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旗舰出版物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之状况”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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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2022。《2022 年世界森林状况：有助于促进绿色复苏和建设包容、有韧性的可持续经济 的森林途径》。罗马，粮农组织。
https://doi.org/10.4060/cb9363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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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 1020-5748 [印刷]
ISSN 2663-8037 [在线]
ISBN 978-92-5-136484-0
© 粮农组织，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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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粮农组织/Saikat M.

缅甸：一名罗兴亚难民志愿者在考克斯巴扎尔的一个难民营内浇水。自2018年以来，他一直参与粮农组织旨在恢复退化森林的种植活动。

目 录

核心要点

前 言

方 法

致 谢

缩略语

内容提要

第1章

森林和树木能否为促进复苏和建设包容、有韧性的可持续经济提供途径？

第2章

森林和树木提供重要的商品和生态系统服务，但在经济系统中被低估

2.1 毁林和森林退化持续存在

2.2 全球95%的农村人口居住在离森林5公里范围内，而政府拥有近四分之三的森林

2.3 社会从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中获得巨大惠益，占土地资产总财富的五分之一以上

2.4 正规林业部门为全球国民经济贡献超过1.5万亿美元

2.5 木质能源和非木质林产品在大多数农村家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3章

三个相互关联的森林途径可以促进绿色复苏和向可持续经济转型

3.1 遏制毁林和维护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将有利于气候、生物多样性、健康和长期粮食安全

3.2 森林景观恢复和农林业有助于使生计和景观多样化，并提高土地生产力

3.3 加大对森林的可持续利用和构建绿色价值链，将有助于满足未来的材料需求并支持可持续经济

第4章

存在扩大森林途径投资的可行方案，并可能带来显著效益

4.1 虽然森林和树木价值较高，但得到的投资却很少

4.2 应当鼓励并监测为森林途径筹集私营部门资金方面前景良好的工作进展

4.3 让激励措施、监管和市场遵循可持续性原则，可以加快向包容、可持续的绿色经济转型

4.4 气候融资辅助森林途径发展的潜力巨大，碳交易市场正在经历大幅增长

4.5 为小规模生产者获取融资对于实施森林途径十分必要 — 需要分享从可推广的成功经验中汲取的教训

第5章

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对于大规模实施森林途径至关重要

5.1 森林途径需要对土地使用者具有吸引力

5.2 要让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通过森林途径在地方一级的恢复方面产生成果，那么权利保障就必不可少

5.3 强化地方生产者组织是一种吸引小规模行动者参与地方恢复和发展的途径

5.4 提高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的能力，与他们合作创造知识，将能够支持基于森林的恢复和复原

5.5 数字技术会加快数据、信息和知识的获取，也会加快进入市场

5.6 基于森林的地方价值链要实现包容性恢复和发展，就需要妇女和青年的参与

第6章

森林途径 — 一种能够实现绿色复苏和有韧性经济的方法？

6.1 森林和树木在绿色复苏和构建韧性过程中的作用

6.2 当下是实现绿色复苏的时机吗?

术语表

参考文献

表、图和插文

表

1 2015年按分部门分列的世界林业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直接和总经济贡献估值

2 2011-2013年和2017-2019年按区域和分部门分列的林业部门直接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情况

3 2012-2019年中国实施的扶贫与生态恢复相结合的计划

4 2020-2050年全球主要森林气候变化缓解方案的年度技术和成本效益缓解潜力

5 从有关热带和亚热带国家森林恢复的文献（23项研究）中检索到的费用数据

6 按项目类别划分的自愿性碳交易市场规模，2019年-2021年8月31日

图

1 2020年按气候区分列的全球森林分布情况

2 1990-2020年全球其他有树木覆盖的土地面积

3 2019年居住在农田树木附近的人口密度

4 1995-2018年由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的人均财富

5 1995-2018年按区域分列的由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和木材提供的人均财富的百分比变化

6 在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估值中，国民账户体系与环境经济核算体系 — 生态系统核算的关系

7 1961-2020年两类主要纸制品的生产趋势

8 “热点”地图显示来源于野生动物的人畜共患疾病出现风险的预测分布

9 截至2018年，巴西、萨尔瓦多、墨西哥（金塔纳罗奥州）、卢旺达和美国不同类型的恢复干预措施的相对比例

10 9个主要生物群落恢复行动的内部收益率（a）和成本效益比（b）

11 2015-2060年全球资源开采预测（假设当前趋势延续）

12 非针叶锯材生产过程中的物料平衡

13 森林资金来源的多样性

14 气候相关发展融资在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部门的分配情况

15 林业气候融资

16 13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林业公共开支与林业部门的官方发展援助情况

17 截至2021年6月30日30个国家的“刺激方案绿色指数”

18 印度尼西亚林业分部门大中型企业固定资产的年度增长情况

19 “近期行动”设想情景下森林途径所必需的额外投资

20 新兴市场上根据潜力评分最具可行性的十种投资工具

21 2014-2021年的绿色债券市场

22 惠及小规模农业的气候融资所占比例

23 UN-REDD、森林碳伙伴基金和其他倡议支持下54国制定REDD+惠益分享机制的进展

插文

1 毁林的定义和测量

2 自然旅游业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

3 COVID-19疫情对木材生产和贸易的影响

4 利比里亚的一项社会经济调查发现，居住在森林附近的人们能从森林获得相当可观的惠益

5 孟加拉国森林以外树木的重要性

6 “同一个健康”

7 全球环境基金的粮食体系、土地利用和恢复影响计划

8 2021年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以及森林、农业和商品贸易对话

9 零毁林价值链上的公私合作

10 菲律宾利用辅助自然再生措施恢复一条流域

11 实现森林景观恢复成本效益的空间规划优化

12 巴西亚马逊地区的农林业模式

13 加蓬推广交叉层压木材建筑

14 木材鼓励政策

15 木纤维在医疗产品制造中的应用

16 到2050年生物质在实现净零排放方面的潜在作用

17 尼日利亚的木质燃料和就业

18 可持续林业与木质产品的生产 — 涉及可持续利用途径

19 致力于为可持续林业筹资的混合融资案例

20 绿色债券 — 为森林途径融资

21 为合法、可持续的木质产品确立验证体系 — 森林执法、治理与贸易方面的经验

22 农业商品及森林相关问题的倡议范例

23 将环境标准纳入金融决策

24 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承认森林的关键作用

25 通过林业实现碳固存的基金

26 绿色气候基金的成果支付制

27 亚洲的林木抵押 — 利用小规模生产者者的财富

28 “树木增进全球惠益” — 一项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帮助农民积累资产的计划

29 通过推动农民的树木权，让尼日尔回归绿色

30 中国和越南促进小规模生产者发展林业的有利政策

31 加纳森林和农场生产者联合会

32 投资于危地马拉的小规模生产者林业 — 实现农村绿色经济和绿色复苏的一种途径

33 中国的退耕还林工程

34 国际示范林网络与地方基于森林的发展

35 林业部门的农民田间学校

36 澳大利亚为管控野火而重新弘扬传统知识

37 重振林业教育

38 越南地方一级制定的尽职调查系统

39 科特迪瓦某妇女协会生产可持续木炭

40 一款制定战略复原计划的应用

41 利用无人机监测巴拿马社区森林

42 哥伦比亚女性参与土地所有权的正式化进程

43 参与REDD+政策对话的青年组织

44 肯尼亚一个由女性领导的基于社区的组织提供资金获取渠道

核心要点

要 点

如果我们的地球不健康，就不会有健康的经济。环境恶化正在导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新发疾病的出现。森林和树木可以在应对这些危机和迈向可持续经济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与森林和树木有关的三个相互关联的途径可以支持经济和环境恢复。这些途径是：（1）遏制毁林和维护森林；（2）恢复退化土地和扩大农林业；（3）可持续利用森林和构建绿色价值链。

世界需要更多的可再生材料，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和减少环境影响。林业部门可以而且必须推动更有效且以循环方式利用、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生物材料。

森林和农场生产者需要在促进绿色复苏方面获得更多的激励。必须确保他们能从森林和树木资源的恢复和可持续管理中获得丰厚而实在的利益。

森林途径有助于建设包容、有韧性的可持续经济。要以最佳方式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转变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不同途径之间以及贯穿农业粮食体系的农业与林业之间的协同作用，并鼓励私营部门投资。

➔ 树木、森林和可持续林业可以帮助世界从COVID-19疫情中复苏，并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迫在眉睫的环境危机。但要做到这些，就需要社会更好地认识到森林的巨大价值及其在建设包容、有韧性的可持续经济方面起到的关键作用。

➔ 三种途径使社会、社区、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和管理者从森林和树木中获得更多实际的利益，同时应对环境退化、从危机中恢复、预防未来的流行病、增强抵御力和推动经济转型：

1. 遏制毁林和维护森林可在2020-2050年间每年避免排放36 +/- 2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到2030年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1.5°C以内所需额外减排量的14%，同时保护地球一半以上的陆地生物多样性。

2. 恢复退化土地和扩大农林业：恢复措施可使15亿公顷退化土地得到改善，而增加树木覆盖率可以再使10亿公顷退化土地的农业生产力得以提高。在2020-2050年间，通过植树造林和再造林恢复退化土地，可每年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从大气中减少9-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

3. 可持续利用森林和构建绿色价值链将有助于满足未来的材料需求（全球所有自然资源的消耗量预计将从2017年的920亿吨增加到2060年的1900亿吨），并为可持续经济提供支持。

