强危急时期家庭抵御能力至关重要。当然，这要求具备足够的制度能力以充分利用经济繁荣期，从而在形势严峻的时候握有资金。

首要的是，关键要在经济放缓或萎缩以前，加强经济的节支能力，以便从一开始就使反周期政策行得通。特别是依赖商品的国家，需要在商品价格高企的时候更多节支，并更多依赖一系列现有工具，除其他外，包括自动稳定财政机制、稳定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宏观审慎规范等。然而，也应更广泛地采取行动，提高平均节支率，以便更持久地保持总需求的稳定，并避免实际汇率（短暂）大幅上浮。如同一些国家一样，通过限制宏观经济失衡的规模，并提供更多的喘息机会，节支率的提高应有助于减少陷入限制性政策的风险。[214]这可能对避免削减粮食安全和营养重点部门的公共支出至关重要。

只要实行改革在财政和政治上是可行的，财政政策也能提供其他产生资金的工具。现有证据[215]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应实行在增强再分配影响的同时，还能提高财政政策效率的改革。这有助于扩充财政空间，保障旨在放缓和下行时期保护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政策。在税收层面，发展中国家可能有扩大税收收入幅度的空间，同时还可能改进税收收入的构成（例如，将间接消费税改为直接所得税）。在支出层面，可以通过避免社会援助计划的零碎化或无效率来创造财政空间。也可以改进不同计划选取目标的方式，但在经济条件不利的情况下，这势必会产生额外的费用和要求，从而使其行不通。

当应急基金到位时，可以扩大计划，方式包括为目前的受益人提供额外支助，并/或在受益人中纳入新的家庭。过去得以实现这方面工作的两个发展中国家是智利和哥伦比亚。在这些情况下，反周期支出的资金源自景气时期总支出的减少以及经济下行时期支出和/或借贷的增加。[216]另一方面，就马哈拉施特拉邦而言，农村就业保障计划的资金来自从较富裕城市家庭征收的税款。

如果没有应急基金，各国可以在经济危机时期优先考虑社会支出，以便提升其再分配影响，并保护粮食安全和营养。一个合适的替代方案是把政策对策的重心转向最受下行影响的家庭，以此提升政策对最需要帮助的家庭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积极影响。另一个替代方案是依赖伙伴和捐助方的捐款。肯尼亚“消除饥饿安全网方案”便是如此，但主管机构（国家干旱管理局）也在着力增加各级政府的捐款。

促进包容性结构转型，减少经济脆弱性

本报告第2.2节表明，粮食安全和营养更有可能被经济放缓和下行破坏的国家，主要包括高度依赖商品的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尽管如此，商品依赖性往往在所难免，处于发展和结构转型初级阶段的国家尤其如此。

这些国家应利用商品热潮广泛投资，以便发展其他经济部门，并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减少不平等，并增强经济抵御能力。在此期间，这些国家不仅应确保上文讨论的适当反周期机制，还应采取长远发展行动，同时考虑到结构发展道路。[217]其中包括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优先重点，保证并增加基本社会服务支出，从而增强家庭的抵御能力，并减小人口对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脆弱性。[218]

权衡政策和投资，促进包容性转型

在追求长远发展战略时，各国需要权衡一套政策和投资，目的是实现也能促进减贫和建设更平等社会的结构转型，即扶贫性和包容性转型。在转型的初级阶段，各国需要寻求劳动密集型（特别是对低技能劳动力来说）广泛增长，同时大力投入创造人力资本，促进高生产率部门的发展和国家经济的多样化。

同样重要的是了解劳动力市场并权衡适当的政策，以便满足劳动力供求。正如上文所指出，拉丁美洲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导致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加剧，确切的原因是现代部门增加的就业机会不够。有证据表明，投资人力资本的同时却不创造足够的技术工作机会，导致劳动力市场大量出现失业（特别是青年失业）和技能错配，从而产生了负面影响，表现为收入和机会不平等加剧，以及减贫受阻。[219]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继续增长，各国（就像很多亚洲国家）不得已需要提高劳动队伍的能力，以便满足新兴行业的劳动力需求。[220]重要的是克服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和空间错配，同时研究所有就业可能性（例如通过绿色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农业/非农活动多样化等），以及激励部门流动和移徙（季节性/循环性移徙）的措施。

在等待必要的时间以看到经济转型并收获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时，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需要发展并扩大社会保护体系。可以先从社会援助计划着手，这类计划不仅保障粮食安全和最低收入，还能通过积累人力资本和参与社会经济，为最贫困人口提供支助。[221]随着各国迈向更深入的转型，需要各类社会保护来长期提高人们在一生中管理风险的能力，从而从社会保险过渡到缴费型社会保障。[222]有鉴于此，制定措施以防止家庭、国家和区域因残疾、衰退、灾难和疾病而受挫折，是保障所取得进展的另一项重要投资。[223]投资全民健康覆盖和初级卫生保健，则是防范这类挫折的另一项重要保障，并可以保护家庭不因先行支付卫生保健费用而受破坏性影响，以免因此陷入贫困。

为了确保转型的扶贫性和包容性，除了投资以外，往往还需要实行关键的改革，促进更公平地分配资源和获取社会服务。已在一些国家看到了过去这类改革的实例及其积极影响，[224]包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1940-1960年代）以及越南（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将更多土地转让给贫农的土地改革。中国建立的由农民自负农业活动盈亏的家庭责任制（1979年），不仅促进了生产，还大幅减少了该国贫困。泰国全民健康保险的扩大（2000年代），帮助增加了人力资本，从而促进了贫困人口参与经济。

哥斯达黎加的实例表明，摆脱商品依赖性其实是可能的。正如上文所指出，该国通过贸易改革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实现了出口多样化。从1980年代起，该国制定了一些促进经济多样化的举措，包括财政激励（免税、补贴等），从而促进了所谓“非传统出口商品”（即菠萝、切花、虾类和纺织品）的发展，而这类商品已在1990年代超过了传统出口商品（尤其是咖啡和香蕉）。同时，食品生产发达地区和出口加工区，帮助制造和高科技部门引入了外国直接投资。服务部门的增长也促进建立了今天强大的旅游业。[225]这些转型之所以取得成果，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在人类发展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哥斯达黎加的教育系统一直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发挥先锋作用，并在该国取得经济效益和维持国内民主制度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26]

农业发展发挥的作用，也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减少粮食进口依赖性和实现结构转型的关键所在。[227]拥有较适当农业潜力的国家，可以投资获取一定的国家主食产量，从而降低粮食进口依赖性。[228]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应设法发展其他部门，同时充分利用农业及其相关行业的初始投资。对于工业化滞后的“后转型”低收入国家，农业产业的发展和城乡联系的加强，拥有改善生计并促进根除贫困的巨大潜力。[229]低收入国家在实现小规模农业多样化并使其更好融入市场方面进行投资，能够促成创收方面的积极成果（插文19），从而有可能减少贫困、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鼓励更多样化的膳食，并促进多样化的食物的易获性，能够帮助减小对主食的需求，[230]同时促进农产品的多样化，包括当地食物的多样化。[231]最后，以地域的视角制定政策和干预行动，同时认识到农村/农业地区与小型城镇和较大城市的联系，能够促进经济机会更活跃的增加，包括农业以外的部门。[232]

促进农业发展的行动，同时也能减少经济放缓和下行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不利影响；然而，农业转型不一定总能达到粮食安全和营养目标。除了转型的扶贫性以外，农业转型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积极影响，取决于商品的类型和转型进程中生产的食物质量，还取决于能否促进每个人更好获取更有营养的食物。[233]最后一节进一步讨论了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与其他设法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的共通之处，特别是与侧重减贫的政策。

最后，重要的一点是，筹措实现经济多样化所需投资，必须有效发挥政治领导作用，以便解决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治理和政治经济的相关问题。例如，在依赖商品并往往低收入的国家，人类发展方面的投资往往较少。[234]原因不仅是缺少资源，还是政府民主化和政府机构能力不足。当缺乏民主化和机构能力时，可能导致某些形式的寻租，从而阻碍经济增长（或妨碍各国充分利用商品价格暴涨），并制造更多社会不平等。

善用贸易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

尽管经济和出口多样化以及国内市场发展对减少考验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外部脆弱性必不可少，但也需要在更广泛的转型中（包括在粮食系统转型中）实现进口多样化，从而获得更健康的膳食。因此，整个国际贸易以及对其产生影响的全球、区域和单边政策，也需要在政策制定者推动这一转型时，成为他们重点思考的内容。

全球、区域和单边贸易政策的重要性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上文强调指出，一些普遍政策能够帮助稳定粮价，包括限制主食食品出口或减征进口关税。后者也能够促进中长期的国内粮食生产。然而，贸易政策的重要性并不局限于稳定粮价和促进粮食生产的作用。需要精心拟定贸易政策，使其成为可持续转型的触发因素之一。

世界农业和粮食市场的一体化日益加深。这方面一体化主要由贸易和投资政策带动，这类政策影响了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粮食系统，同时决定了粮食环境的方方面面，例如粮食可获性、价格、质量以及粮食安全和营养成果。[235]

概括地说，贸易对粮食安全有利。通过把粮食从余粮国运往缺粮国，贸易能够确保粮食的可获性和多样化，并促进获取和稳定价格。贸易也能够促进膳食多样性，而后者则被认为对营养素充分摄入和人体健康必不可少。对于一些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例如尼泊尔，膳食反映了所生产粮食的多样性。[236]同时，贸易与“营养转型”有关，其中动物源食物的膳食更加丰富，并且随着平均收入的增加，往往含有大量脂肪、糖和盐的深加工食物更加普遍。例如，由于墨西哥从美国进口食品，因此1988-2012年间墨西哥妇女的肥胖发生率上升了4%。[237]

尽管裨益多多，但政策制定者仍然需要小心谨慎，确保贸易政策和协定不会妨碍营养目标，特别是考虑到这些政策很少甚至从来不将健康膳食视作根本依据。[238]鉴于全球食品和农产品贸易大幅增长，这点非常重要，因此如上所述，贸易有潜力促进实现营养目标。这不仅要求考虑贸易政策对营养的影响，还要求加强贸易政策和营养行动的一致性。这种政策一致性的实现，取决于加强跨部门协作和协调，以及完善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政策制定进程的治理（插文20）。

持续摆脱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并重视贫困和不平等的多部门政策

如上所述，不能脱离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来谈经济放缓和下行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贫困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恶性陷阱，其中贫困是饥饿的原因之一，而缺乏适足适当的营养本身则是贫困的根源之一。[239]然而，减贫战略和政策不足以减少饥饿和营养不良，包括在经济放缓和下行背景下，特别是如果普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最后一节审视了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多部门政策如何与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的政策联系起来。本节提出了以具体行动加强这些政策的重要性，同时特别聚焦营养问题。

减贫如何发挥作用？可以强化哪些政策？

正如第2.3节所述，减缓贫困与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脱节，最近趋于明显。一些国家在减贫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未在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实现类似进展。

当然，贫困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关系也是复杂的，原因是衡量这两种现象的方式不尽相同，并且比较分析二者的研究有限。此外，面对贫困以及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脆弱性，也通过不同概念进行定义；因此，在实践中，可能难以确定在特定的情况下首先显现了哪种现象，以便了解因果关系。[240]例如，贫困家庭可能在利用消耗资源基础一段时间后陷入饥饿，从而表现出贫困和面对粮食不安全的脆弱性，但并未表现出实际的食物不足。同样，由于某种特异冲击，家庭可能突然没有获取粮食的物质手段，即使是有资源购买营养食物的非贫困家庭也是如此。收入的增加也能够增加粮食消费，但不能保证积极的营养成果。[241]

从政策角度来看，这些复杂性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某些情况下，类似的政策工具可能适用于实现减贫和粮食安全，但仍应当强调并更全面地解决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特异性问题。[242]表12利用粮食安全的四大支柱，帮助说明了减贫政策和行动能以哪些方式遵循更加一致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多部门办法。该表还强调了可能妨碍减贫政策帮助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制约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可能对所有这些多部门政策的可行性发挥重要作用；不过，这些因素可能有其特定背景。尽管如此，该表仍然确定了一些文化特征，这些特征普遍制约了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成果。

克服表12所列制约因素，必须审议旨在减贫及根除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协调一致的政策。然而，由于这些现象之间的关系具有双向性，因此可持续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也应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减贫和经济增长，以及通过防备机制和应对冲击的社会保护增强抵御能力。

一些国家已在减贫干预行动中加强粮食安全和营养成果。社会保护，特别是社会援助，能够帮助解决营养不良的一些经济和社会决定因素，包括在以所有在营养上易受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影响的人口（包括婴幼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老人和病人）为目标时，或在确保从战略角度与卫生、教育和农业建立适当联系以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时。

为了使营养敏感型社会保护（NSSP）成为可能，可以促进这些部门的政策一致性，并促进结合了社会援助（例如现金补助）、接受营养教育、卫生服务和营养敏感型农业等不同组成部分的计划。[243]例如，从2013年起，莱索托着力在社会保护和农业干预行动之间形成合力，从而增强极端贫困人口的抵御能力以及粮食和收入安全。莱索托的创新办法，以家庭园艺和营养的成套工具和培训，对“儿童补助金计划”（CGP）这一现行的全国现金补助计划形成补充，同时特别重视深受干旱影响的家庭，这些家庭不仅贫困，而且还易受粮食不安全的影响。对“儿童补助金计划”及补充干预行动的缜密影响评价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所有这些要素结合起来的时候，同时会对减贫和营养产生更强的影响。[244]

然而，如果多部门办法不解决营养的决定因素，例如粮食安全、照料、健康以及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WASH），这些努力将不足以保护粮食安全和营养，特别是在经济放缓和下行期间。卫生系统是解决其中一些决定因素的首要渠道。[245]近几年来，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都在着力扩大这方面的营养干预行动。三国重视了孕产妇和婴幼儿头1000天的基本营养问题。在埃塞俄比亚，当地的证据使政策制定者相信，需要解决少女贫血问题。在乌干达，参与性地区评估使利益相关方联合起来，共同采取循证营养行动。在坦桑尼亚，随着规划和预算能力的提高，地区层面的营养投资实现了增长。[246]必须采取这类普遍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干预行动，以免忽略贫困人口，以及一些其他可能面临粮食不安全风险的非贫困人口。

经济和社会不平等阻碍粮食安全和营养进展

不平等可能限制家庭摆脱贫困、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机会。由于收入不平等，贫困人口创造的收入远远少于其他群体，因此无法从经济繁荣中受益，而且还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以便更好应对经济困难时期。但正如上文所指出，设法持续摆脱粮食不安全、营养不良和贫困，也取决于能否充分获取基本服务，特别是照料、健康以及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遗憾的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仍然在获取这些基本服务方面存在严重不平等。需要进一步分析现有差距的原因，包括从政治经济和预防腐败的角度出发。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现的城乡严重不平等表明，经济增长和转型的进程可能是不平等的。减贫和发展努力需要更多重视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村收入，同时创造更广泛的就业机会，并将农村地区更有效地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机制。在此期间，重要的是把农村发展认为是一项涉及农业以外其他领域行动的努力。在21世纪，农村不能看成是衰落的代名词，因为这种看法可能忽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机会。需要重估农村地区的价值，随后采取善用区域资产的农村政策，而不是一味采取补偿办法。[247]同时，需要增强极度贫困的城市居民的抵御能力，并解决其粮食安全和营养需求，包括营造更健康的粮食环境，并确保城市贫困人口能够获取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原因是城市提供的条件虽然更好，但他们往往被排除在外。

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然长期存在性别不平等。正如前几节以及第1部分1.1节所述，妇女的食物不足风险高于男性，并且育龄妇女往往更易受到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影响。为了减少性别不平等，必须制定更多专项、综合的政策和发展办法，具体着眼于妇女经济赋权和营养。针对妇女的综合办法，可以包括获取生殖健康服务和营养服务、照料服务、技能培训以及获取就业、生育保护和社会保护。除了资产和获取基本服务以外，这些办法还应直接解决性别不平等，为此需要关注其中涉及的人口：了解他们想做谁、想做什么以及如何才能采用共同愿景和实用战略实现自身目标。[248]同时，为此必须了解人类行为，培养社区意识，并确定促进妇女获取服务和支持的有效激励措施。

