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需引文：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世卫组织。2017年。

《2017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增强抵御能力，促进

和平与粮食安全》。

罗马，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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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2-5-509888-8

E-ISBN 978-92-5-509917-5 (MO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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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农组织 2017年

封面图片

尼日尔盖法提

母亲和儿子在自家的农田上播种花生。

©粮农组织/Andrew Esiebo

要 点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联合国“营养行动十年（2016-2025年）”呼吁所有国家和利益相关方齐心协力，到2030年消除饥饿，预防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标志着正式启动对《2030年议程》提出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目标进展情况的定期监测工作。

2016年，世界上长期食物不足人口数从2015年的7.77亿增至8.15亿，尽管仍低于2000年的约9亿。

经过长时间减少后，这一人数最近的增加可能标志着趋势出现逆转。粮食安全形势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恶化，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和西亚，受冲突影响和冲突与干旱或洪水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恶化尤为明显。

饥饿人口数减少的趋势明显停顿尚未体现在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上，后者仍保持下降趋势，虽然下降速度在一些区域已有所放慢。

从全球看，发育迟缓发生率已从2005年的29.5%降至2016年的22.9%，虽然世界上仍有1.55亿五岁以下儿童受到发育迟缓的困扰。

2016年，五岁以下儿童每12人中就有1人（5200万）受消瘦困扰，其中半数以上生活在南亚（2760万人）。

多种形式营养不良并存，各国同时面临儿童营养不足、女性贫血和成人肥胖发生率高的问题。超重和肥胖率不断上升使情况变得愈加令人担忧。儿童超重和肥胖现象在多数区域不断增加，而成人超重和肥胖则在所有区域均有增加。2016年，共有4100万五岁以下儿童超重。

冲突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在气候冲击的叠加作用下，冲突对粮食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成为导致最近粮食不安全状况加剧的背后推力。

冲突是导致严重粮食危机和最近再次出现饥荒的主要推动因素，而在冲突长期延续、机构能力薄弱的地区，饥饿和营养不足状况则更为严重。

解决冲突背景下的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问题不能按部就班：各方需要采取冲突敏感型方法，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长期发展和维持和平相关行动相互联系起来。

本报告发出的明确警示是，到2030年打造一个免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世界是一项宏伟目标，必须通过新的工作方式，加大努力力度才有望实现。

目 录

要 点

前 言

致 谢

第一部分
2017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世界上的饥饿发生率在长时间下降后，似乎再次出现上升

儿童营养不足人数继续减少，但超重人数正在增加

新纪元：《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粮食安全和营养

饥饿和粮食不安全最新趋势

基于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的人口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

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趋势

全面理解粮食安全和营养

增强开展粮食安全和营养监测工作所需的实证基础

进展有所放缓，新问题已经出现

第二部分
冲突、粮食安全和营养：可持续和平的关键因素

为何重视冲突、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关系？

冲突如何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

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足会引发冲突吗？

粮食安全和营养在维持和平中的作用

总体建议

附件 1

方法说明

附件 2

定义和国家分组名单

附件 3

术语表

注 释

表、图和插文

表

1. 2000-2016年世界各区域食物不足发生率

2. 以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为依据的重度粮食不安全人口百分比和数量（2014-16年）

3. 食物不足发生率与营养不良指标之间的关系

4. 2016年与粮食危机相关的冲突和气候相关冲击

A1.1.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相关进展：食物不足发生率、重度粮食不安全、若干形式营养不良和纯母乳喂养

A1.2.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相关进展：食物不足人数、重度粮食不安全和若干形式营养不良以及纯母乳喂养人数

A2.1. 受冲突和/或持续危机影响的国家和领土

A2.2. 处于持续危机中的国家和领土，按冲突类型、强度、持续时间、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列出

A2.3. 受冲突影响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和领土

图

1. 食物不足人数自2014年起一直持续增加，2016年估计已达8.15亿

2. 非洲的食物不足发生率最高；亚洲的食物不足人数绝对值最大

3. 世界各区域的女性与男性相比面临粮食不安全的可能性稍大

4. 世界范围儿童发育迟缓率一直呈下降趋势，但非洲多数地区仍处于高位

5. 部分分区域儿童消瘦率依然极高，尤其在南亚

6. 儿童超重率在所有区域均呈上升趋势

7. 成人肥胖率在各地均呈加速上升趋势

8. 育龄妇女贫血是一个长期问题

9. 纯母乳喂养比例在很多国家已大幅上升，但仍低于理想水平

10. 多数国家面临多种形式营养不良

11. 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较高的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成人肥胖率也较高

12. 2010年以来冲突数量大幅增加

13. 多数冲突会跨越国境，成为区域性冲突

14. 大多数长期粮食不安全人民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中

15. 大多数五岁以下发育迟缓的儿童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中

16. 当冲突与脆弱性和持续危机相交织时，粮食不安全发生率更高

17. 受冲突影响的国家组未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将食物不足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

18. 冲突和随之而来的粮食危机导致2016年超过1500万人流离失所

19. 受冲突影响的国家社会经济水平较低

20. 食品价格突发性上涨已在40个国家引发粮食暴动和抗议活动

21. 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随干旱期延长而增加

22. 持续危机背景下对建立抵御力十分重要的部门供资不足

插文

1. 食物不足发生率（PoU）估计数的修正以及对2016年的预测

2. 有关哪些地方粮食不安全正在加剧的更多实证

3. 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起源及指标

4. 食物不足发生率与基于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的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之间的比较

5. 联合国营养行动十年

6. 复杂、多维度、长期冲突和极端脆弱性：持续危机案例

7. 南苏丹 — 农业、粮食系统和公共卫生所面临的危机

8. 也门 — 冲突、经济崩溃和对城乡生计的破坏

9. 叙利亚难民 — 失去生计和陷入困境的案例

10. 黎巴嫩 — 接收叙利亚难民的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和公共卫生挑战

11. 东部非洲的牧业生产 — 传统系统崩溃和环境退化

12. “阿拉伯之春”与食品价格飞涨

13. 严重干旱促使叙利亚的冲突恶化

14. 哥伦比亚的驱逐行为和自然资源和土地被侵占

15. 增强对冲突的抵御能力

16. 乌干达北部 — 投资和平，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

17. 需要更多、更好的研究与分析

前 言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变革性愿景呼吁各国和利益相关方齐心协力，努力到2030年消除饥饿，预防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要实现这一宏大愿景，必须发展可持续的农业及粮食系统，保证粮食供应稳定，保证所有人能够获得充足的营养和健康。《2030年议程》的推出恰好与“联合国营养行动十年（2016-2025年）”的启动同时发生，通过这一时限明确、前后连贯的行动框架，为以上承诺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今年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期间各方要在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监测在打造一个免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世界方面取得的进展。本报告将特别侧重对消除饥饿方面（可持续发展目标2.1）和消除一切形式营养不良方面（可持续发展目标2.2）的进展进行监测。报告还将就粮食和营养如何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进展之间相互关联开展主题分析。由于报告扩大了范围，将营养作为其中一项重点，因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加入了传统上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组成的报告编写合作团队。我们希望扩大合作团队有助于更加全面、综合地了解如何才能消除饥饿和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并为实现这一关键目标采取统一行动。

我们面前的挑战十分艰巨。如报告第一部分所示，研究结果令人担忧。根据最新估计，全球饥饿人口数量在长期持续下降后，于2016年出现上升，目前饥饿人口数量为8.15亿。此外，全球饥饿人口发生率也在2016年出现上升，虽然仍大大低于十年前的水平。在世界部分地区，饥饿人数最近的增势已达到极点，2017年初南苏丹部分地区宣布出现饥荒，三个地方发出饥荒高风险警告（尼日利亚东北部、索马里和也门）。

201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西亚部分地区的粮食安全形势急剧恶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冲突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还因与厄尔尼诺现象相关的干旱或洪水而变得愈加复杂。然而，不断恶化的粮食安全形势也出现在相对和平的地区，尤其是经济衰退导致外汇和财政收入减少的地区，从而因进口能力下降而影响粮食供应，因国家财政为保护贫困家庭免受国内食品价格上涨影响而采取行动的空间缩小而影响粮食获取。

食物不足发生率的上升趋势并未体现在儿童发育迟缓率上，后者继续呈下降趋势。然而，世界上仍有1.55亿儿童发育迟缓。一些区域的儿童发育迟缓率仍处于令人无法接受的高位，如果当前趋势继续下去，到2030年减少儿童发育迟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无法实现。消瘦现象也在继续威胁着近5200万儿童的生命（五岁以下儿童中8%），而儿童超重和肥胖率也在多数区域有所上升，成人超重和肥胖率则在所有区域均有上升，这些都突出说明营养不良的多重负担已成为令人严重担忧的问题。

世界上的饥饿现象之所以未能减少，与世界各地的冲突和暴力事件频发有着密切关联。本报告第二部分有助于更清晰地了解冲突与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关系，并说明抗击饥饿的努力为何必须与维持和平的努力齐头并进。过去十年，冲突在数量上快速增加，在性质上呈日益复杂化、难以应付的趋势。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儿童面临极高的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足发生率，冲突长期持续和脆弱国家的情况更为令人震惊。这种情况为我们敲响了无法忽视的警钟：如果我们不能消除破坏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所有因素，就无法到2030年消除饥饿与所有形式的营养不良。确保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16）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坚定信心，要齐心协力加大力度实现《2030年议程》提出的宏伟目标，打造一个免于饥饿、营养不良和贫困的世界。消除饥饿和所有形式的营养不良是一项宏伟目标，但同时也是一项有望实现的目标，前提是我们要联手加大力度解决造成大量人口粮食不安全、危及他们的生命、未来以及整个社会的深层根源。冲突显然是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应对的一项艰巨挑战，需要采取将人道主义、发展及和平相结合的多部门战略，以满足当前需求，同时开展必要投资，提高抵御能力，实现长久和平，确保所有人都能享有粮食和营养安全。

致 谢

《2017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共同编写。

在Kostas Stamoulis的总体领导下，本报告的技术协调工作由粮农组织经济及社会发展部的Rob Vos和José Rosero与Ashwanee Muthoo和Paul Winters（农发基金）、Victor Aguayo（儿基会）、Francesco Branca （世卫组织）和Arif Husain（粮食计划署）合作完成。Carlo Cafiero和Cindy Holleman（粮农组织）、 Constanza Di Nucci（农发基金）、Chika Hayashi（儿基会）、Yvonne Forsén（粮食计划署）和Marzella Wüstefeld（世卫组织）担任技术编辑。参与编写的五家机构的执行领导和高层人员为报告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并最终批准本报告。

报告第一部分的编写还得到了以下人员的专业知识支持：冯娟、Filippo Gheri、Klaus Grunberger、Anne Kepple、Nathalie Troubat和Sara Viviani（粮农组织）；Maaike Arts、Yarlini Balarajan、France Begin、Julia Krasevec和Roland Kupka（联合国儿基会）；Jean-Baptiste Pasquier和Gaurav Singhal （粮食计划署）；Elaine Borghi、Diana Estevez、Laurence Grummer-Strawn和Lisa Rogers（世卫组织）。

报告第二部分的编写得到了以下人员的技术支持：Ellen Andresen、Julius Jackson、Domitille Kauffmann、Marco Sánchez Cantillo和Trudy Wijnhoven（粮农组织）；Marian Odenigbo（农发基金）； Maureen Louise Gallagher、Diane Holland和Ruth Situma（儿基会）；James Feeney（粮食计划署）； Margaret Orunya Lamunu、Adelheid Marschang和Zita Weise Prinzo（世卫组织）。背景材料编写人员包括Tilman Brück、Marco D’Ericco、Negar Habibi、Charles Martin-Shields、Alex Segovia、Astrid Sneyers、Wolfgang Stojetz和Stijn van Weezel。

以下人员为报告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Asha Bradley、Dominique Burgeon、Günter Hemrich、Michele Kendrick、Josef Schmidhuber、Andreas Thulstrup和Natalia Winder-Rossi（粮农组织）；Rui Benfica、Juliane Friedrich、Shantanu Mathur和Abdelkarim Sma（农发基金）；Monika Blössner、Juliet Maina、Stefan Savin和Julius Wekesa（世卫组织）。

Filippo Gheri和Sara Viviani负责编写食物不足和粮食安全相关数据，Klaus Grunberger、Chiamaka Nwosu和Marinella Crillo提供了相关资料。Salar Tayyib和粮农组织统计司的食物平衡表小组提供了补充材料。儿童人体测量统计数字（消瘦、发育迟缓、超重）由儿基会-世卫组织-世界银行儿童营养不良联合评估组编制。Diana Estevez负责汇总由Elaine Borghi、Leanne Riley、Lisa Rogers、Gretchen Stevens和Laurence Grummer-Strawn（世卫组织）以及Julia Krasevec、Nona Reuter和Chika Hayashi（儿基会）提供的营养数据。Aurélien Mellin负责编写“附件2”及相关数据处理工作，具体材料由Stefania DiGiuseppe（粮农组织）提供。Areej Jafari在本报告制作最后阶段提供了有效的支持和协调。

翻译服务由粮农组织大会、理事会及礼宾事务司会议规划及文件处负责协调。

粮农组织组织综合交流办公室出版处提供了六种官方语言的编辑、设计和排版工作。

第一部分
2017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要 点

世界上的饥饿发生率经过长时间下降后，似乎再次出现上升。食物不足人口估计数已从2015年的7.77亿增至2016年的8.15亿。

粮食不安全人数近年的增加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冲突数量的增加，情况还往往因气候相关冲击而进一步恶化。

即便在相对和平的地区，粮食安全状况也随经济放缓给贫困人口获取粮食造成困难而出现恶化。

食物不足方面令人担忧的趋势尚未体现在儿童长期营养不良（发育迟缓）发生率上，该发生率仍在继续下降，但多个区域的下降速度已有所放慢。

尽管发育迟缓率有所下降，但2016年五岁以下儿童中仍有四分之一受到发育迟缓的困扰，人数达1.55亿。在一些区域，五岁以下儿童中有三分之一受到发育迟缓的困扰。

消瘦继续威胁着近5200万儿童（8%）的生命。

世界上近三分之一（33%）的育龄妇女患有贫血，这也给很多儿童的营养和健康状况带来风险。

儿童超重和成人肥胖人数正在增加，包括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营养不良的多种形式同时并存，各国面临儿童营养不足率和成人肥胖率同时居高不下的问题。

世界上的饥饿发生率在长时间下降后，似乎再次出现上升

2016年，世界上的食物不足人数估计已从2015年的7.77亿增至8.15亿，但仍低于2000年的约9亿。同样，虽然食物不足发生率在2016年预计将升至11%，但仍大幅低于十年前的水平。最近的升势已引发各方普遍担忧，为到2030年实现消除饥饿这一国际目标带来了巨大挑战。

目前尚不清楚饥饿和粮食不安全水平最近的上升是否预示着即将启动上升趋势，或是否表明出现暂时性紧急情况。但自2010年起，食物不足水平和程度的下降速度就已开始大幅放慢。而就在这一警示性消息出现的当年，一个国家（南苏丹）宣布出现饥荒，几个国家（尼日利亚、索马里和也门）的危机级粮食不安全局势可能面临着演变成饥荒的风险。

如本报告第一部分所述，粮食安全形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及西亚部分地区均已出现明显恶化。其中恶化最严重的是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往往还因伴有干旱或洪水，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一定程度上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本报告第二部分深入分析冲突如何影响粮食安全，粮食不安全本身又如何可能引发冲突。过去十年里，世界上的暴力冲突数量已大幅增加，对农村社区造成的影响最为严重。因此，更多的冲突正在引发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为暴力提供了温床，同时又引发新的冲突。即使是在一些和平地区，情况也有所恶化，尤其是经济下滑地区。一些严重依赖商品出口的国家近年已经面临出口和财政收入大幅减少的状况，因进口能力下降而影响粮食可供量，同时又因保护贫困家庭不受国内食品价格上涨影响的财政能力下降而影响粮食获取。

儿童营养不足人数继续减少，但超重人数正在增加

然而，食物不足指标令人担忧的趋势却并未反映在营养结果上。有关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实证（见下文）表明，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持续下降，全球和区域平均值都是如此。但发育迟缓依然困扰着近四分之一的五岁以下儿童，从而加大他们认知能力受损的风险，影响他们在学业和劳动中的表现，导致他们因感染而死亡。同时，五岁以下儿童超重问题在多数区域正变得愈加严重，成人肥胖人数在所有区域也呈继续增加趋势。因此，营养不良的多种形式正同时并存，各国都面临着儿童营养不足率和成人肥胖率同时居高不下的问题。

也许很难理解，从膳食能量摄入充足度估计值看，全球粮食安全状况正在不断恶化，但儿童营养不足（发育迟缓）发生率却在下降，成人肥胖率则在上升。粮食安全只是决定营养状况的因素之一，尤其对儿童而言。其他因素也在产生影响，如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划拨给国家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政策和计划的资源、洁净水的获取、基本卫生设施和优质医疗服务、生活方式、饮食环境以及文化。同时还需要依据具体情况开展评估，确定家庭粮食安全与营养之间的关系以及导致最近粮食安全和营养趋势出现明显不同的原因。但总体而言，这些最新估计值已向我们发出警示，到2030年实现打造一个免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世界这一目标是一项艰巨挑战，要想实现目标，就必须继续坚持努力，保障营养食物的充足供应和获取。

新纪元：《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粮食安全和营养

《2017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期间各方要监测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打造一个免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世界的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可持续发展目标2呼吁各国到2030年“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由八项具体目标组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2将饥饿、粮食安全、营养和可持续农业汇总到一项目标中，敦促国际社会充分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推动采取统筹方法制定政策与行动。《2030年议程》的推出恰好与联合国“营养行动十年（2016-2025年）”的启动同时发生，为各国共同努力在全球范围内消除饥饿、防止一切形式营养不良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本报告第一部分旨在监测在保障所有人获取粮食方面取得的进展（可持续发展目标2.1）以及在消除一切形式营养不良方面取得的进展（可持续发展目标2.2）。今年的报告首次采用了两种衡量粮食安全的方法，在粮农组织传统饥饿指标食物不足发生率（PoU）的基础上，采用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作为补充，后者采用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FIES），利用全球成人数据估算而来。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是一项新工具，以直接访谈为依据，衡量人们的粮食获取能力。此外，本报告还评估六项营养指标的趋势，其中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2中有关儿童营养不良的三项指标（发育迟缓、消瘦、超重）。评估还力求更好地了解可持续发展目标2中前两项具体目标之间的关系以及实行这些目标所需的行动。由于报告范围有所扩大，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三家机构联手编写本报告的传统做法基础上，又新增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儿基会）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以充分利用各方在该领域的知识与专长。

报告第二部分将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取得的进展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起来。从最新全球趋势看，今年报告的侧重点在于可持续发展目标2与可持续发展目标16之间的关系，即冲突、粮食安全与和平之间的关系。这不仅能够说明冲突如何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还能够说明粮食安全状况的改善和农村生计抵御能力的提高如何起到预防冲突、促进持久和平的作用。

饥饿和粮食不安全最新趋势

具体目标2.1

“到2030年时，消除饥饿，让所有人，特别是穷人和境况脆弱者，包括婴儿，全年都有安全、营养丰富和足够的食物。”

食物不足发生率最早于1974年公布，是一项用于衡量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的国际公认指标（见插文1）。因此，该指标已被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确认为监测全球层面可持续发展目标2.1的一项指标。

粮农组织最近已开发出一项新工具，即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作为对食物不足发生率相关信息的补充。该工具以从世界各地近150个国家代表性个人样本中直接收集的数据为基础，衡量人们获取充足食物的能力。因此，今年的报告将首次公布重度粮食不安全指标。此项指标与食物不足发生率相似，均反映重度粮食短缺程度，但所采用的数据来源和方法各有不同。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得出的估计数更有时效性，最新数字为2016年估计数，而估算食物不足发生率时所采用的数据通常要滞后几年。

食物不足发生率（PoU）

食物不足发生率最新估计数（见表1）显示，尽管人口出现大幅增长，但世界上食物不足人口所占比例已从2000年的14.7%降至2013年的10.8%（图1）。然而，下降速度最近却大幅放慢，在2013至2015年间完全停止不变。最令人担忧的是，粮农组织的2016年估计数表明，全球食物不足发生率2016年可能已实际升至11%，这意味着食物不足发生率已倒退到2012年的水平，说明近几十年的下降趋势可能已经发生逆转。

长期受粮食短缺影响的人口绝对数于2014年开始增加，从7.75亿增至2015年的7.77亿，目前估计已进一步增至2016年的8.15亿。

全球食物不足平均发生率2013至2015年停滞不变要归咎于区域层面相互抵消的两项变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食物不足发生率有所上升，而亚洲同期则持续下降。但在2016年，食物不足发生率在除北非、南亚、东亚、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外的所有地区均有所上升（表1）。其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地区最为严重。

撒哈拉以南非洲依然是食物不足发生率最高的区域，2016年食物不足人口比例竟然高达22.7%。东非的情况尤为严重，估计有三分之一人口面临食物不足，该分区域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已从2015年的31.1%升至2016年的33.94%。加勒比地区（17.7%）和亚洲（平均11.7%，南亚最高，为14.4%）的食物不足发生率也处于高位。在亚洲，食物不足发生率上升最明显的地区是东南亚，从2015年的9.4%升至2016年的11.5%，倒退至接近2011年的水平。相反，拉丁美洲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则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虽然也有迹象表明情况也可能出现恶化，尤其在南美洲，其食物不足发生率已从2015年的5%升至2016年的5.6%。

亚洲的食物不足人口数量最大，其中一个原因是亚洲的人口数量庞大。粮农组织估计，2016年无法获得足够食物能量的人数在亚洲接近5.2亿，在非洲超过2.43亿，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超过4200万（图2）。

食物不足发生率最近的上升也已得到其他数据源的验证（见插文2）。上升的原因涉及多个因素。很多国家有关食品供求平衡的最新信息表明，受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影响的区域食品供应量和食品价格最近均出现下降，尤其在东部非洲、南部非洲以及东南亚。此外，冲突数量过去十年也有所增加，尤其在粮食不安全状况严重、相关暴力对农村地区以及粮食生产和供应产生负面影响的国家。冲突数量激增对非洲和近东国家产生的影响最为严重，已导致粮食危机，尤其在干旱或其他天气事件与之交织出现、应对能力薄弱的地区（见本报告第二部分）。

在相对和平的地区也出现了粮食安全状况恶化的现象，尤其在因经济发展缓慢耗竭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的国家。一方面因进口能力下降导致对粮食可供量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又因保护贫困家庭不受国内食品价格上涨影响的财政能力下降而影响粮食获取，拉丁美洲和西亚部分地区的实例就证明了这一点。对靠石油及其他初级商品出口收入来进口食品和实施食品补贴的国家而言，成本已大幅上升。石油及矿产价格低迷已影响了政府的支出能力，使得一些经济体的实体部门出现发展缓慢、停滞甚至彻底衰退，导致失业人数增加，收入下降。此外，此类经济衰退也已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削弱了通过社会保护计划为基本需求持续提供补贴的能力。

基于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的人口重度 粮食不安全发生率

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是一项全新工具，可提供更多粮食安全相关实证（见插文3）。粮农组织2014年、2015和2016年从近150个国家收集的数据[1]表明，世界上近十分之一人口（9.3%）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表2），相当于约6.89亿人口。[2]

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在各大洲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基本与食物不足发生率保持一致（见插文4）。2016年非洲的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最高，达人口的27.4%，几乎是其他任何区域的4倍（表2）。同时，非洲的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也在不断上升，尤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从2014年至2016年几乎上升了3个百分点。拉丁美洲的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在三年期中也有所上升，从4.7%升至6.4%。

在亚洲，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在2014至2016年间从7.7%小幅下降至7.0%，主要是中亚和南亚的比例出现下降。