➔ 这三个途径是相辅相成的。当它们之间的协同效应达到最大化时，就可以气候和环境惠益的形式提供最高回报，并可增强地方一级的可持续发展潜力、适应能力和抵御力。

➔ 需要改变政策，将资金流从损害森林的行动中转移出去，并激励对森林养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投资。到2030年，为三个森林途径提供的资金应至少增加两倍（仅森林建设和管理每年就需要超过2000亿美元），以实现气候、生物多样性和土地退化零增长的目标。近年来，REDD+框架在不断改进，实施和供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这些措施再加上其他相关的成果支付机制，可以在支持发展中国家按照森林途径取得进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 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拥有或管理着全球近一半 （43.5亿公顷）的森林和农场景观，他们对于大规模实施这些途径至关重要。根据一项估计，这些土地上的小规模生产者每年的总收入高达1.29万亿美元。现在有超过850万个生产者组织，可以帮助地方行动者参与和支持绿色复苏。

➔ 处于森林价值链中的企业将成为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许多企业已经在扩大林产品的范围，以替代会产生较高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材料，并提高加工效率。地方森林种植者和加工者可以通过加强与买方的联系以及通过生产者组织进行能力建设来获得更多惠益。

➔ 扩大实施森林途径的行动会带来风险，对小规模生产者来说尤其如此。如果没有支持性政策和制度，小规模生产者对这些途径的投资可能会面临失败。与此同时，还需要管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因为气候变化会使人们更易受火灾、害虫和干旱的影响。

➔ 快速采取行动实施这些途径的起点包括：

1. 将复苏资金用于旨在打造可持续经济和创造绿色就业的长期政策，并进一步推动私营部门投资；

2. 为包括妇女、青年和土著人民在内的地方行动者赋权，激励他们在实施森林途径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3. 参与关于森林可持续利用的宣传活动和政策对话，以便同时实现经济和环境目标；

4. 在三种途径之间，以及在农业、林业、环境和其他政策及计划当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协同增效和减少权衡取舍。

前 言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使消除饥饿和贫困的进程变得更具挑战性，也更为紧迫。复苏行动需要应对疫情及其相关限制措施的影响，其中弱势群体受疫情打击尤为严重。

即便在疫情暴发之前，人类的大部分进步都以环境为代价，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集约化的农业生产过程，以及为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而毁林，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环境退化，并造成气候危机。继续沿用当前的农业粮食生产途径是不可行的。

2021年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和相关倡议表明，全球农业粮食体系的转型已经开始。既需要从短期危机 — 威胁人类健康的大流行 — 中恢复，也要从“地球健康”危机造成的更长期、更深层次的紧急事件中恢复。

有利于粮食和农业未来的其他发展途径是存在的，需要予以审慎考虑。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通过其《2022-2031年战略框架》力图实现这一点，该框架旨在实现四个根本愿望：“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和“更好生活，不让任何人掉队”。粮农组织还基于五项原则和20项相互关联的行动提出了关于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体系的愿景，该愿景适用于各个部门和层级。

在本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三种基于森林和树木的途径，这些途径为其他旨在实现更有效、更包容、更有韧性和更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体系的行动提供补充。这三种途径是：遏制毁林和维护森林；恢复退化土地和扩大农林业；可持续利用森林和构建绿色价值链。平衡、同步地实施这些途径，有助于解决人类和地球面临的危机，同时还能产生可持续的经济效益，尤其是在（通常偏远的）农村社区。因此，森林和树木是宝贵的资产，可以通过森林途径促进复苏并建设更具韧性的地方经济。提出这些途径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相互关联的地球危机的解决方案具有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需要从整体上加以解决。

总体而言，2021年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的成果支持所有三个森林途径。140多个国家已通过《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承诺到2030年消除森林损失，并支持恢复和促进可持续林业。为此，分配了额外的190亿美元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些目标。由家庭农民、小规模生产者、森林社区和土著人民管理的森林和农场景观面积超过40亿公顷，这些行动者对于森林途径的有效实施至关重要。

本报告列出了世界可以进一步实施三个森林途径、实现绿色复苏和迈向循环经济的具体措施。时不我待，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以内，降低未来发生大流行病的风险，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充足且富有营养的粮食，消除贫困，保护地球上现存的生物多样性，并使年轻人拥有一个未来世界会更美好的希望。粮农组织正致力于支持成员国与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共同探索三大森林途径的潜力，以对其进行进一步投资和有效实施。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

屈冬玉

方 法

《2022年世界森林状况》由粮农组织林业司编写。

本报告的内容来自已经发表的文献、为编写本报告而委托开展的研究、由全球专家参与的相关主题网络研讨会、原始数据分析，以及粮农组织所开展的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项目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本报告由粮农组织的技术写作团队编写，该团队由协调员、作者和其他贡献者以及一名编辑组成。就每章而言，协调员与作者和其他贡献者合作，以确保各章节之内和之间的连贯，并确定关键结论。总协调员与各章的协调员联络，对写作、编辑、审查和信息传达的过程进行监督，并给予额外的反馈。

由粮农组织牵头并由不同机构的高级管理者和专家组成的咨询小组为报告的编写提供指导。该小组审查了报告的大纲（由粮农组织制定）及其专题重点，并向编写团队提供监督和反馈。咨询小组的一些成员还对初稿进行了正式审查。

编写小组取得了若干阶段性成果，包括详细的大纲以及草案的初稿和终稿。初稿由来自粮农组织内部和外部的70多名专家进行了单盲审查，同时发送至粮农组织区域和分区域办事处供评审。结论草案则通过各成员国的常驻粮农组织代表处提交给这些国家，并处理从各国收到的评论意见。编写小组根据这些评审意见对草案进行了修改，以制定草案终稿。最终，本报告在粮农组织接受行政审查并获得批准。

致 谢

《2022年世界森林状况》是在Ewald Rametsteiner的统筹指导下，由各章协调员Marco Boscolo、Thais Linhares-Juvenal和Tiina Vähänen组成的核心团队编写完成。Alastair Sarre对本报告进行了编辑，Luigi Baldassari、Veronika Juch、Christine Legault和Serena Pesenti提供了协助。下面列出了其他贡献者和审阅者。

各章作者和其他贡献者

第1章：Ewald Rametsteiner（粮农组织）和Alastair Sarre。

第2章：Thais Linhares-Juvenal（该章协调员）、Safia Aggarwal、Iana Arkhipova、Simone Borelli、Anne Branthomme、Nathalia Formenton Cardoso、Julian Fox、Monica Garzuglia、Marta Gruca、Yonca Gurbuzer、Kristofer Johnson、Örjan Jonsson、David Kaimowitz、Jarkko Koskela、Erik Lindquist、Qiang Ma、Monica Madrid Arroyo、Lars-Gunnar Marklund、Giulia Muir、Jean-Claude Nguinguiri、Chiara Patriarca、Bruno Paz、Anssi Pekkarinen、Leticia Pina、Javier de Lamo Rodriguez、Marieke Sandker、Simona Sorrenti、Elaine Springgay、Ashley Steel、Rebecca Tavani、Sven Walter和Xia Zuzhang（粮农组织）；Veronica Alonso（特别顾问）；Luke Brander（布兰德环境经济学研究所）；Sarah E. Castle（伊利诺伊大学）；Shannon Cui（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研究所）；Dolf de Groot（可持续发展基金）；Branko Glavonjić（贝尔格莱德大学）；Victoria Guisado-Goni（布兰德环境经济学研究所）；Luis Diego Herrera Garcia（世界银行）；Christian Held（特别顾问）；Vince van’t Hoff（可持续发展基金）；Waltteri Katajamaki （国际劳工组织）；Andrew T. Kinzer（伊甸园再造林项目）；Yanshu Li（佐治亚大学）；Dan Liang（厦门大学）；Rattiya Lippe（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研究所）；Bin Mei（佐治亚大学）；Eva Meier（特别顾问）；Daniel C. Miller（圣母大学）；Pete Newton（加拿大森林局）；Peter Newton（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Johan A. Oldekop（曼彻斯特大学全球发展研究所）；Todd Rosenstock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和世界农林中心）；Philipp Schägner（可持续发展基金）；Jörg Schweinle（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研究所）；Stefanos Solomonides（可持续发展基金）；Mabelin Villarreal-Fuentes（国际劳工组织）；Sheng Zhang和Xiaobin Tang（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第3章：Tiina Vähänen（该章协调员）、Malgorzata Buszko-Briggs（第3.1节的协调员）、Christopher Besacier（第3.2节的协调员）、Sven Walter（第3.3节的协调员）、Blaise Bodin、Lyndall Bull、Valentina Garavaglia、Arturo Gianvenuti、Jarkko Koskela、Caroline Merle、Peter Moore、Giulia Muir、Maria Nuutinen、Priya Pajel、Kristina Rodina、Kenichi Shono、Elaine Springgay、Ashley Steel、José Fernandez Ugalde、Sheila Wertz和Xia Zuzhang（粮农组织）；Benjamin Caldwell（美国温洛克国际农业开发中心）；Branko Glavonjić（贝尔格莱德大学）；Sarah A. Laird（“人与植物”倡议）；Mokena Makeka（德尔伯格咨询公司）；Rajat Panwar（俄勒冈州立大学）；Patricia Shanley（“人与植物”倡议）；Dietmar Stoian（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和世界农林中心）；Evelyne Thiffault（拉瓦尔大学）；Devang Vussonji和Caris Zwane（德尔伯格咨询公司）。