除了性别不平等以外，上文也已指出，基于族裔、种姓或宗教对人群的歧视和排斥造成的其他社会不平等，阻碍了在确保粮食安全和良好营养方面取得任何潜在进步。只有通过相关政策和社会动员，解决这些人群面临的众多挑战，才能消除对他们的社会歧视和排斥。可以为此采取一些可行的行动，包括：促进社会包容的法律、监管和政策框架；国家公共支出；提升公共服务（有时专门面向这些人群）的易获性和适足性；增强机构的权能、组织能力和决策进程参与度；加强保护人权方面的问责；着力逐步改变歧视态度和行为。[249]

2.5 结 论

今年的报告继续指出在应对饥饿、粮食不安全和一切形式的粮食不安全方面仍然存在的重大挑战。第2部分呼吁，面对经济放缓和下行，应采取更果敢的行动，应对这些挑战。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提醒，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出现放缓和停滞，包括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数次金融压力、贸易紧张局势恶化、商品价格下跌和金融条件紧缩，都使前景愈发堪忧。

第2部分提出的新证据确认：

▸ 在很多经济放缓或萎缩的国家，饥饿人数逐年增加，而惊人的是，其中大多数并非低收入国家，而是中等收入国家；

▸ 在粮食危机国家，经济冲击延长并加剧了重度粮食不安全；

▸ 对于依赖商品的国家，经济的放缓往往更加显著，并且经济的萎缩往往更加急剧、更加持久；

▸ 当极端贫困和不平等加剧时，经济事件普遍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更严酷的影响。

收入以及获取基本服务和资产方面的不平等，以及人群的社会排斥和边缘化，使很多人难以在经济强劲增长期间获益，或者难以在经济放缓或下行期间充分应对。第2部分的新证据指出一个事实，即在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经济放缓和下行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损害尤甚，特别是在中等收入国家。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也与营养不足密切相关，而更复杂的不平等结构则与肥胖相关。因此，必须将减少这些不平等定为首要目标，无论是作为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手段，还是作为其成果。

本报告呼吁在两个领域采取行动，以便保护粮食安全和营养免受经济放缓和下行的影响。从短期来看，各国需要保护收入，以便对抗经济逆境。为了加强政策制定者作出反应需要的应急机制和财政能力，关键是要利用可用的工具（自动稳定财政机制、稳定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宏观审慎规范等），加强经济增长时候的节支能力，以便使反周期政策行得通。相关政策可以包含针对性的社会保护计划，包括：有条件或无条件现金补助，以及学校供餐；帮助减少失业的公共工程计划；稳定粮价的政策，以及确保基本卫生服务全覆盖，从而保护收入免受先行支付的高额卫生保健费用影响的政策。必须通盘认真考虑对营养的潜在意外后果，同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削减基本社会服务，包括卫生服务。

从长期来看，各国需要在经济繁荣期广泛投资，以便减少经济脆弱性，并增强经济动荡爆发时抵御并快速恢复的能力。这需要权衡一套政策和投资，目的是实现包容性结构化转型，使经济多样化发展，摆脱商品依赖性，同时促进减贫和建设更平等社会。

其中包括农业和粮食系统转型，确保其生产的商品类型和粮食质量有助于增加所有人获取更营养的食物的机会。必须采取措施，增加膳食多样性并营造更健康的粮食环境，从而防止经济放缓或下行影响膳食的营养质量。政策制定者必须确保，增加贸易机会的同时，不对一些部门的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意外的负面后果，因为这些部门原则上会因贸易机会的增加而受影响。把粮食安全和营养关切纳入减贫努力，同时增进减少贫困和根除饥饿的合力，也必须成为转型的一部分。

如果只重视经济增长，那就不可能确保这类转型的扶贫性和包容性：必须通过多部门政策，始终把这些不平等作为核心焦点，从而解决各级现有的不平等。最后，只有当政策有效增强各国的经济抵御能力，从而在经济放缓或萎缩时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时，这类转型才会实现。

附 件

附件 1

附件 1A. 第1部分统计表

附件1B. 统计表方法说明

食物不足

定义：食物不足指一个人的惯常食物消费量不足以为维持正常、活跃、健康的生活提供充足的膳食能量。

如何报告：报告此项指标时采用“食物不足发生率”（PoU），即对总人口中食物不足个体所占比例进行估算。国家估计数为三年移动平均值，以便减少由于难以把握食品库存年际变动等原因而引起的某些基本参数可靠性较低造成的影响，而食品库存是年度食物平衡表的内容之一，有关此项内容很难找到全面、可靠的信息。区域和全球合计数则按年度估计数报告，因为可能存在的估值误差不会在不同国家之间产生关联。

方法：为计算人口食物不足发生率估计数，要对普通个体的惯常膳食能量摄入水平（以每人每天千卡数表示）的概率分布进行建模，表示为参数概率密度（pdf）函数f(x)。该指标显示为惯常膳食能量摄入量（x）低于最低膳食能量需求量（MDER）（即人口中有代表性的普通个体能量需求量最低容许范围）的累计概率，如下方公式所示：

其中是概率密度函数特有的参数向量。假设分布为对数正态分布，因此仅通过平均膳食能量消费量（DEC）及其变异系数（CV）这两项参数即可充分体现。在少数例外情况下，可考虑三参数偏斜-正态或偏斜对数正态分布。[1]

数据来源：不同数据涞源用于估算该模型的各项参数。

最低膳食能量需求量（MDER）：特定性别/年龄组中个体的能量需求量为每公斤体重基础代谢率（BMR）所需的正常需求量乘以该组别中健康个体的理想体重（因身高而异），再乘以体力活动水平（PAL）系数，以考虑到体力活动情况。[2]由于同一性别和年龄组内活跃和健康个体的体重指数和体力活动水平各异，每个性别和年龄组都有适用的能量需求量范围。人群中普通个体的最低膳食能量需求量，也就是每个性别和年龄组的能量需求量范围下限的加权平均值，以每个性别和年龄组所占人口比例作为权重。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人口展望》包含大多数国家按性别和年龄分类的年度人口结构信息，每两年修订一次。本报告参照的是《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3]

特定国家各性别和年龄组的平均身高信息来自最新人口和健康调查或收集儿童和成人人体测量数据的其它调查。即使此类调查的年份不同于估算食物不足发生率的年份，但期间平均身高的小幅变化对食物不足发生率估计数的影响非常有限。

膳食能量消费量（DEC）、变异系数（CV）和偏斜度（Skew）：如负责收集食物消费信息的有代表性的全国家庭调查（如“生活水平调查”或“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能提供有关食物消费量的可靠信息，就可以在此基础上直接估算出用于说明日均膳食能量需求量分布的相关参数。

然而，每年开展此类调查的国家为数很少，因此需要间接估算这些数据，或在无法获取合适调查数据的年份中推算这几项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可根据粮农组织为世界多数国家汇编的“食物平衡表”（见http://www.fao.org/economic/ess/fbs/en）中所报告的膳食能量供给量（DES）来估算膳食能量消费量。食物不足人口数最多的以下53个国家今年的食物平衡表系列已经更新至2017年：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中国（大陆）、哥伦比亚、刚果、科特迪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危地马拉、几内亚、海地、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墨西哥、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泰国、乌干达、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此外，28个欧洲高收入国家的食物平衡表系列也已更新至2016年。

《食物平衡表》不能用于估算变异系数，因为它并不提供特定人口内部食物消费量的分布情况。过去，粮农组织曾尝试将变异系数作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指数）和食品相对价格指数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函数来估算。[4]但该做法准确预测人口惯常食物消费量变异指数的能力值得怀疑，因为基尼指数相关数据十分稀缺，而且对食品相对价格指数的汇总方法也有人持保留意见。因此，我们转而采用一项更加简单（可能更合理）的方法，以线性方式估算非调查年份变异系数的数值。这一建模方法的主要缺点是，当监测期内仅有一次调查时，由此得出的变异系数数值在整个评估期内就只能保持不变，从最后一次调查年份到2015年都是如此。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在食物不足发生率估计数中反映出不同层次人群获取食物的能力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出现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未在全国平均食物消费量的变化中充分反映出来。

2018年食物不足发生率预测：采用以上方法，我们为那些具备截至2017年食物平衡表相关可靠数据的所有国家估算出了食物不足估计数。

为得出2016-18年国家层面的三年平均值以及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年度数值，需要进行预测。

与以往几期报告的做法相同，估算当年食物不足发生率时，我们对模型中的每项参数分别进行预测，并将预测参数代入上文介绍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公式。

膳食能量消费量预测：多数国家的国家食物平衡表可提供2013年至2017年间某年份的最新数据。为估算截至2018年的膳食能量消费量数值，我们采用了粮农组织贸易及市场司[5]的人均谷物和肉类可供量数据，用于估算从2013、2014、2015、2016或2017年（视国家而定）到2018年人均膳食能量可供量的可能变化率，然后在最新的膳食能量消费量基础上利用变化率预测截至2018年的数值。

变异系数预测。从一国最近一次食物消费调查数据中估算出来的变异系数一直在不加变动的情况下用于预测未来的趋势。但自2014年起，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数据开始就重度粮食不安全程度的最新变化提供实证，这可能有助于准确反映食物不足发生率的变化。如果食物不足发生率的变化无法用平均食物供给量的变化来解释，那么这些变化可用于推导变异系数在最近年份中可能已经发生的变化。对食物不足发生率历史数据的汇总分析表明，一般情况下，在考虑到膳食能量消费量和最低膳食能量需求量的差异之后，变异系数就能够解释食物不足发生率在不同时间、空间内约三分之一的差异。因此，我们还可以以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数据分析结果为基础，发现变异系数从2017年到2018年可能发生的变化，作为除了上文提及的膳食能量消费量预测变化之外另一项需要考虑的因素。对每个具备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数据的国家，每当观察到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发生一个百分点的变化时，我们都会对变异系数进行修正，修正量会造成食物不足发生率发生三分之一个百分点的变化。对其它国家而言，变异系数则保持2017年度估计值不变。

最低膳食能量需求量预测。2018年最低膳食能量需求量基于《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中位变差）中的人口结构预测。

挑战和局限：尽管在严格意义上，食物不足与否属于个体状态，但由于现有数据通常为大范围数据，因此很难准确认定特定人群中哪些个体实际处于食物不足状态。通过上文提及的统计模型，该项指标只能参考某一人口或人群中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计算而来。因此，食物不足发生率只能是对某组人群中处于食物不足状态的个人所占比例的估计值，而且无法进一步细分。

由于推断具有概率性，且模型中每个参数的估计值都具有不确定性，食物不足发生率估计数的准确度通常较低。尽管不可能计算出食物不足发生率估计值的误差范围，但多数情况下预计会超过5%。为此，粮农组织认为低于2.5%的食物不足发生率估计值不够可靠，不予报告。

参考文献：

粮农组织。1996。《第六次世界粮食调查》，第114-143页。罗马。

粮农组织。2014。《饥饿测量的进步：粮农组织传统方法与最新创新》。粮农组织统计司工作论文第14-04号。罗马。

粮农组织。2014。《粮农组织估计食物不足发生率指标的方法调整》。粮农组织统计司工作论文第14-05号。罗马。

L. Naiken。2002。“主旨论文：粮农组织估计食物不足发生率的方法”。载于：粮农组织。《会议纪要：2002年6月26-28日食物匮乏和营养不足衡量与评估国际科学研讨会》。罗马。

用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FIES）来衡量粮食不安全

定义：该指标所衡量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指的是，个体或家庭由于缺少财力或其他资源而导致粮食获取机会有限。衡量粮食不安全严重程度时采用的是通过“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调查模块”（FIES-SM）收集的数据，该模块由八个问题组成，要求个人或家庭汇报自己难以获取粮食的情况和经历。

采用基于Rasch模型的复杂统计技术，从某次调查中收集到的数据要经过内部一致性验证，并转换成从低到高的严重度等级量化值。在个人或家庭对模块各项问题的回答基础上，全国性代表性人口调查中的受调个人或家庭根据两项固定全球阈值被分为以下三类：粮食安全或轻微不安全；中度粮食不安全；重度粮食不安全。粮农组织根据2014年至2016年三年中收集到的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数据，确立了参考标准，作为衡量粮食不安全体验的全球标准（插文3），同时确定了两项严重程度参考阈值。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2.1.2是属于中度和重度粮食不安全两类中其中一类的累积概率。另一项指标（FIsev）则仅考虑重度粮食不安全一类。

如何报告：在本报告中，粮农组织提出两级严重程度不同的粮食不安全估计数，即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FImod+sev）和重度粮食不安全（FIsev）。两级严重程度中的每级都报告两个估计值：

▸ 所在家庭至少一位成人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个体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

▸ 所在家庭至少一位成人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个体人数估计数。

数据来源：自2014年以来，包含八个问题的“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调查模块已被应用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所涵盖的140多个国家的成人人口（15岁及以上）全国代表性样本，涵盖世界总人口的90%。多数国家的样本包括约1000名个体，印度和中国大陆的样本量较大，分别为3000人和5000人。

对布基纳法索、佛得角、加拿大、智利、厄瓜多尔、加纳、印度尼西亚、以色列、肯尼亚、马拉维、尼日利亚、巴勒斯坦国、大韩民国（2014和2015年）、俄罗斯联邦（2016、2017和2018年）、圣卢西亚、塞舌尔和美国，我们利用政府的全国调查数据，采用粮农组织的统计方法将国家调查结果调整成与全球参考标准相符的数据，最终计算出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估计值。

方法：对数据进行验证后，利用数据通过Rasch模型构建出粮食不安全严重程度分级表。该模型假定观察到受调者 i 对问题 j 做出肯定回答的概率是严重程度分级表上受调者所在位置 ai 与项目所在位置 bj 之间距离的逻辑函数。

将Rasch模型应用在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数据上，就可以估计出每位受调者i在每级重度粮食不安全 L（中度或重度，或重度）上的粮食不安全概率（Pi,L），其中 0 < Pi,L < 1。

人口中每级严重程度（FIL）的粮食不安全发生率等于样本中所有受调者（i）粮食不安全概率的加权总和：

其中，wi 为事后分层权重，表明样本中每项所代表的个体或家庭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

由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抽取的样本仅为15岁或以上的个体，因此利用这些数据直接计算出来的发生率估计值仅适用于15岁或以上人口。为了估算出人口中（所有年龄组）个体发生率和人数，就必须估算出所在家庭至少一位成人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口数。这就需要采用《饥饿之声技术报告》附件II（见下文“参考文献”中的链接）详细介绍的多步骤程序。

中度或重度以及重度等级粮食不安全的区域和全球合计数 FIL 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r 表示所在区域，FIL,c 为该区域国家C估算的L级粮食不安全值，Nc表示对应的人口规模。如一国没有 FIL 估计值，则假定其 FIL 等于同一区域其它国家估计值的人口加权平均值。只有当区域内具备估计值的国家至少覆盖该区域人口50%时，才会生成区域合计数。

我们根据“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全球标准（以2014-16年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所涵盖的所有国家的结果为基础确立的一系列项目参数值）确定了通用阈值，并按照当地标准将其转换成对应数值。根据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全球标准对每个国家的等级进行校准的过程可称为“等同法”，它有助于为个体受调者制定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粮食不安全严重程度衡量标准以及具有可比性的国家发生率。

问题在于，如果被视为一项隐性特性，那么粮食不安全严重程度在评估时就缺乏绝对参考标准。Rasch模型有助于找出各项在分级表上的相对位置，称为逻辑单位，但“零”值为随意设置，通常等于严重程度的估计中位数。这意味着每次应用时，分级表上的零值都会出现变化。为了生成不同时间、不同人群之间具有可比性的数值，就必须确立同样的分级表作为参考标准，同时找到所需的公式，便于在不同分级法之间进行换算。就像在不同温度计量标准（如摄氏和华氏）之间相互换算一样，需要确定几个“锚”点。在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法中，这些锚点就是与各项相关的严重程度，它们在分级表上的相对位置可以被等同为相对应项目在全球参考分级表上的位置。这样，通过找到公式将共同项严重程度的中位数和标准差相互等同，就能将一种分级标准上的数值“投射”到另一种标准上。