由于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调查只针对个人，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只限于个人层面。这种做法有助于对男性和女性的粮食不安全水平进行比较，尤其是三年均值表明，女性的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在全球层面和各区域层面均略高于男性（图3）。

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趋势

具体目标2.2

“到2030年时，消除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包括到2025年实现国际社会商定的解决五岁以下儿童矮小和消瘦问题的目标，满足少女、孕妇、哺乳期妇女和老年人的营养需求。”

可持续发展目标2下的具体目标2.2呼吁到2030年消除“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联合国“营养问题行动十年”也提出了同样的目标（插文5）。营养不良包括从重度营养不足到超重和肥胖各种形式。它会影响人口的整个生命周期，从受孕到童年期，再到青少年期、成人期和老年期。导致营养不良的原因可能是缺少宏量元素（碳水化合物、脂肪或蛋白质）或微量元素（维生素和矿物质）。它可能是由粮食获取紧急危机、养分摄入不足和/或感染引起的急性营养不良，也可能是由长时间积累起来的有害影响导致的慢性营养不良。此外，食物和热量摄入过量和/或能量支出有限也会导致体重增加和脂肪堆积，最终导致与膳食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及其他健康问题。营养不足、超重和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目前在很多区域、国家甚至家庭中同时并存。下文将对六项营养指标进行介绍，其中三项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框架的组成部分，另三项涉及世界卫生大会确定的全球营养目标，以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影响世界所有区域的营养不良多重负担。

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

发育迟缓指标是评估儿童出生后五年内线性成长情况的标准。发育迟缓指儿童的年龄别身高过低，是长期营养不足的体现。当儿童在两岁前发育迟缓，则会面临较高的患病风险，比营养充足的儿童更可能在后续儿童期和青春期出现认知和学习能力较差的问题。这会影响他们后期的劳动生产率、创收潜力和社交能力，其后果超越个人层面。如果发育迟缓现象普遍，整个社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受到拖累。

发育迟缓会阻碍与儿童健康、教育和经济增长相关的的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可持续发展目标2.2力求到2025年降低其发生率。虽然2012年由世界卫生大会提出的有关发育迟缓的全球营养目标3、4采用的是发育迟缓儿童总数的指标，但可持续发展目标采用的指标是发育迟缓发生率：由于人口增长，即便在发育迟缓发生率下降的情况下，发育迟缓儿童的总数也可能出现增加。因此，必须从相对值和绝对值两个方面对相关趋势进行评估。

按照2016年最新估计数，世界上共有1.55亿五岁以下儿童受到发育迟缓的困扰。全球层面发育迟缓发生率已从2005年的29.5%下降至2016年的22.9%（图4）。按目前趋势看，到2025年将有1.3亿儿童发育迟缓，尽管比2012年的水平下降了40%，但仍比世界卫生大会提出的全球目标高0.3亿。

发育迟缓发生率目前在东非、中非、西非、南亚和大洋洲（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高，超过30%的五岁以下儿童年龄别身高过低。从2005到2016年，多数区域实现了发育迟缓率下降，其中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中亚）以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的降速最快。非洲所有分区域的发育迟缓发生率均有所下降，但降速稍慢。事实上，非洲发育迟缓发生率的降速并未跟上人口增长速度，导致发育迟缓儿童总数有所增加。从绝对值看，非洲是儿童发育迟缓人数增加的唯一区域，增加部分半数在西非。大部分发育迟缓儿童生活在亚洲（8700万）和非洲（5900万）（图4）。

导致发育迟缓的主要决定因素有：孕产妇在孕期和哺乳期之前和期间健康和营养状况不良、母乳喂养不足、婴幼儿喂养措施不当、儿童所处环境不良，包括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条件差。

因此，发育迟缓（以及消瘦、超重和微量元素缺乏）都可以通过预防性措施得以解决，包括确保孕妇和哺乳期妇女获得充足营养，确保婴儿在出生后6个月内获得纯母乳喂养，确保6至23月龄儿童能获得足量、多样化优质辅食。为减少发育迟缓的发生，必须将营养干预措施集中到从受孕到两岁的生命头1000天，同时提供优质卫生服务，保障孕产妇和儿童健康。另外还可能需要采取其他步骤，预防因感染和疾病对营养状况产生负面影响，如加强安全水的供应，提高人们对安全处理儿童粪便的重视，保障基本个人卫生（如获得肥皂）。

五岁以下儿童消瘦

儿童消瘦，即身高别体重过低，反映的是最近出现急性体重下降和/或增重不足。消瘦通常由出生体重低、饮食不足、照料不当和感染等因素引起。如果缺少对预防性干预措施的投资来减少受消瘦困扰儿童的数量，就很难继续提高儿童存活率，为重度消瘦儿童提供及时、合理的抢救式治疗。

国际公认的全球营养目标是到2025年将儿童消瘦率降低并保持在5%以下。2016年，世界上五岁以下儿童的消瘦率为7.7%（5170万）。约1700万儿童为重度消瘦。南亚的比例高达15.4%，远远高于其他分区域。东南亚的比例为8.9%，离目标也有较大距离。虽然非洲的比例稍低，但仍高于全球营养目标（图5）。

五岁以下儿童超重

儿童超重，即身高别体重过高，反映的是长期增重过量。超重儿童面临着较高的严重健康风险，包括II型糖尿病、高血压、哮喘及其他呼吸问题、睡眠障碍和肝病。儿童超重还会增加成人后出现肥胖、膳食相关非传染性疾病、早卒和残疾的风险。儿童超重和肥胖现象普遍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既对医疗系统造成巨大资金压力，也会导致生产率下降。因此，扭转肥胖和超重趋势是一项艰巨挑战，重点是必须做好预防工作。

2016年，世界上估计有4100万五岁以下儿童（约6%）超重，与2005年的5%相比有所上升（图6）。虽然升幅看起来较小，但多数分区域都出现上升趋势。2016年，南部非洲的儿童超重发生率接近12%，中亚为11%，北非为10%，北美为8%，东南亚和南美为7%。仅西非、南美和东亚在2005至2016年间出现小幅下降。在东非，超重发生率一直保持在4.7%。所有其他区域均出现上升，其中升速最快的是东南亚和大洋洲。

目前，很多儿童生活在一个容易致胖的环境中，喜好不健康食品，体力活动不足，最终导致增重和肥胖。由于高糖高脂肪含量的深加工食品在供应、价格、营销等方面的变化，加上静态生活方式导致的体力活动量下降，因此往往导致能量摄入不均。

成人肥胖

成人肥胖，即体重超过健康标准，是能量摄入长期超过支出的结果。它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等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非传染性疾病是全球导致死亡和患病的主要原因，并会助长社会不公平。现有成本估算结果表明，超重和肥胖会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日益加重的负担。[5]

虽然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中并不包含有关成人肥胖的具体指标，但消除肥胖已包括在2030年消除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目标之中。减少肥胖对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十分重要，如保障人人都能过上健康、安康的生活（具体目标3.4），同时对于通过预防与治疗降低非传染性疾病引起的死亡率也十分重要。[6]

全球肥胖发生率在1980至2014年间上升了一倍多。2014年，超过6亿成人肥胖，相当于世界成人人口约13%，女性肥胖率（15%）平均高于男性（11%）。虽然世界各地存在较大差异（图7），但问题在北美洲、欧洲和大洋洲最为严重，这些区域的成人肥胖率为28%，而亚洲为7%，非洲为11%。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约四分之一的成人目前属于肥胖。

肥胖率自1975年起开始稳步上升，并在过去十年里升速加快。2004至2014年间，全球成人肥胖率平均每三年上升一个百分点。从历史上看，成人肥胖率在非洲和亚洲较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仅有小幅上升。但最近这两个区域很多地方的肥胖率也已出现快速上升。因此，虽然很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仍面临较高的营养不足和传染性疾病发生率，它们目前也同时面临不断加重的超重和肥胖以及某些相关非传染性疾病如糖尿病等问题。

膳食结构和粮食系统的变化使得世界各地深加工食品的消费量不断增长。虽然加工食品不一定不健康，但很多加工食品中饱和脂肪、盐和糖的含量较高，而同时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较低。因此，人们的膳食结构比以往更不健康。同时，收入增长和城市化也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静态化，加剧了食物能量摄入与能量消耗之间的不均衡。这一意义上的营养不良目前已成为导致全球范围人们患病的主要风险因素。[7]

育龄妇女贫血

贫血指红血细胞数量和大小均处于低水平，导致血红蛋白浓度不足，无法将氧输送到全身。具体原因可能是饮食中微量元素（如铁、叶酸、维生素B2、维生素A和B12）含量低，患有急性和/或慢性感染（如疟疾、肺结核、艾滋病）、其他慢性病及癌症或影响血红蛋白合成、红血细胞生成或存活的遗传性疾病。因此，贫血既是营养不良的指标，又是健康状况不佳的指标。儿童和妇女最容易发生贫血。

可持续发展目标2.2明确提出要满足青春期女孩以及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的营养需求，因为育龄妇女贫血已构成公共卫生问题。贫血不仅会对女性及其子女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还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8] 如孕期发生贫血，它可能会造成疲劳感、生产率下降、孕产妇死亡、幼儿低出生体重、贫血、发育不良等。因此，贫血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有着密切关联，降低贫血发生率将有助于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具体目标3.1）和提高经济生产率（具体目标8.2）。同时，实现全民医保（具体目标3.8）和更好地提供性和生殖相关医疗服务（具体目标5.6）也将有助于降低贫血发生率。

对2016年的最新估计表明，全球有33%的育龄妇女患有贫血（约6.13亿15至49岁女性）。非洲和亚洲的贫血发生率最高，超过35%（图8）。北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贫血发生率最低（不到20%）。

育龄妇女全球平均贫血发生率在2005至2016年间出现小幅上升，尽管该增长并无统计学意义。贫血发生率在非洲从42%降至38%，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从25%降至22%，但这些降幅已被其他区域的小幅上升所抵消。2012年，世界卫生大会提出了到2025年将育龄妇女贫血发生率降半的目标，显然到目前为止进展十分有限。

6月龄以下婴儿纯母乳喂养

母乳喂养比例的提高能为消除饥饿与儿童营养不良做出直接贡献，[9] 而将出生后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比例提高50%是世界卫生大会提出的全球营养目标之一。纯母乳喂养是最好的母乳喂养方式，包括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哺乳，一直坚持到两岁或以上。母乳喂养是儿童生存和发育的基石，因为它为儿童的身体发育和认知发展提供不可替代的必需营养。母乳喂养有助于降低儿童死亡率，提高营养水平，预防常见儿童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促进发育和学习。它还被视为是对儿童生存影响最大的一种预防性干预措施。[10] 母乳喂养还对母亲有益，因为它能促进子宫收缩，有助于预防产后出血，降低患上缺铁性贫血的几率，减少罹患各类癌症的风险。

根据最新估计，提高母乳喂养比例每年能防止82万儿童死亡，另外还能防止2万母亲因癌症死亡。[11] 此外，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母乳喂养能降低人们今后出现超重和肥胖的风险。[12]

2016年，全球约43%的6月龄以下婴儿接受纯母乳喂养，比2005年的36%有所上升。[13] 纯母乳喂养比例最高的是南亚（59%）和东非（57%）。比例较低的是拉丁美洲及加勒比（33%）、东亚（28%）、西非（25%）和西亚（21%）。由于欧洲、北美洲或大洋洲各国很少报告有关母乳喂养的数据，因此无法得出区域平均值。

2005至2015年间，在具有可比较数据的82个国家中，有36个国家的纯母乳喂养比例上升了至少10个百分点（图9）。有些国家（如布基纳法索、几内亚比绍、肯尼亚和土库曼斯坦）的比例上升了35个百分点以上，证明要在短时间内大幅提高纯母乳喂养比例是完全可行的。总体而言，与欧洲或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相比，具备趋势相关数据的非洲国家中，半数的比例上升了10个百分点以上，更多国家甚至上升了20个百分点以上。但很多国家仍需采取更多努力来改善母乳喂养措施。

全面理解粮食安全和营养

至此，本报告已通过对两项粮食安全指标和六项营养指标的分析，就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估。然而，要实现《2030年议程》的宏伟目标，需要正确理解这些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均衡的膳食对于改善人民的营养、健康和福祉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改善膳食结构的努力成功与否，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更好地了解粮食安全与营养之间的复杂关系、粮食安全和营养所依存的粮食系统以及相关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力量。本部分所做的初步分析旨在推动就此类问题开展更全面、更具批判性的思考。

有充分证据表明，粮食不安全和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都会对健康和福祉产生多重负面影响。[14] 对儿童心理健康以及认知与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有记录在案。前文提及的各项营养指标涉及人类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有助于了解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对人从出生到婴儿期再到成人期不同阶段健康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粮食不安全和肥胖现象的并存（甚至在同一家庭中）往往被视为一种矛盾，但有多种原因可以解释此类现象。由于食物资源短缺，人们往往会选择食用可能导致超重和肥胖的低成本、不健康、高能量食品，因为他们已无力购买健康食品。

短时间内出现粮食不安全和短缺状况还可能导致饮食紊乱和应激代谢反应。这也会增加出现肥胖和癌症、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等非传染性慢性疾病的风险。孕期和儿童期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还与代谢调节相关，可能会加大成人期出现肥胖和相关非传染性慢性疾病的风险。供应充足、购买方便的高脂肪、高糖、高盐深加工食品以及从传统饮食结构转向方便食品也能解释为什么多种形式的营养不良会在同一社区、同一家庭中同时并存。

虽然家庭或个人层面的粮食不安全会增加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风险，但其中起作用的还有多种其他因素。本文分析的所有营养结果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受教育水平、生活方式、饮食环境及习惯、洁净水、基本卫生设施和优质医疗服务的获取等。而营养不良反过来又会对认知发展和儿童发育产生负面影响，导致生产率水平和经济发展受阻。

随着今后数据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善，我们就可能加深对下文分析的各项粮食安全与营养指标之间的关系、影响这些关系的因素以及能同时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改善的行动有更深层的了解。

营养不良的多重负担

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营养不良，多数国家还面临着营养不良的多重负担。一般情况下，有关儿童营养不足、微量元素缺乏、儿童超重和成人肥胖的数据都分开单独提交。本节将就以上各项相互之间的重合进行分析，因为它们反映出各国面临的多种问题。

在六项营养指标中至少具备三项相关可比数据的119个国家中，仅有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面临一种形式的营养不良。[15] 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与儿童消瘦和妇女贫血之间有着正向关联（图10A-B）。同样，儿童超重率较高的国家往往有着较高的成人肥胖率，而在那些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较高的国家中，成人肥胖率往往较低（图10C-D）。[16]

虽然本次跨国分析表明，儿童发育迟缓率低的国家往往有着较高的成人肥胖率，但在很多国家里，这两项比率同时处于高位。例如，在具备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和成人肥胖数据的107个国家中，35个国家的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率高于10%，成人肥胖率也高于10%。在三个国家（埃及、伊拉克、瓦努阿图）中，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率高于20%，成人肥胖率也高于20%。

因此，要想解决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就必须根据各国国情，采取组合措施，充分利用其他部门的力量来解决营养不良的潜在根源，并采取有针对性的营养干预措施来预防或解决营养不良的直接根源。各国不同层级、不同部门如能协同合作，相互促进，就一定能够取得进展。

粮食不安全与营养不良的多重负担

粮食不安全指家庭和个人无力获取足够数量的优质食物，是导致营养不良的重要决定因素。然而，要想探究粮食不安全与营养结果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就必须具备家庭甚至个人层面的详细信息。[17] 我们初步开展了一项简单的跨国分析，以探究食物不足发生率与营养指标之间的关系。

表3列出的是采用1990至2015年现有国家数据得出的各国固定效应逻辑回归分析结果。表3中列出的结果对每个国家的收入水平进行控制。此外，引进国家试验模型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具体国家特性。

结果表明，食物不足发生率较高的国家也具有较高的发育迟缓和消瘦发生率。相反，食物不足发生率较高意味着儿童超重和成人肥胖率较低。

表3的结果表明，成人肥胖现象在食物不足发生率较低的国家更为普遍。很多太平洋岛国和领土显示出异常值，表明其成人肥胖率（介于40-50%之间）远远高于食物不足发生率相近的其他国家。

用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方法估算的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的跨国数据验证了粮食不安全与肥胖之间的负向关联。但如果将各国按收入水平分组，结果就有所不同。这和越来越多的文献一致，家庭层面粮食不安全与肥胖存在关联。[18] 在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中，用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估算的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较高的国家，其成人肥胖率也相对较高（图11）。要想了解其中的原因，就必须分析家庭和个人层面粮食安全与肥胖之间的关系以及多种相关因素。如能将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纳入国家卫生和营养调查或家庭消费与支出调查，就可以做到这一点。高收入国家的现有实证表明，粮食不安全人群依赖低成本、不健康、高能量食品，还同时面临着较大的饮食紊乱和应激代谢反应风险，所有这些都会导致肥胖。

增强开展粮食安全和营养监测工作所需的实证基础

将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纳入《2030年议程》中同一项目标下有助于推动各方全面了解这些与人类福祉息息相关的基本内容。虽然已具备丰富的数据，但要想更全面地了解这一问题，仍需要更多数据，尤其需要在国家、区域、全球层面更好地开展协调，以推动生成更多数据，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粮食不安全与营养不良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决定因素。

上节介绍的简明相互关联说明，当人们面临粮食不安全情况时，他们也有可能处于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风险之中。然而，营养结果还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体力活动、生活方式、食物喜好、饮食环境、女性受教育情况、洁净水、基本卫生设施和优质医疗服务的获取等。

在开展此类国家层面粮食不安全和营养指标分析时，数据收集的时间不一致性是所面临的一个局限性之一。例如，很多国家有关儿童发育迟缓和消瘦的数据都是在收集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数据之前多年收集的。这会使我们对粮食不安全与以上两项指标之间关联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此类局限性可能一定程度上正是造成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在粮食不安全似乎持续上升的情况下依然持续下降的原因。

将粮食不安全和营养数据的收集以及潜在推动因素和影响因素的调查综合在一起的全国性调查十分重要，它有助于了解粮食不安全与营养不良之间的真实关系。此类综合性调查如果能够定期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开展，就能提供国家以下层级的详细信息，有助于确定哪些社会人口群体面临最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风险，为各方采取行动提供指导，以实现不让任何人掉队的目标。

同时还需要就粮食不安全对营养产生的长期影响开展更多研究，以便增强实证基础。我们希望将粮食不安全和营养指标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框架中，以便大力推动各国政府、国际捐赠方和发展伙伴将此类数据收集工作作为重点，建立起更强大的实证基础。

进展有所放缓，新问题已经出现

总之，第一部分介绍的实证告诉我们，全球范围内饥饿可能已再次抬头。儿童营养不足发生率一直呈下降趋势，但在某些区域仍处于令人难以接受的高位。儿童超重率不断上升以及成人肥胖率加速上升已成为人们担忧的主要问题。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着营养不良多种形式同时并存的问题，粮食不安全也往往和肥胖并存。

从全球看，跨国分析表明，成人肥胖率在粮食不安全发生率较高的国家中相对较低。但在四分之一以上的成人出现肥胖的中高及高收入国家组别里，最高肥胖率却和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较高有着关联。儿童超重率最高的是中亚和北非，说明这些区域未来可能会出现成人肥胖问题。营养不足现象最严重的是非洲和亚洲，那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女性贫血，近四分之一的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

这些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趋势背后的推动因素在不同国家不尽相同，甚至在一国内部也存在差异。粮食系统和膳食结构正在不断发生改变。随着大公司日益在市场上占领主导地位，深加工食品的供应日益普及，传统食品和饮食习惯正在被取代。天气相关事件（一定程度上与气候变化有关）已对多国的粮食供应产生了影响，并导致粮食不安全现象有所增加。高度依赖石油等初级产品出口收入的国家已出现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也对粮食供应产生了影响，并削弱了人们获取食物的能力。

造成营养不良的原因不仅仅是无法获取充足、营养、安全的食物，还涉及到资源和服务获取不足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因素，包括难以获取优质医疗服务、教育、饮用水、环境和个人卫生服务等。贫困女性在获取资源和服务方面往往面临更多障碍。有可靠证据表明，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以及她们在家庭和社区中的地位会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对儿童营养。

另一项引发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重要因素是冲突。生活在受冲突和暴力影响国家的人们更可能面临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尤其在那些处于持续危机和脆弱状态的国家中。

本报告第二部分将详细分析此类国家面临的具体挑战以及饥饿、冲突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它将突出强调要在深入了解不同背景下冲突动态变化的前提下，采取冲突敏感型方法来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更重要的是，它将指出有必要找到持续的冲突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在全世界消除饥饿，确保人人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

第二部分
冲突、粮食安全和营养：可持续和平的关键因素

要 点

随着受冲突影响国家中饥饿和营养不足现象进一步集中，迫切需要更清晰地了解饥饿、冲突和和平之间的关系。

绝大多数长期受粮食不安全和食物不足困扰的人们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里：估计8.15亿食物不足人口中有4.89亿生活在这些国家，1.55亿发育迟缓儿童中有1.22亿生活在这些国家。

在冲突持续时间长、性质复杂的情况下，饥饿和营养不良现象会由于机构能力薄弱和/或不利气候事件的影响而严重恶化。

虽然多数国家25年来已在减缓饥饿和营养不足方面取得可喜进展，但绝大多数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却未能取得进展，甚至面临恶化。

在严重粮食危机和最近发生的饥荒中，冲突都是其共同特征。

过去十年，冲突在数量和复杂性上均已升级，对到2030年努力消除饥饿构成障碍。

今年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第二部分旨在通过实证，全面揭示冲突如何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粮食安全形势会如何加剧冲突，尤其在掺杂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此外，本部分还将探究如何通过冲突敏感型粮食安全和营养措施，为实现可持续和平和预防冲突做出重要贡献。

为何重视冲突、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关系？

据报道，2016年面临危机级粮食不安全的人数从上一年的8000万增至1亿以上。[19] 2017年初，南苏丹宣布出现饥荒，而尼日利亚东北部、索马里和也门都发布了饥荒高风险预警。在这些地方，冲突和内战都是共同特征，而在面临粮食危机的多数其他国家中，情况也是如此。此外，粮农组织目前将19个国家归类为面临“持续危机”（见插文6），这19个国家目前均深受突和暴力影响，而持续干旱等不利气候事件往往使情况愈加复杂，对粮食生产和生计产生严重影响。

冲突和暴力已导致千百万人民流离失所，给接受地人民带来长期粮食不安全。例如，叙利亚内战已迫使超过600万人逃离家园，在本国流落他乡，另有500万人被迫流落邻国。[20] 目前，流离失所者在避难营或接受地的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7年。[21]

2016年，超过20亿人民生活在受冲突、暴力和脆弱性影响的国家里。当国家、社会经济体系和/或当地社区无力预防、应对或管理冲突时，受影响最严重的往往就是社会中最贫困、最弱势的阶层。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估计，到2030年，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和经济发展乏力，生活在脆弱、受冲突影响状况下的人口中将有半数以上为贫困人口。[22]

生活在受冲突影响国家的人民最容易面临粮食不安全和食物不足。从本报告第一部分粮农组织对2016年的最新估计可以看出，世界上有8.15亿人受食物不足困扰，相当于总人口的约九分之一。其中多达4.89亿人生活在受冲突、暴力和脆弱性影响的国家里，其食物不足发生率高于未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多数国家25年来已在减轻饥饿和营养不足方面取得可喜进展时，绝大多数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却未能取得进展，甚至面临恶化。冲突是导致全球饥饿发生率下降这一长期趋势出现明显逆转的一个主要原因，因而是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斗争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冲突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世界正日益陷入难以解决的暴力冲突中。[23]《2016年全球和平指数报告》的结论是，相比2008年，世界正变得越来越不太平，在过去八年中，有五年和平指数出现下降。[24]