第4章：Marco Boscolo（该章协调员）、Astrid Agostini、Monica Madrid Arroyo、Lyndall Bull、Olga Buto、Rimma Dankova、Yelena Finegold、Giulia Galbiati、Thais Linhares-Juvenal、Ludwig Liagre、Caroline Merle、Till Neeff、Nana Nkuingoua、Valentina Pernechele、Leticia Pina、John Preissing、Pierrick Rambaud、Lucio Santos、Sven Walter和Zhe Yuan（粮农组织）；Michael Brady（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和世界农林中心）；Tim Brown（世界银行）；Juan Pablo Castaneda（世界银行）；Laurent Fremy（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和世界农林中心）；Olga Gavryliuk和Luis Diego Herrera Garcia（世界银行）；Annette Huber-Lee和Eric Kemp-Benedict（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Petri Lehtonen（欧盟森林造福未来基金、Particip GmbH）；Bas Louman（Tropenbos International）；Ivo Moulder（联合国环境规划署）；Anisha Nazareth（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Mateo Salazar（Vivid Economics）；Benjamin Singer（绿色气候基金）；Marcel Starfinger（德累斯顿工业大学）；Dietmar Stoian（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和世界农林中心）；Yitagesu Tekle Tegegne（欧洲森林研究所）；La Thi Tham（越南国立林业大学）；Jeff Vincent（杜克大学）和Sally Williams（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

第5章：Safia Aggarwal、Mauro Bottaro、Jose Díaz、Emma Gibbs、Marta Gruca、Magnus Grylle、Qiang Ma、Jean-Claude Nguinguiri、Stephen Sherwood和Andrew Taber（粮农组织）；Duncan MacQueen（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第6章：Ewald Rametsteiner（粮农组织）和Alastair Sarre。

审阅者

Garo Batmanian（世界银行）；Foday Bojang；Clayton Campanhola；Mafa Chipeta；Gerhard Dieterle；Patrick Durst；Ross Hampton（澳大利亚林产品协会）；Alain Karsenty（法国国际农业发展研究中心）；Petri Lehtonen（欧盟森林造福未来基金）；Damiana Mann（巴拉圭国家森林研究所）；Daniel C. Miller （圣母大学）；Eva Müller（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Sten Nilsson（Forest Sector Insights）；Pablo Pacheco（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办事处）；Eunsik Park（韩国森林服务局）；Jose Antonio Prado；Christopher Prins；George Scott（联合国环境规划署）；Gerardo Segura-Warnholtz；Benjamin Singer（绿色气候基金）；Bernhard Wolfslehner（欧洲森林研究所）；来自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社区林业培训中心的若干审阅者；以及Mascaretti Alberta、Manuel Barange、Edmundo Barrios、Fen Beed、Lorenzo Bellù、Boubaker Ben Belhassen、Vera Boerger、Khalid Bomba、Maria Giulia Crespi、Peter Csoka、Benjamin Davis、Wafaa El Khoury、Ismahane Elouafi、Kim Freidman、Pietro Gennari、Marta Gomez、Jeffrey Griffin、Abdel Hamied Hamid、Jippe Hoogeveen、Adriana Ignaciuk、Alicja Kacprzak、Joshua Kafotokoza、David Kaimowitz、Akiko Kamata、Haekoo Kim、Herve Levite、Li Lifeng、Mohamed Manssouri、Eduardo Mansur、Marina Mastrorillo、Antonio Mele、Hiroto Mitsugi、Jacopo Monzini、Lev Neretin、Sasha Koo Oshima、Ismail Oudra、Peter Pechacek、Dmitry Prikhodko、Simon Rietbergen、Jose Rosero Moncayo、Marco Sanchez Cantillo、Marieke Sandker、Nuno Santos、Simona Sorrenti、Makiko Taguchi、Bruno Telemans、Hans Thiel、Máximo Torero Cullen、Francesco Tubiello、Pieter Van Lierop、Mette Løyche Wilkie、Norbert Winkler、Xia Jingyuan和Ekrem Yazici（粮农组织）。

咨询小组

Justin Adams（世界经济论坛）；Garo Batmanian（世界银行）；Alexander Buck（国际林业研究组织联盟）；Gerhard Dieterle；Ross Hampton（澳大利亚林产品协会）；Daniel C. Miller（圣母大学）；Ivo Mulder（联合国环境规划署）；Musonda Mumba（联合国开发计划署）；Robert Nasi（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和世界农林中心）；Eunsik Park（韩国森林服务局）；Tony Simons（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和世界农林中心）；以及Peter Csoka、Rimma Dankova、Pietro Gennari、Adriana Ignaciuk、Li Lifeng、Mohamed Manssouri、Eduardo Mansur、Lev Neretin、John Preissing、Josè Rosero Moncayo、Simona Sorrenti、Francesco Tubiello和Mette Løyche Wilkie（粮农组织）。

本报告的翻译由粮农组织领导机构服务司语言服务处负责。

粮农组织新闻传播办公室出版处为所有六种官方语言版本提供编辑支持、设计和排版以及制作方面的协调。

缩略语

°C

摄氏度

CIFOR-ICRAF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和世界农林中心

CO_2

二氧化碳

CO_2e

二氧化碳当量

COP

缔约方会议

COVID-19

2019冠状病毒病

EFT

生态财政转移支付

EID

新发传染病

ESVD

生态系统服务估值数据库

ETS

排放交易体系

EUR

欧元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LR

森林景观恢复

FRA

全球森林资源评估

FSC

森林管理委员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FPM

全球林产品模型

GGW

绿色长城计划

GHG

温室气体

Gt

十亿吨

GtC

十亿吨碳

ha

公顷

Int$

国际美元

IRW

工业原木

ITMO

国际转让的减缓成果

kg

公斤

km

公里

MDB

多边开发银行

MRV

监测、报告和验证

Mt

百万吨

NDC

国家自主贡献

NWFP

非木质林产品

ODA

官方发展援助

PEFC

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

PES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RBP

基于成果的支付

REDD+

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以及森林养护、可持续管理和增加森林碳储量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SEEA

环境经济核算体系

SEEA-EA

环境经济核算体系 — 生态系统核算

SOFO

世界森林状况

t

吨

UN

联合国

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SD

美元

VPA

自愿伙伴关系协定

VSLA

乡村储蓄和信贷协会

内容提要

1. 森林和树木能否为促进复苏和建设包容、有韧性的可持续经济提供途径？

人类正面临多重全球威胁。

- ▸ 这些威胁包括：疫情及相关的经济困难、粮食不安全、贫困、气候变化、冲突、土地和水资源退化，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

世界需要具有成本效益的、公平的、可以迅速实施的大规模解决方案，而森林和树木具有明显的潜力。

- ▸ 全球社会可以更好地利用森林和树木来同时实现下列目的：保护自然，更好地为人类提供福祉，并创造收入（特别是为农村人口创收）。

三种基于森林的途径值得仔细研究，作为应对从地方到全球各级挑战的手段。

- ▸ 这三种途径是：

1. 遏制毁林和维护森林；

2. 恢复退化土地和扩大农林业；

3. 可持续利用森林和构建绿色价值链。

- ▸ 本报告概述了森林和树木的作用和价值；探讨将这些途径和方法纳入现有和新政策的好处和成本；评估为这些途径获得额外资金的可能性；并讨论如何在适当的情况下最好地促进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决策者大规模地推行这些途径。

2. 森林和树木提供重要的商品和生态系统服务，但在经济系统中被低估

森林是具有全球意义的资源。

- ▸ 森林占地球陆地面积的31%（40.6亿公顷），但其面积正在缩小。在1990年-2020年间，有4.2亿公顷的森林因砍伐而消失。虽然毁林速度正在减缓，但在2015-2020年间，毁林面积仍达到每年1000万公顷。在2000-2020年间，约有4700万公顷的原始森林消失。

- ▸ 人工林有2.94亿公顷（占全球森林面积的7%）。在2015-2020年间，其面积以每年略低于1%的速度增长，而2010-2015年间的增长速度为1.4%。在2000-2020年间，其他林地面积下降了近1%；但在1990-2020年间，其他有树木覆盖（包括城市中的树木、果园、棕榈树和农林业景观）的土地面积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农林业用地至少有4500万公顷，并呈增长趋势。

- ▸ 森林为80%的两栖动物物种、75%的鸟类物种和68%的哺乳动物物种提供栖息地，而热带森林包含所有维管植物物种中的约60%。超过7亿公顷的森林（占森林总面积的18%）位于合法建立的保护区内。尽管如此，森林生物多样性仍然受到毁林和森林退化的威胁。

- ▸ 气候变化是森林健康的主要风险因素。例如，有迹象表明森林火灾和虫害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正在增加。

森林对于减缓气候变化至关重要。

- ▸ 树木和森林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森林含有6620亿吨碳，占全球土壤和植被中碳储量的一半以上。在2011-2020年间，尽管森林面积持续减少，但由于再造林、改善森林管理和其他因素，森林的碳吸收量超过了排放量。

- ▸ 森林对气候变化还有一系列其他影响，例如影响反照率和大气中的水蒸汽含量，以及气溶胶排放。亚马逊和非洲热带地区的毁林可能对降雨产生重大的区域影响，从而对雨养农业产生很大影响。从地方到区域层面，森林可能会对气候条件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城市地区的树木在夏季和极端高温期间可使中欧的地表温度降低多达12℃。

人类社会受益于森林，并高度依赖森林。

- ▸ 据估计，世界国内生产总值（2020年为84.4万亿美元）的一半以上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包括森林提供的服务），其中每年有31万亿美元是中度依赖，13万亿美元是高度依赖。

- ▸ 某些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休闲和狩猎、栖息地、提供非木材林产品和水服务）蕴含的财富估计为7.5万亿美元，占土地资产总财富的21%，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9%。国民财富核算中缺乏自然资产存量可能会导致政策错误，从长远来看，自然资产的下降可能会影响其他资产。目前正在采取措施改进对包括森林在内的自然的价值估计。

- ▸ 估计约有3300万人（占全球就业人数的1%）直接在正规和非正规林业部门工作。2015年，该部门对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直接、间接和连带）超过1.52万亿美元。

- ▸ 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约26亿人）依赖木材和其他传统燃料进行家庭烹饪。然而，传统的木质燃料是造成家庭空气污染的重要因素，每年造成 163-312万人过早死亡。