挑战和局限：当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估计值以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中收集的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数据为基础，且多数国家的样本量约为1000时，置信区间很少高于测得发生率的20%（即发生率为50%时，误差范围最大为正负5%）。然而，当估算国家发生率时采用更大的样本量，或估算几个国家的合计数时，置信区间就可能小很多。为减少年际抽样方法变化引起的影响，国家层面的估计数以三年平均值表示，由所涉及三年中所有年份的平均值计算而来。

由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粮食署和儿基会共同组成的一个团队将对目前的方法进行进一步微调。该团队正在探讨当采用参考期不同的问卷收集数据时可能出现的与参考期相关的一些问题，同时研究出更好的方法，通过充分考虑到不同语言或文化背景下在解读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上各项目时可能出现的差异，避免在参照全球标准校准国家结果时出现潜在偏差。

参考文献：

粮农组织。2016。《估算全世界成人粮食不安全可比率的方法》。罗马。

粮农组织。2018。“饥饿之声”。见：粮农组织[网上]。罗马。www.fao.org/in-action/voices-of-the-hungry

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消瘦、超重

发育迟缓定义：年龄（月龄）别身高/身长（厘米）比世卫组织2006年儿童生长发育标准中位数低2个标准差（SD）。年龄别身高较低表明出生后甚至出生前曾受营养不足和反复感染的影响。这可能是长期营养匮乏、反复感染以及缺乏水和卫生基础设施造成的后果。

发育迟缓如何报告：0-59月龄儿童年龄别身高比世卫组织2006年儿童生长发育标准年龄别身高中位数低2个标准差（SD）的人数所占比例。

消瘦定义：身高/身长（厘米）别体重（公斤）比世卫组织2006年儿童生长发育标准中位数低2个标准差（SD）。身高/身长别体重较低表明体重急性下降或体重增加不足，也可能由食物摄入不足和/或腹泻等传染病造成。

消瘦如何报告：0-59月龄儿童身高/身长（厘米）别体重（公斤）比世卫组织2006年儿童生长发育标准身高别体重中位数低2个标准差（SD）的人数所占比例。

儿童超重定义：身高/身长（厘米）别体重（公斤）比世卫组织2006年儿童生长发育标准中位数高2个标准差（SD）。这一指标反映出身高/身长别体重增加过度，通常由能量摄入量超过儿童能量需求量造成。

儿童超重如何报告：身高/身长（厘米）别体重（公斤）比世卫组织2006年儿童生长发育标准身高别体重中位数高2个标准差（SD）的人数比例。

数据来源：儿基会、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2019。《儿基会/世卫组织/世界银行：儿童营养不良联合估计-水平和趋势》（2019年3月版）[网上]。https://data.unicef.org/topic/nutrition；www.who.int/nutgrowthdb/estimates；https://data.worldbank.org

方法：国家营养调查（多指标类集调查、人口和健康调查、国家营养调查等）和国家营养监测系统是儿童营养指标的首选主要数据来源。为了进入数据库，这些调查必须是具有全国代表性、基于人群的调查，所提供结果以《世界卫生组织儿童生长发育标准》为依据，或提供原始数据供重新分析。

由于各国人口规模不同，所以要进行一次加权分析，确保一国的调查估计数对所在区域趋势分析的影响与该国人口数量成正比。人口权数的依据是《联合国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我们就每个数据点获取具体调查年份对应的五岁以下人口估计值。如果调查持续时间较长，例如从2013年11月到2014年4月，则采用完成大部分实地工作的年份中位数（本案例中为2014年）作为提取相应人口估计值的年份。具有单一数据点国家的权数是通过将调查时的五岁以下人口数除以整个区域各国平均人口总和得出的。对于具有多个数据点的国家，权数的计算方法是将该国五岁以下人口的平均值（各观察年份内）除以整个区域内各国平均人口的总和。

随后我们利用发生率逻辑转换和将结果反向转换为原分级标准的方法，对每个区域或收入组进行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分析，利用最终模型来预测1990年至2018年儿童营养不良趋势。接下来我们利用得出的发生率估计值（已经过反向转换），将发生率与置信区间的上下限乘以从联合国人口估计数中提取的分区域人口数，最终得出受影响人口总数。

变量：区域、分区域、国家、调查年份、样本量、受调者最小和最大年龄、发育迟缓发生率、消瘦发生率、重度消瘦发生率、超重发生率及国家五岁以下人口总数。

挑战和局限：各国发育迟缓、超重和消瘦的推荐报告周期是每三到五年，但某些国家报告数据的频率较低。尽管已经尽力提高各国各时期统计数据之间的可比性，但国家数据在数据收集方法、人口覆盖率和所用估算方法方面仍可能存在差异。由于抽样误差和非抽样误差（技术测量误差、记录误差等），调查估计值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国家或区域和全球层面在得出估计值时，均未充分考虑到以上两类误差中的任何一类。

就消瘦发生率而言，由于调查通常在一年里的特定时段进行，因此估计值可能受季节性影响。与消瘦相关的季节性因素包括粮食可供量（如收获前）和疾病（雨季和腹泻、疟疾等），而自然灾害和冲突也会导致趋势出现变化，应与季节性变化区分对待。因此，各国不同年份的消瘦估计值可能不一定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报告仅提供最新估计值（2018年）。

参考文献：

儿基会、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2019。《儿基会/世卫组织/世界银行：儿童营养不良联合估计-水平和趋势》（2019年3月版）[网上]。https://data.unicef.org/topic/nutrition, www.who.int/nutgrowthdb/estimates, https://data.worldbank.org

世卫组织。2010。《营养状况信息系统国别概况指标：解读指南》。日内瓦，瑞士。

世卫组织。2014。《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全面实施计划》。日内瓦，瑞士。

纯母乳喂养

定义：6月龄以下婴儿纯母乳喂养即只接受母乳，不摄入其他食物或饮料，甚至水。纯母乳喂养是儿童生存的基石，也是新生儿的最佳喂养方式，因为母乳能为婴儿建立微生物菌群，增强免疫系统，降低慢性病风险。

母乳喂养还对母亲有利，可预防产后出血，促进子宫恢复，降低缺铁性贫血和各类癌症风险，促进心理健康。

纯母乳喂养如何报告：调查前24小时内纯母乳喂养，未喂食其他食物或饮料（甚至水）的0-5月龄婴儿比例。

数据来源：儿基会。2018。《婴幼儿喂养》。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儿童和女性状况监测》[网上]。纽约，美国。https://data.unicef.org/topic/nutrition/infant-and-young-child-feeding

方法：

该指标包括乳母喂养和用挤出的母乳喂养。

该指标基于0-5月龄婴儿前一天喂养的回忆情况的截面数据。

2012年，我们利用2005至2012年间每个国家的最新估计值生成了纯母乳喂养的区域和全球估计值。同样，利用2013至2018年间每个国家的最新估计值生成了2018年纯母乳喂养的区域和全球估计值。全球和区域估计值按每个国家纯母乳喂养率的加权平均数计算，采用了《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2012年为基线，2018年为当前）提供的新生儿总数作为权数。除非另有说明，否则仅在现有数据能够代表相应地区新生儿总数至少50%的情况下才提供估计值。

挑战和局限：尽管很多国家都在收集纯母乳喂养的数据，但相关数据依然缺失，尤其是高收入国家。纯母乳喂养的推荐报告周期是每三至五年。但某些国家报告数据的频率较低，这意味着喂养方式的变化往往在几年之后仍未被察觉。

区域和全球平均值可能会因哪些国家具备本报告所涵盖时期的数据而受到影响。

采用前一天的喂养情况作为计算基础可能会导致高估纯母乳喂养婴儿的比例，因为有些不定期被喂食其他液体的婴儿可能在调查前一天未被喂食这些液体。

参考文献：

儿基会。2019。“婴幼儿喂养：纯母乳喂养和母乳喂养为主”。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儿童和女性状况监测[网上]。纽约，美国。https://data.unicef.org/topic/nutrition/infant-and-young-child-feeding

世卫组织。2008。《婴幼儿喂养措施评估指标。第一部分：定义》。日内瓦，瑞士。

世卫组织。2010。《营养状况信息系统国别概况指标：解读指南》。日内瓦，瑞士。

世卫组织。2014。《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全面实施计划》。日内瓦，瑞士。

低出生体重

定义：低出生体重指无论孕龄多长，出生体重低于2500克（低于5.51磅）。新生儿出生时的体重是衡量孕妇和胎儿健康和营养的一项重要指标。

低出生体重如何报告：出生时体重低于2500克（低于5.51磅）的新生儿比例。

数据来源：儿基会和世卫组织。2019。低出生体重估计数，2019年。[引于2019年5月10日]。https://data.unicef.org/topic/nutrition/low-birthweight；https://www.who.int/nutgrowthdb

方法：全国代表性低出生体重发生率估计值可通过多种数据来源获取，这些数据来源通常被统称为国家行政数据或代表性家庭调查。国家行政数据来自民政登记和主要统计系统（CRVS）、国家卫生管理信息系统（HMIS）和出生登记册等国家系统。全国家庭调查（多指标累计调查、人口和健康调查）如包含有关出生体重和产妇对出生时婴儿大小的印象等关键指标，也是获取低出生体重相关数据的重要来源，尤其在很多新生儿未称重和/或数据堆积的情况下。如果数据来自家庭调查，那么在被输入国家数据组之前，这些数据需要经过覆盖率和质量审查。行政数据可分为：(i) 高覆盖率，如覆盖率大于或等于90%活产儿；(ii)中等覆盖率，如覆盖率为80-90%活产儿；或(iii)不计，如覆盖率小于80%活产儿。要想被计入数据组，调查数据需满足以下条件：

i. 数据组样本中至少30%具备出生体重数据；

ii. 数据组中至少包含200个出生体重数据；

iii. 无迹象表明有严重数据堆积现象，这意味着：a) ≥ 55%的出生体重数据属于最常见的三类出生体重（即如果3000克、3500克、2500克是最常见的三类出生体重数据，那么它们在数据组中所有出生体重数据中合计占比应在55%及以上）；b) ≤ 10%的出生体重数据 ≥ 4500克；c) ≤ 5%的出生体重位于500克和5000克的尾端；

iv. 针对缺失的出生体重数据和堆积问题进行调整。[6]

我们采用建模方法处理那些已经过验收的（对家庭调查数据而言，已经过验收并调整）国家数据，生成了从2000年至2015年的国家年度估计数，相关方法因输入数据的齐备程度及类别而异，具体如下：

▸ b-spline曲线：利用b-spline曲线回归法对那些高覆盖率行政数据中具有8个或以上数据点（2005年之前有1个或以上、2010年后新增1个或以上）的国家进行平滑处理，生成低出生体重年度估计数。采用b-spline曲线回归模型来预测国家层面低出生体重估计数的标准误差和计算其95%置信区间。这些低出生体重估计数与本国行政报告中的数据十分接近。

▸ 分层回归：对不符合采用b-spline曲线法条件，但具备任一来源1个或以上低出生体重数据点、符合纳入标准的国家，则采用协变量模型生成低体重年度估计数，同时采用bootstrap法得出不确定性范围。该模型中包括新生儿死亡率自然对数；低体重儿童比例（年龄别体重的z分数比参考人群年龄别体重中位数低2个标准差）；数据类型（高质量行政数据、低质量行政数据、家庭调查）；联合国区域（如南亚、加勒比）；国别随机效应。这些低出生体重估计数可能与国家行政和调查报告中的估计数相差甚远，尤其是因为家庭调查估计数已因体重数据缺失和堆积的问题经过调整，而调查报告往往只包含具有出生体重数据的儿童的低出生体重估计数，未针对数据堆积做任何调整。

▸ 无估计数：数据库中将那些没有低出生体重输入数据和/或不符合纳入标准的国家列为“无估计数”。目前的国家数据库中共有54个国家为“无估计数”。尽管没有列出这54个国家的估计数，但我们采用上文详细介绍的分层回归法为它们推算出低出生体重年度估计数，但仅用于纳入区域和全球估计数。

建模后的国家年度估计数被用于生成2000-2015年区域和全球估计数。全球估计数为在联合国每年区域分组中具备估计数的195个国家[7]中出生体重低于2500克的活产儿估计数的总和，除以这195个国家每年所有活产儿人数得到的结果。区域估计数则以每个区域分组中的国家为基础，通过类似的方法得出。为获取全球和区域层面不确定性估计值，我们采用b-spline曲线（采用计算出来的标准误差从正态分布图中随机抽样）或者分层回归法（采用bootstrap法）为每个国家估算出每年低出生体重1000份样本的点估计值。1000份样本中每份的国家低出生体重估计数在全球或区域层面相加，将分布结果的第2.5个和第97.5个百分位数作为置信区间。

挑战和局限：监测全球低出生体重状况时，一项主要局限就是世界上很多儿童并不具备出生体重数据。对未称重婴儿而言，存在着极大偏差，那些较贫困、受教育水平较低、生活在农村的母亲所生的婴儿与较富裕、受教育水平较高、生活在城市的母亲所生的婴儿相比，更不可能具备出生体重数据。[8]由于未称重婴儿的各种特征都是造成低出生体重的风险因素，因此未充分代表这些婴儿的估计数可能实际上低于真实数值。此外，中低收入国家多数现有数据质量不高，在500克或100克倍数上存在过度堆积问题，[9]也使低出生体重估计数存在更大偏差。当前数据库中用于处理出生体重数据缺失和调查估计数堆积问题的方法[10]本意是用于解决问题，但实际上有54个国家根本无法生成可靠的出生体重估计数。此外，由于约半数建模国家每次进行bootstrap预测时都会随机产生国别效应，其中有正有负，区域和全球估计数的置信区间可能被人为设置得过小，导致区域和全球层面的相对不确定性往往低于单个国家层面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A.K. Blanc和T. Wardlaw。2005。“监测低出生体重：对国际估计数的评价和新的估计程序”。《世界卫生组织公报》，第83(3)期：第178-185页。

H. Blencowe、J. Krasevec、M. de Onis、R.E. Black、X. An、G.A. Stevens、E. Borghi、C. Hayashi、D. Estevez、L. Cegolon、S. Shiekh、V.P. Hardy、J.E. Lawn 和 S. Cousens。2019。“2015年低出生体重国家、区域、全球估计数，附2000年以来的趋势：系统性分析”。《柳叶刀全球卫生》，2019年5月15日[网上]。http://dx.doi.org/10.1016/S2214-109X(18)30565-5

成人肥胖

定义：体重指数 ≥ 30.0 公斤/米^2。体重指数（BMI）指体重与身高之比，通常用于成人营养状况分类。它是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公斤/米^2）。体重指数大于或等于30公斤/米^2的人即为肥胖。

如何报告：经年龄标准化和性别加权处理后，体重指数大于或等于30.0公斤/米^2的18岁和18岁以上人口比例。

数据来源：世卫组织。2019。“全球卫生观察站数据库”。见：世界卫生组织[网上]。日内瓦，瑞士。[引于2019年5月10日]http://apps.who.int/gho/data/node.main.A900A?lang=en

方法：在测量18岁及以上成人身高和体重的部分人群研究中，采用贝叶斯分层模型，估算1975年至2014年间平均体重指数趋势和体重指数各类别（低体重、超重和肥胖）的发生率趋势。样本共覆盖1698项人群研究，涉及186个国家的1920万18岁及以上成人。该模型结合了非线性时间趋势和年龄结构、国家、地区和社区代表性数据，并标明了数据仅涵盖城市/农村或是两者均涵盖。该模型还包含有助于预测体重指数的协变量，包括国民收入、城市人口比例、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供人类食用的各类食物可供量综合性指标。

挑战和局限：一些国家数据来源较少，只有42%的数据中包括70岁以上人口相关数据。

参考文献：

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子合作项目。2016。“1975年至2014年200个国家的成人体重指数趋势：共1920万人参与的1698项人群测量研究汇总分析”。《柳叶刀》，第387期（10026）：1377-1396页。

世卫组织。2010。《营养状况信息系统国别概况指标：解读指南》。日内瓦，瑞士。

育龄妇女贫血

定义：妊娠妇女血红蛋白 < 110克/升；非妊娠妇女血红蛋白 < 120克/升。贫血指血红蛋白浓度低于特定临界点，而这一临界点可能因年龄、性别、身体状况、吸烟习惯和被评估人群居住地的海拔高度而有所不同。