随着处于脆弱状况的国家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中饥饿和营养不足现象进一步集中，我们迫切需要更清晰地了解饥饿、冲突和和平之间的关系。这一了解应该有助于各方在大力维护和平的同时，设计出冲突敏感型[25]干预措施和政策，以解决此类环境下出现的饥饿和营养不足问题。

《2030年议程》：通过冲突敏感型方法推动进展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将可持续发展与和平挂钩，呼吁采取一种变革性方法，在冲突的预防、缓解、解决和恢复工作之间实现更完善的协作。《2030年议程》将和平视为实现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项条件，同时也是发展带来的一项成果。由于冲突会阻碍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和营养，可持续发展目标16明确提出要大幅减少一切形式的暴力，包括与各国及各界携手寻求能解决冲突和不安全的持久性解决方案。

各项可持续目标的普遍性、广泛性和不可分割性对冲突背景下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工作有着重要意义。可持续发展目标1和2侧重于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实现粮食和营养安全，实现可持续农业。这些目标的实现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16的实现至关重要，并有助于确保社会安定和包容，不让任何人掉队。同样，可持续目标16的实现也将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和2以及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6年4月，联大和安理会同时通过了内容高度相似的决议，完成了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2015年审议，内容涵盖和平行动、和平建设以及第1325号决议的执行情况。[26] 这几项内容全面、涉及面广的决议提出了一项全新的远大议程及方法，将维持和平作为解决冲突根源的统一框架。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各方已再次做出集体承诺，要在各自不同的职责范围内，以自身使命和工作重点为基础，推动和平，预防冲突。这一新议程和新方法突出强调进一步了解粮食安全和营养、和平以及冲突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同时探讨减少风险和增强抵御能力如何能够有助于维持和平。

不断变化的冲突局势：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

虽然近几十年发生战争的频率有所下降，2005年达到了历史低值，但近来暴力冲突和冲突引起的死亡人数却有所增加。要想认定这一现象是否意味着二战以来的长期和平格局已被打破尚且为时过早，但各方普遍认为，有多个因素表明冲突可能升级。[27]

冲突数量和因国内或地区间冲突而流离失所者人数令人另人堪忧，唯恐当前趋势会在未来几年持续下去。暴力冲突自2010年以来已大幅增加，目前已达历史高位（图12）。非国家间冲突（既非政府又非国家的两个有组织武装团体之间发生的冲突）自2010年来已增加了125%，超过所有其他类别的冲突。国家间冲突同期也增加了60%以上。[28]

内战或国内冲突的数量目前已超过国家间或外部冲突。换句话说，国家间冲突已经逐渐被国内冲突所取代。而与这一趋势相伴随的则是国际化国内冲突数量的明显大幅增加。1991年，国际化国内冲突仅占冲突总数的3%，而这一比例在2014年大幅升至32.5%。[29] 随着国内冲突不断升级，国外各方也越发可能介入或承受暴力带来的后果，局部冲突就会由此演化成区域性危机，甚至全大洲危机。

随着大批流离失所者外流，外部国际行为方开始介入国内冲突，这表明，国内冲突无法被隔离，其影响会波及国外，甚至整个大洲。同样，由冲突引发的粮食不安全问题也不再仅局限于特定国家或区域，它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人数随着冲突数量的增加而大幅增加，2007至2016年间已翻倍，总计达约6400万人。目前，世界上九个国家有超过10%的人口属于难民或流离失所者，索马里和南苏丹有20%以上的人口流离失所，叙利亚有超过60%的人口流离失所。[30]

暴力和冲突在各大洲分布不均，多数集中在四个区域，即近东及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北部、中美洲以及东欧，尤其是乌克兰。然而，暴力和冲突还会跨越国境，而跨境武装力量网络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多数持续性冲突会跨越国境，成为区域性冲突，包括非洲之角，大湖地区，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以及从喀麦隆、乍得和尼日利亚北部一直跨越萨赫勒地区的冲突。从非洲各种冲突的时间和规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令人震惊的冲突的跨境、区域性特性（图13）。[31]

冲突和暴力的性质和动态往往变化无常。甚至在看似平静的冲突后背景下，暴力仍可能以新的形式、在新的背景下或在其他行为方参与下卷土重来。在此类情况下，发展成果，包括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会继续恶化，特别是在背后驱动因素依然未能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因为这可能会延长冲突，使之不断反复。[32]

经验表明，有时暴力可能在冲突后，利用经济、政治上的持续脆弱环境卷土重来。中非共和国就是一个例证，证明所谓冲突和暴力陷阱及其对粮食安全和营养所造成影响既复杂又棘手：半数人口面临饥饿，这不仅给饥饿人口造成威胁，还对整个国家的稳定进程造成威胁。

目前多数冲突为局部性，仅影响一国的特定地区，因此对生计造成的影响也为局部性。例如，塞内加尔卡萨芒斯地区目前发生的低强度叛乱就是一种局部性冲突，仅对该国极少数人民产生影响，且强度每年都在变化。[33]

但很多情况下，冲突和暴力会在多个不同地点、在多方之间、以不同强度同时发生。[34] 这种情况下，它们就可能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较大影响，且影响较广，如阿富汗、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南苏丹、叙利亚和也门。如冲突持续时间较长，就会对生计、粮食系统和抵御能力产生破坏，使情况出现螺旋式恶化，导致长时间的严重粮食和营养危机（见插文6）。

人们也正日益认识到冲突与脆弱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从有关冲突的文献中可以看出，机构应对能力薄弱往往用脆弱性一词来表示，这一概念有时被用于辨别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或面临较高冲突风险的国家。虽然就脆弱性这一概念存在不同理解，但该词本身极为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帮助我们描述一国的机构实力，并由此推断出该国对冲击的潜在抵御能力以及可能引发的暴力。[35] 脆弱性是一种指标，不仅能揭示冲突和暴力的未来风险，还能揭示冲突延长的可能性以及对生计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本报告中的分析采用的是世界银行有关脆弱性的定义（见“附件2”）。

受冲突影响的国家面临最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足

通过简单相关分析就可以看出，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有着较严重的长期、急性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足现象。2016年，受冲突影响国家食物不足发生率非加权平均值要比未受冲突影响的国家高近8个百分点（图14）。[36]（当使用人口数量作为加权则相差4个百分点。）其中一项重要发现是，大多数饥饿人口集中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2016年8.15亿长期遭受食物不足困扰的人口中，有4.89亿生活在此类国家。

这一差别在儿童营养不足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近1.22亿五岁以下发育迟缓儿童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相当于五岁以下发育迟缓儿童总数的75%；如果不按人口规模衡量，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发育迟缓发生率比未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平均高9个百分点（图15）。[37]（加权平均值则相差16个百分点。）但冲突只是影响这些国家粮食安全和营养的一个影响因子，尤其是在冲突仅为局部性时。单靠不同程度的粮食不安全与冲突之间的简单相关分析并不能全面反映问题，因此需对其中的因果关系进行更深层的分析。

由于当前多数冲突都发生在国内和/或地区间，因此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也不一定会扩大至全部人口，而一个国家的平均粮食安全和营养水平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出冲突对相关人群的真实影响。此外，冲突的真实影响还会因其他因素而出现变化，如政府和机构的应对能力以及面对自然灾害时的脆弱性。

图16展示了本次分析所涉及的46个受冲突影响的国家1996-2016年间在食物不足发生率上的差别，可以明显看出冲突如果加上脆弱性和其他导致持续危机的应激因素后，就会大幅提高出现营养不足的可能性。46个受冲突影响国家的食物不足加权平均值得要比其他国家高1.4至4.4个百分点。如加上脆弱性等因素，发生率会高11至18个百分点，[38] 而在持续危机情况下，发生率约比未受冲突影响国家高约2.5倍。

实现零饥饿和消除营养不足对很多受冲突影响的国家而言可能遥不可及

虽然多数国家在减缓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足方面已取得大幅进展，但很多国家依然处于停滞或恶化状态，其中多数为受冲突、暴力和高脆弱性影响的国家。2015年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下将饥饿人口比例减半具体目标（千年发展目标1c）监测期的结束点。整体来看，在本国人口减贫方面，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和那些处于持续危机和脆弱状态的国家）与未受冲突影响和已经实现千年发展目标1c的国家相比，取得的进展最为有限（图17）。

从1990至2015年，处于持续危机中的国家仅将自己的食物不足人口比例降低了26%（从37.6%降至28.0%）。在19个处于持续危机中的国家，只有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尔（近年已逐渐摆脱国内冲突）已实现千年发展目标1c。[39] 处于脆弱状态国家的情况也差强人意，同期仅将食物不足人口比例降低了32.5%（从1990年的38.2%估计数降至2015年的25.8%）。在35个被确定为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和领土中，仅有五个未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即吉布提、冈比亚、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和多哥，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1c。[40]

最近已逐渐摆脱冲突的国家和/或仅遭受低强度、局部性冲突的国家已取得最突出进展。在46个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中，仅14个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1c，其中八个近年来已逐渐摆脱国内冲突（安哥拉、柬埔寨、格鲁吉亚、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和乌兹别克斯坦）或遭受局部性低强度冲突（菲律宾）。[41]

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处于持续危机的国家和脆弱国家在减轻饥饿方面进展缓慢令人震惊，特别是与其他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同一时期的表现相比而言。整体上，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1项下将极端贫困和饥饿比例减半的具体目标方面已取得大幅进展，虽然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仍进展不一。[42]

这些趋势的延续表明，多数受冲突影响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都将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上面临严峻挑战，这突出说明有必要应对好冲突、脆弱性、暴力等挑战，并解决好这些因素与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复杂关系。

冲突如何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

要点：

冲突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确凿无误且有充分记录。

冲突如何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背景情况。

冲突往往会带来多重复杂影响，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且影响途径多种多样。

冲突会导致深度经济衰退，推高通货膨胀，干扰就业，侵蚀社会保护和医疗资金，从而破坏市场上的食物供应和获取，破坏健康和营养。

如果经济和人们的生计都重度依赖农业，那么冲突对粮食系统的影响就可能较大，因为它会波及整个粮食价值链，包括生产、收获、加工、运输、融资、营销。

冲突会破坏抵御能力，常常迫使个人和家庭采用具有破坏性、不可逆转的应对策略，从而给未来的生计、粮食安全和营养带来威胁。

上节曾提到，与未受冲突影响的国家相比，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平均食物不足和营养不足发生率均有所升高。但暴力冲突还会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短期影响，给健康、福祉、生产率以及身体发育和认知发育造成永久性破坏。[43]

冲突往往还是引发饥荒和粮食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2017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指出，仅在2016年，暴力冲突和和内乱造成的长期影响已迫使13个国家中超过6300万人民面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44]

急性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等问题往往因为干旱、洪灾等自然灾害和冲突相交织而进一步加剧（见表4）。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冲突和气候相关自然灾害很可能同时发生，因为气候变化不仅会加剧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问题，还可能会导致情况出现螺旋式恶化，陷入冲突、持续危机和持续脆弱性。

冲突会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急性长期粮食不安全主要取决于它如何在不同时段影响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生活和生计，同时也取决于它如何影响和个人和家庭粮食安全和营养直接和间接相关的各项因素。

冲突还会对粮食消费和健康状况（患病和死亡方式）产生破坏性负面影响，包括粮食不安全的四个维度（可供性、获取、利用和稳定）、个人照料措施、卫生服务和健康的生活环境。[45] 此外，它可能会对人类生命和营养造成直接影响和后续影响。

冲突到底会如何影响粮食安全可能很难确定，而且各种影响会同时发生或先后发生，对粮食消费、照料措施和健康环境产生复杂影响。冲突的影响可能是直接的（如迫使人口迁徙、破坏粮食库存和生产性资产以及包括死亡在内的健康并发症），也可能是间接的（如经济、社会、体制变化）。[46] 间接影响还包括对粮食系统和市场的干扰，导致食品价格上涨，或削弱家庭购买力，或减少水和用于烹煮的燃料供给，从而对家庭内部的食物烹煮、饮食措施和食物分配造成负面影响。由于这一复杂性和实际情况，要想分析冲突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以及相关的健康并发症的影响，就有必要开展具体案例分析。[47]

冲突造成的影响并非单一，而是多个复杂、并存的结果，在设计项目和政策应对措施时，必须充分了解这种复杂性。例如，冲突可能会对经济和价格造成影响，从而减少家庭的粮食获取，可能会限制人们的流动性，继而对家庭的粮食、医疗服务和清洁水的获取造成影响，使患病及某些情况下死亡的几率上升。因此，采用只针对单一问题的短期、单部门措施将无法奏效。本节将通过南苏丹（插文7）和也门（插文8）两个案例研究，举例说明冲突会如何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复杂影响。要想减缓这些影响，提高抵御能力，就必须开展多部门规划，在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基础上，采取全盘统筹的发展方法（见第60页“粮食安全和营养在维持和平中的作用”一节）。

冲突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与具体背景情况密切相关，且取决于生计的脆弱性和冲突的性质。然而，冲突对生计和粮食安全的影响也存在一些共性，因此正确理解这些共性对于制定充分的减缓和预防应对措施至关重要。

对经济生产、贸易和公共资金的影响

冲突和内乱会对经济生产和增长产生严重影响，而这会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破坏，不仅是因为它会影响粮食的可供性和获取，还因为它会给健康和营养带来困难。冲突还会导致经济衰退，推高通货膨胀，侵蚀财政资金，影响生计，破坏应对能力（如使社会保护和医疗服务中断）。

最近对20个国家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武装冲突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下降17.5%。[48] 但不同地区存在巨大差别。叙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至2015年间下降了50%以上，利比亚在2014年暴力加剧后下降了24%，也门仅在2015年估计就下降了25-35%。

冲突持续时间和强度是决定其经济影响的重要因素。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179个国家1970至2014年的年度数据，不仅发现冲突会严重影响经济增长，还发现其影响会随冲突强度和持续时间进一步加剧。[49] 在受高强度冲突影响的国家里，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下降8.4个百分点，而在受低强度冲突影响的国家里，平均降幅为1.2个百分点。[50] 就冲突持续时间而言，三年后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降幅为平均每年4-9个百分点。对近东及北非地区受冲突影响的国家而言，影响则更为严重，估计每年国内生产总值降幅为6-15个百分点。研究还发现，冲突会对邻国经济产生溢出效应。

下文的分析表明，经济影响多数情况下会对农业产生更为严重的打击，因为多数冲突都发生在农村地区，并将土地、家畜等农业资产作为争夺目标。例如，在南苏丹，家畜已成为暴乱和反暴乱战斗的直接目标（见插文7）。

冲突引发的经济收缩会减少就业和收入机会，而这进而又会加剧贫困，削弱家庭满足自身粮食和医疗需求的能力。现有证据表明，和平、稳定的国家比起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更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减贫。前者能稳定地减轻贫困，而后者的贫困率会难以下降甚至上升。在过去三十年里重复受暴力循环影响的国家，贫困率平均要比未受冲突影响的国家高20个百分点。每经历一年冲突，就会将减贫速度拖慢近1个百分点。[51]

经济收缩往往会侵蚀公共资金，而这进而又会削弱或在极端情况下完全破坏社会保护机制。这还会给保障营养不可或缺的基本社会服务带来负面影响，包括医疗服务和清洁、安全饮用水的供应（见插文8也门案例）。

冲突还会阻断出口渠道，减少外汇储备，削弱进口能力，引发商品供应短缺，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对粮食净进口国而言，进口受阻可能会导致市场食品供应量和烹制食品时所需的非食品商品（如烹制食品所需燃料）供应量减少。随着物价飞涨对家庭购买力造成破坏，通货膨胀也会对家庭获得粮食的能力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虽然冲突往往会阻碍社会进步，但它不一定会导致经济崩溃。例如，2012年以来刚果民主共和国虽然经历了武装冲突升级，但在采矿业快速增长的推动下，其经济增长率2012年为7.1%，2013年为8.5%，2014年为8.9%，2015年为6.9%。[52] 然而，快速增长并未带来各项社会指标的改善：[53] 2013年，共有670万人（近10%的人口）面临严重急性粮食不安全（属于IPC阶段3：危机以及IPC阶段4：紧急情况），无力获取足够食物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2017年，估计有590万人仍然深陷急性粮食不安全，估计有390万儿童遭受急性营养不良，其中190万为严重营养不良。[54] 治理薄弱和局势不安全已使得用于经济发展、道路建设、饮用水系统、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公共支出和投资一直处于低水平。东部地区武装团体之间的冲突、其他地区的部落间暴力冲突以及邻国的不稳定局势已迫使大批难民不断涌进刚果民主共和国，使粮食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55]

对农业、粮食系统和农村生计的影响

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中平均有56%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其生计主要依赖农业。在处于持续危机的国家中，平均有62%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但在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尔等国该比例超过了80%。多数冲突主要影响农村地区及农村人口，因此会对农业[56]、粮食系统和生计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很多受冲突影响的国家里，自给自足型农业对大量人口而言仍是粮食安全的核心。

2014年，农业活动在极度脆弱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超过37%，而脆弱国家里这一比例约为23%，在世界其他地区则为8%。[57] 2015年，农业在受冲突影响国家的经济中占比23%，在处于持续危机中的国家平均占比35%。[58]

冲突几乎会对农业和粮食系统从生产、收获、加工、运输到投入物供应、融资和销售的每个环节产生负面影响。虽然就冲突对农业和粮食系统的影响最近未做过全面的全球性估测，[59] 但针对受冲突影响国家开展的几项粮食安全和营养评估和分析表明，冲突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均对农业生产、粮食系统和农村生计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些影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可能很快就能感受到，也可能较长时间后才能体现。直接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尤其是对农业资产（如土地、家畜、作物、种子库存或灌溉基础设施）的破坏，对自然资源的强行霸占或腐败式占有，迫使人们离开自己的土地、牧场和渔场。间接影响包括（上一小节中提及的）宏观经济冲击。

冲突持续时间是决定冲突影响的重要因素，同时在冲突消退和结束后还会出现长时间的滞后效应。例如，中非共和国的农业产业，包括作物生产、畜牧养殖和捕鱼业，已受到该国持续、周期性暴力和冲突的严重影响。[60] 尽管各武装团体已于2015年达成了一项和平协议，冲突强度与2013年和2014年最严重时期相比已有所降低，但农业仍难以完全恢复。很多地区依然面临不安全，武装团体仍在继续阻断和控制贸易路线。2015年，谷物产量比冲突前（2008-2012年）的平均水平减少了70%，该国最有价值的两种经济作物棉花和咖啡也出现了大幅减产。[61]

叙利亚六年的内战已给农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估计2011-16年间损失总额高达160亿美元，包括被摧毁的资产和基础设施。[62] 尽管如此，农业仍是叙利亚的重要部门，因为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估计为26%，是670万叙利亚人的生计来源，包括那些留在农村的国内流离失所者。今天，该国农业依然处于历史最低谷，约半数人口无法满足自身的日常粮食需求。

另一个案例是伊拉克。2016年由于谷物产区大部分被叛军直接控制，影响人们购买农业投入物、谷物收获和各项产后活动，导致农业产量持续下降。[63] 冲突前，尼尼微和萨拉赫丁地区生产的小麦约占全国小麦年产量近33%，大麦年产量38%。2016年2月的一次评估发现，萨拉赫丁区70-80%的玉米、小麦和大麦生产已遭到破坏或摧毁，而尼尼微区通常用于小麦生产的土地已有32-68%遭到破坏或摧毁，用于大麦生产的土地有43-57%被破坏或摧毁。

当冲突和内乱严重干扰和阻碍贸易以及货物和服务的流动时，它也会对粮食供应产生负面影响，推高商品价格，从而对粮食获取产生不利影响。冲突会干扰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市场流通，造成供应短缺，推高物价，破坏市场功能。冲突也会影响人民的人身安全，甚至是那些并未作为战士或暴力受害者直接参与其中的人，[64] 因为冲突会阻碍消费者去往市场，或阻碍贸易商销售商品。此外，故意阻断贸易路线或阻止人们进入被包围地区也会导致市场崩溃或市场功能受阻。

冲突还可能影响粮食库存，因为库存设施可能变得不安全或面临被损毁或抢劫的风险。但新的市场结构也可能出现。由于政府机构无法正常运作，给非正规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伴随而来的风险是一些团体可能在牺牲他人的前提下获取巨大利益。例如，一些团体可能控制粮食链的全过程，人为抬高价格，或者可能出现一个通过非正规价值链运作的完全公开的黑市。

南苏丹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能明确说明冲突会对农业和粮食系统造成破坏性影响，同时还能展示冲突如何与公共卫生等其他因素相互结合，最终破坏生计，并随着冲突强度不断加大，导致国家快速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见插文7）。冲突和冲突风险会阻碍公共和私营部门对农业生产和营销活动的投资。[65] 在面临冲突引发的经济收缩和公共资金短缺时，政府往往会削减对农业发展的投资，或将资金挪作他用，用于冲突相关支出（如用于军事行动）。

国内和外国私人投资也对农业和具有农业发展潜力的地区失去兴趣，即便在冲突和暴力消退以后也是如此。在冲突的根源本身就在于对生产性土地或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竞争时，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

人民流离失所造成的影响

冲突还是导致人民流离失所的一个主要原因，流离失所者是世界上最弱势的群体之一，遭受着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足。

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称，2016年世界上估计共有6400万流离失所者，其中1600万为难民，3640万为国内流离失所者。被迫流离失所者大多数集中在非洲、近东和南亚的发展中国家。世界上半数以上的难民来自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来自阿富汗、索马里和叙利亚的流离失所者主要被邻国接收，这些邻国分别为：巴基斯坦和伊朗；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世界上的国内流离失所者多数集中在叙利亚、哥伦比亚、伊拉克、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肯尼亚和黎巴嫩等发展中国家目前接收了世界难民总数的近80%。[66]

随着战争和迫害现象不断增加，全球流离失所者人数已创历史新高。目前，每113个人中就有1人为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或寻求避难者。过去五年，至少有15起冲突爆发或重新爆发，其中有八起发生在非洲（布隆迪、中非共和国、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亚、马里、尼日利亚东北部和南苏丹）。[67]

《2017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表明，2016年有1530万人因冲突引发的六起最严重粮食危机而流离失所（图18）。除了冲突直接引起的流离失所外，暴力冲突还会导致生计中断、人民被迫为生存迁徙等。此外，由于人民被迫生活在不健康环境和过分拥挤的住所，并可能难以获得水、卫生设施和医疗服务，因此冲突还可能加大患病风险。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最近一项研究发现，粮食不安全最严重且正在经历武装冲突的国家同时也是难民输出最多的国家。[68] 该项研究估计，冲突每持续一年，外流难民数量会增加0.4%，而粮食不安全每持续一年，外流难民数量会增加1.9%。研究还发现，当冲突与贫困交织在一起时，粮食不安全会提高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和强度，从而可能引发外流难民数量的快速增加。插文9从叙利亚人民流离失所的视角出发，着重介绍了该项研究的部分节选内容。

流离失所群体还会给接收难民的社区和接收国的资源造成巨大压力，但这取决于具体规模和接收社区的具体情况。在接收了大批难民的国家里，如黎巴嫩接收了150万名难民，这给当地的住房、劳动力市场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和供应量都造成了巨大压力（见插文10）。[69]

应对策略、抵御能力以及性别和社交网络的作用

抵御能力是一个重要概念，它有助于应对冲突，确保冲击和应激因素不会对粮食安全和营养造成长期影响。人们普遍认同抵御能力是三种能力的集合体，即适应能力（如应对策略、风险管理、储蓄小组）、吸收能力（资产利用、态度/动机、生计多样化、人力资本）和变革能力（治理机制、政策/法规、基础设施、社区网络、正式安全网）。[70] 这三大能力决定着个人、家庭、社区和机构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应对和适应冲突造成的影响。