- ▸ 一项研究估计，35-57.6亿人将非木材林产品用于自用或维持生计。野外采集的森林食物增加了森林附近人们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特别是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偏远地区。

许多居住在森林附近的人们从森林中获得的惠益不足。

- ▸ 估计有41.7亿人（占城市以外所有人口的95%）居住在离森林5公里范围内，32.7亿人居住在离森林1公里范围内。在许多热带国家，居住地与森林相邻的人大约四分之一的收入来自森林。

- ▸ 考虑到80%的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因此居住地和森林的邻近关系与极端贫困之间可能存在很强的联系。有充分证据表明，森林和其他基于树木的系统能够支持贫困人口改善福祉和降低风险，但它们在帮助人们永久摆脱贫困方面的作用却鲜有记载。

- ▸ 2015年，全球约四分之三（73%）的森林为公有，22%为私有。私人拥有公共森林经营权的比例呈缓慢增长趋势，从1990年的2%增加到2015年的13%。地方、部落和土著社区拥有的、在法律上认可的森林面积至少有4.47亿公顷（截至2017年）。

在2020年初，COVID-19疫情对森林价值链和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多数行业迅速反弹，但未来出现大流行病的风险仍然存在。

- ▸ 例如，新闻纸等文化纸的产量在2020年下降了11%以上（加剧了原本持续下降的趋势），但某些其他纸张（例如包装纸）的产量却有所增长。这场疫情可能对木质燃料产生长期影响，估计使极端贫困人口增加了1.24亿人。有证据表明，一些国家在疫情期间增加了木质燃料的使用。预计到202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将有超过10亿人仍然依赖木炭和薪柴等污染性燃料。

- ▸ 森林与疾病之间存在更长期的潜在关系。自1960年以来报告的新发疾病中，超过30%归因于包括毁林在内的土地利用变化，250种新发传染病中有15%与森林有关。毁林（特别是在热带地区）与登革热和疟疾等传染病的增加有关。

3. 三个相互关联的森林途径可以促进绿色复苏和向可持续经济转型

3.1 遏制毁林和维护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将有利于气候、生物多样性、健康和长期粮食安全

如果在遏制毁林方面加大努力，那么这个途径可能是减缓气候变化的最具成本效益的行动之一。

- ▸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为将平均升温幅度限制在1.5℃以内而制定的所有路径要求人类活动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除了各经济体的快速脱碳外，还需要基于土地的方案来大幅减缓气候变化。遏制毁林既可以避免在生物质损失过程中的直接排放，又可以维持森林的碳吸收能力。

- ▸ 在全球范围内，面临毁林或退化风险的生态系统至少含有2600亿吨不可回收或难以回收的碳，特别是在泥炭地、红树林、原始森林和沼泽中。除非采取额外行动，否则在2016-2050年间，仅在热带地区，估计就有2.89亿公顷的森林被砍伐，导致排放169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 ▸ 最新数据证实，目前全球发生的近90%的毁林活动是由农业扩张导致的。这种土地利用变化有多种潜在驱动因素，包括贫困以及不可持续的生产实践和消费模式。

- ▸ 最近的估计表明，遏制毁林可以在2020-2050年间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每年避免排放36 +/- 2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到2030年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1.5℃以内所需额外减排量的14%。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加大努力的速度及可利用REDD+框架来促进这些行动的实施和供资。

- ▸ 有证据表明，遏制毁林将在地方和全球层面产生许多其他惠益，例如保护生物多样性、减少灾害、保护水土和维持授粉服务等，其好处远远超过成本。遏制毁林还将增强人们和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及抵御力。

更高效、更具生产力和更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体系是满足未来粮食需求的关键，并能够减少对农业用地的需求、维护森林和确保森林为农业系统提供多重效益。

- ▸ 导致未来土地竞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长到97亿人。考虑到膳食变化和其他因素，这可能意味着到本世纪中叶粮食需求将增加35-56%。

- ▸ 与农产品和林产品有关的一些贸易措施可能是导致毁林的因素。尽管若干国家的森林面积有所扩大，但其进口贸易所涉及的毁林活动却增加了。

- ▸ 可持续地提高生产力可以减轻因粮食需求增加而对林地造成的压力。然而，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可能会因集约化的性质不同而产生差异。需要解决协同增效和权衡取舍问题。

以减少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避免土地利用变化和加强监测为基础的全球防疫战略的成本估计为220-310亿美元。

- ▸ 如果考虑减少毁林以实现碳固存的好处，成本可能会更低（177-269亿美元），只相当于疫情所致成本的一小部分。

- ▸ “同一个健康”是一种综合方法，它认识到人类健康与动物和环境的健康密切相关。林业和野生动植物部门更多地参与“同一个健康”工作，再加上负责任的土地利用规划，才能解决导致疾病出现的一些潜在因素。

为在遏制毁林方面取得进展，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至关重要。

- ▸ 目前，在“遏制毁林和维护森林”这一途径方面，存在多种政策应对措施，其中包括将农产品与毁林脱钩、REDD+战略和行动计划、综合景观方法，以及加强治理和法律工作。

- ▸ 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联合倡议可以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此外，加强对景观方法与供应链治理的综合利用，有望解决土地可持续利用方面的挑战。

3.2. 森林景观恢复和农林业有助于使生计和景观多样化，并提高土地生产力

大量退化土地将可通过植被恢复来改善。

- ▸ 在全球范围内（从生物物理角度）被确定为可恢复的22亿公顷退化土地中，15亿公顷可能最适合将森林和树木与农业相结合的马赛克式恢复方式。另外有10亿公顷农田是因以前的林地发生土地利用变化而形成的，其改善方式可以是通过战略性植树造林来提高农业生产力，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供应。

植被恢复可以提供巨大的环境和经济惠益。

- ▸ 根据一项估计，到2030年恢复3.5亿公顷已被毁林和退化的土地可带来0.7-9万亿美元的净收益，每投资1美元可带来7-30美元的净收益。另一项研究估计，在2020-2050年间，通过植树造林和再造林恢复退化土地，可每年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从大气中减少9-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

- ▸ 一项对42个非洲国家的评估表明，土地恢复和养护对农业生产力的好处是不采取行动的成本的3-26倍。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区400万公顷退化土地的恢复创造了超过33.5万个就业机会。

- ▸ 恢复退化生态系统可以加强生态系统服务的供应。例如，一项综合分析发现，相较于退化生态系统而言，恢复行动使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供应分别平均增加了44%和25%。

- ▸ 泥炭地在排干或燃烧后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估计占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5%左右。泥炭地恢复的经济效益可能远高于成本。

- ▸ 火灾占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5%以上。综合防火和火灾控制作为景观管理措施的一部分，其成本比灭火和火灾后恢复低几个数量级。

- ▸ 农林复合系统往往比传统农业更能抵御环境冲击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根据这些系统的具体情况和当地条件，农林业可以实现天然林生物多样性的50-80%，可以作为安全网加强粮食安全和营养，并提高作物产量。

大力推行恢复措施和农林业的阻碍是获得利润回报所需时间较长。

- ▸ 有证据表明，如果对恢复措施的投资进行精心规划和执行，将产生净经济效益。一项分析表明，即使在最坏的设想情景下，恢复措施的投资也将在已评估的9类生态系统中的6类获得利润回报。然而，需要更多数据来全面评估恢复政策和行动的成本和效益。

- ▸ 尽管大量研究表明农林复合系统的生产力较高，但许多农民认为其生产力较低，因此存在财务风险。平均而言，农林业在3-8年后会获得利润回报；对于一年生种植系统，回报期通常为1-2年。如果要推广农林业的运用，就需要激励措施和战略投资，以实现恢复和提高生产目标。

3.3. 加大对森林的可持续利用和构建绿色价值链，将有助于满足未来的材料需求并支持可持续经济

世界将需要更多的可再生材料。

- ▸ 由于人口增长和富裕程度增加，预计全球所有自然资源的年消耗总量将从2017年的920亿吨增加到2060年的1900亿吨，增幅超过一倍。目前，全世界材料总需求量的25%来自生物质，其余从不可再生资源中获取。生物质的每年开采量从1970年的90亿吨增加到了2017年的240亿吨，预计到2060年将达到440亿吨。

- ▸ 过去二十年，世界原木产量增长了12%，2020年达到39.1亿立方米。预计对基于森林的生物质需求将进一步上升，主要受建筑业和包装业的推动。预计到2030年，建筑业的需求将增加近两倍，而包装业的需求将翻番。

增加森林面积和可持续森林管理，可以支持绿色复苏和向碳中和经济转型。

- ▸ 与由不可再生或排放密集型材料制成的产品相比，木制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较低。一项文献综述表明，在建筑业中每使用含有1公斤碳的木制品来替代非木制品，就能平均减排约0.9公斤碳。

- ▸ 使用木制品还有其他好处，例如创造绿色就业机会。据估计，到2050年，为满足预期住房需求，非洲的木材生产和初级加工业将为各国经济贡献高达830亿美元，并创造2500万个工作岗位。但释放这种潜力需要投资，以进行充分的能力建设。

- ▸ 要以可持续的方式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将需要恢复退化土地、植树造林和再造林来增加木材供应。还需要延长木制品的使用寿命，通过更有效的加工和林产品级联利用来减少浪费，改变消费模式，并促进向循环经济转型。实现废木和废纸在技术层面的最大回收潜力，将使欧洲木材行业的木材使用效率提高31%，并同时减少52%的温室气体排放。

- ▸ 应使基于森林的生物能源变得更高效、更清洁和更环保。例如，估计热带地区的木质燃料开采活动有三分之一是不可持续的。可通过以下方式来弥补需求与可持续供应之间的差距：恢复退化的森林、放弃用木质燃料烹饪的低效方式、以环境适宜的方式建立人工林、改善对木材采伐和加工过程中所产生废料的利用，以及在循环经济框架内通过级联利用的方式对用过的木材进行回收利用。