如何报告：育龄妇女（15-49岁）中血红蛋白浓度低于110克/升的妊娠妇女和低于120克/升的非妊娠妇女所占比例。

数据来源：世卫组织。2018。育龄妇女贫血率（%）（《全球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战略》）。见：世卫组织全球卫生观察站指标[网上]。日内瓦，瑞士。[引于2019年5月10日]。http://apps.who.int/gho/data/node.imr.PREVANEMIA?lang=en

世卫组织。2018。微量营养素数据库。见：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信息系统[网上]。日内瓦，瑞士。[引于2019年5月10日]。www.who.int/vmnis/database

方法：全国代表性调查、世卫组织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信息系统汇总统计资料以及其他国家和国 际机构报告的汇总统计资料。

将非妊娠妇女和妊娠妇女的数据相加，并使用妊娠率加权，得出所有育龄妇女的统一数值。根据海拔高度对数据进行调整，在具备吸烟状况相关数据的情况下，也据此做相应调整。

趋势模型根据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一段时间内线性趋势加上平滑的非线性趋势构建而成。该模型采用各种钟形密度的加权平均值来估计完整的血红蛋白分布情况，而血红蛋白分布本身也可能存在偏斜。

估算过程中还考虑到了有助于预测血红蛋白浓度的协变量，包括孕产妇教育、城市人口比例、平均纬度、镰状细胞病和地中海贫血发生率以及平均体重指数。每个国家每年都具备几乎所有协变量数据，但镰状细胞病和地中海贫血的发生率除外，我们假定这两种发生率在每个国家的分析期内保持不变。

挑战和局限：尽管有较高比例的国家公布了关于贫血的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但该指标的报告工作仍然欠缺，尤其是高收入国家。因此，估计值可能无法充分反映出各国和各区域间的差异，在数据不足的情况下，数值可能会“缩小”到接近全球平均值。

参考文献：

G.A. Stevens、M.M. Finucane、L.M. De-Regi、C.J. Paciorek、S.R. Flaxman、F. Branca、J.P. Peña-Rosas、Z.A. Bhutta和M. Ezzati。2013。“1995-2011年血红蛋白浓度以及儿童、妊娠妇女和非妊娠妇女总贫血率和重度贫血率的全球、区域和国家趋势：对人口代表性数据的系统性分析”。《柳叶刀全球卫生》，第1(1)期：第e16-25页。

世卫组织。2010。《营养状况信息系统国别概况指标：解读指南》。日内瓦，瑞士。

世卫组织。2014。《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全面实施计划》。日内瓦，瑞士。

世卫组织。2015。《2011年全球贫血率》。日内瓦，瑞士。

附件 2

第1部分中的方法

A.粮食不安全与其他重要人类发展指标相比较

本节为第1.1节插文4“如何比较粮食不安全与其它重要人类发展指标？”中介绍的内容提供补充信息。我们计算出了国家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2016-2018年三年平均值）和其它发展指标最新数值之间的斯皮尔曼相关性。表A2.1按照字母顺序汇总介绍每项指标的来源和详情。

B.粮食获取方面的性别差异

本节为第1.1节“粮食不安全中的性别差异”一节中的分析内容提供补充。

B1.按性别分类的成人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

图14采用了粮农组织收集的数据。这些数据为个人层面数据。每名受调者（15岁以上成人）要通过介绍自身的个人粮食不安全体验回答调查模块中的各项问题。因此，我们得以将粮食不安全相关结果按照男女分类。首先，要检查男性和女性之间可能存在的项目功能差异（DIF），确保在粮食不安全程度上的男女差异并非是他们对同样的粮食安全状况有着不同的体验或他们对同样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解读而引起。检查结果（未显示）表明男女之间不存在明显的项目功能差异。在这一结果基础上，我们通过将不同的加权原始分数分布（一份为男性，一份为女性）应用到同样的粮食不安全概率上，就计算出男性和女性的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其中的粮食不安全概率通过在国家层面利用Rasch模型以原始分数参数和误差为基础计算得出。每个国家每年的数据都经过了这一计算过程。图中显示的结果以2016-2018年间国家三年平均值为依据。

B2.回归分析

报告图14下方的文字介绍了一项分析，其目的是在考虑其它因素之后，更好地了解造成粮食获取方面性别差异的各项因素。该项分析汇总了粮农组织2014年至2017年间在145个国家收集的个人层面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数据，目的是在考虑到社会经济因素之后，对男性和女性在粮食不安全状况方面的差异程度进行评估。随后利用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跨国可比概率确定每个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随后将其作为因变量进行逻辑回归。如果概率大于50%，个人就被归类为“粮食不安全”，因变量值为1，反之则为0。受调者的性别、居住地（农村、小城镇或大城市、郊区）、贫困状况、受教育水平都被列为自变量。数据收集年份（2014至2017年间）也被列为协变量。结果表明，扣除受调者的居住地、贫困状况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后，女性陷入粮食不安全的几率仍比男性高约10%。

C.对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之间关联的宏观数据分析

本节涉及题为“粮食不安全与各种形式营养不良在国家层面的关联”的第1.3节中的分析。表A2.2介绍该项分析中采用的变量。

C1.模型设定

我们将（关注的营养结果）作为因变量，将人口中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FI）的对数几率、食物不足发生率（PoU）和极端贫困率（POV）作为协变量，对一系列n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详情参见以下函数公式。对系数做了标准化处理，便于在不同回归模型之间进行比较。表A2.3为第1.3节中的表5提供更多回归分析结果。

对方法和结果的完整介绍参见：M. Del Grossi、A. Sattar、C. Alvarez-Sanchez、A. Ishaq、S. Viviani、冯娟、F. Yassin和C. Cafiero。即将出版。《粮食安全与营养的相关性：国家层面实证分析》。技术论文。罗马，粮农组织。

D.对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之间关联的微观数据分析

本节就第1.3节题为“粮食不安全与与各种形式营养不良在家庭和个人层面的关联”小节介绍的分析内容提供补充信息。

D1.数据组

分析中采用了如下数据组：巴西2006年人口和健康调查；墨西哥2012年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西班牙语缩写为ENSANUT）；美国2013/14年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肯尼亚2015/16年综合家庭预算调查；尼泊尔2016年人口和健康调查；马拉维2016/17年第四次综合家庭调查；尼日利亚2015/16年家庭总调查之三（播种后）；巴基斯坦2010年家庭追踪调查。

注意，巴西数据组中包括女性成人人体测量数据。

D2.变量定义

以每个数据组中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数据为基础，粮食不安全被作为一项二分变量（FImod+sev或粮食安全/轻度粮食不安全）。随后采用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法（插文3），将每个国家的粮食不安全分级表与全球参考标准等同起来，生成在各国之间有可比性的粮食不安全指标。

所有因变量都为二分性质（有/没有某种形式的营养不良）。在确立儿童、学龄儿童、青少年人体测量指标时，采用的是世卫组织的儿童生长发育标准和官方分割点。在确立成人超重和肥胖指标时，采用的是世卫组织的体重指数分割点。

表A2.4和表A2.5将逐项简要介绍营养不良指标及因变量。

D3.模型设定

我们采用逻辑回归等式去估算粮食不安全家庭中某个个人的食物不足概率。要在扣除集群（家庭）效应和相关协变量（见下文）的影响后，对每项营养不良结果逐一进行回归估算。对每个国家和结果变量，我们还尝试采用包含各种协变量和相互关联条件的其它模型进行计算。表6和表7介绍的是采用最低赤池信息准则（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BIC）模型得出的结果。

我们在分析时尽可能考虑到年龄、性别、收入/消费、支出/财富状况（取决于调查中具备哪些数据）、抚养比/家庭规模以及居住地等因素产生的影响。在分析巴西、墨西哥、尼泊尔和美国的数据组时，我们还考虑到了民族因素的影响。在部分分析中考虑相关因素影响时，采用了以下协变量：母亲/监护人受教育水平（发育迟缓、消瘦、儿童超重、学龄儿童和青少年超重和肥胖）、自身受教育水平（学龄儿童和青少年超重和肥胖、成人肥胖）、获得清洁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服务（发育迟缓、消瘦、贫血）、母亲超重（儿童超重）以及妊娠次数（贫血）。

有关方法和结果的完整介绍，参见：A. Ishaq、C. Alvarez-Sanchez、M. Del Grossi、S. Viviani、冯娟、F. Yassin、A. Kepple、A. Sattar和C. Cafiero。即将出版。《家庭粮食安全与营养的相关性：基于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技术论文。罗马，粮农组织。

附件 3

食物不足发生率（PoU）变化点定义、方法和国家名单

A.经济减速和衰退的定义

判断经济减速和衰退时，我们采用以2010年不变价格（美元）为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率。[11]计算出某国人均增长在两个连续年份之间的变化后，就可以得出简单的增长差。当当年人均增长为正值，但低于前一年，就能确定出现减速。当两个时段之间的人均增长差为负值，就能确定出现衰退。此外，我们还通过某国经历这两种状况中任何一种的连续年数，提供有关经济减速和衰退发生频率的信息。

B.食物不足发生率（PoU）变化点分析和方法

变化点指食物不足发生率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显著变化。在本报告中，重点是上升的变化点，即食物不足发生率连续两年出现显著正向变化。我们采用Bai和Perron（1998）提出的多结构变化模型来确定食物不足发生率时间系列中的变化点。[12]这涉及到要在找出n个可能存在的断点的“最佳”组合，但前提是断点之间的距离应超过最低长度。此处“最佳”的意思是，利用指示断点发生时间的一整套虚拟变量对食物不足发生率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从中得到最小残差平方和。在确定最佳分割时，采用的是三年最小间隔。2005-2018年间的食物不足发生率被用于确定2006-2017年间的变化点。在确定相关变化点时，我们还采用了另一项前提条件，即只确定连续两年呈继续上升趋势（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算）的变化点。

变化点分析包括找出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减速或衰退的发生相对应的上升变化点。我们要找的经济减速和衰退应发生在食物不足发生率变化点之前两年中的任何一年，例如，如果食物不足发生率变化点出现在2015年，那么我们就要找到2013-2014年或2014-2015年发生的经济减速或衰退。图24按年份显示食物不足发生率变化点与经济减速或衰退相对应的国家数量（2006-2011年）。表A3.1列出了2011-2017年间65个国家与经济减速和衰退相对应的96处食物不足发生率变化点。

我们采用2017年世界银行的分类法确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虽然阿根廷和巴拿马2017年被列为高收入国家（表A3.1），但它们仍被纳入分析范围，因为它们多数时间被列为中上收入国家（至少在2011-2017年间7年中的5年里）。

C.食物不足发生率变化和经济增长分析中置信区间外的国家名单

图25将2011年和2017年之间食物不足发生率的差别和这两年经济增长之间的差别做了对比。经济增长是指2011至2017年间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2010年美元不变价格）的百分比变化，而GDP平减指数则用于缩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经济增长通过对2011和2017年两个时间点的实际人均GDP加以比较来计算如下：

图中只列出位于95%置信区间外的国家名称，这些国家的数值在均值周围分布较为分散，即高于或低于按经济增长预测的数值。位于95%置信区间内的低收入国家包括：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冈比亚、几内亚、海地、利比里亚、尼泊尔、塞拉利昂和也门。位于95%置信区间内的中低收入国家包括：孟加拉国、不丹、柬埔寨、喀麦隆、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摩洛哥、缅甸、巴基斯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和越南。位于95%置信区间内的中高收入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伯利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保加利亚、中国、哥斯达黎加、古巴、厄瓜多尔、斐济、加蓬、危地马拉、圭亚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约旦、哈萨克斯坦、黎巴嫩、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墨西哥、黑山、北马其顿、巴拉圭、秘鲁、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塞尔维亚、南非、泰国、汤加、图瓦卢。

D.极端贫困分析中置信区间外的国家名单

图31展示了极端贫困和食物不足发生率之间的关联（图A）以及极端贫困和发育迟缓之间的关联（图B）。名单上只列出在95%置信区间外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数值在均值周围分布较为分散，即高于或低于按极端贫困预测的数值。

在图31（图A）中，位于95%置信区间内的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孟加拉国、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冈比亚、格鲁吉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老挝、、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缅甸、尼日尔、塞拉利昂、塔吉克斯坦、突尼斯、乌克兰。

在图31（图B）中，位于95%置信区间内的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贝宁、喀麦隆、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萨尔瓦多、冈比亚、几内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黑山、卢旺达、塞拉利昂、所罗门群岛、南非、塔吉克斯坦、泰国、土耳其、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

E.具有食物不足发生率(PoU)估算值的国家名单

分析包括一些具有PoU估算值的国家。当该国家缺少膳食能量消费量（DEC）和/或变异系数（CV）的官方数据时，就会对PoU予以估算。在DEC和CV的非官方估计值可获得的情况下，则可利用其得出包括在总计中的PoU估计值。在DEC或CV估计值不可获得的情况下，则将PoU估算为同一区域其余国家估计值的人口加权平均值。在两种情况下，即使粮农组织未公布国家估计值，但它们可用于计算区域和全球数字以及其他分析目的。

具有PoU估算值的国家名单：

图24:布隆迪、厄立特里亚、塔吉克斯坦、汤加。

图25:不丹、布隆迪、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格林纳达、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巴布亚新几内亚、摩尔多瓦共和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汤加、图瓦卢。

图31:不丹、布隆迪、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尔多瓦共和国、圣卢西亚、塔吉克斯坦、汤加、图瓦卢。

附件 4

经济增长和食物不足发生率的变化

A.有关2011年至2017年间经济衰退和食物不足发生率之间统计学关联的相关证据：模型设定和结果

为探讨最近观察到的食物不足发生率的上升与经济减速和衰退之间是否存在统计学关联，我们对2011-2017年间食物不足发生率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次分析。但我们未尝试为这一复杂机制以及经济增长与饥饿之间的多样化关联方式建模。要想这样做，就必须对经济、社会、人体测量、政策等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建模，同时评估它们之间的内在反馈路径。相反，我们的分析重点关注这一复杂系统的简化版，试图去评估饥饿与高增长率、减速和衰退等各种经济状况之间的关联。其结果将为食物不足发生率变化点分析（见图24和附件3）提供补充，并利用证据证明，2011年到2017年之间经济衰退和食物不足发生率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分析仅涉及经济衰退（不包括减速），原因将在下文解释。

我们采用Headey（2013）的方法，[13]对2011-2017年间食物不足发生率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侧重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该方法包括一系列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分析（表A4.2），展示2011年到2017年间食物不足发生率变化与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联。

本次分析选取的年份（2011和2017年）正是食物不足发生率出现显著上升的最新时段。正如本报告第1部分和以往两期报告中所强调的，世界上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和食物不足人口数于2016年开始在世界层面呈上升趋势。但对很多国家而言，尤其是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以及那些受冲突和不利气候事件影响的国家，食物不足问题早在2011年起就一直不断加剧。为此，本次分析选取大量国家首次出现饥饿现象加剧的最早年份2011年，作为分析的起始年份，目的是确定在这一阶段（2011和2017年）食物不足发生率上升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有着统计学关联。[14]

然而，为了可比性和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还选取2000-2006年间和延续时间更长的2000-2017年间做了同样的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估计系数一直为负值，且在三个阶段和设定中均具有统计学显著意义，但正如预期所料，2011-2017年的系数较高。如Hendry（1995）指出的那样，[15]当分析较长时间段时，有必要将经济中出现的结构性突变年份排除出去，以避免影响平均值。为此，在对2000-2006年和2011-2017年这两个七年期进行额外稳健性检测时，由全球粮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引发大幅波动的年份（2007-2010）被排除在外（有关这一时期全球粮食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信息参见图22和插文10）。

分析中的因变量为2011年至2017年间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变化。这是一项有正负值的连续变量。[16]食物不足发生率是衡量长期食物不足的指标，因此，其定义决定了食物不足发生率的变化是一个缓慢发生的过程。所以本次分析未采取逐年比较的方法，而是测量两个相距较远的时间点上的食物不足发生率之间的差异，以便有足够时间看到变化。

按照定义，我们对食物不足发生率进行了计算和平滑处理，估计值前后两年之间的差别非常有限。实际上，我们计算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年度估计值是三年移动平均值（例如，2015年的食物不足发生率是2014-2016年的平均值，2016年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则是2015-2017年的平均值）。[17]因此，如果我们分析所有年份的话，前后两年食物不足发生率之间实际上有着两年的重叠。相反，如果我们比较2011年到2017年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变化，就能有足够时间跨度发现变化。做出此项决定后，本次分析重点关注经济衰退，因为要想分析经济减速，就需要三个时间点。另外，我们还测试了另一种敏感型分析设定，仅选取2011、2013、2015和2017年，这样时间系列中只有一年重叠。这一分析得出的结果与下文介绍的结果相似。[18]