个人和家庭的应对策略

实证表明，在冲突和暴力背景下，多数应对策略都极为受限，[71] 迫使个人和家庭采用具有破坏性、结果不可逆转的方案。人们通常首先会采用结果可逆的短期应对策略，如小幅调整饮食结构、减少进餐次数等。但随着应对策略逐渐被用尽，粮食不安全加剧，各家各户很可能会采用更加极端、更具破坏性、结果不可逆转的应对策略，如变卖家畜或农具等生产性资产。重度和/或持续的冲突可能最终会导致应对机制彻底崩溃，引发迁徙、穷困，极端情况下甚至导致死亡和饿死。应对机制和失去生计手段继而还会破坏地方和国家经济。

然而，在很多案例中，生活在冲突中的个人和家庭也能在克服暴力影响后生存。[72] 处于危险环境中的家庭通常会采用事前风险管理和事后风险应对策略相结合的办法来应对冲突。[73] 常用策略包括：土地所有权和作物种植多样化；将粮食存储至来年；变卖牛只和土地等资产，而这些资产原本可以累积起来，作为发生突发事件时的防备；从村里的放贷人或其他放贷人那里借款；从非正式互助网络（如家人、朋友、邻居、殡葬团体）获得赠与和转账。

虽然有实证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各家各户似乎都会逐渐学会如何在冲突中生存，但这往往只是低收入水平下的生存。[74] 例如，在哥伦比亚地方武装派系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农户会转向能产生短期收益但利润低的生产活动。但随着暴力不断加剧，农民会转向自给自足型生产活动，以保障自身的基本粮食安全。其原因可能是生产性土地的获取问题，放弃易受冲突影响的创收活动，或避免积累可能会成为负债或目标的资产。[75]

其他应对策略还可能包括在失去生计手段后为了生存去参战、抢劫、支持武装团体、参与非法活等。

冲突背景下粮食安全和营养事务中的性别问题

性别问题对于评估冲突如何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而言十分重要，因为男性和女性通常在家庭层面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发挥着不同作用，承担着不同责任。冲突往往会改变性别作用和社会规范。成年男子和男孩更可能参与作战，更容易面临被迫入伍的风险，更容易被社会灌输男子汉特有的暴力概念。[76] 随着暴力的常态化，尤其在持续冲突背景下，这种情况不仅会让他们面临更大的丧生或终身残疾风险，还会阻碍维持和平努力。

男性参与冲突后，女性就要承担起维持家庭生计的更大责任，包括帮助家人获取食物、营养和医疗服务。冲突往往会带来更多性暴力，多数都针对女性。此类暴力和创伤不仅会对女性造成直接伤害，还往往会影响她们支撑整个家庭的能力。

农村女性获得的资源和收入相对有限，这使得她们更为脆弱，因而更容易采用较具风险的应对策略。这些策略可能会影响她们的健康，继而破坏全家的粮食安全，因为她们的食物生产和烹煮能力会因为疾病而减退。[77] 在危机情况下和在难民中，每五名育龄妇女中就有一人可能怀孕。一旦医疗体系受损，且粮食安全状况恶化，那么冲突就会将这些妇女和她们的婴儿置于更大风险之下。[78]

现有实证进一步表明，冲突会增加女性劳动力的人数。其原因可能是男性劳动力死亡或失踪，也可能是失去了冲突前男性家庭成员开展创收活动时所需的资产，如土地或家畜，它们可能在冲突中被偷或被毁。[79] 儿童在家庭和社区中的作用也可能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很多儿童会面临被迫在冲突中成为童工的风险。[80]

性别角色的改变也会对家庭福利产生有益的影响。当女性手中掌握了更多资源时，家庭食物消费量往往会增加，儿童营养状况会有所改善。女性经济赋权可能会让她们在家庭和社区层面的决策过程中更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例如，索马里的经验表明，在冲突中，女性对家庭创收的贡献率有所提升，同时增加的还有她们对决策的影响力。[81] 同样，在波黑、哥伦比亚、尼泊尔、塔吉克斯坦和东帝汶开展的国别比较案例研究发现，武装冲突促使女性劳动力人数增加，虽然很多女性从事低报酬、无需技能的工作，且往往处于不安全的劳动条件下。[82] 此外，当女性选择当自我就业的农民时，她们往往发现自己的收入机会十分有限，无权拥有或继承土地，难以从市场上获得投入物或信贷。在这些情况下以及当冲突影响整体经济时，女性劳动力人数的增加就不太可能改善家庭福利和粮食安全状况。[83]

冲突对传统社交网络的影响

冲突会破坏传统体制的有效性，这种体制由各社区内部社交网络以及与邻近社区之间结成的社交网络组成。在很多情况下，正是这些网络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安全网和应对机制，保护人们免受冲击，而这些网络的崩溃可能成为引发严重粮食不安全的关键因素。

例如，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牧民社区传统上通过协商决定重要自然资源的分配使用，尤其在出现生态灾害时。主要的措施包括限制流动性，而这对于可持续草场和家畜管理十分重要。然而，冲突却导致这些传统社交和调解机制完全瓦解，从而破坏了牧民的应对机制，导致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场出现退化（见插文11）。[84]

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足会引发冲突吗？

要点：

粮食安全本身就可能引发暴力和动乱，尤其在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机构薄弱的情况下。

食品价格突发性飞涨往往会加剧出现政治动乱和冲突的风险，典型案例是2007-08年40多个国家爆发粮食暴动。

气候相关事件，尤其是干旱，往往会从供应和获取两个方面破坏粮食安全，而这会加大发生冲突的风险，尤其是在不同人群之间存在较深分歧或缺乏应对机制时。

对自然资源的竞争会对脆弱农村家庭的粮食安全造成破坏，可能会在冲突中进一步加重。

虽然人们普遍认同冲突会造成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足，但逆向关联却并不明显。人们并未发现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足本身会成为引发冲突的单一原因，但它们可能会加重会引发冲突的其他不满情绪或政治、社会或经济因素。当冲突导致粮食安全和营养形势恶化时，就可能引发一个恶性循环，继而加大冲突不断深化和延长的风险。[85]

本节将分析现有实证和案例，帮助确定哪些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足相关因素会引发、加剧或延长冲突，尤其是食品价格上涨、极端天气事件、对土地或资源的竞争。但实际影响总是与具体情况下其他冲突推动因素相互作用的。

会引发冲突、决定着粮食不安全形势变化的推动因素和限制因素

要想确定粮食安全形势变化是否可能引发暴力冲突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原因在于数据缺失和冲突的具体性质。但有几项研究已经发现，粮食不安全如果和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就会增加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例如，世界粮食计划署最近开展的一项研究对25年的周期进行了一次评估，发现食物不足是引发武装冲突的主要决定因素，如果粮食不安全和贫困交织在一起，就会增加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和冲突强度。[86]

另一项研究分析了冲突爆发前的社会经济条件，结果发现在社会经济指标处于低水平的国家里，如儿童死亡率、贫困率、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足率较高，冲突的风险也通常较高（图19）。[87] 相反，同一项研究还发现，人均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安全水供应等水平则不会增加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虽然这项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并未提及因果关系，但它的确表明，在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国家中，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如果加上收入低，那么营养和健康状况差等因素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或初级产品出口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率等因素相比，与冲突爆发之间有着更密切的关联。[88] 此外，据此项实证表明，粮食不安全水平较高的国家在摆脱冲突后在十年内重新陷入冲突的可能性比那些粮食不安全水平较低的国家要高40%。

采用冲突和粮食不安全全国平均值进行跨国比较的做法往往会忽略地区性不平等和当前很多冲突的局部属性（见第30页“为何重视冲突、粮食安全与营养之间的关系？”一节）。但较为详尽的案例研究分析确认，贫困、饥饿和粮食不安全，加上收入、土地和其他物质分配高度不平等，会激发人们的愤怒、绝望、不公平等情绪，使不同阶层之间缺乏社会公正。

此类情绪可能随后被一些个人和团体利用，目的是煽动暴力。[89] 如上文（见第30页“为何重视冲突、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关系？”一节）所述，冲突会给粮食安全和营养造成巨大影响，尤其是因机构应对能力薄弱（脆弱性）而造成冲突长期化和复杂化的情况下。机构脆弱和治理不力是为什么类似的外部冲击会在一国引发暴力但在另一国却不会引发暴力的原因所在。研究表明，在2007-08年的食品价格危机中，爆发群众抗议的可能性在那些被划为处于脆弱状态的发展中国家中相对较高。[90]

粮食不安全或由此引发的相关威胁是激发不满情绪的一项不利条件，会导致绝望和愤怒情绪，最终促使人们采取反社会行为。[91] 当包括粮食安全在内的人类安全受到威胁时，人们可能会采用暴力，尤其在缺乏正式或非正式机构就此进行调解以减少风险的情况下。这些不满情绪可能会因为对政府不信任而进一步加重，而这种不信任的起源往往是在面临粮食不安全时感觉未能获得政府支持。[92]

研究表明，从个人层面看，人们选择参与和支持武装团体，其目的可能是希望获得经济回报，尤其在对政府的扶持机制失去信心后。[93] 例如，在莫桑比克、秘鲁和塞拉利昂，叛军通过抢劫平民财产可获得回报。其他证据证明，穷困潦倒，如无力满足自身的基本营养需求，是参加叛军组织的原因之一。一项研究发现，在贫困率较高的马里北部，年轻男性由于持续感到自己被边缘化、缺乏谋生机会而参与该地区不断发生的冲突。[94]

但在就可能引发行为和冲突的任何一项推动因素下结论时，应十分谨慎。[95] 多数情况下，多重因素在共同起作用，其中三项最常见的因素如下：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极端气候影响、对自然资源的竞争。

食品价格大幅上涨

2013年，世界上共有7.6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96] 由于最贫困人口将一半以上的收入用于食品支出，所以即便是小幅度的物价上涨也会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实证表明，食品价格飞涨是引发抗议、暴动、暴力和战争等社会动荡现象的重要因素。[97] 多数实证出自对非洲的相关研究，[98] 其中一些将国际食品价格上涨确定为可能引发2010-11年所谓“阿拉伯之春”暴动的因素之一（插文12）。[99] 最近的几项研究表明，这一观点可能在更多情况下同样适用。[100] 目前尚不清楚仅食品价格一项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暴力冲突，尤其是一些历史事件表明，在暴力冲突背景下，大幅度食品价格上涨往往与其他不利的经济、政治因素同时发挥着作用。

认为食品价格与冲突之间存在关联的一种主要解释是消费者的不满情绪：高物价会制造或增加经济局限因素和/或（想象中的）相对剥夺感，继而引发不满情绪，最终导致冲突。第二种解释强调当国家无力保障粮食安全时，其权威性和合法性因此消失，人民开始通过行动表达对国家的不满情绪。[101] 最近几项分析发现，低收入国家政治体制的凝聚力在国际食品价格上涨时会被严重削弱，[102] 而非洲的食品价格上涨和暴乱也与政治压迫加重有着关联。[103]

历史证据证明，食品价格突发性飞涨会加大发生政治动荡和冲突的风险，[104] 以下案例可证实这一点，如埃及（1977年）、摩洛哥（1981年）、突尼斯（1984年）和约旦（1996年）。1988年10月阿尔及利亚的青年暴动和示威据说也对该国一党专政制度的垮台和民主改革的启动起到了间接推动作用，最终引发了1991年的内战。食品价格上涨、青年高失业率和财政紧缩措施都是引发抗议和社会动荡的关键因素。

随后，2007-08年和2011年的全球食品价格危机在40多个国家引发了暴动，这些地区因进口的基本商品成本上涨而影响了人们的实际收入（见图20）。[105]

粮食暴动造成严重政治后果的其他案例还有2008年海地总理雅克-爱德华•亚力克西辞职和2009年马达加斯加总统马克•拉瓦卢马纳纳遭遇政变。[106]在委内瑞拉，政局随着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供应短缺日益加剧而变得更加紧张，经济因油价下跌和石油收入下降而快速下滑，外汇储备不足给食品和基本商品的进口造成了障碍。[107]

粮食暴动往往首先在城市地区爆发，因为城市家庭主要从市场上购买食品，极易受价格变动的影响。但价格冲击并不一定会导致粮食不安全加剧，继而引发冲突。真正激发受影响人群参加战斗保护自身生计的因素是对可能会出现粮食安全形势恶化的风险预判，[108] 因此，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可能是粮食安全形势的变化，而不是粮食不安全程度。[109] 参加或支持冲突和叛乱的动力来自多项因素，而保障粮食安全不过是其中之一。粮食不安全可能会推动冲突不断延续下去：如果冲突后的恢复工作难以推进，粮食不安全依然严重，那么就可能加大冲突死灰复燃的可能性。[110]

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

气候相关事件会通过多个渠道从可供性和获取两个方面加剧粮食不安全。干旱是一个特殊案例，它会降低畜牧和农业生产率，从而增加潜在参战人员的数量，引发大面积不满情绪。[111] 严重干旱往往对当地粮食安全造成威胁，使人道主义形势恶化，继而引发大批人员流离失所，为触发或延长冲突提供温床。[112] 最近一项研究发现，随着干旱不断升级和持续，冲突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大幅上升。[113]

在多数情况下，干旱不会直接增加特定人群通过军事手段挑战国家政权的风险。但在以务农为生的低收入社区里，干旱已被证明会增加地方层面发生暴力和冲突延长的可能性，最终可能威胁社会稳定和和平。严重干旱是引发叙利亚粮食不安全和内战的原因之一（插文13），而埃塞俄比亚经济对降雨量变化的高度敏感性长期以来一直是该国发展所面临的一项主要挑战。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研究表明，降雨量较低与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加大有着关联。[114]

对亚洲和非洲在1989至2014年间的情况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生长季干旱每持续一年，冲突的风险就会增加，对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尤为如此（图21）。对遭受政治排挤的普通群体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在当地生长季中遭受0到5年的连续干旱会使发生冲突的预期可能性从12%提高到15%。随着气候不断变化，发生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也会增加，降雨量波动的风险也会增加。如果气候变化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它将对冲突爆发的风险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当人们（尤其是受歧视和边缘化的群体）缺少应对机制，难以避免干旱等事件对粮食安全和生计造成的影响时，与天气事件相关的冲突风险就会增加。这种情况下限制应对能力的核心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具有冲突历史，难以获得寻求替代生计手段所需的经济、社会资本。气候引发的作物减产或草场缩小都意味着收入大幅减少，而物力和人力不足则会减少可供选择的外部方案，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然而，光看到这一过程是无法解释暴力冲突是如何爆发或延长的。种族问题是社会认同和政治偏好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主要常见划分界线。当今多数国内冲突都围绕种族界线展开，种族冲突自冷战结束以来已大幅增加。[115]

对自然资源的竞争

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矿产等高价值资源）与冲突之间的联系已被充分记录。在治理不力导致资源只让少数腐败政客或某些种族或政治团体受益而非普通大众受益时，这一联系显得尤为突出。这种情况会阻碍国家的发展，抑制对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投资，导致困难家庭被进一步边缘化，加剧不平等现象。

对土地和水的竞争一直被认为是引发冲突的潜在因素，因为土地和谋生所需资源的失去、劳动条件的恶化以及环境退化都会对家庭和社区的生计活动产生负面影响。有人估计，在过去60年里，40%的内战与自然资源有关。自2000年起，约48%的国内冲突发生在非洲，发生的背景为农地对于很多人而言是生计不可或缺的基础，土地问题在30次冲突中的27次中发挥了主要作用。[116] 有时冲突的根源并非对土地的竞争，而是农民被武装团体驱离了自己的土地：例如，在哥伦比亚，农民受到系统性驱逐，导致流离失所（插文14）。

达尔富尔的冲突往往被认为一定程度上由气候变化引发，更具体而言是由干旱引发。有人认为，降雨量减少和土地退化加剧了对草场、农田和水的竞争，最终升级为2003年的内战和人道主义危机。[117]

在非洲之角，对水和草场的竞争是该地区引发牧民和农民之间局部冲突的常见原因。使水、森林、土地和矿产不断减少的原因是退化、过度利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尤其是气温上升的威胁。很多地方的社区间冲突是各社区竞争日益稀缺资源的结果，而该地区的荒漠化现象已导致适合农业和草场生产的土地供应量减少。因此，竞争变得愈加激烈，尤其在干旱年份，牧民们被迫使用非传统迁徙路线，为家畜寻找水源。[118] 2015/16/17年度降雨稀少意味着牧民们不得不将畜群赶到肯尼亚的自然保护区和农地，因此与当地人口发生了冲突。

在马里，干旱和半干旱条件以及不断变动的沙漠边界往往引发农民和牧民之间发生致命冲突。政策支持扩大农业生产，对牧民不利，而对资源资源获取的限制和政府采用的压制措施都成为强化牧民不满情绪的因素。2012年马里北部爆发的一次冲突正好与影响全区范围的一场干旱同时发生，约350万人受到影响。再加上政治动荡，干旱最终导致近30万人流离失所，包括16万多人逃至邻国布基纳法索、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119] 随着几万头牛羊因干旱而死亡，而政府又未能为牧民提供任何救助，很多图阿雷格人的生计被彻底破坏，大量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和粮食不安全中，继而促使叛军派系的扩大，同时有些人被迫去偷盗和抢劫。

粮食安全和营养在维持和平中的作用

要点：

旨在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及时的冲突敏感型干预措施有助于维持和平。

要培养和加强抵御冲突的能力，就必须帮助各国和各家庭预防、预测、防备、应对冲突，并在冲突后实现恢复。

如果能够在实施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时，将其纳入包括多部门、人道主义、发展和和平措施在内的一整套方案，就可能对和平产生更加可持续的影响。

提供给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很多都以人道主义援助的形式出现，侧重于短期应对措施，缺乏对长期抵御能力建设和防备能力的投资。

上文的“冲突如何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一节（见第39页）表明，冲突会严重影响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足。虽然逆向因果关系缺少充足的实证证明，但“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足会引发冲突吗？”一节（见第52页）表明，粮食不安全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引发和延长冲突。本节将分析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投资（包括培养和加强生计抵御能力和制定以风险为依据的计划）会如何有助于预防和缓解冲突，并可能为维持和平做出贡献。同样的措施还将有助于缓解冲突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

如果粮食安全和营养对抵御能力十分重要，那么，有助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干预措施和相关进程是否会影响冲突和和平进程？是否能找到具体途径来推动维持和平？

通过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实现和平

对于反复出现危机地区的粮食安全和营养而言，通过促进可持续和平来提高抵御能力十分关键。[120] 但目前对粮食安全和营养在预防或缓解冲突以及促进维持和平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我们仍知之甚少。有关冲突如何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以及长期贫困、匮乏、被剥夺会通过哪些渠道引发或延长冲突的相关研究表明，我们可以通过潜在的干预措施来支持和平进程，帮助预防冲突的出现。

首先，改善粮食安全的干预措施能有助于弱化引发冲突的因素，包括可能促使个人支持或加入武装团体或参与非法活动的动机。其次，食品价格的稳定和地方粮农市场的恢复有助于帮助弱势个人和家庭减轻冲突的影响，包括通过帮助受冲突影响的人们重新进入市场。

还需要通过更多工作了解这些途径。然而，由于农业是受冲突影响国家中大多数家庭的主要谋生手段（见第39页“冲突如何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一节），因此振兴农业、促进经济增长、加强粮食安全、改善人民的营养状况等方面的努力都可能对维持和平产生积极影响。应快速帮助小农，无论男女，在冲突后重新投入到生产性活动中，尤其在脆弱背景下。旨在加强当地人口在农业和粮食安全相关决策过程中参与度的政策至关重要。[121] 社会保护，包括实物和现金援助，都能提供宝贵的和平红利，为恢复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和重建社会资本做出贡献。[122]

对一些案例研究进行分析后发现，社会保护能直接解决导致受影响社区中发生冲突的深层根源。[123] 通过“以劳动换现金”的方式提供社会保护有助于建设生产性基础设施，提高政府和其他地方部门的技术能力，而两者结合在一起，就能为营养和健康打造一个有利环境。要想确保在冲突中和冲突后有效提供援助，我们面临着巨大挑战，目前包括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内的联合国机构正在努力就整个联合国做出的努力如何才能有助于加强和平寻求答案。[124]

2006年，联合国秘书长曾在有关预防武装冲突的进展报告中指出：“…解决粮食不安全和相关的农业产量不足及资源短缺问题有助于稳定脆弱的局势。一个挨饿的人一定是愤怒的”。[125] 这一观点在2016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有关和平建设的决议中再次得到强调，决议中提出了“维持和平”这一概念，作为解决冲突根源的统一框架。[126]

认识到应通过政策和行动来应对和防止可能出现的问题后，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于2015年通过了《长期危机中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CFS-FFA）。《行动框架》中提出了一项以冲突敏感型方式应对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足、通过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干预措施促进和平的具体原则。[127]

维持和平的概念在最近的国际对话和政策讨论中已得到进一步认同。它包含旨在预防冲突爆发、升级、持续和反复的各项活动，包括解决根源问题，努力实现恢复、重建和发展。虽然经济振兴以及具有强大抵御能力、可持续的生计都是维持和平所采用的协调、连贯方法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但这些组成部分应该与确立政治进程、提高安全性、重建法治及尊重人权、恢复社会服务和支持政府核心功能等结合起来。[128] 因此，有利于粮食安全和营养以及农业生计的干预活动具有良好机遇，能为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做出贡献，不仅解决冲突的表面症状，而且还要解决其深层根源。

增强对冲突的抵御能力和维持和平的途径

要预防和减轻冲突反复的风险，有多项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干预措施可以利用。能打破粮食不安全和冲突之间关联的预防性干预措施包括保护消费者和生产者不受食品价格冲击的影响，如通过价格稳定措施和社会保护措施来实现这一目的。另一种方法源自社会人类学，主张通过农业推动重建，从而让受到重创的家园和社区焕发新生，鼓励人们在冲突摧毁社交网络后重新凝聚在一起。[129]

冲突后的局势通常较为脆弱，十年内重新发生冲突的几率为40%。[130] 国际社会在努力维持和平时，应特别关注冲突后状况。但人们已开始意识到，维持和平已不仅仅是一项冲突后活动，而应成为包括冲突前、中、后在内的整个冲突循环中的一个重点。冲突通常不是一种线性、有前后顺序的过程，而是在强度上不断升级和降级的过程，往往呈周期性，某些时段和某些地方会出现相对和平和稳定。

认识到这些复杂性后，我们就可以找出相关途径，通过这些途径，让生计支持措施以及粮食安全和营养起到增强对冲突的抵御能力、促进维持和平的作用：

▸ 生计支持措施，其特点是能够解决引发冲突的根源和推动因素，能够推动人们重新投入生产性经济活动，此类措施包括现金补助和社会保护；

▸ 受推广的社区措施，其特点是能够帮助建立各种关系和增强社会凝聚力，提升人们的期望、自信心和信任；

▸ 有助于增强机构和当地行为方能力的干预措施，以改善治理，提供公平的服务。

这些途径中有一些是相互作用、相互重叠的，多数情况下需要结合使用（见插文15）。此外，这些干预措施还要适应当地具体情况以及冲突的具体背景和性质。

由于冲突通常与其他冲击同时发生，因此同时还需增强对这些冲击的抵御能力。[131] 例如，为增强对干旱的抵御能力而开展的努力可能包括引入耐旱作物、集水、生计多样化、推广风险型保险。对经济冲击的抵御能力可通过社会保护和生计干预措施提高购买力来实现。为增强对多种粮食安全冲击的抵御能力而开展的努力还应包括国家层面的干预措施，以便提高政府在关键领域的能力，如粮食安全、紧急情况防备和应对以及卫生、营养、教育、水、卫生设施等基本服务的交付。