在激励森林产业扩大创新绿色价值链方面具有潜力。

- ▸ 非食品生物基产业估计每年以3.3%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30年产值将达到5万亿美元。大量基于森林的新兴生物产品有可能利用这一增长，包括生化制品、生物塑料和纺织品。同时存在潜在的环境效益：例如，如果用木质纤维素纺织品替代非木质纺织品，那么每1公斤木质纤维素纺织品中的碳可减少高达2.8公斤的碳排放。

4. 存在扩大森林途径投资的可行方案，并可能带来显著效益

森林投资远低于所需水平。

- ▸ 根据一项估计，为在全世界实现气候、生物多样性和土地退化零增长方面的目标，对森林途径的总投资到2030年需要增加三倍、到2050年需要增加四倍。估计到2050年，仅植树造林和管理所需的资金就要达到每年2030亿美元。

- ▸ 私营部门的投资是林业（尤其是“恢复和可持续利用”途径）的重要资金来源，但其数量难以确定。据估计，私营投资约占林业等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当前所得总资金的14%。

- ▸ 一项2017年的估计表明，私营部门每年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种植园投资15-20亿美元，在木材加工方面投资65亿美元。如果原材料的来源是可持续的，那么对增值加工设施的投资就可被视为对绿色价值链的投资。

- ▸ 在诸多COVID-19疫情复苏计划中，很少有计划在为森林途径筹集资金方面制定了明确而有力的内容。截至2021年5月，绿色措施仅占全球87个最大经济体与疫情相关的总财政支出的2.6%（即16万亿美元中的4200亿美元）。大多数复苏计划仍需改进，以增加其对包括林业在内的绿色部门的积极影响。

需要利用一切资金来源，包括国内政府、私营部门援助和官方发展援助，新的筹资方法也正在出现。

- ▸ 至少有五个领域在扩大实施森林途径方面具有很高潜力：（1）使国内公共金融体系支持绿色事业；（2）使气候融资适用于各种基于森林的方法；（3）通过监管、监督工具使金融市场支持绿色事业，并清晰定位基于森林的方法；（4）开拓投资级项目的供资渠道；（5） 支持投资于木材原产国的增值性木材加工。

- ▸ 林业方面的国内公共支出远远超过官方发展援助和（跟踪的）私营资金流，即使在一些低收入国家也是如此。在13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各国政府在林业方面的支出比从林业官方发展援助收到的金额多3.5倍。迄今为止，仅在少数国家实施的生态财政转移支付，对林业的投资已达全球官方发展援助金额的20倍。

- ▸ 对森林养护和恢复的投资似乎正在增加，包括来自企业的投资。许多在新兴市场具有高度可行性的投资工具都与林业部门相关。有些私营部门投资具有显著的公共价值，但在风险回报方面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混合融资模式可以帮助其降低风险。绿色债券正在发展，但迄今为止，只有3%的债券面向基于自然的方法。

- ▸ 许多国家在其最近的国家自主贡献中认识到森林的减缓潜力。许多国家还认识到树木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各国还有可能将森林和树木纳入其国家适应计划。然而，大量国家目标的实现是以获得国际气候融资为条件的，突显出需要继续为森林国家提供支持。

- ▸ 在碳中和承诺和近期在《巴黎协定》下作出的气候变化决定的推动下，预计碳市场将继续增长。REDD+战略和行动计划的成果支付制正在改善，以促进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产出能够确保环境完整性和惠益充分共享的结果；此类支付以及潜在的碳补偿交易可以提高三个森林途径的财务吸引力。需要为碳中和及可持续产品市场建立可靠的监测、报告和验证系统。目前，这些系统正在改进。气候融资可用于筹集更多私营部门资本、加强国内政策工具并支持成果支付制。

- ▸ 融资方面的最新进展可以支持森林途径，其中国家森林融资战略有助于引导公共投资。例如，自2010年以来，除此前已经成立的68个环境养护信托基金外，又大约新成立了40个此类基金。许多国家气候基金提供了可以支持林业部门的渠道。

转变对社会和环境不利的支助方向，改善监管环境，可以为森林途径提供大量资金支持。

- ▸ 为扩大投资，就需要战略性地使用政策工具来调整激励措施，并促进绿色市场和绿色融资。例如，调整农业补贴（目前每年近5400亿美元）的用途，使其惠及农林业和林业，可避免此类补贴所带来的86%的有害影响。

- ▸ 各国正在出台各种标准、法规和尽职调查要求，以将资金流从损害森林的行动中转移出去。这一趋势可能会在地理层面扩大，其涉及的商品范围也会扩大。

为小规模生产者获取融资对于实施森林途径十分必要。

- ▸ 只有不到2%的全球气候融资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生产者、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尽管如此，出现了一些有助于为小规模生产者筹集资金的新方法，包括能够降低投资者风险的方法。REDD+的惠益分享机制正在不断发展，但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出广泛的兴趣和采取措施的意愿，对该机制的全面实施仍然有限。

- ▸ 需要更多支持来为投资级项目和计划开拓供资渠道，以利用新出现的融资机会。可选方案包括：旨在帮助中小型企业和其他处于森林价值链中的企业整合生产、增加价值和制定优质项目的投资服务；开发和部署有助于为投资决策提供参考的工具。

5. 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对于大规模实施森林途径至关重要

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参与森林途径非常重要。

- ▸ 世界粮食产量的80%是由家庭农民提供的，而35%是由拥有不到2公顷土地的家庭农民提供的。在许多国家，高达90%的林业企业是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创造了一半以上与森林相关的就业机会。

- ▸ 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拥有或管理着至少43.5亿公顷的森林和农田。根据一项研究，小规模生产者每年生产价值高达8690亿至1.29万亿美元的农林产品。

地方行动者可能是卓有成效且成本效益高的森林管理者。

- ▸ 有证据表明，与没有土地权属保障或只有短期保障的小规模生产者相比，拥有土地保有权的小规模生产者往往会在其土地和森林上进行长期投资。

- ▸ 研究表明，在所有土著人民和社区拥有的土地中，有91%处于良好或中等的生态状况，这表明它们存在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减少毁林和改善森林的潜力。例如，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保护土著居民土地的成本不到碳固存潜在收入的1%。

传统的森林权属正日益得到成文法的认可，尽管进展并不一致。

- ▸ 许多国家的公共土地权利下放提高了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可持续获取高价值森林资源并从生态系统服务、REDD+战略和行动计划及碳信用额中获得收入的能力。然而，在2002-2017年间，全球对土著人民、地方社区和农村妇女的权属认可有所放缓。

- ▸ 加快传统集体权利的正式化至关重要，有助于保护现存的森林和为恢复措施筹集资源。一些国家政府正在推行政策，以便实现在无需授予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承认传统土地并简化土地登记程序等目的。一系列新的低成本技术也可以通过参与性进程帮助确保社区的土地权属。

- ▸ 对于大多数小规模生产者来说，掌握树木（和碳）的权利比土地权利更加不确定。尽管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但大多数赋予农民树木权的国家也严格规范私人土地上的树木使用和管理。政府可以为小规模生产者提供长期、有保障的树木和树木产品权利，来促使他们采用可持续农林业等良好管理做法，从而推行恢复措施和农林业。

地方生产者组织及其他相关团体有助于推行三种森林途径，但需要获得支持。

- ▸ 全球有超过850万个社会合作团体，它们在林业领域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这些团体可分为三种类型：（1）诸如社区森林用户组织等团体，旨在保护用户权利，促成和促进可持续生产和增值，以及为成员提供商业和金融服务；（2）与社会运动相关的团体，例如旨在推进法律改革以加强权利和消除监管障碍的团体；（3）旨在以包容性方式解决毁林和森林退化问题（将其作为管辖方法的一部分）的团体。

- ▸ 支持此类组织的现有财政计划和政策为如何在其他方面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见解。

提高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的能力，与他们合作创造知识，将有助于推广三种森林途径。

- ▸ 许多国家对林业能力建设的投入下降了，但存在扭转这一趋势的机会。一个起点是重新投资于林业和农林业推广计划，例如可通过农民和牧民田间学校以及社区林业的边干边学倡议来进行。识别和利用各种来源的知识和新技术，可以促进以地方系统为基础的创新和包容性解决方案。

- ▸ 可以制定支持性政策，推动在传统知识持有者与服务、培训和教育组织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并促进他们之间的互动，从而实现林业方面的能力建设。可以采取一系列行动来确保各项措施涵盖女性和男性、青年、土著人民、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

- ▸ 筹集投资用于资助数字技术和服务，有助于加快变革和促进采用三种森林途径。克服数字互动障碍的手段越来越多，但也存在重大制约因素：最不发达国家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无法获得移动宽带服务。在非洲，只有约6%的农村家庭接入互联网。尽管如此，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技术和推广服务的信息越来越多地公布在网上和通过移动设备上的应用程序提供，因而更具包容性。增加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接入，可以迅速加强地方组织及其在支持当地绿色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

6. 森林途径 — 一种能够实现绿色复苏和有韧性经济的方法？

大部分国家已采取行动实施森林途径，但似乎少有国家制定连贯一致的政策，来推行全部三种森林途径并加强三者的互补性。

- ▸ 在采取这些途径方面有着明显的国际动力，现在采取大胆战略正当时，可以相辅相成和能够增强抵御力的方式来大规模实施这些途径。

三种森林途径在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方面存在风险。

- ▸ 例如，包括小规模生产者在内的投资者可能会错过获利更丰的风险投资；相反，森林途径提供的多样化经济活动可以提高地方行动者的经济韧性。另一个风险是气候变化可能威胁到恢复工作的可行性，而适应性管理对于缓解气候变化很重要。