自变量经济增长指2011年至2017年间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美元2010年不变价格）的百分比变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采用平减指数进行过平减处理。经济增长采用比较2011年和2017年两个时间点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计算而来，即：

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数据库（UNSTAT）官网。

为找出异常值国家，我们计算出了异常值影响指标（dfbetas）。以下国家的dfbetas值高于0.17，故未列入本次分析范围：安哥拉、利比亚、瑙鲁、索马里和东帝汶。[19]

我们还采用回归模型进行了敏感性分析，2011年至2017年食物不足发生率上升的虚拟因变量为1，否则为零。结果证实，分析期内食物不足发生率上升与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关联。

表A4.1和表A4.2分别介绍描述性统计数据和经济计量结果。

从2011年至2017年间食物不足发生率变化看，一些国家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食物不足发生率并未上升。正如描述性统计数据所示（表A4.1），38%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130个国家中的49个）在2011年至2017年间出现了食物不足发生率上升，而63%的国家（130个国家中的81个）未出现上升。

B.有关2011年至2017年间食物不足发生率变化与其它导致营养不足发生率最近上升的驱动因素之间统计学关联的相关证据：模型设定和结果

我们还开展了其它回归分析，以探讨2011和2017年食物不足发生率变化（因变量）与食物不足发生率三个主要驱动因素之间的统计学关联，这三个因素分别为：经济衰退（本报告的分析对象）以及冲突和气候极端情况（已分别在2017年和2018年的报告中做了分析）。

因变量设定与上文介绍的保持一致，但利用了三个虚拟变量来反映三个驱动因素的影响：

▸ 经济衰退：如果某国在2011年至2017年间经济出现负增长，虚拟变量为1。经济增长的计算方法与上文介绍的一致。

▸ 气候变异和气候极端情况：各国如果根据2018年版报告做出的分析和界定，[20]在2011-2015年间因气候因素造成全国谷物总产量或单产出现变化，其虚拟变量为1。全国谷物总产量和单产变化与温度、降雨和植被生长有着密切统计学关联的国家存在气候脆弱性。一个国家2011-2016年的气候脆弱性被确定后，就不再随时间变化。

冲突：一个国家根据2017年版报告做出的分析和界定，[21]在2011-2107年间受冲突影响，其虚拟变量为1。此外，由于2017年版报告的分析范围仅截至2015年，而目前又出现更多新的数据，因此我们利用乌普拉萨冲突数据项目（UCDP），对2016年和2017年的信息进行了更新。在本次分析中，受冲突影响的国家被确定为2011-2017年间经历过至少连续5年冲突、期间有超过500人因战事丧生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及领土。[22]

下文的表A4.3介绍经济计量结果。此外，为了解2011年至2017年间食物不足发生率的变化如何因一国的收入水平而异，表A4.4a和表A4.4b展示了三种驱动因素与代表国家收入水平（低；中低；中上）的三个虚拟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

附件 5

造成2018年危机级急性粮食不安全的主要因素

表A5.1为表8的扩展版，介绍2018年遭受粮食危机和《2019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中分析的严重经济冲击的33个国家的相关信息。

附件 6

商品依赖度定义和国家名单

A.商品依赖度的定义

我们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和粮农组织（2017）[23]以及Nkurunziza、Tsowou 和Cazzaniga（2017）[24]提出的标准判断商品依赖度。一个国家如果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收入或初级商品进口收入或二者兼而有之，则被判定为具有商品依赖度的国家。商品出口依赖度指按货币计算，初级产品（农产品；矿产；矿石和金属；石油）出口值在货物总出口值中所占比例。这些出口初级产品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分类，即SITC 0 + 1 + 2 + 3 + 4 + 68 + 667 + 971。如一个国家的出口依赖度高于平均值（1995-2017年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抽样平均值为0.60），则被判定为商品出口依赖度较高。

商品进口依赖度指以货币计算，食品（SITC 0 + 1 + 22 + 4）和燃料（SITC 3）进口值在货物总进口值中所占比例。如一个国家的进口比例高于平均值（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抽样平均值为0.30），则被判定为商品进口依赖度高。

用于计算商品依赖度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它以千美元为单位，按不同产品提供有关进口口的年度信息。[25]本报告第2部分就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展开分析，因为它们报告的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水平整体较高。分析集中于在分析涵盖的各年份中具备商品依赖度和食物不足发生率相关数据的129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表9中提及的商品价格暴涨期为2003–2011年（不包括价格下行的2008-2009年）。

A1.初级产品依赖度分类：定义和国家名单

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和粮农组织（2017）提出的分类标准[26]，表A6.1按照1995-2017年间商品出口和进口依赖度将各国分为四组。

表A6.2列出按照表A6.1中的标准分类的四组国家。每组中的国家均按世界银行国家分类确定的国家收入水平排列。[27]

A2.粮食净进口国

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定义，粮食净进口国指2013年至2015年平均食品贸易出现逆差的国家。食品指“基本食品，不包括茶叶、咖啡、可可和香辛料”，对应SITC 0 + 22 + 4 less 07。

B.面对饥饿和粮食危机具有脆弱性的国家

脆弱性指近年（2011–2017年）报告出现过食物不足发生率上升变化点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状况，说明食物不足发生率大幅上升，或经历了《2019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中提及的2018年与经济冲击同时发生的粮食危机。在本报告第2部分分析的134个国家中，表A6.3列出的86个国家在2011年至2017年间经历过食物不足发生率变化点上升（G列）或2018年的粮食危机（H列），或二者兼而有之。表中还注明这些国家是否依赖商品进出口（E列和F列）、2011–2017年间经历过经济减速或衰退的次数（I 列和J列）以及按衰退连续年数判断的严重程度（K列）。最后，综合本报告前两期的信息，[28]表A6.3展示各国是否遭受冲突和/或持续危机（L列和M列），产量是否易受气候影响（N列）。

附件 7

术语表

急性粮食不安全

特定区域在特定时间点发生的严重程度危及生命或生计或使两者均受威胁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无论其原因、背景或持续时间如何。关乎为行动提供战略指导意见，此处行动重点是实现短期目标，预防、减缓或减少危及生命或生计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29]

人体测量学

利用人体测量数据获取营养相关信息。

国际收支

指个人、公司和政府在特定时间段内在一国居民与世界其它地区居民之间进行的所有经济交易。

长期粮食不安全

指主要由结构性原因造成的长时间粮食不安全。可包括正常条件下出现季节性粮食不安全时段。关乎为行动提供战略指导意见，此处行动重点是实现中长期目标，提高粮食消费质量和数量，为活跃、健康的生活提供保障。[30]

商品依赖度

在本报告中，指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际的商品出口和进口依赖度。商品出口依赖度指按货币计算，初级产品（农产品；矿产；矿石和金属；石油）出口值在货物总出口值中所占比例。商品进口依赖度指以货币计算，食品进口值在货物总进口值中所占比例。如出口依赖度高于60%和/或进口依赖度高于30%，该国则被判定为商品依赖度较高。

商品价格暴涨

指21世纪初出现的食品、石油、金属等多种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现象。在本报告中，商品价格暴涨时段指2003-2011年，不包括价格大幅下跌的2008年和2009年。

反周期政策

在经济衰退或减速背景下，反周期政策指为逆转经济衰退或减速所产生的负面社会经济影响而采取的所有政策措施。

膳食能量摄入量

所食用食物包含的能量。

膳食能量供给量（DES）

可供人消费的食物，以每人每日千卡数计算（千卡/人/日）。国家一级的计算方式是扣除所有非食物用途后剩余可供人类食用的食物（即食物量＝产量＋进口量＋库存提取量-出口量-工业用量-动物饲料量-留种量-浪费量-补充库存量）。浪费包括从农场（或进口港）到零售之间销售链各环节发生的可用产品损失。

双任务行动

双任务行动包括能同时减轻营养不足（包括消瘦、发育迟缓、微量元素缺乏）和超重、肥胖或膳食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包括II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某些癌症）风险的干预措施、计划和政策。双任务行动能充分考虑到营养不良多种形式并存的现象及其共同驱动因素，以便提出综合性解决方案。

经济衰退

指按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计算的经济活动减少或负增长时段。它与经济下行同义，是一种暂时性或短期性经济增长下行现象，通常指至少连续两个季度的下行。在本报告的分析和图表中，经济衰退采用年作为参考期。

经济冲击

来自特定经济体之外的非预期或不可预测的事件，可能产生伤害或促进作用。导致银行借贷或信贷崩溃的全球金融危机或一国主要贸易伙伴国中发生经济衰退的冲击属于需求侧冲击，可能对支出和投资产生多重影响。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导致产量大幅下降的自然灾害或扰乱贸易和生产的冲突都属于供给侧冲击。

经济减速

指经济活动与前期相比增长速度放慢。经济减速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出现减速，但仍为正增长。在本报告的分析和图表中，判断经济减速时采用年作为参考期，虽然它通常以季度为单位。

弹 性

指一个变量对另一变量做出反应的范围（如贫困的收入弹性）。在本报告的经济计量学分析中，弹性指自变量出现一个单位的变化后，因变量出现的百分比变化。

极端贫困率

指一国特定年份每日支出低于1.90美元（以2011年购买力平价为基准）的人口比例。

财政空间

让政府在不破坏财政可持续性的前提下为公共目的提供资源的预算空间，即政府在不危及政府债务状况或不出现债务违约前提下维持当前支出、税收和其它政策的能力。

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

一种基于经历的粮食安全分级表，是用于衡量不同严重程度的食物获取难问题的计量方法，可在不同背景之间进行比较。它获取数据的主要方法是直接在调查中向人们了解有关已知能反映食物获取难的条件和行为的发生情况。

粮食安全

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按此定义，粮食安全有四个维度：粮食可供量、获取粮食的经济及物质手段、粮食利用和一段时间内的稳定性。

粮食安全维度

指粮食安全的四大维度：

a. 可供性 — 该维度涉及食物是否实际存在或可能存在，包括生产、粮食储备、市场和运输以及野生食物等方面。

b. 获取 — 如果食物实际存在或可能存在，下一个问题是家庭和个人是否有足够的获取机会。

c. 利用 — 如果食物存在且家庭具有足够的获取机会，下一个问题是家庭是否将充足营养和能量最大化。个体摄入充足能量和营养物质取决于良好的护理和喂养方法、烹饪方式、膳食多样化以及家庭内部食物分配情况。再加上对所摄入食物有良好的生物利用，就能决定个体的营养状况。

d. 稳定性 — 如果可供性、获取和利用各项要求都已充分满足，则稳定性即为整个系统保持稳定，确保家庭始终处于粮食安全状态的条件。稳定性问题可指短期不稳定（可能导致急性粮食不安全）或中长期不稳定（可能导致慢性粮食不安全）。气候、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都可能造成不稳定性。

粮食系统

包括与粮食的生产、聚合、加工、流通、消费和丢弃相关的所有行为方以及他们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粮食系统包含所有来自作物和畜牧生产、林业、渔业及水产养殖业的食物产品以及这些多样化生产系统所在的经济、社会、自然大环境。

外商直接投资

指由一个经济体中的境内企业（直接投资商）为获得长期利益，在另一个经济体中的境内企业（直接投资企业）里做出的投资。这意味着直接投资商和直接投资企业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关系和对企业管理的较大程度影响。

基尼指数

指世界银行的估计值，用于衡量一个经济体中个人或家庭的收入分配情况（或有时用于衡量消费支出）与完全平等分配之间的差异程度，用百分比表示，0代表完全平等，100代表完全不平等。

全球金融危机

2009年发生的一次经济冲击，由源于发达国家的一次金融崩盘引发。它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影响波及世界各地，包括发展中国家。

全球粮食危机

2007年至2008年初发生的一次国际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事件，价格于2008年夏季达到三十年以来最高点，并于2008年下半年开始回落。

健康膳食：

一段时间内食用的均衡、多样化、合理的食物结构。健康膳食能确保宏量元素（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包括膳食纤维）和必需微量元素（维生素、矿物质和痕量元素）的需求根据个人的性别、年龄、体力活动水平和生理状况得到满足。健康膳食的要求是：1)能量、维生素及矿物质的每日需求量得到满足，但能量摄入量不能超标；2) 每日食用超过400克水果和蔬菜；3)饱和脂肪摄入量在能量摄入总量中占比低于10%；4)反式脂肪摄入量在能量摄入总量中占比低于1%；5)游离糖摄入量在能量摄入总量中占比低于10%，最好低于5%；6)每日盐摄入量低于5克。

婴幼儿的健康膳食与成人类似，但以下内容也很重要：1) 婴儿在出生后最初6个月应该纯母乳喂养；2) 婴儿应母乳喂养至2岁及以上；3) 从6月龄起，应在母乳喂养基础上添加多种足量、安全、富含营养的辅食。辅食中不添加盐和糖。

饥 饿

饥饿是由膳食能量摄入不足引起的不舒适或痛苦的身体感觉。本报告中，饥饿一词与长期食物不足同义。

宏量元素

可提供能量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以克为单位。

营养不良

由宏量元素和/或微量元素摄入不足、不均或过量造成的生理状况异常。营养不良包括营养不足（儿童发育迟缓、消瘦、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症）以及超重和肥胖。

边缘化

指将特定人群，通常为土著民族或农村妇女等少数人群，排挤到社会边缘的过程，具体体现为不让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不让他们得到社会认同，或不让他们在社会中有自己的位置。

微量元素

人体必需的少量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物质，以毫克或微克为单位。

中度粮食不安全

按照“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中度粮食不安全指人们获取食物的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每年有一些时段里由于缺少资金或其它资源，被迫降低食物的质量或减少其数量。因此，它指人们缺乏稳定获得粮食的能力，会影响膳食质量，干扰正常的饮食习惯，还可能对营养、健康和福祉产生负面影响。

营养不良多重负担

多种形式营养不足（儿童发育迟缓和消瘦、维生素及矿物质缺乏）与超重和肥胖在同一国家、社区、家庭内或个人身上并存。

粮食净进口国

指基本食品进口值超过基本食品出口值的国家或领土。粮食净进口国曾在2013年至2015年间经历了平均食品贸易逆差（定义参见联合国贸发会议和粮农组织，2017），[31]食品指基本食品类，不包括茶叶、咖啡、可可和香辛料。

营养安全

营养安全指所有家庭成员都能确保获得营养搭配合理的膳食，享受卫生的环境和充足的医疗服务和护理，过上健康、活跃的生活。营养安全与粮食安全的不同之处在于，除膳食充足度之外，营养安全还包含照料措施、健康和卫生条件是否充足。

营养敏感型干预措施

针对营养背后的各项决定因素（包括家庭粮食安全、母婴照料措施、初级医疗服务及环境卫生等）而设计的行动，不一定将营养作为主要目标。

营养状况

由营养素摄入量和需求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体消化、吸收和利用营养素的能力造成的个体生理状况。

超重和肥胖

由于脂肪过度堆积造成身高别体重超标，通常表明能量消耗量低于摄入量。对成人而言，超重指体重指数（BMI）为25 kg/m^2或以上，肥胖指体重指数等于或大于30 kg/m^2。对五岁以下儿童而言，超重指身高别体重比世卫组织儿童生长发育标准中位数高2个标准差，肥胖指身高别体重比世卫组织儿童生长发育标准中位数高3个标准差。

食物不足发生率

对总人口中膳食能量不足以维持健康、活跃生活的人口所占比例的估计数。它是粮农组织用于监测全球和区域层面饥饿状况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2.1.1的传统指标。

抵御力

抵御力是个人、家庭、社区、城市、机构、系统和社会在面对各种风险时能够以积极、高效和有效的方式预防、抵御、消解、适应、应对和恢复，同时还能将功能运转维持在可接受水平，不损害可持续发展、和平和安全、人权和所有人福祉长期前景的能力。[32]

风 险

灾害事件或趋势发生与事件或趋势一旦发生造成的影响相互叠加的概率或可能性。粮食不安全风险指由于自然或人为灾害/冲击/应激源与脆弱状态之间相互作用而导致粮食不安全的概率。