粮食安全和农业生计支持

在设计粮食安全干预措施时，应先确定和应对可能引发冲突的根源，如自然资源管理、土地和水的获取、低收入和高失业率等。干预措施可包括生计支持、修缮遭冲突毁坏的基础设施，或提供现金和粮食援助帮助各家各户避免采用暴力。同样重要的是，要投资于强化现有系统和能力，以降低长期应急援助的必要性。联合国和平建设支助办公室最近开展的一次评估已认识到要通过改善基础服务交付来促进维持和平，包括教育、粮食安全、卫生以及水和卫生设施等服务。[132]

基于生计的和平红利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利比里亚生计资产恢复计划（2009-2012年）”由粮农组织提供支持，目的是帮助农村社区建设和重建灌溉系统、道路以及农产品加工设施。这一计划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和粮食供应量，增加了农户的收入和粮食获取，从而解决了引发冲突的几项根源。从短期看，该项目为失业的农村青年提供了劳动机会，化解了冲突后重建这一关键阶段中可能引发冲突的直接诱因。[133] 约90%的受访者表示，相信这些短期工作机会能有助于推动和平与和解。[134]

在另一个案例中，为应对索马里2011年的饥荒，粮农组织大幅扩大了为索马里中部和南部提供的“以劳动换现金”干预项目。此后，粮农组织通过一系列旨在增强弱势群体抵御能力的活动，继续为几千个家庭提供支持，而不再局限于提供短期粮食安全支持。在政府功能丧失的情况下，粮农组织为该国提供了各项基本服务（如牲畜疫苗接种），同时还通过“以劳动换现金”计划实施了一项大型农村设施建设和重建项目（如集水区、灌溉渠）。这些农村资产之所以被选中作为项目内容，是因为它们具有增强农牧民对冲击抵御能力的潜力。[135]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尼泊尔受冲突影响人群粮食援助计划（2007-2010年）”通过为干预措施提供支持，帮助重建受损的生产性农业基础设施，培训农民的农业技能。粮农组织为2006年内战结束后启动的这一计划提供了帮助。干预措施提高了受影响农户的收入，缩小了收入差距，从而解决了引发冲突的根源。[136]

“苏丹西部资源管理计划”由国际农发基金资助，它致力于在北科尔多凡州、西科尔多凡州和南科尔多凡州建立一个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在苏丹西部，不同民族和不同生计阶层之间为争夺稀缺的自然资源一直不断爆发冲突，每年都会夺去几十条生命。该计划正在努力开发一项高效、公平、环保的自然资源治理结构，以减少该国五个目标地区中游牧社区和定居社区及农民之间有关自然资源的纠纷。计划已开展一系列活动来改善生计，推动生活在家畜迁徙路线沿线不同群体之间和平共处，包括设立冲突解决中心，2015年报告的冲突中，有92%得以解决。同时，该计划还大力投资于土地划界（4000多公里的放牧路线）、放牧路线和牧场的恢复、集水、社区适应计划、储蓄小组以及支持小企业实现多元化生产。[137]

联合国建设和平基金（PBF）已为多地的干预措施提供了支持，以消除引发冲突的推动因素，恢复农业生产，重建生产性资产，[138] 同时，“燃料和能源安全获取计划”也通过增强生计的抵御能力和在流离失所者与接收社区之间牵线搭桥，从而减轻了因争夺自然资源而出现的紧张局势。[139]

以人为本、经协商确定的方法也能用来解决土地获取、利用和管理等问题。例如，粮农组织与地方政府机构、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共同合作，为南苏丹和苏丹被争夺的阿卜耶伊地区的丁卡人和米塞里亚人提供兽医服务和疫苗接种服务，[140] 有效地促进了社区间对话的重启，最终促使达成了一项地方和平协议。[141] 不同群体往往相互指责对方是动物疾病爆发的源头，可能就此引发暴力。因此，加强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基本稳定对于可持续重建和发展规划而言至关重要，阿卜耶伊地区的“安全风险管理进程”就是这方面的范例。[142] 不同群体之间通过互动解决共同问题往往是确立信任和合作关系的起点，从而推动冲突各方就敏感话题开展进一步合作。

社会保护

社会保护体系如合理设计，就能有助于克服应对过程中人道主义紧急援助和发展支持之间经常相互分离的问题。[143] 对贫困家庭而言，能获得可预见、足量、定期的现金补助能保护自己在短期内免受冲击影响，从而最大限度避免采用会造成长期后果的负面应对措施。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保护可通过帮助弱势家庭更好地管理风险，最终引导他们对生计活动进行投资，增强人民对未来威胁与危机的抵御能力。[144] 在多个国家，学校供膳计划已对维持和平做出了贡献，尤其在冲突后阶段。社会保护有助于让人们感到一种有序感和常态感，同时还有助于保障平等和加强受冲突影响人群的凝聚力。[145]

非正式社区支持机制往往是冲突时的首选对策，但也会因此类危机被削弱。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进行的影响评价表明，国家现金补助计划能加强此类社区互助机制。现金补助能帮助受益人融入或重新融入大家庭和社区圈子，缩小贫困家庭和富裕家庭以及地方机构之间的社会差距。[146]

菲律宾最近的一项研究提供了试验性实证，发现与对照组中各村相比，有条件现金补助[147]大幅减少了试点组各村与冲突相关事件发生的次数。研究发现，“菲律宾家庭援助项目”已减少了暴乱对试点村庄的影响，虽然仍不能排除这也可能是暴乱将活动中心转向对照村庄的结果。

应因地制宜地认真考虑社会保护的交付和设计，将设计合理的宣传活动、认识教育活动、投诉机制、确定目标的透明度以及充分利用现有社会保护机制等各项因素综合在一起。

降低价格波动性，增强风险管理能力

抑制农产品和食品价格波动有助于增强生计对人为和气候冲击的抵御能力，同时避免食品价格飞涨演变成引发冲突的风险。

在宏观层面，这可能涉及就食品类商品投机行为制定更加严格的规则，将粮食储备制度化，以便在危机过程中稳定物价。这还包括投资建立价格信息系统，扩大信贷和保险市场。[148]

鉴于气候冲击、作物和牲畜价格大幅下跌与冲突爆发之间存在关联，因此应推广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作措施和生计策略，将其作为冲突预防工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牧民和半牧民的生计尤其值得关注。建立和扩大信贷和保险市场可有助于牧民更好地应对干旱，避免畜群受损，更重要的是，这还能够帮助他们在必要时重新补充畜群。牧民还可能需要资金和技术支持，使自己的牲畜更耐旱，更有销路，从而为应对未来更频繁、更严重的干旱做好准备。

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已为增强非洲之角抵御能力制定出三套相互关联的策略：（1）强化生产部门；（2）改善基本社会服务；（3）建立生产性安全网。[149] 苏丹的实证表明，为长期受粮食不安全、种族间和跨境暴力影响的偏远地区提供卫生、教育和人身安全有助于保障和平和长期抵御能力。

性别敏感型方法和女性在维持和平和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

如“冲突如何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一节（见第39页）分析所示，暴力冲突会对男性和女性产生不同影响。在为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制定经济复苏和和平过渡相关政策时，应从角色转换和责任的角度认识到这种不同影响。

包含具体性别平等规划措施的干预活动不仅能强化女性赋权，还能有效促进粮食和营养安全。女性的作用往往被低估，她们的需求被边缘化，因此将女性作为粮食援助和社会保护的受益人，除了能帮助女性及所在社区完成农业生产外，还有助于大幅提升家庭抵御能力，维持和平。

推动女性获得经济赋权，向限制女性获得资源、服务或决策权的歧视性社会规范发起挑战，可能有助于缩小农业领域中的性别差距，对建设和平、包容的社会做出长期贡献。

例如，布隆迪依然深陷暴力和政治危机循环，导致粮食不安全，农业生产受到干扰。从国情看，该国75%的人口面临粮食不安全，90%以自给自足型农业为生。国际农发基金的国别计划致力于推动营养敏感型农业活动，以期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具体措施包括面向母亲的营养教育、蔬菜生产、畜牧发展、在社区自组小组中开展储蓄和贷款。该计划的目标群体是严重受冲突影响的家庭，同时还致力于女性扫盲和为女性提供有关如何提高自身的经济活动参与度的法律建议。[150]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151]不仅提及冲突对女性的严重影响，还提及女性在冲突管理、解决和可持续和平方面应该和实际正在发挥的重要作用。就这一决议实施效果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各国在支持女性参与选举、安全领域和将性别问题纳入政策主流等方面已取得大幅进展。但在其他领域，决议实施产生的效果相对有限，包括保护女性免遭冲突相关性暴力和保护在维和部队中服役的女性等领域。[152]

人们往往认为，女性首先是战争的受害者。但这一观点有失偏颇，因为女性还负责完成有助于促进和平的日常活动。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女性通过共同合作，能在不同宗教、种族、阶级之间和城乡之间开展沟通交流、打破隔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沟通交流已促使更多活跃的组织和网络不断涌现，同时为在更大人口范围内实现和平铺平道路。在布隆迪2000年签署和平协议后，女性组织得到了支持，通过广播节目交流各自的关切和信息。她们还接受了有关冲突解决的培训，最终促成建立了互助和冲突解决网络以及由女性经营的生产合作社。[153]

通过基于社区的方法增强信任和社会凝聚力

传统的冲突后政策与行动通常侧重于重建工作，这对于短期内提高农业产量十分重要。但最近的分析表明，政策还应着眼于为降低不确定性创造有利条件（见第39页“冲突如何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一节）。

重新确立法治和降低不稳定性对于提升对社区的信心和信任以及各家各户之间的信任十分关键。如果同时还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获得正规的信贷和社会保护，那么降低不确定性的做法还能帮助各家各户避免变卖生产性资产或做出不合理的种植决定，而是加大投资来提高收入和加强粮食安全。

提升正能量，改善人民生活

信心、希望和尊严是决定人民对未来的期望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因素，包括对社会合作和凝聚力的看法和态度，而这两项很可能对维持和平至关重要。[154] 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最新研究表明，期望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互动十分关键。[155] 这些发现已经为一些面向参与暴力冲突的年轻人的社会和个人技能培训项目提供了依据，以便帮助他们重新回头，提升自己的期望。

很多参战人员是来自农村的年轻男女，因此提高农业相关技能和提供所需资本对于粮食安全和收入十分重要，与提升正能量一样重要。侧重于农业的“利比里亚原参战人员重新融入社会项目”就为参与者提供吃穿、基本医疗服务和个人必需品，同时还为他们提供培训和农具、农资。评价表明，该项目让更多青年选择务农，减少了参与非法采矿的几率。项目参与者加入地方武装力量参与科特迪瓦突发暴力事件的几率也有所减少。[156]

就业机会有助于在武装部队解散后，帮助人们弥补身份、地位和收入方面的缺失，也有助于消除可能重新引发冲突的应激因素。2009-2012年在尼泊尔受暴乱影响地区实施的“建设和平基金-粮农组织-劳工组织以工作换和平联合计划”就把重心放在为农村青年创造就业机会上。该计划在冲突后重建和维持和平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提供新的创收机会，阻止人们再次参与冲突。同样，粮农组织在北高加索地区支持的一个农业生计机会也刺激了经济复苏，推动了社会复兴，提升了人们的获得感。[157]

现金补助计划也能促进受益人的心理健康，减轻压力和焦虑感，这一点已在约旦的难民群体中得到证实。定期支付、接收补助使得人们有能力为关键支出买单，这提升了人们的自尊，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压力和焦虑感有所减轻。[158]

社区联合规划与对话，巩固社会凝聚力

推动冲突中不同派系相互开展对话，让它们参与各项计划的规划实施工作，就能使粮食安全和营养干预措施取得更好的效果。有关维持和平的培训和认识提高活动同样也对干预活动取得成功有着重要作用。

例如，在很多受冲突影响的地区，世界粮食计划署与民间社会组织、各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代表定期开展生计规划磋商活动。在流离失所者与接收社区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的地区，此类措施活动能让冲突双方共同对粮食安全状况做出评估，并找到潜在办法来增强对冲击的抵御能力。

粮农组织支持的“迪米特拉俱乐部”在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加纳、马里、尼日尔和塞内加尔起到了改善农村人民生活、促进性别平等的作用。这些俱乐部为农村女性、男性成人和青年人提供了为应对共同挑战而开展社区层面对话和行动的空间。定性评估结果发现，农村的男男女女在行为、规范和观念上都已发生变化，其中包括：更好地获得信息和知识，采用新的农业规范，女性自信和领导力有所提升，更好地动员整个社区，社会凝聚力有所增强。这些俱乐部开展的讨论和取得的成绩已通过社区广播加以宣传，以激励其他社区。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经过多年的内战和持续动荡后，俱乐部已通过粮食安全、农业规范、艾滋病知识、家庭暴力等方面的信息共享，开创了全新的局面。俱乐部为女性提供了发声的机会，让社区齐心协力投资于改善自身生计。[159]

目前，由建设和平基金资助的一个旨在改善跨境合作的项目正在吉尔吉斯斯坦实施，项目把吉尔吉斯族和塔吉克族人组织到一起，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以资产换粮援”计划，共同修缮灌溉渠。灌溉渠能同时造福两个民族，而在同一个项目中开展共同管理和共同劳动则为互动、对话、合作和建立互信提供了空间，尤其是通过定期召开社区间会议。[160] 包括粮农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妇女署在内的其他机构也参与了该计划，共同推动社区间对话和参与。

机构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治理不力往往是引发冲突的因素之一，它会破坏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契约，开启或加剧歧视观念和实际不平等。如果再加上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应对危机和降低受影响人群所面临风险的能力薄弱，那么冲突对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足的影响就会愈加严重（见第30页“为何重视冲突、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关系？”一节和第39页“冲突如何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一节）。

通过粮食安全和营养干预措施强化机构

能增强各机构公平提供各项服务的能力的粮食安全干预措施有助于重新恢复人们对国家有效性和合法性的信心，同时提高人们维持和平和稳定的积极性。它也同样有助于提高非国家机构的能力 （如农民合作社、水用户协会、妇女团体、社区粮食银行小组等），以便为当地社区提供更好的服务。很多人认为，有效运作的机构是增强对冲击的抵御能力必不可少的条件。[161]

基本服务交付不力会破坏国家合法性，使冲突无限期延长。但与传统观念相反的是，服务交付的改善并不一定能够提高国家的合法性。[162] 安全生计研究集团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泊尔、巴基斯坦和乌干达开展的研究表明，服务质量差的确会破坏人们对国家的看法。同时，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只有在改进服务交付质量的同时提升其他形式的社会信任，包括让社区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才能让人民改变这种看法。服务交付和国家合法性之间微妙的相互关系也在其他地方得以体现，如体现在伊拉克的供水服务中。[163] 同时，改进服务交付质量还应避免使脆弱状态下的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否则可能会带来引发或重启冲突的风险。

强化区域和国家机构对于有效设计和实施粮食安全和营养信息系统以及灾害风险预防和减轻机制至关重要。在“全球抵御力联盟倡议”和“联合国萨赫勒综合战略”框架下，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其他伙伴方为被称为“协调框架（Cadre Harmonisé）”的信息和预警系统提供了支持，其旨在保障萨赫勒地区的粮食安全和营养。该系统于2008-09年由萨赫勒地区防止干旱常设委员会建立，目前在该地区17个国家运作，定期编写粮食安全形势报告，及时为决策者提供依据。因此，该区域各国政府和人道主义行动方都能获得可靠的数据，利用这些数据就如何预防、减轻、预测和应对反复的粮食危机做出决策。例如，该系统就尼日利亚东北部博科圣地相关暴力行动所引发的粮食安全危机定期发布最新消息。

最近，粮农组织支持科特迪瓦制定和实施了一项农村地区土地权属安全政策。该项政策被认为对该国的冲突后局势至关重要，由土地权属引发的紧张局势已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可能引发不同社区之间的冲突。通过由各社区、传统主管部门和行政主管部门、非政府组织、发展伙伴和国家政府共同参与的一种方法设立了一个自治机构，负责实施该项政策，同时还推出了一项有关农村土地权属安全的宣传策略。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已得到确认，这有助于鼓励农业企业恢复生产，因为土地纠纷已不再是个大问题。[164]

官方发展援助为粮食安全和维持和平提供支持

从人道主义支持到发展支持？

上文提及的很多有关干预有助于增强抵御能力和维持和平的案例都由官方发展援助（ODA）和国家扶持资金共同支持。但官方发展援助对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的支持一直十分有限。

官方发展援助通常以人道主义援助的形式进入处于冲突或持续危机的国家。2012-14年间，七个处于持续危机中的国家接收的官方发展援助中，平均有30%以上以人道主义援助的形式提供，而有四个国家接受的官方发展援助中超过45%以这一形式提供，叙利亚的比例则高达79%；如果持续危机和冲突叠加，这些比例就会上升近20%。与未受冲突影响的国家相比，受冲突影响国家得到的人道主义援助在官方发展援助总量里所占的比例要高3.5倍。[165]

约80%的人道主义呼吁与冲突相关，多数属持续性冲突。近年来，已经有人提议为持续危机建立更长期、更可预见的供资机制，便于应对长时间或不断反复的需求，帮助受冲突影响的社区提高抵御能力。[166] 但上文提及的数据表明，过去十年里，在将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援助结合起来纳入长期政策和规划框架这一点上，似乎并未出现明显变化，虽然人道主义援助的总量一直在增加。实际上，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出现在2015年，估计达280亿美元，已连续三年保持总量增加。过去十年里，人道主义援助总量已稳步上升，尤其在持续危机背景下（近60%）和受冲突影响的背景下（近50%）。

努力实现多年规划和供资

要想将面向冲突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援助更好地结合起来，就必须让捐赠方做出较长期承诺。向多年规划转变已经在一些持续危机和冲突背景下成为现实。到2015年，已批准15项为期超过传统一年期限的混合型呼吁或人道主义行动计划。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和苏丹目前都在开展多年规划，有些已经进入第二个三年周期。叙利亚的“地区难民和抵御能力应对计划”中也包含了2017年和2018年的内容。

虽然是否应以多年为周期开展规划似乎是人们普遍争论的话题，但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更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人们依然担忧的是，到底目前有多少官方发展援助可实际用于多年规划和供资。例如，2015年，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估计，在萨赫勒地区2014-2016年人道主义应对计划项下的527个项目中，仅有9%可视为属于多年周期的一部分。[167] 但另外也有令人鼓舞的实证：2014年，向世界粮食计划署做出的多年捐赠已增至6亿美元，占总捐赠额近11%。这自2010-11年以来已增加了三倍，主要归功于与捐赠方达成的多年协议不断增加。[168]

为冲突和持续危机背景下的农业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

农业是生活在脆弱、持续危机和/或冲突背景下多数人民的主要生计手段（见第30页“为何重视冲突、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关系？”一节）。这充分突出了这些背景下增加对农业发展支持的重要性，因为它有助于促进重建，提高生计的抵御能力，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为打造和平、包容的社会奠定基础。

要想通过分析现有官方发展援助数据来详细评估用于受冲突影响地区增强抵御能力的具体干预活动的国际资金并非可行之举。而从更加粗略的角度看，在持续危机背景下，粮食安全和营养直接相关的各部门2012至2015年间获得的用于发展的官方发展援助所占比例相对较低：农业占5.8%，水、卫生设施和个人卫生占3.8%，基本卫生服务占7.4%，教育占2.1%。值得注意的是，受冲突和持续危机影响的地区获得的农业发展援助平均占比大大低于其他最不发达国家8.1%的水平。[169]

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虽然资金总量已大幅增加，但与不断增加的资金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对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资金跟踪系统”的分析表明，“混合型呼吁流程”下2016年用于农业部门的供资量占资金需求量的27%，与2011年供资量占需求量58%的水平相比有大幅下降。对处于持续危机国家的供资比例相比之下情况稍好，为31%（图22）。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粮食部门，[170] 供资量从2011年占需求量的77%下降至2016年的51%，全球平均比例和持续危机背景下的比例持平。卫生部门在2011至2016年间也经历了供资量与需求量相比占比下降的现象。在其他关键领域，如水、卫生设施和教育，全球范围内预估需求量仅有不足50%得以满足。[171] 由于引发冲突的因素多种多样，且维持和平需要采取多项干预措施，因此所有部门都需要获得充足的资金，包括治理资金和维和资金。

多项研究证明，联合国维和支出有助于在冲突结束之后减少复发风险。虽然认识到经济复苏是实现长久和平的最佳途径，但加大维和支出仍能将冲突复发的风险从40%降至31%。[172]

对乌干达北部冲突后局势的分析（见插文16）就展示了和平进程与和平和重建投资的相互结合是如何在较短时间内大幅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

有关官方发展援助对维持和平所做贡献的启示

尽管最近在人道主义呼吁朝着多年规划和供资发展这方面已启动多项举措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对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总量的初步分析表明，仍有必要对不同供资工具和资源进行更好的“分层”。每个受持续危机和冲突影响的地区都应获得足量、结构合理的支持，以应对粮食安全和营养挑战，提高抵御能力，维持和平。应在人道主义、发展和和平几大支柱下充分体现这一点，其中可包括风险融资、和平行动、多边、双边、私营部门、技术合作、贷款、国内税收等手段。

捐赠方似乎并未把重点放在解决冲突的根源上。也就是说，从官方发展援助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情况看，处于冲突和持续危机的国家获得的农业发展援助相比之下少于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相类似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有责任帮助解决冲突根源，这些根源可能与农业和其他自然资源相关的纠纷有着部分关联，也与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状况的恶化有着关联。旨在提高抵御能力和维持和平的措施还有助于从为有需求的人群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转向减少此类需求和相关的人道主义支出。

这将意味着要更有效地加强人道主义、发展与和平之间的联系，争取共同成果。这一共同方法最近被称为“新的工作方式”，[173] 目前已成为整个联合国系统以及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和联合国发展集团内部及相互之间开展工作时的一项重点。作为行动和政策方面的一项艰巨挑战，这是一个渐进过程，但同时对于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进一步促进维持和平而言，这也是一项关键工作。

加大对维持和平的贡献

正如《2030年议程》、“新的工作方式”以及“和平承诺”[174] 中所强调的那样，全球已一致认同，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及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就必须让人道主义、发展与和平这几大支柱共同努力来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和平和稳定既是发展的推动力，也是发展的成果。能最有效重建和平和稳定的政策和战略正是那些能同时减轻发展压力和降低冲突风险的政策和战略，这样才能逐渐在和平和可持续发展之间建立起良性循环。推动各国经济发展和促进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平等，同时加强完善治理，都有助于解决引发冲突的根源。[175]

要想让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干预措施对和平产生可持续的影响，通常就必须将其作为不同部门间相互促进的一整套措施的一部分加以实施，最好由本国主导。这些措施包括正式的政治和平进程、机构建设和扶持、公正和安全、经济发展与就业以及公平提供各项服务。

总体建议

冲突会对个人和家庭粮食安全和营养（包括营养相关的患病和死亡）的直接和间接决定因素产生巨大的负面、破坏性影响。在考虑采取合理应对措施时，必须首先了解复杂的直接和间接渠道以及多重相关影响。这反过来又要求不仅要了解冲突的性质，还要了解冲突相关因素和生计的脆弱性。

为有效解决与冲突相关的引发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足的根源，减轻冲突风险，有必要投资开展多部门因果分析和制定干预措施，以解决长期和急性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足问题。应从以下各方面入手确保政策和计划的连贯性：

▸ 如果冲突和内乱引发了经济危机，继而破坏生产与增长，危及粮食安全和营养，那么就有必要采取经济政策应对措施。同时也需要社会政策来应对由于粮食获取和供应量减少对健康和营养带来的挑战。