后续工作包括以下四种行动：

1. 将复苏资金用于实施旨在打造可持续经济和创造绿色就业的长期政策，并进一步推动私营部门投资；

2. 为地方行动者赋权，激励他们在实施森林途径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3. 参与关于森林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对话，以便同时实现经济和环境目标；

4. 在三种途径之间，以及在农业、林业、环境和其他政策及计划当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协同增效和减少权衡取舍。

第1章
森林和树木能否为促进复苏和建设包容、有韧性的可持续经济提供途径？

蒙古

Khargistai-Bayanburd 森林用户小组的一名成员将砍伐的树木搬上车。

©粮农组织/Sean Gallagher

要 点

➔ 人类正面临多重全球威胁。这些威胁包括：疫情及相关的经济困难、粮食不安全、贫困、气候变化、冲突、土地和水资源退化，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

➔ 世界需要具有成本效益的、公平的、可以迅速实施的大规模解决方案，而森林和树木具有明显的潜力。全球社会可以更好地利用森林和树木来同时实现以下几个目标：保护自然，更好地为人类提供福祉，并创造收入（特别是为农村人口创收）。

➔ 三种基于森林的途径值得仔细研究，作为应对从地方到全球各级挑战的手段。这三种途径是：（1）遏制毁林和维护森林；（2）恢复退化土地和扩大农林业；（3）可持续利用森林和构建绿色价值链。

COVID-19疫情是一场卫生危机，并伴随着经济危机，威胁着全世界人民的生命、生计、福祉和未来。它对就业和收入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健康、饥饿和贫困造成的后果在严重程度和规模上都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未见的。疫情给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的决策者带来了艰巨挑战，他们需要减轻影响并保持社会、经济、社区和企业的运转，包括通过财政刺激来维持就业和收入，同时不破坏经济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及可持续性。与此同时，世界各国领导人和社会正面临着需要寻找具有成本效益和社会可接受的有效方法来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双重威胁的挑战。此外，预计全球人口将从2019年的77亿人增至2050年的97亿人，因此到2060年，全球生物质、化石燃料、金属和矿物等自然资源的年消耗量可能会增加一倍以上，这提高了未来生产、消费和废物增加会对环境造成进一步破坏的可能性。

全球范围内多重危机的交织构成了严重威胁，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社会和经济系统中关键弱点和风险（包括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对自然的影响）的认识。近几十年来，森林受到了砍伐和不可持续做法的严重打击，但也一直是确保人类福祉和创造财富的重要资源。世界需要具有成本效益的、包容、公平和可以迅速实施的大规模解决方案。COVID-19疫情对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因此必须确保应对措施对人们及其生计提供支持，这突显出平衡自然资源保护与使用的重要性。林业生产出大量对地方社区和全球都有用的产品和生态系统服务，可以在加速向既能保护自然，又能更好地为人类福祉和创造收入（特别是为农村人口创收）的社会转型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政府赤字不断增加且经济、社区和家庭陷入困境的时候，这一点尤为重要。

如今，自1972年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以来已有50年的历史；距离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确立全球共同观点已有30年；自联合国大会商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以来，也有将近7年了。在此期间，越来越清楚的是，森林和树木在可持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将气候变化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年度的《世界森林状况》（《2022年世界森林状况》）提出了三种途径。如果能够同时实施，可以帮助解决地球面临的危机，并创造可持续的经济效益。这三种途径是：

1. 遏制毁林和森林退化是扭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退化、荒漠化和人类健康威胁的关键因素（“遏制毁林和维护森林” — 简称“遏制毁林”）；

2. 恢复退化的森林和景观并在农业环境中增加树木覆盖面，是改善自然资产和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手段（“恢复退化土地和扩大农林业” — 简称“恢复”）；

3. 增加森林可持续利用和构建绿色价值链，以帮助满足未来对材料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并支持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特别是在地方层面（“可持续利用森林和构建绿色价值链” — 简称“可持续利用”）。

本报告探讨了将这些途径纳入现有和新政策及投资机制的方法，讨论了这些途径的好处和成本；评估了为这些途径获得额外资金的可能性；并探索了如何在适当的情况下最好地促进地方层面的决策者推行这些途径。

本报告第2章回顾了森林和树木作为为社会提供多种惠益的资产的数据，关注谁拥有和管理这些资产，以及这些资产带来的惠益在现实中是如何流动的，特别是如何流向当地人；还探讨了COVID-19疫情对森林以及依靠森林为生的人们的影响。第3章审视了三个相互补充的森林途径的成本和潜在收益。第4章探讨了在林业部门扩大投资的机制，以使投资扩大到能推动转型的程度。第5章考查了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作为森林和树木管理者和创新者的地位，以及帮助他们推动林业部门转型所需的政策变革，包括支持社会合作组织、女性和青年。第6章概述了政策制定者在下阶段进一步探索这三种途径的潜力时可以采取的一些初步步骤。

第2章
森林和树木提供重要的商品和生态系统服务，但在经济系统中被低估

泰国

一名妇女正在卸下将用于木炭生产的红树林原木。

©J. Koelen

要 点

➔ 森林是具有全球意义的资源。森林占地球陆地面积的近三分之一，包含大部分陆地生物多样性。然而，尽管多方努力采取措施遏制毁林并恢复退化土地，但森林面积仍在不断缩小。

➔ 森林对于减缓气候变化至关重要。森林含有6620亿吨碳，占全球土壤和植被中碳储量的一半以上。

➔ 人类社会受益于森林，并高度依赖森林。据估计，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显著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林业部门对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超过1.52万亿美元，为3300万人提供就业。

➔ 许多居住在森林附近的人们从森林中获得的惠益不足。75%的农村人口居住在离森林1公里范围内，但许多人几乎没有森林权，国家则拥有近四分之三（73%）的森林。目前，80%的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

➔ 在2020年初，COVID-19疫情对森林价值链和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多数行业迅速反弹，但未来出现大流行病的风险仍然存在。林业完全可以在绿色复苏中发挥重要作用。

世界面临着大规模和潜在不可逆转的环境变化风险，主要威胁与气候、生物多样性、自然资源和人类福祉有关。行动机会在逐渐减少，而人口却不断增长，人们的愿望对物质资源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显而易见，自然生态系统是重要资产，必须对其进行恢复、维护和可持续管理。本章介绍了有关全球森林和树木资源的现状、趋势和价值的最新数据，作为设计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案和具有广泛影响的途径的基准，以期实现健康地球和可持续、有韧性的社会。

2.1
毁林和森林退化持续存在

森林占地球陆地面积的近三分之一，尽管多方努力采取措施遏制毁林并恢复退化土地，但森林面积仍在不断缩小

森林存在于四个主要气候区（北方、温带、亚热带和热带）（图1）。森林面积总计40.6亿公顷（占地球陆地面积的31%），但该面积正在缩小，特别是在热带地区。粮农组织《202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中估计，在1990-2020年间，有4.2亿公顷森林被砍伐（转为其他土地用途）。尽管在此期间毁林速度有所下降，但估计2015-2020年，每年的毁林面积仍有1000万公顷，每年约0.25%（插文1讨论了毁林的定义；第3.1章探讨了造成毁林的原因）。[1] 这种毁林速度并未通过植树造林和天然林扩张得到完全补偿，同期森林扩张的速度估计每年约为500万公顷。

图1 2020年按气候区分列的全球森林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20。《202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 — 主报告。罗马。https://doi.org/10.4060/ca9825en

插文1 毁林的定义和测量

根据粮农组织《全球森林资源评估》中使用的定义，毁林是“将森林转变为其他土地用途的自然或人为过程”。[2] 也就是说，毁林本质上是指土地利用的变化，而不是树木覆盖率的变化。因此，对毁林的定义隐含着森林的定义。在《全球森林资源评估》中，森林的定义结合了物理标准（至少需达到10%的树冠覆盖率、0.5公顷的占地面积和5米的高度）与主要土地用途的概念，不包括主要用途是农业或城市用地的树木覆盖区域。因此，该定义不包括农作物种植园（如油棕种植园和果园）以及城市公园，但包括各类人工林（如橡胶种植园）。[3] 然而，许多技术和科学方面的研究并未使用粮农组织的定义，而是将毁林等同于树木覆盖丧失，而不考虑土地利用标准。这种观念还被运用到基于遥感的方法，这是出于两个考虑因素：一是考虑了所有树木覆盖区域（包括不符合粮农组织森林定义的树木覆盖区域）；二是将非永久性树木覆盖损失的一些情况（例如清理一片天然林或人工林后又重新生长的情况，以及森林火灾导致的临时后果）视为毁林。因此，在解释不同研究中的毁林数据时，用户应了解所使用的定义和工具的影响。

森林面积变化的模式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2010-2020年间，森林净损失最高的是南美洲和非洲，而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则出现了净增长。与前十年相比，2010-2020年南美洲的森林净损失率有所下降。[1]

原始森林。世界上约有三分之一（34%）的森林是原始森林（即由原生树种构成，没有明显可见的人类活动迹象，也没有对生态过程造成重大干扰）。自2000年以来，全球原始森林面积估计减少了4700万公顷。与前十年相比，2010-2020年的损失率减少了一半以上。巴西、加拿大和俄罗斯联邦这三个国家所拥有的原始森林面积合起来占世界总面积的一半以上（61%）。其中，加拿大和俄罗斯联邦报告称，1990-2020年间的毁林活动非常少或没有；而巴西自1990年以来，虽然毁林活动总体减少，但还是出现了大量森林损失。天然再生林（即主要由自然再生的树木组成的森林，包括原始森林）占世界森林面积的93%。[1]