重度粮食不安全

以“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FIES）为依据，经历重度粮食不安全的人可能没有食物，挨饿，甚至一连数天没有进食，使自己的健康和福祉面临巨大风险。

共同繁荣

指每个国家人口中最贫困的40%（低端40%）平均年收入或消费出现增长。[33]如果一国实现了共同繁荣，就意味着贫困人口的生活更加富裕了。这一概念可总结为共同繁荣溢价，即最贫困人口年度收入或消费增长速度与位于收入或消费分布中位数的人们的年度增长率之间的差额。如差为正值，说明最贫困的40%人口在该经济体中获得了更高比例的收入。

结构性变革

结构性变革是经济增长的因和果。它包括经济结构从农业依赖型转变为工业及服务业依赖型，国际贸易参与度提高，更多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城市化程度提高。它会引发深层次的政治、文化、社会、环境问题，而要想实现长期可持续性，这些问题必须得到合理解决。

发育迟缓

年龄别身高较低，反映出过去曾经历或多次经历持续营养不足的情况。对五岁以下儿童来说，发育迟缓指身高别体重比世卫组织儿童生长发育标准中位数低2个标准差。

贸易条件：

指一国出口价格和进口价格之间的比率。它可被理解为购买一个进口单位所需的出口单位。

食物不足：

食物不足指个体的惯常食物消费量不足以为维持正常、活跃、健康的生活提供充足的膳食能量。在本报告中，饥饿与长期食物不足同义。

营养不足：

由数量和/或质量上摄入营养不足和/或重复患病导致吸收不良和/或养分生物利用率不高造成的结果。它包括年龄别体重低、年龄别身高低（发育迟缓）、身高别体重低至危险水平（消瘦）和维生素及矿物质缺乏（微量元素缺乏症）。

脆弱性

脆弱性由物质、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或过程决定，且会增加个人、社区、资产或系统对灾害影响的敏感度。[34]粮食不安全脆弱性指一个家庭在面临冲击或灾害时，家庭粮食安全更容易受到影响。

消 瘦

身高别体重低，通常由于近期膳食能量摄入不足和/或患病而造成体重下降。对五岁以下儿童而言，消瘦指身高别体重比世卫组织儿童生长发育标准中位数低2个标准差。

注 释

第1部分注释

1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中的所有统计数据在每次发布新版本之前都会经过修订，以体现前一版本出版后粮农组织收到的新信息。通常这一过程意味着要回过头去修订整个系列各版本，因此读者应避免对不同版本中的数值进行比较，而是坚持以最新版本为准。

2 安哥拉、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马里、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南苏丹和乌干达（参见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2017。《2017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增强抵御能力，促进和平与粮食安全》，表A2.1，第103页。罗马，粮农组织）。

3 贝宁、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科特迪瓦、厄立特里亚、加蓬、几内亚比绍、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南非、多哥、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参见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2018。《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增强气候抵御力，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表A2.1，第151页。罗马，粮农组织）。

4 世界银行。2018。《2018年贫困与共同繁荣：破解贫困之迷》。华盛顿特区。

5 包括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国、叙利亚和也门。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IMF数据地图 —《世界经济展望》（2019年4月）。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上]。华盛顿特区。[引于2019年5月6日]。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datasets/WEO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IMF数据地图 —《世界经济展望》（2019年4月）。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上]。华盛顿特区。[引于2019年5月6日]。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datasets/WEO

8 本报告采用由各国国家机构收集的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数据或可比数据，作为估算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2.1.2和为以下国家估算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的依据：布基纳法索、佛得角、加拿大、智利、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加纳、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尼日利亚、巴勒斯坦国、大韩民国、圣卢西亚、塞舌尔和美国。粮农组织还通过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收集的数据，就已经明确同意公布数据的国家的国家层面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2.1.2进行报告，同时将官方的国家数据纳入区域和全球合计数。当我们具备一个国家组别中总人口半数以上的数据时，才会提供国家组别估计数。具体方法参见附件1B。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用于衡量参考期内任何一个时间点的重度粮食不安全严重程度。为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进展，参考期定为12个月，确保各国之间的估计数具有可比性。用于其他目的（如重复性调查对局势的短期、持续监测）时，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调查模块可做调整，采用一个月的参考期。

9 食物不足发生率（PoU）和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FIsev）两个指标之间在东亚存在明显差异，这里2018年的食物不足发生率估计为8.3%，而2016-18年间则为8.6%，原因是中国大陆的估计值推高了这一数值（见附件表1A）。该区域的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仅为1.1%，中国大陆与其它国家保持一致。如果我们将东亚排除在外，食物不足人口总数与采用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法及其在各区域之间的分布情况衡量的重度粮食不安全人口数两者之间就有着较高的吻合度。另外还应该强调，即便我们将东亚排除在外，近年已不再下降的令人担忧的全球高食物不足发生率也不会出现变化。

10 印度经济监测中心（CMIE）。2019。“2018年就业机会减少了1100万个”。文字作者M. Vyas。见：印度经济监测中心[网上]。孟买，印度。[2019年5月10日]。https://www.cmie.com/kommon/bin/sr.php?kall=warticle&dt=2019-01-08%2009:28:37&msec=666

1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IMF数据地图 —《世界经济展望》（2019年4月）。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上]。华盛顿特区。[引于2019年5月6日]。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datasets/WEO

12 按世界银行定义，指日均支出低于1.90美元的人数。

13 N.H. Broussard。2019。“如何解释粮食不安全中的性别差异？”《粮食政策》，第83期: 第180–194页。

14 M.D Smith、M.P. Rabbitt和A. Coleman-Jensen。2017。“谁是世界上粮食不安全的人？利用粮农组织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得到新证据”。《世界发展》，第93期：第402–412页。

15 E.A. Wambogo、H. Ghattas、K.L. Leonard 和N.R. Sahyoun。2018。“将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有效性及粮食不安全个人的特征”。《当代营养发展》，第2(9)期：nzy062。

16 F. Asfahani、S. Kadiyala和H. Ghattas。2019。“不同政局动荡背景下阿拉伯青年的粮食不安全和主观幸福感”。《青少年健康期刊》，第64(1)期：第70–78页。

17 E.A. Frongillo、H.T. Nguyen、M.D. Smith和A. Coleman-Jensen。2017。“2014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中138个国家个人的粮食不安全与主观幸福感有着关联”。《营养期刊》，第147(4)期：第680–687页。

18 R. Perez-Escamilla和R.P. de Toledo Vianna。2012。“粮食安全与儿童的行为及智力发展：实证综述”。《儿童应用研究期刊：为针对面临风险儿童的政策提供依据》，第3(1)期。

19 A.D. Jones。2017。“粮食不安全与心理健康：对全球149个国家的分析”。《美国预防医学杂志》，第53(2)期：第264–273页。

20 R.E. Black、C.G. Victora、S.P. Walker、Z.A. Bhutta、P. Christian、M. de Onis、M. Ezzati、S. Grantham-McGregor、J. Katz、 R. Martorell、R. Uauy和孕产妇和儿童营养研究小组。2013。“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孕产妇和儿童营养不足与超重”。《柳叶刀》，第382(9890)期：第427–451页。

21 《2015年全球疾病负担》肥胖研究协作组。2017。“195个国家25年中超重和肥胖对健康的影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第377(1)期：第13–27页。

22 R. Dobbs、C. Sawers、F. Thompson、J. Manyika、J.R. Woetzel、P. Child、S. McKenna和A. Spatharou。2014。《克服肥胖：初步经济分析》。讨论论文[网上]。美国纽约，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引于2019年5月13日]。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Business%20Functions/Economic%20Studies%20TEMP/Our%20Insights/How%20the%20world%20could%20better%20fight%20obesity/MGI_Overcoming_obesity_Full_report.ashx

23 S. Horton和R.H. Steckel。2013。“营养不良：1900–2000年营养不良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及2050年预测”。载于：B. Lomborg编。《全球问题给世界造成多大损失？》，第247–272页。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所。

24 儿基会、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2019。儿基会/世卫组织/世界银行：儿童营养不良估计数-水平和趋势（2019年3月版本）[网上]。https://data.unicef.org/topic/nutrition；www.who.int/nutgrowthdb/estimates；https://data.worldbank.org

25 P. Christian、S.E. Lee、M. Donahue Angel、L.S. Adair、S.E. Arifeen、P. Ashorn、F.C. Barros等。2013。“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小样儿和早产儿面临的童年期营养不足风险”。《国际流行病学杂志》，第42(5)期：第1340–1355页；F.R. Jornayvaz、P. Vollenweider、M. Bochud、V. Mooser、G. Waeber和P. Marques-Vidal。2016。“低出生体重可导致肥胖、糖尿病，并提高成人的瘦素水平：CoLaus研究”。《心血管糖尿病学》，第15(1)期：第73页。

26 儿基会。2019。低出生体重。见：儿基会数据[网上]。纽约，美国。[引于2019年5月16日]。https://data.unicef.org/topic/nutrition/low-birthweight

27 J.A. Knight。2011。 “与体重超标相关的疾病”。《临床及实验科学年报》，第41(2)期：第107–121页。

28 C.T. Miller和K.T. Downey。1999。“对超重与自尊心的荟萃分析”。《性格和社会心理学评论》，第3(1)期：第68–84页；F.S. Luppino、L.M. de Wit、P.F. Bouvy、T. Stijnen、P. Cuijpers、B.W. Penninx和F.G. Zitman。2010。“超重、肥胖和抑郁：对纵向研究的系统性综述和荟萃分析”。《普通精神病学档案》第67(3)期：第220–229页。

29 T. Lehnert、D. Sonntag、A. Konnopka、S. Riedel-Heller和H-H. König。2013。“超重和肥胖的经济代价”。《临床内分泌学与新陈代谢最佳实践与研究》，第27(2)期：第105–115页。

30 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素合作项目 (NCD-RisC)。2019。“农村地区体重指数的上升是导致全球成人肥胖问题大流行的主要因素”。《自然》，第569期：第260–264页。

31 世卫组织。2018。《健康膳食》。情况说明第394号[网上]。[引于2019年5月16日]。日内瓦，瑞士。https://www.who.int/nutrition/publications/nutrientrequirements/healthy_diet_fact_sheet_394.pdf?ua=1

32 世卫组织。2013。《2013–2020年全球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行动计划》。日内瓦，瑞士。

33 世卫组织。2016。《世卫组织消除儿童肥胖委员会报告》。日内瓦，瑞士。

34 世卫组织。2014。《世界卫生大会2025年全球营养目标：儿童超重政策简报》[网上]。日内瓦，瑞士。[引于2019年4月4日]。https://www.who.int/nutrition/topics/globaltargets_overweight_policybrief.pdf

35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2014。《大会成果文件：行动框架》[网上]。第二届世界营养大会。罗马，2014年11月19–21日。ICN2 2014/3 Corr.1。[引于2019年4月4日]。http://www.fao.org/3/a-mm215e.pdf

36 联合国。2016。联合国大会2016年4月1日通过的70/259号决议。联合国营养行动十年（2016–2025年）[网上]。联合国大会第70届会议，议题15。纽约。A/RES/70/259[引于2019年4月4日]。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70/259

37 B.A. Swinburn、V.I. Kraak、S. Allender、V.J. Atkins、P.I. Baker、J.R. Bogard、H. Brinsden、A. Calvillo等。2019。“肥胖、营养不足和气候变化全球综合征：柳叶刀委员会报告”。《柳叶刀》，第393(10173)期：第791–846页。

38 N. Cohen和R.T. Ilieva。2015。“粮食系统转型：针对城市的战略务实管理方法”。《环境创新和社会转型》，第17期：第199–217页。

39 D. Mozaffarian、A. Afshin、N. Benowitz、V. Bittner、S. Daniels、H. Franch、D. Jacobs、W. Kraus、P. Kris-Etherton、D. Krummel、B. Popkin、L. Whitsel和N. Zakai。2012。“为改善膳食、体力活动和吸烟习惯的人口方法：来自美国心脏协会的科学声明”。《循环》，第126(12)期：第1514–1563页。

40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国际）。2019。营养数据库。见：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国际）[网上]。伦敦。[引于2019年4月25日]。https://www.wcrf.org/int/policy/nourishing-database

41 S. Wiggins、S. Keats、E. Han、S. Shimokawa、J. Alberto、V. Hernández和R. Moreira Clara。2015。《健康膳食不断上涨的成本：改变高收入和新兴经济体中的食品相对价格》。伦敦，海外发展研究所。

42 P. Farrell、A.M. Thow、S. Abimbola、N. Faruqui和J. Negin。2018。“粮食不安全如何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导致肥胖：当不足变成过多：对粮食不安全如何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导致肥胖的现实主义评论”。《国际健康促进》，第33(5)期：第812–826页。

43 A.M. Thow和S. Downs。2014。《能改善营养、预防非传染性疾病的财政政策备选方案》。改善膳食财政政策技术会议背景文件。日内瓦，瑞士，世卫组织；A.M. Thow、S. Downs和S. Jan。2014。“对食品税和补贴对改善膳食的有效性的系统性综述：了解最新证据”。《营养评论》，第72(9)期：第551–565页。

44 世卫组织。2017。《应对非传染性疾病 — 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最佳方案”和其它推荐干预措施》[网上]。日内瓦，瑞士。[引于2019年5月8日]。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59232/WHO-NMH-NVI-17.9-eng.pdf?sequence=1&isAllowed=y；M.T. Gorski和C.A. Roberto。2015。“鼓励健康饮食习惯的公共卫生政策：最新视角”。《医疗领导杂志》，第7期：第81–90页。

45 C. Álvarez-Sánchez、I. Contento、A. Jiménez-Aguilar、P. Koch、H.L. Gray、L.A. Guerra、J. Rivera-Dommarco、R. Uribe-Carvajal R. 和T. Shamah-Levy。2018。“墨西哥加糖饮料税是否产生了信号传递效应？”。2016年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PLoS One》，第13(8)期：0199337。

46 世卫组织。2016。《与膳食和非传染性疾病预防相关的财政政策》。日内瓦，瑞士。

47 世卫组织。2016。《与膳食和非传染性疾病预防相关的财政政策》。日内瓦，瑞士。

48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2007。《食品标识》。第5版。罗马，粮农组织；世卫组织。2019。《有助于促进健康膳食的包装正面标识指导准则和框架手册》[网上]。日内瓦，瑞士。[引于2019年5月27日]。https://www.who.int/nutrition/publications/policies/guidingprinciples-labelling-promoting-healthydiet.pdf?ua=1

49 世卫组织。2019《2023年倒计时：2019年世卫组织全球消灭反式脂肪报告》[网上]。日内瓦，瑞士。[引于2019年5月27日]。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documents/replace-transfats/report-on-tfa-elimination-2019.pdf?sfvrsn=c9378613_2

50 世卫组织。2017。《通过双任务行动促进营养》。政策简报[网上]。日内瓦，瑞士。[引于2019年4月24日]。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55414/WHO-NMH-NHD-17.2-eng.pdf?ua=1

51 为获取世界上肥胖人口总数，我们从肥胖成人总数中减去18和19岁肥胖青少年人数，避免重复计数，而之所以采用5岁以下超重儿童的人数是因为这一年龄组缺少肥胖数据。粮农组织计算食物不足人数时以粮农组织的数据为依据；有关成人（18岁以上）和学龄儿童和青少年（5-19岁）肥胖人数，参见世卫组织。2017。全球卫生观察站。见：世界卫生组织[网上]。日内瓦，瑞士。[引于2019年5月2日]；有关5岁以下儿童超重，参见儿基会、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2019。儿基会/世卫组织/世界银行：儿童营养不良估计数-水平和趋势（2019年3月版本）[网上]。https://data.unicef.org/topic/nutrition；www.who.int/nutgrowthdb/estimates；https://data.worldbank.org；有关各年龄组年度人口信息，参见联合国。2017。《2017年世界人口展望》。见：联合国经社部人口司[网上]。纽约，美国。[引于2019年5月13日]。https://population.un.org/wpp。

52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2018。《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增强气候抵御能力，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罗马，粮农组织。