▸ 尤其需要面向农业和粮食系统的政策和投资。当引发冲突的根源是对包括生产性土地或水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的竞争时，严重的经济危机就会随之而来。政策应着力于解决这些根源问题，努力减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预防对粮食系统、粮食安全和整体经济的影响。由于农业是很多受冲突影响国家中人民的主要生计手段，干预措施应重点投资于增强该部门的抵御能力。

▸ 有效为冲突中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支持应该成为政策议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世界上超过半数的难民来自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国内流离失所者也集中在这些地区。除了流离失所者之外，还应同时为接收地人民提供充足的生计和社会支持，因为他们的资源也因此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他们还要应对由于水、卫生设施和医疗服务获取不足而造成的疾病风险增加。

▸ 有必要扩大旨在增强对冲击和应激因素抵御能力的相关计划，以预防对粮食安全和营养造成长期后果。强化社会政策和保护体系十分重要，因为家庭自身的应对能力往往已经在暴力冲突情况下遭到严重破坏。如果没有此类政策，个人和家庭就可能参与极具破坏性、不可逆转的应对策略，对未来生计、粮食安全和营养造成威胁。

▸ 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及计划必须充分考虑男女老幼不同群体的具体需求和重点，并采取注重性别的方式保证不让任何人掉队。这将要求在制定干预措施时，认真开展性别分析，充分了解现有脆弱性和能力，为男男女女提供参与全过程的机会。

要想为上文提及的连贯的政策应对措施提供依据，就必须就冲突、粮食不安全和维持和平之间的因果关系建立起更好的实证基础（见插文17）。此外，冲突不断变化的性质和复杂性会对减轻饥饿和营养不足的相关努力和干预活动产生影响。在冲突背景下开展工作决不能按部就班，必须要采取一种冲突敏感型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应对饥饿和营养不良相关挑战。

由于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冲击也可能成为引发冲突的因素或使冲突复杂化，因此通过更具抵御能力的农村生计活动和措施来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就可能成为缓解冲突影响、减少冲突发生几率的关键手段。无论面临何种引发因素，各方在确定冲突应对措施时都应该考虑三大原则。在所有情况下，应对措施都应该促进扩大和平进程的范围，促进维持和平，采用冲突敏感型方法，确保女性的作用得到充分承认：

▸ 在冲突依然持续的地区，提供援助时必须保证不会加剧紧张局势，避免造成伤害，遵守人道主义援助，同时确保所有努力能有助于增强抵御能力，满足眼前需求。

▸ 在较稳定地区，重点应放在为当地和解和常态化提供支持，例如扶持生计，保护财产，重建基础设施，提供基本服务（即卫生、营养和社会服务），帮助各社区齐心协力，增强凝聚力，为分享和平相关经验教训提供平台。

▸ 在已签署和平协议的地区，必须保证支持措施能以连贯、综合的方式推动地方和全国性和平和发展计划的实施。

我们无法为所有受冲突影响地区提出最佳行动方向建议，但可以就最佳工作方法提出以下建议：

▸ 维持和平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想确定正确的途径，就必须从长远思考、投资和行动。粮食安全和营养干预措施与复杂的社会变革之间的相互作用与个人及家庭行为、社会规范、机构、市场运作以及集体行动都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

▸ 人道主义、发展和和平相关领域各行动方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加强密切合作，对于帮助受冲突和持续危机影响的人们解决冲突根源、增强抵御能力和找到持久解决方案而言都十分重要。

▸ 要想促进粮食安全、营养和可持续和平，就必须改变观念，采用更深思熟虑、更具预防性的方法，从短期、侧重产出的干预方法转向实现从战略上侧重于增强抵御能力的长期、可持续的集体成果。

▸ 在受冲突和持续危机影响的地区，必须推动采取发展行动来帮助人们尽快实现自立，增强对未来冲击（包括冲突）的抵御能力。这就要求更好地应对风险，及早行动，更灵活地安排资金，开展因地制宜、冲突敏感型的规划工作。

附件 1

方法说明

食物不足

定义：食物不足指一个人的惯常食物消费量不足以为维持正常、活跃、健康的生活提供充足的膳食能量。

如何报告：报告此项指标时采用的是食物不足发生率（PoU），即在参考期（通常为一年）内处于食物不足状态的人口比例估值。

方法：为估算某一人群的食物不足发生率，通常采用参数概率密度函数f(x)来确定惯常每日膳食能量摄入量（用千卡表示）的概率分布。一旦确定概率密度函数，就可以得出一个普通人每日惯常膳食能量摄入量（x）低于最低膳食能量需求量（MDER）（即低于能量需求量分布的最低容许范围）的累计概率，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DEC（平均膳食能量消费量）、CV（变异系数，反映粮食获取分布情况或不平等的分布情况）和Skew（偏斜度，决定分布的不对称性）说明人群的惯常膳食能量消费水平分布情况（详情参见www.fao.org/3/a-i4046e.pdf）。

数据来源：可利用不同数据来源估算该模型的各项参数。

膳食能量消费量（DEC）。某一人群中普通人的膳食能量消费量分布均值相当于该人群的人均每日食物消费水平。膳食能量消费量可通过该人群代表性调查中所获得的食物消费数据估算而来。同时，膳食能量消费量也可通过某一国家所有食品商品总供给量和消费量数据估算而来，每种商品在人类消费量中所占比例可通过其在膳食能量中所占比例和总量除以人口数得出。有关国家食品构成数据主要来源于粮农组织为世界多数国家编制的食品平衡表（参见http://www.fao.org/economic/ess/fbs/en/）。

变异系数（CV）和偏斜度（Skew）。估算变异系数和偏斜度时，最常用的数据来自各种多用途家庭调查，如“生活水平调查”或“家庭收入及支出调查”，这些调查都收集有关食物消费的相关信息。

最低膳食能量需求量（MDER）。人体能量需求量可通过基本代谢率下的正常需求量（表示为每公斤体重的需求量）乘以特定身高健康人的理想体重，再乘以体力活动水平系数得出。通过这种方式可计算出人口中每个性别年龄组的正常能量需求量范围。随后采用每一组别的人口数量作为加权，计算出某一特定人口组的加权平均最低膳食能量需求量，全国人口需求量也采用这一方法计算。

2016年食物不足发生率预测：2016年食物不足发生率估计数系通过预测该模型各项参数并对预测的参数应用上述公式计算得出。虽然对2016年各国食物不足发生率数值单独进行了预测，但为了减少可能出现的预测偏差的影响，仅报告了分区域、区域和全球的合计数。

膳食能量消费量预测。大多数国家的国家食物平衡表可提供的最新数据涉及2013年至2015年之间的某个年份。为估计至2016年的膳食能量消费量数值，使用了粮农组织商品及贸易司[1]主要商品 — 谷物、肉类、油籽和糖料的人均可供量数据，来估算从2013年、2014年或2015年（视国家而定）至2016年可能发生的总的食物可供量变化率。然后将该变化率应用于最新膳食能量消费量数值来预测其至2016年的数值。

变异系数预测。变异系数估计数系通过分析家庭调查中收集的食品消费数据得出。两个调查时期之间的年份使用了插值。2014年、2015年和2016年收集的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数据的分析结果用于估算这些年份变异系数可能发生的变化，然后再应用于根据调查数据作出的最新估算。

最低膳食能量需求量预测。最低膳食能量需求量系使用联合国人口司的总人口和人口结构数据、各人口性别组和年龄组的身高中位数以及其他国际参考统计资料计算得出。因此，预测的最低膳食能量需求量所依据的是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数据（2015年更新），以及人口和健康调查中获得的身高中位数的最新信息。

挑战和局限：虽然食物不足状态是个人现象，但由于概念和数据方面的考虑，该指标只能用来描述某一人群或人口的情况。因此，食物不足发生率就是对某一人群中处于该状态的个人所占比例的估计，它并不确定人群中哪些个人面临食物不足。

由于模型中每项参数的估计值推算均带有概率性和不确定性，食物不足发生率估计值的精确度通常较低。虽然要计算食物不足发生率估计值的误差范围是不可能的事，但误差范围可能在多数情况下超过5%。为此，粮农组织将低于2.5%的全国食物不足发生率视为不够可靠，不予报告。

参考文献:

1. 粮农组织。1996。《第六次世界粮食调查》“附录3”。罗马（另见：www.fao.org/docrep/012/w0931e/w0931e16.pdf）。

2. L. Naiken。2003。“主旨论文：粮农组织估计食物不足发生率的方法”。载于：粮农组织。《食物匮乏和营养不足的测量于评估国际科学研讨会记录 — 罗马，2002年6月26-28日》（另见：www.fao.org/docrep/005/Y4249E/y4249e06.htm）。

3. C. Cafiero。2014。《饥饿测量进步：粮农组织传统方法与最新发明》。粮农组织统计司工作论文第14-04号。罗马，粮农组织（另见：www.fao.org/3/a-i4060e.pdf）。

4. N. Wanner、C. Cafiero、N. Troubat和P. Conforti。2014。《完善粮农组织估计食物不足发生率指标之方法》。粮农组织统计司工作论文第14-05号。罗马，粮农组织（另见：www.fao.org/3/a-i4046e.p)。

用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FIES）来衡量粮食不安全

定义：本项指标所衡量的粮食不安全指由于缺少金钱或其他资源而导致个人或家庭层面粮食获取受限。粮食不安全的严重程度可采用粮农组织确立的全球标准“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FIES）来衡量。

如何报告：在本报告中，粮农组织提出两项不同的重度粮食不安全（FIsev）估计数：

▸ 人群中生活在至少有一名成人处于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的家庭中的个人发生率（%）。

▸ 人群中生活在至少有一名成人处于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的家庭中的个人数量估计值。

数据来源：自2014年起，已将由八个问题组成的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调查模块纳入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中，在140多个国家对成人人口（15岁及以上）中的代表性样本进行了调查，覆盖世界总人口的90%。在多数国家，样本包括约1000人，印度的样本量较大，为3000人，而中国大陆为5000人。

对加拿大、巴西、布基纳法索、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墨西哥、塞舌尔和美国，我们利用政府的全国调查数据，采用粮农组织的统计方法将国家调查结果调整成与全球参考标准相符的数据，最后计算出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估计值。

方法：数据经过验证后，就可以利用这些数据采用Rasch模型构建出粮食不安全严重程度分级表，假定受调者i就问题j给出肯定答案的概率为严重程度分级表上受调者的位置𝑎𝑖与该项目的位置𝑏𝑗之间距离的逻辑函数。

将Rasch模型应用在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数据上，就可能估计出每位受调者的重度粮食不安全概率，其中0 ≤ psev ≤ 1。

人口中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FIsev）就是样本中所有受调者（i）出现重度粮食不安全的概率加权总和：

其中wi是事后分层权数，表明样本中每项所代表的个人或家庭在全国人口中的所占比例。

由于盖洛普世界调查仅采集成人样本，因此根据相关数据直接估算出来的发生率仅适用于15岁及以上人口。为了估算出人口中（所有年龄段）个人的发生率和人数，就必须估算出生活在至少一位成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的家庭中的人口数量。这就需要采用《饥饿者之声技术报告》附件II（见下文链接）中详细介绍的多步骤程序。

重度粮食不安全（FIsev）区域和全球总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代表区域，FIc 代表该区域中国家c的粮食不安全估计值，Nc代表相应人口规模。如个别国家数值缺失，则采用同一区域中国家人口加权平均估计值来代替。

根据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确定了统一阈值（一整套根据2014-2016年盖洛普世界调查所覆盖的所有国家调查结果得出的项目参数值），并将其换算成相对应的当地值。在将每个国家的分级与全球标准对照调整时，采用的方法可称为“等同法”，可借此得出可用于衡量受调人粮食不安全严重程度的具有国际可比性的衡量标准以及具有可比性的国家发生率。

挑战和局限：当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估计值是以盖洛普世界调查收集的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数据为依据得出时，多数国家的调查样本量约为1000，那么置信区间很少会超过所测得发生率的20%（即发生率约50%时，误差范围为正负5%）。然而，如果计算国家发生率时采用了更大样本量，置信区间可能相对较小，分区域和区域国家汇总数估计值的置信区间也可能相对较小。为减少不同年份因取样差异所产生的影响，国家层面估计值为三年均值。

参考文献:

1. 粮农组织。2017。“饥饿之声”。载于：《粮农组织》[在线]。[2017年7月24日援引]。www.fao.org/in-action/Voices-of-the-Hungry/

2. 粮农组织。2016。《估计世界成人粮食不安全经历比率的方法》。罗马 （另见：www.fao.org/3/a-i4830e.pdf）。

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消瘦、超重

发育迟缓定义：年龄别（月龄）身高（厘米）比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低2个标准差。发育迟缓是长期营养缺乏造成的后果，可能会影响智力发育、学业和知识能力。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反映的是出生以来甚至出生之前营养不足和感染的积累后果。发育迟缓如何报告：国家发育迟缓发生率指年龄别身高比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低2个标准差的0-59月龄儿童所占比例。

消瘦定义：身高别（厘米）体重（公斤）比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低2个标准差。身高别体重低说明存在急性减重，反映出营养不均衡，通常由食物摄入不足和/或传染性疾病引起。

消瘦如何报告：消瘦发生率指身高别体重比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低2个标准差的0-59月龄儿童所占比例。

儿童超重定义：身高别（厘米）体重（公斤）比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高2个标准差。超重表明身高别体重过大，通常反映出食物摄入和能量支出之间不均衡。

儿童超重如何报告：儿童超重发生率指身高别体重比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高2个标准差的0-59月龄儿童所占比例。

数据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17。儿童营养不良联合估计数据 — 水平和趋势（2017年版[在线] 世卫组织。[2017年7月24日援引]。uni.cf/jme； www.who.int/nutgrowthdb/estimates2016/en/；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child-malnutrition/

方法：各国的代表性家庭调查（多指标集群调查、人口与健康调查、国家营养普查等）和营养监测系统是获取儿童营养指标的最佳原始数据来源。输入数据库前，必须保证这些代表性人口调查的样本量至少为400个儿童，并按照世卫组织标准汇报调查结果，或提供原始数据检索，便于再次分析。

由于各国人口规模不同，所以采用了加权分析的方法，确保各国调查估计数对区域趋势分析产生的影响与人口大小成比例。人口加权值的依据是《联合国人口展望》2015年修订版。我们就每个数据点获取具体调查年份的五岁以下人口估计值。如果调查时间较长，如从2013年11月到2014年4月，那么我们选取完成大部分实地调查工作的年份（在本案例中为2014年）作为提取人口估计值的年份。只有单个数据点的各国加权值是通过将调查时的五岁以下人口总数除以整个区域各国人口中位数之和得出。对具有多个数据点的国家而言，加权值是通过将一国（所观察年份中）五岁以下人口中位数除以整个地区各国人口中位数之和得出。

随后我们利用发生率逻辑转换的方法，对每个区域或收入组进行了线性混合效果模型分析。最终模型用来预测2000年至2016年儿童营养不良趋势。再利用得出的发生率估计值（经过反向转换后），将发生率和置信区间上下限乘以从联合国人口估计数中的分区域人口数，最终得出受影响人口总数。

变量：区域、分区域、国家、调查年份、发育迟缓发生率、超重发生率、消瘦发生率、一国五岁以下的儿童。

挑战和局限：发育迟缓、超重和消瘦的推荐报告周期为每三至五年，但一些国家的数据更新间隔较长。虽然已尽力提高数据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段之间的可比性，但各国数据可能在收集方法、人口覆盖率、估算方法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调查估计值也因取样误差和非取样误差而具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技术测量误差、记录误差等）。在国家或区域、全球层面推算估计值时，以上两类误差均无法充分考虑。

就消瘦发生率而言，由于调查通常在一年里的特定时段进行，因此估计值可能受季节的影响。与消瘦相关的季节性因素包括粮食可供量（如收获前）和疾病（雨季和腹泻、疟疾等），而自然灾害及冲突也会导致趋势出现变化，应该与季节性变化区分对待。因此，各国不同年份的消瘦估计值不一定能在不同时间段之间进行比较。所以本文仅提供最新估计值。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组。2017。儿童营养不良联合估计数据 — 水平和趋势（2017年版[在线] 世卫组织。[2017年7月24日援引]。data.unicef.org/topic/nutrition/infant-and-young-child-feeding/

2. 世卫组织。2014，《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全面实施计划》。瑞士日内瓦（参见：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13048/1/WHO_NMH_NHD_14.1_eng.pdf）。

3. 世卫组织。2010。《营养概况信息系统，国别概况指标解读指南》。瑞士日内瓦（参见：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44397/1/9789241599955_eng.pdf）。

纯母乳喂养

定义：6月龄以下儿童纯母乳喂养。纯母乳喂养是儿童生存的基石，是新生儿最佳喂养方式，因为母乳能为婴儿建立微生物菌群，增强免疫系统，降低慢性病风险。

母乳喂养还对母亲有利，能预防产后出血，促进子宫复原，降低缺铁性贫血风险，降低各类癌症风险，促进心理健康。

如何报告：0-5月龄婴儿纯母乳喂养比例，期间不喂食其它食物或饮品，甚至不喂食水。

数据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婴幼儿喂养数据库，数据获得截至2016年7月。https://data.unicef.org/topic/nutrition/infant-and-young-child-feeding/

方法：

据这一指标包括由奶妈提供的母乳喂养和用挤出的母乳喂养。

这一指标以0-5月龄婴儿前一天的喂养方式为准。

区域和全球平均值按各国纯母乳喂养率的加权平均值计算，使用《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修订版》的总分娩数（分别为2005年和2015年的总分娩数）作为权数。除非另有说明，否则仅在现有数据能够代表对应区域至少50%的人口时才提供估计数。关于2005年数据，在得不到国家数据时，使用了2002年至2008年的数据，并选用最接近2005年的年份。关于2016年，在得不到国家数据时，使用了2010年至2015年中最近一个年份的现有数据。作为例外，中国2008年估计数被用于计算2005年和2015年这两个年份的区域平均值。

挑战和局限：虽然很多国家都在收集有关纯母乳喂养的数据，但相关数据依然缺失，尤其是高收入国家。纯母乳喂养的推荐报告周期为每三至五年。但一些国家的数据更新间隔较长，意味着喂养方式的变化往往在变化出现几年后仍未被察觉。

区域和全球平均值可能因哪些国家在本报告涵盖的时间段内具备数据而受到影响。

采用前一天的喂养方式作为计算基础可能会导致纯母乳喂养婴儿所占比例被高估，因为有些不定期被喂食其它液体的婴儿可能在调查的前一天未被喂食这些液体。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6。《从生命的第一个小时开始：努力改善各地婴幼儿喂食措施》。美国纽约（参见：https://data.unicef.org/wp-content/uploads/2016/10/From-the-first-hour-of-life-1.pdf）。

2. 世卫组织。2014。《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全面实施计划》。瑞士日内瓦（参见：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13048/1/WHO_NMH_NHD_14.1_eng.pdf）。

3. 世卫组织。2010。《营养概况信息系统，国别概况指标解读指南》。瑞士日内瓦（参见：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44397/1/9789241599955_eng.pdf）。

4. 世卫组织。2008。《婴幼儿喂养措施评估指标，第一部分：定义》。瑞士日内瓦（参见：www.unicef.org/nutrition/files/IYCF_updated_indicators_2008_part_1_definitions.pdf）。

成人肥胖

定义：体重指数（BMI）≥ 30.0公斤/米2。体重指数是体重与身高之比，通常用于成人营养状况分类。它是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公斤/米2）。肥胖指体重指数等于或高于30公斤/米2的人。

如何报告：经过年龄标准化和性别加权处理后体重指数≥ 30.0公斤/米2的18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

数据来源：世卫组织/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子合作项目和世卫组织全球卫生观察站数据库。参见：http://apps.who.int/gho/data/node.main.A900A?lang=en。（1698项基于人口的研究，共有来自186个国家的1920万名18岁以上人口参与）。

方法：将贝叶斯多层模型应用在测量18岁以上成人身高和体重的部分人口研究中，以估算1975年至2014年间平均体重指数趋势和体重指数各类别（低体重、超重和肥胖）的发生率趋势。该模型涉及非线性时间趋势和年龄分布、国家、地区、社区代表性以及数据是涵盖城乡两个地区还是仅涵盖其中之一。该模型还包含有助于预测体重指数的协变量，包括国民收入、城市人口比例、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供人们食用的各类食品的可供量概括性指标。

挑战和局限：有些国家数据来源严重缺乏，仅有42%的数据中包括有关70岁以上人口的数据。

参考文献:

1. 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子合作项目。2016。“1975年至2014年200个国家的成人体重指数趋势：有1920万人参与的1698项人口测量研究汇总分析”。《柳叶刀》，第387（10026）期：第1377-1396页（参见：www.thelancet.com/pdfs/journals/lancet/PIIS0140-6736(16)30054-X.pdf）。

2. 世卫组织。2010。《营养概况信息系统，国别概况指标解读指南》。瑞士日内瓦（参见：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44397/1/9789241599955_eng.pdf）。

育龄妇女贫血

定义：孕妇 [血红蛋白] <110克/升；非孕妇 [血红蛋白] <120克/升。贫血是指血红蛋白浓度低于特定界限，而这一界限因年龄、性别、身体状况、吸烟习惯和人口所居住的海拔高度等因素而异。

如何报告：血红蛋白浓度低于110克/升的孕妇和低于120克/升的非孕妇育龄妇女（15-49岁）所占比例。

数据来源：世卫组织，全球卫生观察站，2017年。

方法：全国代表性调查、世卫组织维生素与矿物质营养信息系统汇总统计资料、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报告的汇总统计资料。

将非孕妇和孕妇相关数据相加，根据怀孕率加权，得出针对所有育龄妇女的一项数值。数据按照海拔高度做了调整，在具备数据的情况下，还根据吸烟状况做了调整。

趋势模型根据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一段时间内线性趋势加上平滑的非线性趋势构建而成。该模型采用各种钟形密度的加权平均值来估计完整的血红蛋白分布情况，而血红蛋白分布本身也可能存在偏斜。

估计值还参考了有助于预测血红蛋白浓度的协变量，包括孕产期教育、城市人口比例、平均纬度、镰形细胞病和地中海贫血发生率以及平均体重指数。所有协变量在每个国家每个年份都具备相关数据，但镰形细胞病和地中海贫血发生率例外，我们假定它在每个国家的分析期中都保持不变。

挑战和局限：尽管很多国家都公布了有关贫血的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但一些国家仍缺少该项指标报告数据，尤其在高收入国家。因此，估计值中可能未反映出不同国家和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在数据不足的情况下，全球均值可能会缩小。

参考文献:

1. G.A. Stevens、M.M. Finucane、L.M. De-Regil、C.J. Paciorek、S.R. Flaxman、F. Branca、J.P. Peña-Rosas、Z.A. Bhutta和M. Ezzati。2013。“营养影响模型研究小组（贫血）。1995-2011年全球、区域和国家血红蛋白浓度和儿童及孕妇和非孕妇贫血总发生率及严重贫血发生率趋势：对代表性人口数据的系统分析”。《柳叶刀全球卫生》，1（1）：第e16-25页（参见：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547326/?report=printable）。

2. 世卫组织。2014。《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全面实施计划》。瑞士日内瓦（参见：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13048/1/WHO_NMH_NHD_14.1_eng.pdf）。

3. 世卫组织。2010。《营养概况信息系统，国别概况指标解读指南》。瑞士日内瓦（参见：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44397/1/9789241599955_eng.pdf）。

1 商品及贸易司开发和维护了一个商品平衡数据库，为分析各国或各国家组的粮食形势提供基础信息。商品平衡数据库为以下各类主要商品，即谷物、乳制品、肉类、油料作物、糖料、热带饮料、香蕉和柑橘类水果等，提供按食物平衡表结构分类的数据。该数据库的数据被用于粮农组织的一些出版物和相关数据库，如全球粮食和农业信息及预警系统（GIEWS）、《粮食展望》以及作物前景与粮食形势。商品平衡数据库提供最新农产品市场信息。