人工林。到2020年，全球7%（2.94亿公顷）的森林面积由人工林组成。在全球范围内，人工林面积的增长率从2010-2015年的每年1.4%下降到2015-2020年的每年不到1%。南美洲在2010-2015年间的增长率最高。尽管在2015-2020年间增长率有所降低，但该区域在此期间的相对增长率仍然最高，其次是北美洲和中美洲。[1]

2020年，种植林（人工林的一个子类别，受到集约化管理）的面积约为1.31亿公顷，占全球森林总面积的3%，占人工林总面积的45%。亚洲的种植林面积占种植林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北美洲和中美洲的种植林主要由本地物种组成，而南美洲的种植林几乎全部由外来物种组成。[1]

其他林地。2020年，全球其他林地面积估计为9.77亿公顷，占陆地总面积的7%（大约是全球森林面积的四分之一）。非洲的其他林地面积最大（4.46亿公顷），其次是亚洲（1.91亿公顷）、南美洲（1.47亿公顷）、欧洲（1亿公顷）、北美洲和中美洲（9050万公顷）和大洋洲（247万公顷；然而，需注意，澳大利亚没有在《202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中报告该国的其他林地面积）。

在2000-2020年间，其他林地的面积减少了近1%（约900万公顷）。许多国家在监测这一土地利用类别的变化方面面临挑战，主要是由于在5-10%的范围内测量树冠覆盖范围有难度，因此缺乏可靠数据。[4] 基于粮农组织最新遥感调查的估计表明，全球其他林地面积可能明显高于《202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中的面积。[5]

其他有树木覆盖的土地。这类土地有四个子类别：（1）城市环境中的树木；（2）果园；（3）棕榈树；（4）农林业（图2）。从1990-2020年，根据83个国家报告的数据，棕榈树面积增加了一倍多，从420万公顷增加到930万公顷。2020年，全球71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的农林业总面积为4540万公顷，主要分布在亚洲（3120万公顷）和非洲（1280万公顷）（估计北美洲和中美洲还有128万公顷的农林业）。在1990-2020年间，在报告了农林业趋势数据的54个国家和地区中，此种类型的土地面积增加了421万公顷，达到4330万公顷。大部分增长发生在亚洲和非洲。[6] 然而，需注意，根据粮农组织最新遥感调查的估计表明，全球范围内其他有树木覆盖的土地面积可能比《202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中报告的要高得多。

图2 1990-2020年全球其他有树木覆盖的土地面积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20。《202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 — 主报告。罗马。https://doi.org/10.4060/ca9825en

在许多森林覆盖率低的国家，森林以外的树木是木质产品和非木质林产品的主要来源，尽管这些树木的分布可能较为分散。

生物多样性。森林拥有地球上陆地生物多样性的大部分及其三个组成部分 — 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树木是森林生态系统的基础，世界上6万种树种[7] 中有许多也是林地和农业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为大约80%的两栖动物物种、75%的鸟类物种和68%的哺乳动物物种提供栖息地。[8] 大约60%的维管植物生长在热带森林中。[9] 树木的遗传多样性正受到树木种群减少、不可持续的采伐、过度放牧、气候变化、火灾和入侵物种的威胁和侵蚀。[10] 预计许多主要传粉昆虫的多样性和丰富度会下降，对粮食安全、人类健康以及亿万人的文化生活和生计造成威胁，农村和土著社区尤其如此。[11]

森林退化难以量化，但可能会增加。

人类活动、严重气候事件、火灾、病虫害和其他环境破坏可能会使森林退化，从而减少森林产品和服务的供应、生物多样性价值、生产力和健康。森林退化还可能对其他土地利用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导致下游水质下降和影响地下水补给）并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尽管森林退化问题很重要，但关于森林退化还没有广泛应用的定义，而且数据稀缺。在《202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中，占全球森林面积38%的58个国家报告说它们监测了退化森林的面积，但使用的关于退化森林的定义各不相同，而且很少采用定量标准。[1]

人为引起的土地退化和荒漠化、水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正在增加农业生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风险水平。综合证据表明，随着农业的集约化，土地退化的范围和严重程度也因土壤侵蚀、养分枯竭和盐渍化而有所增加。[12] 人为引起的退化影响了34%的农业用地：五分之一的人为退化土地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其次是南美洲，占17%；北美和南亚的人为退化土地占全球总量的11%；而且，相对而言，南亚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区域，有41%的面积遭受人为引起的退化。[13]

气候变化和人类影响会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的动态及其对入侵物种和疫病的抵御能力，并可能会产生非常大的生态和经济影响。例如，估计表明，在1982-2010年间，美国南部松树甲虫引起的木材死亡给木材生产商造成了约12亿美元的损失（即平均每年损失4300万美元）。[14] 预计2021-2030年间欧洲部分地区（即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卢森堡和荷兰）森林中的树皮甲虫所造成的平均年损害几乎是1971-2010年间的6倍。[15]

全球约三分之一的森林损失与火灾有关

森林火灾（其中90%是由人类引起的）会对生态系统产生广泛的不利影响，并对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产生严重影响，包括与生物多样性、水、健康、陆地生命和气候相关的目标。2015年，火灾影响了全球约9800万公顷的森林，并破坏了约4%的热带森林面积。[16] 最近的研究表明，2003-2018年全球森林损失的29-37%（以永久性和非永久性树木覆盖损失衡量）与火灾有关。[17] 有迹象表明，火灾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正在增加。例如，澳大利亚在2019-2020年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火灾，估计有1020万公顷被烧毁，其中包括819万公顷的原生森林（其余包括农田和草地、人工林和其他非原生林、城郊土地、原生草原、荒地和灌木林地）。[18]

在过去十年中，森林积累的碳量超过了其排放的碳量

森林在全球碳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既是温室气体排放源（通过毁林和退化），又是碳汇（通过光合作用捕获碳并储存在生物质和土壤中）。森林碳储量是森林中四个碳库中所含的碳 — 活的生物质、枯死木、枯枝落叶和土壤有机质。森林在光合作用过程中从大气中吸收碳，但也可能释放储存的碳，例如在森林砍伐、火灾和树木腐烂时即会如此。森林碳储量及其变化是森林在全球碳循环中的作用和森林管理质量的重要指标。

到2020年，森林中的总碳储量估计为6620亿吨，平均为每公顷163吨。[19] 到2020年，森林中大约有45%的碳储存在活的生物质中，45%在土壤有机质中，10%在枯死木和枯枝落叶中。[20] 在1990-2020年间，全球森林碳储量有所下降，但每公顷森林碳储量却增加了，部分原因可能是森林管理得到改善。[21]

在2011-2020年间，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净排放量为每年41亿吨二氧化碳，约占二氧化碳总人为排放量的10%。[22] 然而，陆地碳汇（主要是森林）明显大于土地利用变化中产生的排放量，[23] 每年封存114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2011-2020年二氧化碳人为年排放量的29%。[24] 热带和亚热带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清除量分别占总排放量的78%和总清除量的54%。[25]

森林对气候的其他影响。森林覆盖和特征的变化也会以其他方式影响气候。例如，这些变化会影响反照率（太阳辐射和热量反射回大气的程度）、水蒸气排放到大气中的过程（通过蒸散）、热量和水蒸气在地球表面上方被迫上升的高度（通过树冠“参差不齐的程度”），以及灰尘和烟雾颗粒、花粉和微生物作为气溶胶进入大气的程度（它们自身对温度的影响）。树木还会排放其他影响气候的化学物质，例如生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在地方和区域层面，森林和树木损失对温度和降雨的负面影响可能很大，特别是在热带地区。从现在到2050年，与巴西亚马逊南部毁林有关的降雨量减少可能导致每年超过10亿美元的农业损失（例如大豆和牲畜产量下降）。[26] 近期的建模还表明，砍伐非洲现存的潮湿雨林可能会极大地影响整个非洲大陆的雨养农业，尤其是赤道以北以玉米为基础的种植系统。[27] 森林对气候的从地方到区域层面的影响对于减少城市热量（主要通过蒸腾、遮阴和反照率）也会很重要。例如，城市环境中的树木已被证明可以在夏季和极端高温期间将中欧的地表温度降低多达12℃。[28]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土地利用变化是超过30%新发疾病的诱因

森林损失对人类健康具有直接和间接的负面影响，尽管数据有限（全球范围内不存在比较数据集），并且与森林生态系统相关的新发传染病风险研究很少。大多数研究往往关注一些特定的疫病（以及已知的宿主），而非试图完全了解生态系统中所有相关的宿主、病原体和环境动态。尽管如此，新发传染病中的大多数（60%）是由非来自人类的动物来源（即人畜共患病）病原体引发，近四分之三（71.8%）的此类人畜共患病起源于野生动物。[29] 景观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涉及病原体生态及其寄居的野生生物栖息地或物种的重大变化，从而改变疫病规律。此外，这种变化往往使人们与病原体更密切地接触，而野生生物贸易会将病原体带入人群。土地利用变化（包括毁林、在主要是野生生物栖息地的地方建造人类住区、作物和牲畜生产的扩张以及城市化）是导致全球大流行病的重要因素。据估计，自1960年以来报告的30%以上的新发疾病是由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30]

毁林和森林破碎化还导致人和牲畜与野生生物更密切地接触，增加了人类与野生生物之间的冲突和疾病传播的风险。毁林是病媒传播疾病（即通过病媒物种在易感物种之间传播的疾病，如疟疾）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31]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分析的大约250个新发疾病中，有15%与森林有关，[32] 其中一些（例如埃博拉病毒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对人类健康和经济特别有害。毁林（特别是在热带区域）与登革热、疟疾和黄热病等传染病的增加有关。[33]

埃博拉病毒病于1976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首次在人类中发现。据报道，在2014-2016年间的一次疫情中导致西非超过1.1万人死亡，它与森林快速砍伐有关。研究人员基于土地覆盖变化和近期疫情数据发现，埃博拉疫情更有可能发生在森林覆盖因毁林活动而支离破碎的地区，通常是在此类活动发生后的两年内。34,35