53 粮食不安全采用的是2018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FImod+sev），而营养结果则以最新年份数据为依据。每项营养指标在计算关联度时采用的国家数量不等，具体取决现有数据的齐备情况。就成人肥胖以及学龄儿童和青少年超重、贫血这两类而言，共采用86/87个具备数据的国家，涵盖所有收入组（低收入：11个国家；中低收入：27/28个国家；中高收入：24个国家；高收入：24个国家）。就儿童发育迟缓和消瘦而言，高收入国家代表性较低（低收入：10个国家；中低收入：>20个国家；中高收入：11个国家；高收入：2个国家）。

54 我们采用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2014–2016年）以及日均1.90美元的贫困人口比例（2013–2017年）作为自变量。采用食物不足发生率是为了考虑到粮食不安全的较严重形式。多重共线性使得我们无法将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直接作为控制变量。由于还存在我们未考虑到的其它结构性指标，包括与医疗和卫生设施条件或受教育水平相关的指标，因此仍可能存在残余混杂的问题。详情参见附件2的技术说明。

55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2017。《2017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增强抵御能力，促进和平与粮食安全》。罗马，粮农组织。

56 C. Hawkes、M. Chopra和S. Friel。2009。“全球化、贸易和营养转型”。载于：R. Labonté、T. Schrecker、C. Packer和V. Runnels。《全球化与健康：途径、证据和政策》，第 235–262页。美国纽约，Routledge出版所。

57 A. Ishaq、C. Alvarez-Sanchez、M. Del Grossi、S. Viviani、冯娟、F. Yassin、A. Kepple、A. Sattar和C. Cafiero。即将出版。《家庭粮食安全与营养的相关性：基于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技术论文。罗马，粮农组织。

58 详情参见A. Ishaq、C. Alvarez-Sanchez、M. Del Grossi、S. Viviani、冯娟、F. Yassin、A. Kepple、A. Sattar和C. Cafiero。即将出版。《家庭粮食安全与营养的相关性：基于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技术论文。罗马，粮农组织。

59 P. Farrell、A.M. Thow、S. Abimbola、N. Faruqui和J. Negin。2018。“粮食不安全如何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导致肥胖：当不足变成过多：对粮食不安全如何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导致肥胖的现实主义评论”。《国际健康促进》，第33(5)期：第812–826页。

60 未列入表7，参见附件2中的技术说明。

第2部分注释

1 世界银行。2019年。全球经济展望，2019年1月：天色渐暗。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世界经济展望，2019年4月：增长减缓，复苏不稳。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2 粮食危机是指各国基于采用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协调框架的国家层面分析，在《全球粮食危机报告》中报告的形式/表现最为严重的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见粮食安全信息网络）。2019年。2019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在线]。[2019年4月24日引用]。http://www.fsinplatform.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files/GRFC_2019-Full_Report.pdf。被认为受粮食危机影响的国家是指：有任何一部分人口处于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1

3 联合国。2018年。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美国纽约；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2017年。2017年初级商品与发展报告。初级商品市场、经济增长与发展。美国纽约，贸发会议。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世界经济展望，2019年4月：增长减缓，复苏不稳。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5 世界银行。2019年。全球经济展望，2019年1月：天色渐暗。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世界经济展望，2019年4月：增长减缓，复苏不稳。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6 世界银行。2019年。大宗商品市场展望。粮价冲击：渠道与影响。2019年4月[在线]。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19年5月24日引用]。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1549/CMO-April-2019.pdf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世界经济展望，2019年4月：增长减缓，复苏不稳。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8 世界银行。2018年。特别焦点1。主要新兴市场在全球商品需求中的作用。引自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2018年6月，第61–90页。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9 世界银行。2018年。拼凑贫困难题。2018年贫困与共同繁荣。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0 联合国。2018年。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美国纽约。

11 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2017年。2017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增强抵御能力，促进和平与粮食安全。罗马，粮农组织；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增强气候抵御能力，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罗马，粮农组织。

12 食物不足发生率估算素常未达到每日最低（平均）膳食摄入量要求的人口比例。它采用算作三年均值的膳食能量消费量。这意味着食物不足发生率是一个高度修匀的数据时间序列，在国家无法以库存和进口抵消大量减产的情况下，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产量的主要变化。这种计算和修匀食物不足发生率数据的方式意味着，年与年之间没有足够的差异性，从而给经济放缓和下行的直接同比回归分析制造了问题。

13 采用按201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确定经济放缓和下行。为每个国家计算增长率变化，以便获得简单的增长率差异。完整定义见附件3。

14 商品依赖性的定义见下节和附件6。

15 该项分析之所以聚焦2011-2017年间，是因为数据点的时间间隔够远，足以发现变化情况，并且不受采样误差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食物不足发生率按照上述方式进行修匀，因此无法对该项指标的同比变化进行统计相关性分析。

16 E.W. Nafziger、F. Stewart和R. Väyrynen（编）。2000年。战争、饥饿和流离失所：第1卷和第2卷。英国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F. Stewart。2002年。发展中国家暴力冲突的根源。英国医学杂志，324(7333): 342–345；S.M.Murshed。2002年。冲突、内战和发展不足：简介。和平研究杂志，39(4): 387-393。

17 M. Amare、N.D.Jensen、B. Shiferaw和J.D. Cissé。2018年。降雨冲击和农业生产率：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农业系统，166: 79–89；M.R.Carter、P.D.Little、T. Mogues和W. Negatu。2007年。埃塞俄比亚和洪都拉斯的贫困陷阱和自然灾害。世界发展，35(5): 835–856；R. Hill和H. Fuje。2018年。干旱对价格有何影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证据[在线]。[2019年6月10日引用]。https://editorialexpress.com/cgi-bin/conference/download.cgi?db_name=CSAE2018&paper_id=746

18 粮食安全信息网络。2019年。2019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在线]。[2019年4月24日引用]。http://www.fsinplatform.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files/GRFC_2019-Full_Report.pdf

19 从2018年1月至12月，其中包括的国家面临了非常严重和普遍的重度粮食不安全问题。资料主要源自基于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协调框架的国家层面分析。

20 该项分析由一个来自多个部门和机构的技术专家小组（国家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技术工作组）进行。有关各国分析结果的全球年度综述，见粮食安全信息网络。2019年。2019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在线]。[2019年4月24日引用]。http://www.fsinplatform.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files/GRFC_2019-Full_Report.pdf。有关各国完整的分析结果，见www.ipcinfo.org。

21 确认诱因（包括经济冲击）是各国进行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协调框架分析的一项分析内容。

22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2017年。2017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增强抵御能力，促进和平与粮食安全。罗马，粮农组织。正如2017年报告所强调，冲突引起的经济萎缩减少了就业和收入机会，后者反过来可能加剧贫困，并削弱家庭满足自身粮食和卫生保健需求的能力。

23 算作冲突和不安全是2018年粮食危机首要诱因的18个国家2014-2017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差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数据源自：联合国。2019年。国民账户–主要总数的分析。引自：联合国统计司[在线]。美国纽约。[2019年5月6日引用]。https://unstats.un.org/unsd/snaama；冲突引发的粮食危机国家以粮食安全信息网络为准。2019年。2019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在线]。[2019年4月24日引用]。http://www.fsinplatform.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files/GRFC_2019-Full_Report.pdf。另见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2017年。2017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增强抵御能力，促进和平与粮食安全。罗马，粮农组织，该出版物提出证据表明，武装冲突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下降17.5%。不过，影响大不相同：2010-2015年间，叙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以上；在暴力重现后，2014年利比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24%；仅在2015年，也门的国内生产总值估计下降了25%-35%。

24 粮食安全信息网络。2018年。2018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在线]。[2019年4月24日引用]。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069227/download/?_ga=2.160606203.756747346.1556271415-1211808128.1528362052

25 儿基会。2009年。整体冲击、贫困家庭和儿童：传导渠道和政策对策[在线]。美国纽约。[2019年5月3日引用]。https://www.unicef.org/policyanalysis/files/Postscript_Formatted_AGGREGATE_SHOCKS_AND_CHILDREN_3.04.09.pdf；J. Báez、A. Fuchs和C. Rodríguez-Castelán。2017年。调整经济进展：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的整体冲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世界银行。

26 贸发会议。2015年。2015年初级商品与发展报告。小农与可持续初级商品发展。美国纽约和瑞士日内瓦。

27 很多转型期和发展中经济体尚未完成生产和出口活动的多样化任务。贸发会议商品贸易专业化指数确认，尽管1995-2012间很多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快速增长，但其出口结构的专业化程度仍然相差不大。在一份相对开放的发展中经济体样本中，从2000年代初（在商品热潮以前）到2012年，出口密集度指数出现了实际上涨。包括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全部转型期经济体在内的商品出口国，对少数出口商品的依赖性有增无减。见表1.2。贸发会议。2015年。2015年初级商品与发展报告。小农与可持续初级商品发展。美国纽约和瑞士日内瓦；另见世界银行。2017年。经济多样化：比以往更重要的行动重点。引自：世界银行[在线]。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19年4月25日引用]。https://blogs.worldbank.org/psd/economic-diversification-priority-action-now-more-ever

28 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企业，把资源引入附加值更高的部门，增强国家技术能力，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扶持并协调公共和私营部门活动的有效行业政策和专项努力同样至关重要。贸发会议和粮农组织。2017年。2017年初级商品与发展报告。初级商品市场、经济增长与发展。美国纽约，贸发会议。

29 贸发会议和粮农组织。2017年。2017年初级商品与发展报告。初级商品市场、经济增长与发展。美国纽约，贸发会议。

30 联合国。2018年。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美国纽约。

31 粮食安全信息网络。2017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2017年3月[在线]。[2019年4月24日引用]。http://www.fao.org/3/a-br323e.pdf。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阶段3及以上或相当阶段。

32 C. Holleman和V. Conti。即将出版。收入不平等在影响粮食不安全后果方面的作用。粮农组织农业发展经济工作文件第19-06号。罗马，粮农组织。

33 C. Holleman和V. Conti。即将出版。收入不平等在影响粮食不安全后果方面的作用。粮农组织农业发展经济工作文件第19-06号。罗马，粮农组织。

34 J.D. Nkurunziza、K. Tsowou和S. Cazzaniga。2017年。商品依赖性和人类发展。非洲发展评述，29(S1):27-41。

35 F. Carmignani和D. Avom。2010年。初级商品出口依赖性的社会发展影响。生态经济学，70(2): 317-330。

3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第4章。商品价格摆动和商品出口国。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增长继续，危险犹存，第125–167页。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37 T. Becker和P. Mauro。2006年。产出下降和重大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文件第06/172号[在线]。[2019年4月24日引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06/wp06172.pdf

3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2011年。管理低收入国家波动性：应急金融工具的作用和潜力[在线]。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19年4月24日引用]。https://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1/103111a.pdf

39 联合国。2016年。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美国纽约。

40 见图II。联合国。2016年。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美国纽约。

41 F. van der Ploeg和S. Poelhekke。2009年。波动性和自然资源之祸。牛津经济论文，61(4): 727-760。

42 换言之，以进口额表示的初级商品出口的购买力会逐渐减弱（普雷维什–辛格假说）。尽管初级商品价格暴涨会引起时间较短的热潮，但该假说普遍依然适用。主要原因是，随着收入的提高，收入中用于初级产品支出的比例越来越小（因为制成品需求的收入弹性高于初级产品）。因此，有理由认为，鉴于低收入国家出口商品价值的下行态势，依赖商品出口不是非常可行的长远发展战略。D. Hallam。2018年。再论普雷维什–辛格假说：商品价格的长期趋势对依赖商品的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启示。贸发会议–粮农组织2017年初级商品与发展报告背景文件[在线]。罗马，粮农组织。[2019年4月24日引用]。http://www.fao.org/3/i8331en/I8331EN.pdf；贸发会议和粮农组织。2017年。2017年初级商品与发展报告。初级商品市场、经济增长与发展。美国纽约，贸发会议。

43 贸发会议和粮农组织。2017年。2017年初级商品与发展报告。初级商品市场、经济增长与发展。美国纽约，贸发会议。

44 联合国。2018年。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第65页。美国纽约。

45 贸发会议和粮农组织。2017年。2017年初级商品与发展报告。初级商品市场、经济增长与发展。美国纽约，贸发会议。

46 A.Z.Baharumshah、E. Lau和S. Fountas。2003年。经常项目赤字的可持续性：来自四个东盟国家的证据。亚洲经济学期刊，14(3): 465-487。

47 贸发会议。2015年。2015年初级商品与发展报告。小农与可持续初级商品发展。美国纽约和瑞士日内瓦。

48 粮食署。2016年。关于南苏丹镑贬值问题的特别工作文件：短期粮食安全影响[在线]。[2019年4月24日引用]。https://documents.wfp.org/stellent/groups/public/documents/ena/wfp281309.pdf?_ga=2.58362860.756747346.1556271415-1211808128.1528362052

49 S. Haggblade、P.B.R.Hazell和P.A.Dorosh。2007年。农业和农村非农经济之间的部门增长联系。引自S. Haggblade、P. Hazell和T. Reardon（编）。农村非农经济转型。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机会与威胁，第141–182页。美国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S. Block。1999年。埃塞俄比亚的农业和经济增长：四部门模拟模型的增长乘数。农业经济学，20(3): 241-252。

50 G.G.Porto。2015年。估计家庭对贸易改革的对策：墨西哥农村地区的净消费者和净生产者。国际经济学，144:116-142。

51 K.T. Sibhatu和M. Qaim。2017年。农村粮食安全、自足型农业和季节性。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12(10):e0186406。

52 Y.T. Lo、Y.H. Chang、M.S. Lee和M.L. Wahlqvist。2009年。健康和营养经济学：膳食成本与膳食质量有关。亚太临床营养杂志，18(4): 598-604。

53 R. Green、L. Cornelsen、A.D Dangour、R. Turner、B. Shankar、M. Mazzocchi和R.D. Smith。2013年。粮价上涨对粮食消费的影响：采用元回归法的系统审查。英国医学杂志，346: f3703。

54 L.L Iannotti、M. Robles、H. Pachón和C. Chiarella。2012年。粮价和贫困对危地马拉的微量营养素摄入造成不利影响。营养杂志，142(8): 1568-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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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粮农组织。2008年。2008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高粮价与粮食安全–威胁与机遇。罗马。

57 贸发会议和粮农组织。2017年。2017年初级商品与发展报告。初级商品市场、经济增长与发展。美国纽约，贸发会议。

58 J. Birkenmaier、J. Huang和Y. Kim。2016年。经济衰退期间粮食不安全和经济条件：来自2008年收入和计划参与调查的证据。贫困期刊，20(2): 194-213。

59 粮农组织和泛美卫生组织。2017年。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粮食和营养安全全景报告。智利圣地亚哥，粮农组织。

60 世界银行。2019年。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不断变化的就业性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这些比例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在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分别降至38%（占农业就业总数百分比）和16%（占农业产出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在高收入国家，分别降至3%和不到2%。

61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2009年。全球就业趋势，2009年1月。瑞士日内瓦。

62 J. von Braun。2008年。粮食与金融危机：对农业和贫困人口的影响。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农发基金。2016年。2016年农村发展报告。促进包容性农村转型。罗马。

63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增强气候抵御能力，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罗马，粮农组织。

64 H.-J. Brinkman、S. de Pee、I. Sanogo、L. Subran和M.W. Bloem。2010年。高粮价和全球金融危机使获取营养食物的机会减少，并使营养状况和健康恶化。营养杂志，140(1): 153S–161S。

65 P.C. Tiwari和B. Joshi。2012年。影响喜马拉雅山脉粮食安全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粮食安全，4(2):195-207。

66 M. Maertens和A. Fabry。2019年。在全球粮食价值链中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为“农业工作未来问题会议”编写的文件[在线]。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19年6月5日引用]。https://farmlabor.ucdavis.edu/sites/g/files/dgvnsk5936/files/inline-files/Miet%20Maertens%3B%20Global%20Value%20Chains.pdf

67 R. Edwards。2019年。农业加工的影响。为“农业工作未来问题会议”编写的文件，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68 C.P.Timmer。2014年。管理结构转型：政治经济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所年度讲座第18场。赫尔辛基，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发展经济学所）。

69 世卫组织。2011年。教育：福利和发展方面的共同利益。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部门简报系列第2号。瑞士日内瓦。

70 B.I. McPake。2018年。计算卫生支出数字：重要但有隐患的范畴。柳叶刀全球健康，6(2): e124–e125。

71 世卫组织。2012年。社会保护：减小脆弱性和发展方面的共同利益。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部门简报系列第4号。瑞士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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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联合国。2019年。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美国纽约。