附件 2

定义和国家分组名单

A. 处于持续危机中的国家

《2010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将持续危机状态界定为“其特点为反复的自然灾害和/或冲突、持续粮食危机、生计崩溃以及应对危机的机构能力缺乏”。要确定一国是否处于持续危机中，可以采用以下三条标准：i）危机持续时间；ii）流入该国的人道主义援助量；iii）该国的经济和粮食安全状况。

具体而言，被确定处于持续危机中的国家名单中包括那些符合以下三条标准的国家：

1. 按照粮农组织2015年的定义判断，该国为低收入缺粮国。

2. 该国在2013至2016年间连续四年面临自然或人为冲击，或在2007至2016年的十年里有八年面临自然或人为冲击，并出现在需要外部粮援的国家名单上（资料来源：粮农组织全球粮食和农业信息及预警系统）。

3. 该国2006至2014年间接受的官方发展援助中有10%以上为人道主义援助（资料来源：发展倡议：http://devinit.org）。

2017年有19个国家符合上文提及的持续危机确定标准（见下文表A2.1，A栏）。虽然定义或标准中都未提及冲突，但这19个处于持续危机中的国家都经历过某种形式的冲突，其类型、持续时间和强度在1996年至2015年间各不相同（见下文表A2.2）。有13个国家曾经历过冲突，导致大量人员因战争而死亡，因此同时符合处于持续危机中的国家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这两条标准（见下文B中的定义和标准），这些国家被称为受冲突影响、处于持续危机中的国家（下文表A2.2，C栏）。

B. 受冲突影响的国家

其定义为至少在连续五年时间中的某一时间段里受冲突影响并在该时间段内出现500例以上战争相关死亡数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和领土。具体时间跨度为1996至2015年，期间分成四段五年期，即1996-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0年、2011-2015年。下文表2.3展示了各国符合这些标准的时间段数。我们采用了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UCDP）数据组来确定战争相关死亡数和国家名单（见http://ucdp.uu.se/）。共有45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以及一个领土符合这些标准。完整名单参见下文表A2.1中的B列。

C. 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

本报告采用世界银行集团的“2017年脆弱局势协调清单”，除非明确说明采用了另一种脆弱局势定义。世界银行有关“脆弱局势”的方法中包括符合以下三条标准的国家或领土：（i）国家政策和机构评估（CPIA）评分为3.2或以下；（ii）过去三年中联合国团组和/或区域维和部队或政治/建设和平团组驻扎在该国；（iii）名单中仅包括有资格获取国际开发协会（IDA）无息贷款的国家以及缺少CPIA相关数据的非成员或不活跃领土/国家。名单中不包括接受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贷款的国家（其CPIA评分不对外公布），除非该国驻扎有维和部队或政治/建设和平团队，这种情况下该国将被纳入协调清单，但CPIA评分不对外公布。2017年，脆弱局势协调清单上共有34个国家和1个领土，详情参见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154851467143896227/FY17HLFS-Final-6272016.pdf。20个被同时列入脆弱局势协调清单和符合上文B项中受冲突影响国家标准的国家被称为受冲突影响、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这类国家的详细名单参见上面表A2.1中的D列。

附件 3

术语表

人体测量学：利用人体测量数据获取营养相关信息。

体重指数（BMI）：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得出的身高别体重比率。

冲突：本报告中，冲突指相互依赖的团体之间的争斗，他们之间在需求、价值观、目标、资源或意图上存在实际或想象中的矛盾。这一定义包括（但不限于）武装冲突，即至少有两个团体参与的有组织的集体暴力对抗，这些团体可以是国家行动方或非国家行动方。本报告侧重于威胁或包含暴力或破坏的冲突，包括因脆弱性而加大发生毁灭性冲突的风险和持续危机长期难以结束的情况。

冲突敏感性：指对冲突概况、根源、参与方和动态变化以及以上因素与提议的干预措施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在维持和平背景下，这意外着要最大限度加大对和平的积极影响，同时最大限度减少消极影响，包括引发所谓未来风险的可能性。

膳食能量摄入量。所食用食物包含的能量。

膳食能量供给量（DES）：可供人食用的食物，表示为人均每日摄入的卡路里量（千卡/人/日）。在国家层面则指去除所有非食用消费后，供人食用的剩余食物总量（即食物量 = 产量+进口量+库存提取量 — 出口量 — 工业用量 — 动物饲料量 — 留种量 — 浪费量 — 补充库存量）。浪费包括从农场（或进口港）到零售之间销售链中发生的可用产品损失。

粮食不安全：指人们无法安全获得足量的安全、富有营养的食物来维持正常生长发育及积极、健康生活的状态。导致这一状态的原因可能是食物供给不足、购买力不足、流通不畅或家庭层面食物利用不足。粮食不安全、健康及卫生条件差、照料和喂养不周等是导致营养状况不佳的主要原因。粮食不安全可为长期性、季节性或临时性。

粮食安全：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按此定义，粮食安全有四个维度：粮食可供量、获取粮食的经济及物质手段、粮食利用和一段时间内的稳定性。

脆弱性：指国家、系统和/或社区面临风险以及管理、吸收或减缓此类风险的应对能力不足两者的结合。经合组织新的脆弱性框架以脆弱性5大维度为基础，即经济、环境、政治、社会和安全维度，每个维度通过风险和能力两者的积累和结合加以衡量。参见经合组织。2016。《2016年脆弱性状况：了解暴力》。巴黎。参见：www.oecd.org/dac/states-of-fragility-2016-9789264267213-en.htm

饥饿：本报告中，饥饿一词与长期食物不足同义。

千卡（kcal）：能量单位。1千卡等于1000卡路里。在国际单位制（SI）中，能量的通用单位是焦耳（J）。
1千卡=4.184千焦耳（kJ）。

宏量元素：本文中指人体能量所需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用克表示。

营养不良：由宏量元素和/或微量元素摄入不足、不均衡或过量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生理状态。营养不良包括营养不足和营养过剩，还包括微量元素缺乏症。

微量元素：人体需要的少量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物质，用微克或毫克表示。

营养安全：当人们能安全获得营养搭配合理的膳食，享受卫生的环境和充足的医疗服务，确保所有家庭成员都能过上健康、积极的生活时，就实现了营养安全。营养安全与粮食安全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膳食充足度外，它还要考虑照料措施、健康和卫生条件是否充足。

营养敏感型干预措施：针对营养背后的各项决定因素（包括家庭粮食安全、母婴照料措施、基础卫生医疗服务及环境卫生）而设计的干预措施，不一定将营养作为主要目标。

营养状况：由一个人的养分摄入量和养分需求量之间的关系和人体消化、吸收和利用养分的能力造成的生理状况。

营养过剩：食物摄入量超过膳食养分需求量造成的结果。

超重和肥胖：由于脂肪过度堆积造成身高别体重超标，通常表现为消耗热量低于摄入热量。对成人而言，超重指体重指数（BMI）大于25但小于30，肥胖指体重指数等于或大于30。对五岁以下儿童而言，超重指身高别体重大于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的2个标准差，肥胖指身高别体重大于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的3个标准差。

发育迟缓：年龄别身高低，反映出过去曾持续经历或多次经历营养不足情况。对五岁以下儿童而言，发育迟缓指年龄别身高低于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的2个标准差。

食物不足：至少持续一年难以获取充足食物的状态，表现为食物摄入量不足，无法满足膳食能量需求。在本报告中，饥饿与长期食物不足同义。

营养不足：由数量和/或质量上摄入营养差和/或重复患病导致吸收不良和/或养分生物利用率不高造成的结果。它包括年龄别体重低、年龄别身高低（发育迟缓）、身高别体重低至危险水平（消瘦）和维生素及矿物质缺乏（微量元素型营养不良）。

体重不足：对成人而言，体重不足指体重指数（BMI）低于18.5，由食物摄入不足、以往的营养不足经历或健康状况不佳等因素造成。对五岁以下儿童而言，体重不足指年龄别体重低于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的2个标准差，表现为年龄别身高低和/或身高别体重低。

消瘦：身高别体重低，通常由于近期卡路里摄入不足和/或患病而造成体重下降。对五岁以下儿童而言，消瘦指身高别体重低于世卫组织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的2个标准差。

注 释

1 估计数以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收集的数据为依据，但那些已具备由本国机构通过人口调查获得有关粮食不安全数据的国家除外，如：巴西、布基纳法索、加拿大、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墨西哥、塞舌尔和美国。粮农组织鼓励将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调查模块纳入国家调查，以便逐步取代由盖洛普世界调查收集数据的做法。

2 受粮食不安全影响的人数中包括通过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检测出有一位家庭成员在一年中某个时间经历过粮食不安全的家庭中的所有人。这符合粮食安全的定义，即“当所有人在所有时候都能[…]获得食物[…]”，还包括那些临时性经历过粮食不安全的个例。参见第107页“术语表”。

3 世界卫生组织。2014。《2025年全球目标：改善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参见www.who.int/nutrition/topics/nutrition_globaltargets2025/en/）。

4 世界卫生大会65.6号决议。《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全面实施计划》。（2012年5月26日）。

5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4。《战胜肥胖：初步经济分析》。讨论文件。2014年11月。

6 世卫组织。2013。《2013-2020年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瑞士日内瓦。

7 2013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合作方。2015。“1990-2013年188个国家301种急性、慢性疾病及损伤的全球、区域、国家发病率和残疾存活年数：对2013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系统性分析”。《柳叶刀》，第386（9995）期：第743-800页。

8 G.A. Stevens、M.M. Finucane、L.M. De-Regil、C.J. Paciorek、 S.R. Flaxman、F. Branca、J.P. Peña-Rosas、Z.A. Bhutta 和M. Ezzati。2013。“1995-2011年儿童以及怀孕和非怀孕妇女血红蛋白浓度和总贫血和重度贫血发生率的全球、区域、国家趋势：人口代表性数据系统化分析”。《柳叶刀全球健康》，第1（1）期：第E16–E25页；L. Alcázar。2013。《贫血对秘鲁经济的影响》。利马，发展和抗击饥饿行动分析小组；S. Horton和C. Levin。2001。“对“缺铁性贫血会导致工作能力下降相关实证”的评论”。《营养学期刊》，第131期:第691S–696S页；S. Horton和J. Ross。2003。“缺铁经济学”。《粮食政策》，第28期：第51–75页。

9 W. Schultink。2015。“营养和母乳喂养为何对可持续发展如此重要”。摘自：UNICEF Connect [网上]。美国纽约。[引于2017年6月19日]。https://blogs.unicef.org/blog/why-nutrition-and-breastfeeding-are-crucial-to-sustainable-development/

10 G. Jones、R.W. Steketee、R.E. Black、Z.A. Bhutta、S.S. Morris和贝拉吉奥儿童生存研究组。2003。“今年我们能预防多少起儿童死亡？”《柳叶刀》，第362（9377）期：第65-71页。

11 C.G. Victora、R. Bahl、A.J.D. Barros、G.V.A. França、S. Horton、J. Krasevec、S. Murch、M.J. Sankar、N. Walker和N.C. Rollins。2016。“21世纪的母乳喂养：流行病学、机制和终生效果”。《柳叶刀》，第387（10017）期：第475-490页。

12 见B.L. Horta、C. Loret de Mola和C.G. Victora。2015。“母乳喂养对胆固醇、肥胖、收缩压和II型糖尿病产生的长期后果：系统综述和元分析”。《儿科学报》，第104（467）期：第30-37页。此外，一些研究估计，母乳喂养不当因降低情商和生产率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高达3020亿美元。更多详情请参见N.C. Rollins、N. Bhandari、N. Hajeebhoy、S. Horton、C. Lutter、J.C. Martines、E.G. Piwoz、L.M. Richter和C.G. Victora。2016。“为何投资于改善母乳喂养措施、需要开展哪些工作？”《柳叶刀》，第387（10017）期：第491-504页。

13 计算全球平均值时不同观察年份所覆盖的国家各不相同。因此，两项估计数不一定具备严格的可比性。但就显示相关趋势而言，它们仍有充分的可比性。

14 H. Ghattas。2014。《营养转型背景下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技术文集。罗马,粮农组织 [2017年7月1日援引]。www.fao.org/economic/ess/ess-fs/voices/en/；和B.A.Laraia。2013。“粮食安全与慢性病”。《营养进展》， 4：203-212。

15 针对任何一项营养不良指标所采用的阈值为至少10%的发生率。

16 对其他健康和营养指标之间的关联也进行了研究，但此处没有介绍研究结果，因为这些结果缺乏概念基础或统计重要性。

17 虽然大量学术文献都在探讨粮食安全与营养之间的关系，但多数分析以单项小规模抽样调查为基础。因此有必要开展较大规模人口调查，将家庭或个人层面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指标纳入其中。

18 B. Franklin、A. Jones、D. Love、S. Puckett、J. Macklin和S. White-Means。2012。“探索粮食安全与肥胖之间的中介变量：最新文献审议”。《社区健康杂志》，37（1）：253–264；C. Burns。2004。《阐述贫困、粮食安全和肥胖之关联文献审议：以澳大利亚情况为特别考量》。澳大利亚墨尔本，维多利亚健康促进基金会；E.J. Adams、L. Grummer-Strawn和G. Chavez。2003。：加利福尼亚妇女的粮食安全与肥胖风险增加相关。《营养杂志》，133（4）：1070–1074；L.M. Dinour、D. Bergen和M.C. Yeh。2007。“粮食安全-肥胖相悖：文献审议和食物券可能发挥的作用”。《美国饮食协会杂志》，107（11）：1952–1961；和Ghattas（2014）（见注14）。

19 见粮食安全信息网络（FSIN）。2017。《2017年粮食危机全球报告》。（参见www.fao.org/3/a-br323e.pdf）。报告中危机级粮食不安全人口估计数来自2016年1月至12月面临重度和大面积急性粮食不安全的部分国家和/或人口组。主要信息来源是综合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IPC）/协调框架（CH），包括：人口中有任何一部分处于粮食安全阶段4 – 紧急情况或阶段5 – 灾难的国家；至少有100万人处于粮食安全阶段3 – 危机；已宣布机构间常设委员会人道主义全系统紧急应对行动的国家。这些数字代表需要紧急人道主义行动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与前几节中介绍的食物不足发生率估计值有着区别，食物不足发生率更具全球性，更全面，衡量的是长期粮食短缺。

20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017。“叙利亚的区域难民应对行动”。机构间信息共享门户。摘自：区域概况[网上]。瑞士日内瓦。[2017年6月27日援引]：http://data.unhcr.org/syrianrefugees/regional.php

21 K. von Grebmer、J. Bernstein、A. de Waal、N. Prasai、 S. Yin和Y. Yohannes。2015。《2015年全球饥饿指数：武装冲突和饥饿挑战》。德国波恩；美国华盛顿特区，爱尔兰都柏林：世界饥饿救助组织；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和Concern Worldwide。

22 世界银行集团估计，到2030年，生活在脆弱和冲突背景下的全球人口中，贫困人口比例将达到46%，而经合组织的估计值是60%。估计值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两个机构采用的有关脆弱性和暴力的定义不同。世界银行估计值参见世界银行。2017。“脆弱性、冲突和暴力”。摘自：世界银行 [网上]。华盛顿特区。[2017年 6月27日援引]：www.worldbank.org/en/topic/fragilityconflictviolence/overview。经合组织估计值参见经合组织。2016。《2016年脆弱国家：了解暴力》。巴黎。[2017年6月27日援引]www.oecd.org/dac/states-offragility-2016-9789264267213-en.htm

23 经合组织，2016（见注释22）。

24 经济学与和平研究所。2016。《2016年全球和平指数》。澳大利亚悉尼【2017年6月27日援引】。http://visionofhumanity.org/app/uploads/2017/02/GPI-2016-Report_2.pdf

25 冲突敏感性指在了解冲突所处背景（包括对冲突概况、根源、参与方和动态变化等因素的系统性研究）以及干预措施与每种背景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在维持和平背景下，它指要最大限度扩大对和平的积极影响，同时最大限度（遵照最佳规范和最低标准）减少消极影响，包括引发“未来风险”的可能。冲突敏感性包括既充分了解活动和背景之间的双向关系，又在此类分析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冲突敏感型方法适用于所有背景（即便是潜在紧张关系尚未导致冲突的情况下）。

26 第70/262号联大决议，“对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的审议”，A/RES/70/262；第2282号安理会决议（2016）[关于冲突后和平建设]，S/RES/2282(2016)。两份决议均于2016年4月27日通过。第1325号安理会决议（2000）[有关妇女与和平及安全]，S/RES/1325 (2000)。于2000年10月31日通过。

27 经济学与和平研究所，2016（见注释24）。

28 E. Melander、T. Petterson和L. Themnér。2016。“1989-2015年有组织犯罪”，5.0 - 2015版。《和平研究期刊》，第53(5)期：第727-742页；R. Sundberg、K. Eck和J. Kreutz。2012。“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的非国家冲突数据组介绍”。2.5-2016版。《和平研究期刊》，第49（2）期：第351-362页；K. Eck和L. Hultman。2007。“战争中针对平民的单方暴力：新死亡率中得到的启示”。1.4-2016版。《和平研究期刊》，第44（2）期：第233-46页。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对三类冲突的定义为：国家冲突指某国政府使用武装力量，该国既可以是一个由国际上已获承认的主权政府所控制的特定领土，也可以是一个由国际上未获承认的政府所控制的特定领土，其主权不与以往曾控制同一领土的另一个国际上承认的主权政府产生任何争议；非国家冲突指两个有组织的武装团体之间使用武力，但两方均不是国家政府，一年中与战争相关死亡数至少为25例；单方暴力指一国政府或原先针对平民的有组织团体使用武力，导致一年中相关死亡数至少为25例。

29 经济学与和平研究所，2016（见注释24）。

30 同上。

31 见C. Raleigh、A. Linke、H. Hegre和J. Karlsen。2010。“武装冲突位置与事件数据组（ACLED）介绍”。《和平研究期刊》，第47（5）期：第651-660页。该数据组将冲突事件界定为“由一个或多个团体为某一政治目的使用武力而导致的一次改变，但数据组中也包含抗议和非暴力活动等，目的是反映冲突的潜在前兆或关键节点”。

32 经合组织，2016（见注释22）。

33 粮农组织。2017a。《为实现粮食安全播下和平的种子：梳理冲突、粮食安全与和平之间的关系》，C. Holleman、J. Jackson、M.V. Sánchez和R. Vos编辑。《粮农组织农业发展经济学技术研究2》。罗马。

34 有关各国和各年份国家和国家以下层面冲突监测数据和分析，更多详情参见海德堡国际冲突研究所。2017。《2016年冲突测量表》。德国海德堡。

35 见C. Breisinger、O. Ecker、J.F. Maystadt、J.F. Trinh Tan、P. Al-Riffai、K. Bouzar、A. Sma和M. Abdelgadir。2014。《如何增强对冲突的抵御能力：粮食安全的作用》。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粮食政策报告。华盛顿特区，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T. Brück、N. Habibi、 C. Martin-Shields、A. Sneyers、W. Stojetz和S. van Weezel。2016。《粮食安全和暴力冲突之间的关系：提交给粮农组织的报告》。ISDC — 国际安全与发展中心，柏林，12月 22日；M. d’Errico、F. Grazioli和A. Mellin。2017。《2012年马里危机及其对抵御能力和粮食安全的影响》。粮农组织农业发展经济学工作文件17-04。罗马，粮农组织；和T. Brück、M. d’Errico和R. Pietrelli。2017。《暴力和冲突对家庭抵御能力和粮食安全的影响：2014年加沙冲突相关实证》。即将出版的世界发展特刊“粮食安全与冲突”。

36 两组国家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置信区间为99%。差异涉及冲突国家和非冲突国家之间的食物不足发生率的非加权估计值（即未经过不同国家人口差异加权处理）。

37 非加权发生率的差异也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置信区间为99%。

38 见粮农组织，2017a（见注释33）。最近一项研究确认，脆弱性程度与食物不足和发育迟缓发生率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39 见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2015。《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实现2015年饥饿相关国际目标：进展不一》。罗马，粮农组织。（参见www.fao.org/3/a-i4646c.pdf）。

40 同上。

41 同上。见本报告“附件2”。

42 见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2015（见注释39）。

43 见J.L. Arcand、A.S. Rodella和M. Rieger。2015。“地雷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安哥拉实证”。《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第63（2）期：第249-279页；V. Duque。2016，《生命早期条件和儿童发展：暴力冲突相关实证》。SSM-人口健康杂志，3：121-131；C. Minoiu和O.N. Shemyakina。2014。“科特迪瓦的武装冲突、家庭受害和儿童健康”。《发展经济学杂志》，第108（C）期：第237-255页； R. Akresh、L. Lucchetti和H. Thirumurthy。2012。“战争与儿童健康：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冲突相关实证”。《发展经济学杂志》，第99（2）期：第330-340页；R. Akresh、G.D. Caruso和H. Thirumurthy。2016。《地理信息、冲突风险和健康影响详解》。冲突中的家庭网络（HICN）工作文件第238号。英国布莱顿，发展研究所；J.P. Tranchant、P. Justino和C. Müller。2014。《政治暴力、干旱和儿童营养不良：印度安得拉邦相关实证》。冲突中的家庭网络（HICN）工作文件第173号。英国布莱顿，发展研究所；G. Guerrero-Serdán。2009。《伊拉克战争对营养和健康的影响：儿童人体测量结果分析》。冲突中的家庭网络（HICN）工作文件第55号。英国布莱顿，发展研究所；M. Nasir。2016。《暴力和儿童健康：墨西哥毒品战争相关实证》。冲突中的家庭网络（HICN）工作文件第208号。英国布莱顿，发展研究所；T. Bundervoet、P. Verwimp和R. Akesh。2009。“布隆迪农村的健康和内战”。《人力资源期刊》，第44（2）期：第536-563页。

44 见粮食安全信息网络，2017（见注释19）。

45 健康的生活环境指卫生服务和环境，包括医疗系统服务和卫生设施。

46 见P. Justino。2012。《持续危机中的抵御能力：探讨家庭、社区和地方机构的应对机制和抵御能力》。持续危机中粮食不安全高级别专家论坛，罗马，2012年9月13-14日。（参见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_high_level_forum/documents/Resilience_in_protracted_crises_PJustino_01.pdf）。

47 目前尚未有任何研究能让人信服地梳理或量化冲突产生的此类影响，其中一个原因是所需数据的复杂性和局限性。这一研究需要多种数据，包括：详尽的家庭层面作物生产及资产数据，因为这些都会受冲突影响（包括偷窃时间和范围）；有关流离失所程度和持续时间的信息（包括粮食安全、营养和疾病风险或在安置营中的停留时间）；家庭和村庄层面详尽的冲突事件数据，以便衡量战争风险；个人食物消费数据和儿童多个时间点的人体测量数据，以便反映短期和长期指标的变化。受冲突影响地区缺乏数据是个主要问题。

48 见S. Costalli、L. Moretti和C. Pischedda。2017。“内战的经济成本：反事实证据汇总和民族分化的影响”。《和平研究期刊》，第54（1）期：第80-98页。

49 B. Rother、G. Pierre、D. Lombardo、R. Herrala、P. Toffano、E. Roos、G. Auclair和K. Manasseh。2016。《冲突的经济影响与中东和北非的难民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员工讨论文件第16/08号。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50 Rother等，2016（见注释49）。

51 世界银行。2011。《2011年世界发展报告》。事实与数字。[2017年6月28日援引]。web.worldbank.org/archive/website01306/web/pdf/english_wdr2011_facts_figures%20no%20embargo.pdf; P. Hong。2015。《和平与稳定是发展的推动力和成果》。

52 世界银行。2017。“世界银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见：我们在哪里开展工作 [网上]。华盛顿特区。[2017年6月28日援引]。http://www.worldbank.org/en/country/drc