74 劳工组织。2017年。2017–19年度全球社会保护报告：提供全民社保，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瑞士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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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P. Christian。2010年。经济危机和粮价上涨对儿童死亡率的影响：探索营养途径。营养杂志，140(1):177S–18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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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K. Xu、D.B. Evans、G. Carrin、A.M. Aguilar-Rivera、P. Musgrove和T. Evans。2007年。保护家庭免受灾难性健康支出的影响。卫生事务，26(4): 972-983。

80 儿基会和世卫组织。2018年。校园饮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2018年全球基准报告。美国纽约，儿基会；瑞士日内瓦，世卫组织。

81 A. Prüss-Ustün、J. Wolf、C. Corvalán、R. Bos和M. Neira。2016年。通过健康的环境预防疾病：对环境风险所致疾病负担的全球评估。瑞士日内瓦，世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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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可以通过提高平均增长率、缩小收入不平等或综合采取这两种方式实现减贫。

150 被最广泛借鉴的不平等指标是基尼系数，从0（绝对平等）到1（绝对不平等）不等。由于该系数往往偏向顶层的不平等，因此通常辅以其他指标，例如人口中最富裕的20%群体和最贫困的20%群体的收入比重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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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世卫组织。2018年。全球营养政策审查（2016-2017年）。各国在创建促进性政策环境推动健康饮食和营养方面的进展。瑞士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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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经合组织。2018年。农村3.0：农村发展框架。政策说明。巴黎。

248 农发基金。2018年。家庭方法[在线]。工具和准则、汲取的经验教训。[2019年5月16日引用]。https://www.ifad.org/en/web/knowledge/publication/asset/40253899

249 国际开发部。2005年。解决社会排斥以减少贫困。国际开发部政策文件。伦敦。

附件注释

1 方法详情参见N. Wanner、C. Cafiero、N. Troubat和P. Conforti。2014。《对粮农组织估算食物不足发生率方法的微调》。粮农组织统计司，工作论文系列。ESS/14–05[网上]。罗马，粮农组织。[引于2019年5月13日]。http://www.fao.org/3/a-i4046e.pdf

2 如一个人的体重指数（BMI）显示他或她既非低体重，也非超重，那他/她就是健康人。有关人类每公斤体重的能量需求量常见标准参见联合国大学、世卫组织和粮农组织。2004。《人类能量需求量》。联合国大学/世卫组织/粮农组织联合专家磋商会报告。罗马，2011年10月17-24日。罗马，粮农组织。

3 见联合国。2017。《2017年世界人口展望》。见：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网上]。纽约，美国。[引于2019年5月13日]。https://population.un.org/wpp

4 见N. Wanner、C. Cafiero、N. Troubat和P. Conforti。2014。《对粮农组织估算食物不足发生率方法的微调》。粮农组织统计司，工作论文系列。ESS/14-05[网上]。罗马，粮农组织。[引于2019年5月13日]。http://www.fao.org/3/a-i4046e.pdf

5 粮农组织贸易及市场司已开发并维护着一个商品平衡表数据库（XCBS），为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分析农产品市场状况和世界各国的粮食形势提供最新的基础信息。商品平衡表数据库包括以下类别主要商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平衡表结构数据：谷物、奶类、肉类、油料、糖、热带饮料、香蕉、柑橘。这些数据被各种系统和出版物采用，如粮农组织的全球粮食和农业信息及预警系统、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粮食展望》和《作物前景与粮食形势》。

6 H. Blencowe、J. Krasevec、M. de Onis、R.E. Black、X. An、G.A. Stevens、E. Borghi、C. Hayashi、D. Estevez、L. Cegolon、S. Shiekh、V.P. Hardy、J.E. Lawn和S. Cousens。2019。“2015年低出生体重国家、区域、全球估计数，附2000年以来的趋势：系统性分析”。《柳叶刀全球卫生》，2019年5月15日[网上]。http://dx.doi.org/10.1016/S2214-109X(18)30565-5

7 估计数来自各类区域分组数据，其中儿基会的区域分组中包含的国家数量最多（n=202）。202个国家中有7个国家不具备低出生体重数据或协变量数据。因此无法为这7国生成估计数，或将它们纳入区域和全球估计数，因此最终数据以195个国家为依据。

8 A.K. Blanc和T. Wardlaw。2005。“监测低出生体重：对国际估计数的评价和新的估计程序”。《世界卫生组织公报》，第83(3)期: 第178–185页。

9 A.K. Blanc和T. Wardlaw。2005。“监测低出生体重：对国际估计数的评价和新的估计程序”。《世界卫生组织公报》，第83(3)期：第178–185页。

10 H. Blencowe、J. Krasevec、M. de Onis、R.E. Black、X. An、G.A. Stevens、E. Borghi、C. Hayashi、D. Estevez、L. Cegolon、S. Shiekh、V.P. Hardy、J.E. Lawn和S. Cousens。2019。“2015年低出生体重国家、区域、全球估计数，附2000年以来的趋势：系统性分析”。《柳叶刀全球卫生》，2019年5月15日[网上]。http://dx.doi.org/10.1016/S2214-109X(18)30565-5

11 国家层面完整的时间系列数据参见联合国。2019。国家账户主要合计数数据库。见：联合国统计数据库[网上]。纽约，美国。[引于2019年5月6日]https://unstats.un.org/unsd/snaama

12 J. Bai和P. Perron。1998。“用多结构性变化估算和验证线性模型”。《经济计量学》，第66(1)期：第47–78页。

13 D.D. Headey。2013。《全球粮食危机对粮食安全自我评估的影响》。政策研究工作论文第6329号[网上]。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引于2019年5月29日]。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762131468267628816/pdf/wps6329.pdf

14 2006–2010年未纳入分析，原因如下：1)这一阶段仅少数国家经历食物不足发生率上升（见插文10和图24）；2)这一阶段的主要问题是全球粮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大幅波动（见插文10），期间未见食物不足发生率出现高频率变化的数据，食物不足发生率指标的设计本意也并非用于反映如此短期时间段内如此剧烈的波动。

15 D.F. Hendry。1995。《动态经济计量学–经济计量学最新成果》。美国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6 采用逻辑模型进行了一次敏感性分析，采用的是因变量为0-1的虚拟变量，代表2011年至2017年间食物不足发生率上升的国家与未上升国家的对比。其结果与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分析结果一致。

17 食物不足发生率估算惯常情况下达到（平均）最低日能量摄入量要求的人口比例。它采用的是膳食能量消费量的三年平均值。这意味着，食物不足发生率是一个高度平滑处理过的数据时间系列，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无法靠库存和进口应对产量大幅下降时产量的大幅变动情况。这种计算食物不足发生率和对其进行平滑处理的方法意味着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异不足，要想就经济减速和衰退开展直接的年际回归就有困难。

18 这一替代性模型设定用于计算2011–2013年、2013–2015年以及2015–2017年间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和经济增长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平均每两年，经济平均增长10%会导致食物不足发生率下降0.4个百分点。因此，如果我们考虑我们所关注的七年期（2011–2017年），经济增长10%约等于食物不足发生率下降1.3个百分点，1.3的结果是估计系数0.4乘以3.5（即两年平均系数和对应七年时间跨度的3.5）。这一结果证实表A4.2中列出的与经济增长相关的估计系数的稳健性。还可以采用GMM-IV程序进一步开展分析（见M. Arellano和S. Bond。1991。“面板数据的部分设定测试：蒙特卡罗证据及在就业等式上的应用”《经济研究评论》，第58(2)期：第277页），但这已超出本次研究的范围，而且由于现有食物不足发生率数据为三年滚动平均值，不适合这种分析。

19 为保证稳健性，对5个异常值国家也进行了回归分析。经济增长估计系数依然具有统计学意义并为负值，但数值较低（即异常值国家的估计系数为-0.9，而非异常值国家为-1.5）。该模型的标准误差集中在区域层面。

20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2018。《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增强气候抵御能力，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附件2和3。罗马，粮农组织。

21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2017。《2017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增强抵御能力，促进和平与粮食安全》，附件2。罗马，粮农组织。

22 报告2017年期内容的时间跨度为1996年至2015年，分析侧重于四个五年期：1996–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0年、2011-2015年。当前报告仅分析2011-2015年间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以及最近几年（2016年和2017年）新出现冲突的国家。

23 联合国贸发会议和粮农组织。2017。《2017年商品与发展报告：商品市场、经济增长和发展》。美国纽约，联合国贸发会议。

24 J.D. Nkurunziza、K. Tsowou和S. Cazzaniga。2017。“商品依赖度和人类发展”。《非洲发展评论》，第29(S1)期：第27–41页。

25 数据参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9。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见：联合国贸发会议[网上]。日内瓦，瑞士。[引于2019年5月13日]。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ReportFolders/reportFolders.aspx

26 联合国贸发会议和粮农组织。2017。《2017年商品与发展报告:商品市场、经济增长和发展》。美国纽约，联合国贸发会议。

27 最新的世界银行分类标准（2017）将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或等于995美元的国家定为低收入；介于996-3895美元的为中低收入；高于12055美元的为中高收入。详情参见世界银行。2019。世界银行国家和贷款分组。见：世界银行[网上]。华盛顿特区。[引于2019年5月13日]。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bank-country-and-lending-groups

28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2017。《2017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增强抵御能力，促进和平与粮食安全》。罗马，粮农组织；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2018。《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增强气候抵御能力，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罗马，粮农组织。

29 IPC全球伙伴。2019。《粮食安全综合阶段分类法技术手册3.0版：改进粮食安全和营养决策的实证与标准》。罗马。

30 IPC全球伙伴。2019。《粮食安全综合阶段分类法技术手册3.0版：改进粮食安全和营养决策的实证与标准》。罗马。

31 联合国贸发会议和粮农组织。2017。《2017年商品与发展报告:商品市场、经济增长和发展》。美国纽约，联合国贸发会议。

32 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CEB）。2017。《第34届高级别计划委员会报告》。附件III。CEB/2017/6（2017年11月6日）。

33 世界银行。2016。《2016年贫困与共同繁荣：战胜不平等》。华盛顿特区。

34 联合国大会（UNGA）。2016。《有关灾害风险减轻相关指标和术语的开放式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报告》。（2016年12月1日）。

关于第1部分和附件1各统计表中有关地理区域的说明

各国都在定期修订以往和最新报告期的官方统计数据。联合国的人口数据也是如此。一旦出现修订，估计数也会做出相应修订。因此，建议用户只参考同一版《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中估计数的变化，避免对不同年份报告版本中的数字进行比较。

地理区域

本书参照联合国统计司秘书处提出的地理区域分组规则，主要用于其出版物和数据库（https://unstats.un.org/unsd/methodology/m49）。将各国或各地区分组是便于统计，不代表联合国对不同国家或领土的政治或其它属性有任何假设判断。如欲了解附件1各表格和第1.1节表1-4中每个区域的国家构成情况，请参见右边的插文。

如某些国家、地区和领土缺乏充足或可靠的相关数据，无法进行评估，则未被纳入汇总数据。具体说明如下：

▸ 北部非洲：除表上所列国家外，食物不足发生率和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相关数据中包含西撒哈拉的估计数。儿童消瘦、发育迟缓和超重、低出生体重、成人肥胖、纯母乳喂养和贫血估计数中不包含西撒哈拉。

▸ 东部非洲：按M49分类法，不包括英属印度洋领地、法属南部和南极领地、马约特、留尼汪。

▸ 西部非洲：按M49分类法，不包括圣赫勒拿岛。

▸ 亚洲和东亚：按M49分类法，低出生体重、儿童消瘦、发育迟缓和超重汇总数中不包括日本。

▸ 加勒比：按M49分类法，不包括安圭拉、阿鲁巴、博内尔岛、圣尤斯特歇斯岛和萨巴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库拉索、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岛、蒙特塞拉特岛、圣巴托洛缪岛、圣马丁岛（法属）、圣马丁岛（荷属）、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美属维尔京群岛。此外，贫血估计数中不包括圣基茨和尼维斯。成人肥胖、儿童消瘦、发育迟缓、超重、低出生体重和纯母乳喂养数据中不包括波多黎各。

▸ 南美洲：按M49分类法，不包括布韦岛、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法属圭亚那、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岛。

▸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按M49分类法，不包括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诺福克岛。

▸ 美拉尼西亚：按M49分类法，贫血、儿童消瘦、发育迟缓、超重、低出生体重和纯母乳喂养估计数不包括新喀里多尼亚。

▸ 密克罗尼西亚：按M49分类法，不包括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美国本土外小岛屿。此外，贫血估计数不包括瑙鲁和帕劳。

▸ 波利尼西亚：按M49分类法，不包括皮特凯恩群岛、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成人肥胖、儿童消瘦、发育迟缓、超重、低出生体重和纯母乳喂养估计数不包括美属萨摩亚、法属波利尼西亚、托克劳。此外，贫血汇总数中还不包括库克群岛、纽埃和图瓦卢。

▸ 北美洲：按M49分类法，不包括圣皮埃尔和密克隆。成人肥胖、贫血、低出生体重和纯母乳喂养汇总数也不包括百慕大和格陵兰。消瘦和发育迟缓合计数仅基于美国的数据。

▸ 北欧：按M49分类法，不包括奥兰群岛、海峡群岛、法罗群岛、马恩岛、斯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 南欧：按M49分类法，不包括直布罗陀、梵蒂冈、圣马力诺。不过，低出生体重估计数包括圣马力诺。

▸ 西欧：按M49分类法，不包括列支敦士登、摩纳哥。不过，低出生体重估计数包括摩纳哥。

其他分组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参照联合国统计司的分组方法（https://unstats.un.org/unsd/methodology/m49）。

▸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儿童消瘦、发育迟缓和超重、成人肥胖、纯母乳喂养和低出生体重估计数不包括美属萨摩亚、安圭拉、阿鲁巴、博内尔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库拉索、法属波利尼西亚、关岛、蒙特塞拉特岛、新喀里多尼亚、北马里亚纳群岛、波多黎各、尤斯特歇斯岛和萨巴岛、圣马丁岛（荷属）、美属维尔京群岛。此外，贫血估计数不包括库克群岛、瑙鲁、纽埃、帕劳、圣基茨和尼维斯和图瓦卢。

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包括世界银行2018-2019财政年分组法中介绍的国家（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bank-country-and-lending-groups）。关于成人肥胖、贫血和低出生体重，参照世界银行上一个财政年的分组法。

低收入缺粮国（2016年）：阿富汗、孟加拉国、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科特迪瓦、朝鲜、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印度、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苏丹、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也门、津巴布韦。

各区域构成情况

非 洲

北部非洲：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摩洛哥、苏丹、突尼斯、西撒哈拉。

撒哈拉以南非洲

东部非洲：布隆迪、科摩罗、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卢旺达、塞舌尔、索马里、南苏丹、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津巴布韦。

中部非洲：安哥拉、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加蓬、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南部非洲：博茨瓦纳、埃斯瓦蒂尼、莱索托、纳米比亚、南非。

西部非洲：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科特迪瓦、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多哥。

亚 洲

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东亚：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日本、蒙古、韩国。

东南亚：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东帝汶、越南。

南亚：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

西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巴林、塞浦路斯、格鲁吉亚、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巴勒斯坦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阿联酋、也门。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加勒比：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古巴、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格林纳达、海地、牙买加、波多黎各、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拉丁美洲

中美洲：伯利兹、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

南美洲：阿根廷、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圭亚那、巴拉圭、秘鲁、苏里南、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大洋洲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澳大利亚、新西兰。

大洋洲（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美拉尼西亚：斐济、新喀里多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

密克罗尼西亚：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瑙鲁、帕劳。

波利尼西亚：美属萨摩亚、库克群岛、法属波利尼西亚、纽埃、萨摩亚、托克劳、汤加、图瓦卢。

北美洲和欧洲

北美洲：百慕大、加拿大、格陵兰、美国。

欧洲

东欧：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斯洛伐克、乌克兰。

北欧：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冰岛、爱尔兰、拉脱维亚、立陶宛、挪威、瑞典、英国。

南欧：阿尔巴尼亚、安道尔、波黑、克罗地亚、希腊、意大利、马耳他、黑山、北马其顿、葡萄牙、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西班牙。

西欧：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瑞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