53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4。《刚果民主共和国：经济复苏对弱势群体有利吗？特别关注刚果民主共和国》。脆弱性分析和绘图框架下的粮食安全分析。

54 粮食安全信息网络，2017（见注释19）。

55 同上。

56 报告采用粮农组织对农业的定义，其中包括林业和渔业。

57 经合组织，2016（见注释22）。

58 见粮农组织。2000。《粮食及农业状况》。罗马。（参见www.fao.org/docrep/017/x4400e/x4400e.pdf)。

59 1970年至1997年冲突给发展中国家农业造成的损失平均每年为43亿美元，远远超过这些国家获得的发展援助。

60 中非共和国是冲突和暴力陷阱复杂性和棘手性及其对粮食安全和营养影响的一个案例。

61 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2016。《作物和粮食安全评估团：中非共和国》。特别报告。罗马。

62 见粮农组织。2017b。《计算成本：6年危机后的叙利亚农业》。罗马。（参见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emergencies/docs/FAO_SYRIADamageandLossReport.pdf）。

63 见粮农组织。2016a。《全球粮食和农业信息及预警系统国别简介：伊拉克》。罗马。

64 见E. Simmons。2013。《收获和平：粮食安全、冲突和合作》。环境变化和安全项目报告第14册第3期。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65 同上。

66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016。《2016年中期趋势》。瑞士日内瓦。

67 A. Sanghi、H. Onder和V. Vemuru。2016。《来我家后院？肯尼亚卡库马的难民经济学及其社会动态》。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68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7。《逃亡的根源：粮食安全、冲突和国际迁徙》。罗马。

69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2017。黎巴嫩人道主义通报 [网上]。第26期。12月15日 – 2017年1月31日。截止2016年12月31日黎巴嫩难民登记数。[2017年6月29日援引]。http://data.unhcr.org/syrianrefugees/download.php?id=12837

70 粮农组织，2017a（见注释33）。

71 Justino，2012（见注释46）。

72 例如，见E.J. Wood。2003。《萨尔瓦多叛军集体行动和内战》。剑桥比较政治学研究。美国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A. Steele。2007。《大量平民内战中流离失所：评估哥伦比亚的变动情况》。冲突中的家庭网络（HICN）工作文件第29号。英国布莱顿，发展研究所。

73 P. Justino。2009。《内部武装冲突对家庭福利的影响以及政策应对》。冲突中的家庭网络（HICN）工作文件第61号。英国布莱顿，发展研究所。

74 M.A. Arias、A.M. Ibáñez和A. Zambrano。2017。《冲突中的农业生产：将冲突的影响分为冲击和不确定性》。冲突中的家庭网络（HICN）工作文件第245号。英国布莱顿，发展研究所。

75 A. Segovia。2017。《冲突和粮食安全的关系：哥伦比亚案例》。为粮农组织编写的背景文件。（未发表）。

76 H.J. Brinkman、L. Attree和S. Hezir。2013。《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解决引发冲突的横向不平等问题》。关于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全球主题磋商会：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核心和我们想要为所有人创造的未来。联合国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Saferworld组织。

77 同上。

78 联合国人口基金。2017。人道主义紧急情况。见：紧急情况[网上]。美国纽约。[2017年6月29日]。http://www.unfpa.org/emergencies

79 Justino，2012（见注释46）。

80 粮农组织。2017c。《指南说明：持续危机、脆弱状态和人道主义背景下的童工》。罗马。（参见：www.fao.org/3/a-i7403e.pdf）。

81 粮食安全和营养分析组 – 索马里。2012。索马里应急粮食安全、生计和营养领域的性别问题。有关加强性别分析工作我们已经了解哪些、需要了解哪些的建议摘要。基准。2012年11月。

82 P. Justino、I. Cardona、R. Mitchell和C. Müller。2012。《妇女参与冲突后经济复苏的影响量化》。HICN工作文件131，冲突网络家庭。英国布莱顿，发展研究所。

83 同上。

84 M.O. Odhiambo。2012。《非洲之角冲突对牧民抵御能力的影响：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案例研究》。肯尼亚纳库鲁，RECONCILE研究所，粮农组织。

85 Simmons，2013（见注释64）。

86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7（见注释68）。

87 P. Pinstrup-Andersen和S. Shimokawa。2008。“贫困与健康及营养状况不佳会增加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吗？”。《粮食政策》，第33（6）期：第513-520页。

88 J.F. Maystadt、J.F. Trinh Tan和C. Breisinger。2012。《粮食安全会影响阿拉伯国家的过渡吗？》。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讨论文件第01196号。华盛顿特区，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89 Pinstrup-Andersen和Shimokawa，2008（见注释87）。

90 世界银行。2011。《2011年世界发展报告：冲突、安全与发展》。华盛顿特区。

91 见C. Blattman和E. Miguel。2010。“内战”。《经济文献期刊》，第48（1）期：第3-57页。

92 同上。

93 D. Keen。1998。《暴力和内战的经济功能》。艾德菲论文系列第320号。国际战略研究所。英国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J. Hirshleifer。2001。《力量的阴暗面：冲突理论的经济基础》。美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94 S. Haysom。2014。《马里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危机：区域组织的作用》。人道主义政策小组报告。伦敦，海外发展研究所。

95 von Grebmer等，2014（见注释21）。

96 世界银行集团。2016。《2016年贫困和共同繁荣：接受不平等》。华盛顿特区。

97 见C. Hendrix、S. Haggard和B. Magaloni。2009。《苦难与机遇：食品价格、政治体制与抗议》。

80 J. Berazneva和D.R. Lee。2013。“解读2007-2008年非洲粮食暴动”。《粮食政策》，第39（C）期：第28-39页；T.G. Smith。2014。“助长动乱：梳理非洲农村食品价格冲击与社会政治冲突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平研究期刊》，第51（6）期：第679-695页；M.F. Bellemare。2015。“食品价格上涨、食品价格波动和社会动乱”。《美国农业经济学期刊》，第97（1）期：第1-21页。

99 S. Johnstone和J. Mazo。2011。“全球变暖与阿拉伯之春”。《生存：全球政治与战略》，第53（2）期：第11-17页；Maystadt等，2012（见注释88）。

100 I. Cadoret、M.H. Hubert和V. Thelen。2015。《国内冲突和食品价格飞涨》。法国雷恩，雷恩大学。

101 M. Lagi、K.Z. Bertrand和Y. Bar-Yam。2011。《北非和中东的粮食危机和政治动荡》。美国剑桥，新英格兰复杂系统研究所。

102 R. Arezki和M. Brueckner。2014。“国际食品价格冲击对低收入国家政治体制的影响：国际食品净出口价格指数相关实证”。《世界发展》，第61（C）期：第142-153页。

103 Berazneva和Lee，2013（见注释98）。

104 Breisinger等，2014（见注释35）。

105 T.J. Besley和T. Persson。2008。《内战发生率：理论与实证》。工作文件。

106 H.J. Brinkman和C.S. Hendrix。2011。《粮食不安全和暴力冲突：起因、后果及应对挑战》。不定期论文。罗马，世界粮食计划署。

107 经济学人。2017。“查韦斯和马杜罗如何让委内瑞拉陷入贫困”。《经济学人》，2017年4月6日。（参见www.economist.com/news/finance-and-economics/21720289-over-past-year-74-venezuelans-lost-average-87kg-weight-how?zid=305&ah=417bd5664dc76da5d98af4f7a640fd8a）。

108 Brinkman和Hendrix，2011（见注释106）。

109 同上。

110 Pinstrup-Anderson和Shimokawa，2008（见注释87）。

111 粮农组织，2017a（见注释33）。

112 N. von Uexkull、M. Croicu、H. Fjelde和H. Buhaug。2016。“国内冲突对生长季干旱的敏感性”。《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第113（44）期：第12391-12396页。

113 J.F. Maystadt和O. Ecker。2014。“极端天气和内战：干旱会通过畜产品价格冲击助长索马里冲突 吗？”。《美国农业经济学期刊》，第96（4）期：第1157-1182页。

114 见Brück等，2016（见注释35）。

115 E.K. Denny和B.F. Walter。2014。“种族与内战”。《和平研究杂志》，51（2）：199-212。

116 外交世界。2016。“粮农组织对和平与粮食安全的贡献”。《外交世界》，2016年5月1日。

117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7。《苏丹冲突后环境评估》。内罗毕。

118 非洲开发银行集团。2010。《有关非洲之角可持续畜牧发展的区域性研究》。内罗毕。

119 C. Breisinger、O. Ecker和J.F. Trinh Tan。2015。“冲突与粮食不安全：我们该如何打破关联？”见：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编。《2014-2015年全球粮食政策报告》，第51-59页。华盛顿特区。

120 J. Kurtz和K. McMahon。2015。《从和平走向抵御能力：非洲之角大区冲突管理和对粮食安全冲击的抵御能力之间的关联相关实证》。华盛顿特区，美慈组织。

121 基于权利的视角要求决策过程（从政策制定到法律制定，直到行政行为）遵守粮农组织2006年提出的七项重要的PANTHER原则，即：参与、问责、非歧视、透明、人类尊严、赋权和法治。见：www.fao.org/righttofood/about-right-to-food/human-right-principles-panther/en/

122 Brinkman和Hendrix，2011（见注释106）。

123 T.R. Frankenberger。2012。《旨在加强粮食安全和生计的粮援项目能推动特定国家的和平和稳定吗？》。持续危机中粮食不安全高级别专家论坛文件，粮农组织，罗马，2012年9月13-14日。

124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批准了有关世界粮食计划署在过渡国家和平建设中作用的一项政策（见；世界粮食计划署。2013.《世界粮食计划署在过渡国家和平建设中的 作用》。文件WFP/EB.2/2013/4-ARev.1。罗马）。粮农组织总干事2017年5月22日批准了“在《2030年议程》背景下支持可持续和平全组织框架”（见粮农组织。[即将出版）。《在《2030年议程》背景下支持可持续和平全组织框架》。罗马）。

125 联合国大会。2006。《预防武装冲突进展报告：秘书长报告》。文件A/60/891号（2006年7月18日）。

126 联大决议第70/262号，“对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的审议”，A/RES/70/262;安理会决议第2282号（2016）[关于冲突后和平建设]，S/RES/2282 (2016)。两份决议均于2016年4月27日通过。

127 见原则九，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2015。《长期危机中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罗马。

128 联合国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2017。《指南说明：维持和平》。美国纽约。

129 J. Parker、L.J. Tiberi、J. Akhilgova、F. Toirov和A.M. Almedom。2013。“希望是生命的引擎”；“希望随人而去”：采用“心理一致感（SSOC）”方法对粮农组织支持的北高加索社区开展意义建构分析”。《失落与创伤期刊：压力与应对国际视角》，第18（2）期：第140-151页。

130 P. Collier、A. Hoeffler和M. Söderbom。2008。“冲突后风险”。《和平研究期刊》，第 45(4)期：第461-478页。

131 Breisinger等，2015（见注释119）。

132 联合国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2012。《和平红利及其他：行政与社会服务对和平建设的贡献》。美国纽约。

133 同上。

134 Brinkman和Hendrix，2011（见注释106）。

135 粮农组织。2016b。《指南说明：持续危机中社会保护的作用。增强最弱势群体的抵御能力》。罗马。（参见www.fao.org/3/a-i6636e.pdf）

136 联合国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2012（见注释132）。

137 见农发基金。2016。“苏丹西部资源管理计划”。见：我们在哪里开展工作 [网上]。罗马。[2017年6月29日援引]。https://operations.ifad.org/web/ifad/operations/country/project/tags/sudan/1277/project_overview

138 粮农组织，实地计划管理信息系统（FPMIS）网站（参见https://extranet.fao.org/fpmis/）；联合国多伙伴信托基金办公室网站（参见http://mptf.undp.org）。

139 见粮农组织气候及环境司网站（参见：www.fao.org/land-water/en/）；和粮农组织。2016c。《指南说明：满足持续危机中的燃料和能源需求。SAFE方法》。罗马。(参见www.fao.org/3/a-i6636e.pdf）

140 农业、动物资源及渔业秘书处、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苏丹）、联合国常驻协调员办公室、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和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

141 粮农组织。（即将出版）。《将阿卜耶伊地区的动物卫生兽医服务与自然资源冲突缓解联系起来》。与抵御能力相关的有前景做法。罗马。

142 联合国安全和安保部。2017。安全风险管理流程。阿卜耶伊行动领域。2016年10月 – 2017年9月。联合国内部文件。

143 国际法和人权原则为采用基于人权的方法设计奢华保护计划提供了指导性规范框架。参见粮农组织。2017d。《粮农组织社会保护框架：为所有人促进农村发展》。（参见www.fao.org/3/a-i7016e.pdf）。

144 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实证表明，社会保护计划对粮食安全、营养和人力资源开发均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社会保护还有助于增强最贫困、最边缘化人群的经济和生产能力。粮农组织，2017d（见注释143）。

145 Brinkman和Hendrix，2011（见注释106）。

146 粮农组织。2015。《社会现金补助计划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社区动态变化的影响》。从保护到生产研究简报。罗马。（参见www.fao.org/3/a-i4374e.pdf）。

147 B. Crost、J.H. Felter和P.B. Johnston。2016。“有条件现金补助、国内冲突和叛乱影响：来自菲律宾的试验性实证”。《发展经济学杂志》，第118（2016）期：第171-182页。

148 世界银行、粮农组织和农发基金。2009。《改善阿拉伯国家的粮食安全》。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S. Fan、M. Torero和D. Headey。2011。《需要紧急行动预防粮食危机复发》。政策简报第16号。华盛顿特区，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O. Ecker和C. Breisinger。2012。《粮食安全系统：新概念框架》。讨论文件第1166号。华盛顿特区，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149 粮农组织、联合国儿基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2012、《增强面临风险人群的抵御能力：从索马里最近经历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在持续危机中粮食不安全高级别专家论坛上的发言，粮农组织，罗马，2012年9月13-14日。

150 见农发基金。2015。布隆迪和农发基金联手应对当地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提升小农产品价值 [网上]。见：新闻 [2017年6月29日援引]。www.ifad.org/fr/newsroom/press_release/tags/p72/y2015/7983915

151 见安理会决议第1325号（2000）[关于妇女与和平及安全]，文件S/RES/1325号（2000）。于2000年10月31日通过。

152 联合国维和行动部。2010。《关于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2000）在维持和平过程中对妇女、和平和安全的十年影响研究》。提交给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的最终报告，实地支持部。美国纽约。

153 见合作学习项目（CDA）。2012。《妇女、性别和和平建设：各项贡献能相互累计吗？了解和平建设工作的累计影响》。专题论文。和平实践项目反思。美国剑桥。

154 P. Justino、T. Brück和P. Verwimp编。2013。《冲突、暴力和发展动态微观视角》。牛津大学出版社。

155 比如参见T. Bernard、S. Dercon和A.S. Taffesse。2011。《超越宿命论：有关埃塞俄比亚自我效能和期望丧失的经验型探讨》。工作文件第2011-03号。英国牛津，非洲经济研究中心，牛津大学；J. Parker等，2013（见注释129）；D. Ray。2006。“期望、贫困与经济变革”。见：A. Banerjee、R. Benabou和D. Mookherjee编。《了解贫困》，第409-421页。

156 C. Blattman和J. Annan。2011。《利比里亚高风险年轻人重新融入与就业：从关于针对原参战人员的地雷行动农业培训计划的随机评价中获得的经验教训》。从利比里亚和平建设随机评价中获得的经验教训。政策报告第2001.1号。美国纽黑文，贫困行动创新中心，耶鲁大学。

157 Parker等，2013（见注释129）。

158 J. Hagen-Zanker、M. Ulrichs、R. Holmes和Z. Nimeh。2017。《难民现金补助：约旦一项计划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伦敦，海外发展研究所，阿亚咨询公司。

159 粮农组织。2016d。《指南说明：持续危机中的性别、粮食安全和营养：妇女与女童作为抵御能力的媒介》。罗马。（参见www.fao.org/3/a-i6630e.pdf）

160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6。《联合国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建设和平基金可持续和平与发展跨国合作中期进展报告（2015年12月- 2016年10月）》。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吉尔吉斯共和国代表处。

161 Breisinger等，2015（见注释119）。

162 C. McLoughlin。2015。“服务交付何时能加强脆弱或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合法性？”。《治理：政策、行政管理及机构国际期刊》，第28（3）期：第341-356页。

163 L. Denney、R. Mallett和D. Mazurana。2015。《建设和平与服务交付主题报告》；联合国大学，政策研究中心。

164 粮农组织。2017e。“加强科特迪瓦土地冲突的预防与和平管理”。见：粮农组织在行动 [网上]。罗马。[2017年6月30日援引]。www.fao.org/emergencies/fao-in-action/projects/detail/en/c/381885/

165 粮农组织的计算以经合组织统一报告标准（OECD-CRS）数据库收集的数据为依据，数据下载日期为2016年7月29日。（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CRS1）。

166 例如，2016年世界人道主义峰会有关“大交换”的协议，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的《长期危机中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

167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2015。《适应未来系列。看见终点：通过多年规划满足和减少持续危机中的人道主义需求》。思考简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政策与研究系列第015号。

168 见世界粮食计划署。2015。《多年供资》。罗马。截至2014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已与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德国、爱尔兰、尼泊尔、新西兰、挪威、荷兰、韩国、俄罗斯和英国签署了12份多年协议。

169 粮农组织的计算以经合组织统一报告标准（OECD-CRS）数据库收集的数据为依据，数据下载日期为2017年3月13日。(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CRS1).

170 在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资金跟踪系统中，粮食部门包括紧急粮食援助、资产创建和相关生计支持。

171 粮农组织的计算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资金跟踪系统收集的数据为依据，数据下载日期为2017年3月15日（见https://ftsarchive.unocha.org/pageloader.aspx?page=AboutFTS-Introduction）。

172 例如见Collier等，2008（见注释130）。

173 “新的工作方式”由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8家联合国人道主义与发展实体（粮农组织、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基会、世界粮食计划署、世卫组织）2016年5月签署的一份“行动承诺”中提出，并得到世界银行和国际移民组织赞同。它旨在推动人道主义、发展与和平行动方认真开展工作，依据具体情况，通过集体行动减少风险、需求和脆弱性，为受冲突和持续危机影响的人们提供支持，从而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包括维持和平。

174 “和平承诺”包括5项承诺，作为“新的工作方式”框架，具体包括：（a）一致的目标；（b）分析；（c）能力建设、开发工具、伙伴关系、学习；（d）冲突敏感性；（e）供资。它提出，国际社会有责任打破相互分割的现状，齐心协力，在和平、人道主义和发展领域开展统一行动，同步合作解决暴力冲突的推动因素，交付人道主义援助，增强相关机构、抵御力和能力，在依据具体情况遵守人道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最终消除人道主义需求。

175 von Grebmer等，2015（见注释21）。

方 法

《2017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由粮农组织经济及社会发展部农业发展经济司与统计司共同编写，由来自粮农组织、农发基金、联合国儿基会、粮食计划署和世卫组织的技术专家团队提供支持。

报告的编写得到了一个资深顾问团队的指导，该团队由五家联合国合作出版方指派的高级管理人员组成。该团队在粮农组织领导下，确定了报告大纲和主题重点。它还负责对由五家合作出版方指派专家组成的技术编写团队进行监督。技术编写团队还聘请外部专家协助编写背景文件，为编写团队成员所做的研究和数据分析提供补充。

编写团队完成了多个阶段性报告，包括报告注释大纲、初稿和终稿。这些文稿在编写过程中均经过高级顾问团队审议、核证和批准。终稿更是经过五家联合国机构高级管理层和总部及下放办事处各司各部技术专家的严格技术审议。最后，报告通过五家合作出版方领导层的正式审议和批准。

附件1说明

各国都在定期修订以往和最新报告期的官方统计数据。联合国的人口数据也是如此。如出现修订，估计数也会做出相应修订。因此，建议用户只参考同一版《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中估计数的变化，避免对不同年份报告版本中的数字进行比较。

地理区域

本书参照联合国统计司秘书处提出的地理区域分组规则，主要用于其出版物和数据库（https://unstats.un.org/unsd/methodology/m49/）。将各国或各地区分组是便于统计，不代表联合国对不同国家或领土的政治或其它属性有任何假设判断。如某些国家、地区和领土缺乏充足或可靠的相关数据，无法进行评估，则未被纳入汇总数据。具体说明如下：

▸ 北部非洲：除表上所列国家和领土外，食物不足发生率和根据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确定的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数据包含西撒哈拉的估计数。消瘦、发育迟缓、儿童超重、成人肥胖、纯母乳喂养和贫血估计数中不包含西撒哈拉。

▸ 东部非洲：按M49分类法，不包括英属印度洋领地、法属南部领地、马约特和留尼汪。

▸ 西部非洲：按M49分类法，不包括圣赫勒拿岛。

▸ 亚洲和东亚：按M49分类法，消瘦、发育迟缓和儿童超重汇总数中不包括日本。

▸ 加勒比：按M49分类法，不包括安圭拉、阿鲁巴、博内尔岛、圣尤斯特歇斯岛和萨巴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库拉索、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岛、蒙特塞拉特岛、圣巴托洛缪岛、圣马丁岛（法属）、圣马丁岛（荷属）、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美属维尔京群岛。此外，贫血估计数中不包括圣基茨和尼维斯。成人肥胖和纯母乳喂养数据中不包括波多黎各；儿童消瘦、发育迟缓和超重也是这种情况。

▸ 南美洲：按M49分类法，不包括布韦岛、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法属圭亚那、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岛。

▸ 大洋洲：按M49分类法，消瘦、发育迟缓、儿童超重和纯母乳喂养数据中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按M49分类法，不包括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诺福克岛。

▸ 美拉尼西亚：按M49分类法，贫血估计数不包括新喀里多尼亚。

▸ 密克罗尼西亚：按M49分类法，不包括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美国本土外小岛屿。此外，贫血估计数不包括瑙鲁和帕劳。

▸ 波利尼西亚：按M49分类法，不包括皮特凯恩群岛、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成人肥胖和纯母乳喂养估计数不包括美属萨摩亚、法属波利尼西亚、托克劳。此外，贫血汇总数中也不包括库克群岛、纽埃和图瓦卢。

▸ 北美洲：按M49分类法，不包括圣皮埃尔和密克隆。成人肥胖、贫血和纯母乳喂养以及儿童发育迟缓、消瘦和超重汇总数也不包括百慕大和格陵兰。消瘦和发育迟缓汇总数仅基于美国的数据。

▸ 北欧：按M49分类法，不包括奥兰群岛、海峡群岛、法罗群岛、马恩岛、斯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 南欧：按M49分类法，不包括直布罗陀、梵蒂冈、圣马力诺。贫血估计数中包括圣马力诺。

▸ 西欧：按M49分类法，不包括列支敦士登、摩纳哥。

所有地理区域中都为未报告数据但列在表中的国家估计了相关数据。

其他组别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参照联合国统计司的分组方法(https://unstats.un.org/unsd/methodology/m49/)。

▸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成人肥胖和纯母乳喂养汇总数中不包括美属萨摩亚、法属波利尼西亚和波多黎各。此外，贫血汇总数中不包括安圭拉、阿鲁巴、博内尔岛、圣尤斯特歇斯岛和萨巴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库克群岛、库拉索、关岛、蒙特塞拉特岛、瑙鲁、新喀里多尼亚、纽埃、北马里亚纳群岛、帕劳、圣基茨和尼维斯、圣马丁岛（荷属）、图瓦卢、美属维尔京群岛，包括波多黎各。

低收入经济体和中低收入经济体参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方法(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bank-country-and-lending-groups)。

低收入缺粮国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科特迪瓦、朝鲜、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印度、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苏丹、苏丹、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也门、津巴布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