2.2
全球95%的农村人口居住在离森林5公里范围内，而政府拥有近四分之三的森林

根据最新的一项结合树木覆盖率和人口密度绘制全球范围内人与森林空间关系的研究，2019年，城市以外所有人口中的95%（41.7亿人）居住在离森林5公里范围内，75%（32.7亿人）居住在离森林1公里范围内。[36] 考虑到80%的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因此居住地和森林的邻近关系与极端贫困之间可能存在很强的联系。[37]

大多数生活在农田森林外的树木附近的人都在非洲和亚洲（图3）。例如，一项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五个国家的大规模研究发现，有三分之一的农村小规模生产者家庭种树，种树收入估计占这些家庭总年收入的17%。[38]

图3 2019年居住在农田树木附近的人口密度

注：该地图显示面积至少为1公顷且树木覆盖率至少为10%（不包括森林）的农业用地（例如农田或牧场）1公里范围内的人口密度。未描绘森林以外的城市土地或非城市/非农业土地上的树木。本地图中所使用的的名称和介绍的材料，并不代表粮农组织对任何国家、领地、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其边境或边界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资料来源：分辨率为100米的全球人口密度数据来自：WorldPop，日期不详。开放人口空间分布数据和研究 [网络版]。[2022年1月14日引用]。https://www.worldpop.org/；从哥白尼全球土地覆盖图获得的分辨率为100米的全球树木覆盖率数据：Buchhorn, M.、Lesiv, M.、Tsendbazar, N.-E.、Herold, M.、Bertels, L.和Smets, B.，2020。“哥白尼全球土地覆盖层：第二辑”。《遥感》，12（6）：1044。https://doi.org/10.3390/rs12061044；2019年从MODIS土地覆盖（MCD12Q1.006）获得的分辨率为500米的农业土地覆盖数据，以生成空间叠加层来确定种有森林外树木的农业用地附近的人口子集：Friedl, M.和Sulla-Menashe,D.，2019。MCD12Q1 MODIS/Terra+Aqua Land Cover Type Yearly L3 Global 500m SIN Grid V006。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地球观测系统数据和信息系统（EOSDIS）土地进程分布式活动档案中心（DAAC）。[2022年1月19日引用]。https://lpdaac.usgs.gov/products/mcd12q1v006/。分析使用了谷歌地球引擎。

生活在森林和树木附近的人们的生计和福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使用这些资源为自己谋福利的权利。根据《202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2015年全球73%的森林为公共所有，22%为私人所有，4%被归类为未知。[39] 在所有区域，公有制都占主导地位，但次区域之间存在着差异：例如，在西非和中非，93%的森林为公有，2%为私有；在北非，73%为公有，27%为私有；在西亚和中亚，99%为公有，1%为私有；在中美洲，51%的森林为私有。[40] 全球公共行政部门持有的公有森林经营权比例从1990年的96%下降到2015年的83%；同期，商业实体和机构持有的比例从2%增加到13%，地方、部落和土著社区持有的比例从1%增加到2%。[41] 2015年，在为《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的国家和地区的私有森林总面积中，51%为个人所有，29%为地方、部落和土著社区所有，20%为商业实体和机构所有。[42] 然而，鉴于报告的覆盖率低，这些数字仅代表了部分情况。

根据一项涵盖58个国家（共拥有全球近92%的森林）的权利和资源倡议研究（使用与《202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不同的方法），2017年，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拥有的、在法律上认可的森林面积至少有4.47亿公顷（占全球森林总面积的12%）；他们还拥有超过 8000万公顷（占全球森林总面积的2%）的法定权利（不计入所有权）。[43] 根据这项研究，2002-2017年间，全球对土著人民、地方社区和农村女性的权属认可有所放缓。

权属和产权改革有望改善人们的福祉，而要使人们的权利得到正式认可，就必须使人们能够更安全地获取资源，激励人们对森林资源的长期投资，并最终减轻贫困和不平等。44,45,46

2.3
社会从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中获得巨大惠益，占土地资产总财富的五分之一以上

2018年部分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估值为7.5万亿美元，但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森林财富有所下降

据估计，某些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休闲和狩猎、栖息地、非木材林产品和水服务，不包括木材和碳）蕴含的财富从1995年的5万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7.5万亿美元，占土地资产总财富（包括农田、牧场、森林木材、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和保护区）的21%。[47]

森林木材提供的人均财富在1995-2005年间出现了下降（图4），除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以及南亚以外的所有区域都有所下降（图5）；然而，在2005-2018年间却呈增长趋势。在1995-2018年间，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的人均财富增加了约15%，除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外的所有区域都有所增加。[48]

图4 1995-2018年由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的人均财富

注：图中所示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仅包括娱乐、非木材林产品和水。
资料来源：作者的阐述基于：世界银行，2021。《2021年国民财富变化：为未来管理资产》。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doi:10.1596/978-1-4648-1590-4许可证：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3.0 IGO

图5 1995-2018年按区域分列的由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和木材提供的人均财富的百分比变化

注：图中所示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仅包括娱乐、非木材林产品和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21。《2021年国民财富变化：为未来管理资产》。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https://doi.org/10.1596/978-1-4648-1590-4许可证：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3.0 IGO

在1995-2018年间，在中低收入国家，由于人口增长和森林面积减少，人均森林财富（即木材加上上述三种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下降了8%。在1995-2018年间，同样在中低收入国家，由于面积扩大和单位面积价值增加，农田和牧场的人均财富增加了9%。同期，在许多低收入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土地资产方面的人均财富出现下降。[49]

据估计，世界国内生产总值（2020年为84.4万亿美元）的一半以上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但不仅限于森林提供的服务），其中每年有31万亿美元是中度依赖，13万亿美元是高度依赖。[50] 此外，旅行和旅游、房地产、零售等主要行业因其供应链而对生态系统服务有潜在的依赖关系。[51]

正在尝试对自然的经济价值进行更可靠和可比较的估计

木材、木质燃料和各种产自森林的水果、树脂和其他非木质产品具有地方、国家和国际级的市场，能够创造收入、就业和生产价值，这些方面的信息都记录在国家登记和核算系统中。尽管最近努力扩大森林产品的国际分类以涵盖非木质产品，[52] 但对这些产品的报告仍然不足以实现对森林产出的可靠量化。计算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更具挑战性，因为普遍缺乏针对这些服务的市场（就算有些市场确实存在，如针对水、碳等服务的市场，但也还是处于起步阶段）。

国民资产/财富核算中未纳入森林等自然资产存量，可能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导致严重的决策错误，从长远来看，自然资产的下降可能会影响其他资产。如果气候变化和自然资产破坏以目前的速度继续下去，那么任何国民经济都不太可能维持目前的财富和福祉水平。了解自然资产的规模和重要性十分必要，其关涉到设计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工具，以及确定投资和创收方面的机会与风险。

通过采用环境经济核算体系 — 生态系统核算，可以加强对国家层面自然价值的跟踪，并产生更可靠和可比较的估计。这种核算是国民账户体系的必要补充（图6），国民账户体系汇总了国民经济交易并记录了主要的国家宏观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对最公认的国民经济衡量指标（即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计算，但仅限于对具有统计意义的市场交易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核算。随着各国在使用环境经济核算体系 — 生态系统核算方面取得进展，可能会出现对所有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贸易、补偿和支付的更具体的可能性。

图6 在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估值中，国民账户体系与环境经济核算体系 — 生态系统核算的关系

注：NWFPs即非木质林产品；SEEA-EA即环境经济核算体系 — 生态系统核算；SNA即国民账户体系；TEEB即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和可持续发展基金最近更新了生态系统服务估值数据库（ESVD），[51] 目的是根据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分类，对9类森林生态系统和红树林（在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定义为过渡型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估值，并增加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代表性和地理覆盖范围。通过整理现有文献中的数据，生态系统服务估值数据库概述了有关森林生物群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数据可得性。比较不同生物群落类型的价值是可能的，但信息不完整，而且某些生物群落比其他生物群落的数据更容易获得。

生态系统服务估值数据库按森林生态系统类型列出了生态系统服务的平均价值，并显示价值的数量级和可得数据的覆盖范围。不同森林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估值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某些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非常高。例如，红树林在提供食物（通过支撑邻近的渔业）和缓解极端事件（通过减轻沿海洪水泛滥）方面具有很高的平均价值。城市公园和森林在空气质量调节和休闲娱乐方面的平均价值很高，每年每公顷的总价值略高于40万国际元[a]。[53] 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机会，最近自然旅游业的增长表明了这一点（插文2）。

插文2 自然旅游业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

在COVID-19疫情暴发之前，世界各地的保护区每年接待约80亿次自然旅游，产生约6000亿美元的国内直接支出。此外，“消费者盈余”（用来衡量对游客的环境惠益的经济价值）估计为每年2500亿美元。[55] 芬兰20年来系统地收集了国家公园的参观数据，并从2009年开始评估国家公园创造的收入和就业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数据表明，当地的经济效益是相当可观的：2019年，芬兰所有40个国家公园估计创造了2.19亿欧元的收入，并提供了约1726个工作岗位（全职时间当量）。当地经济影响最大的是旅游中心，那里的游客停留时间更长，旅游服务供应充足。据芬兰国家公园的管理机构Metsähallitus称，国家公园为当地带来的收益是公共投资的10倍。

资料来源：M. Kniivilä和L. Tyrväinen,芬兰自然资源研究所，私人通讯，2021年10月。

生态系统服务估值数据库中列出的价值表明，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化组合可以支持许多旨在促进地球抵御力和公平性的战略。例如根据现有信息，热带森林在提供和调节生态系统服务方面具有同等价值（分别占这些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的47.3%和49.3%）。相比之下，温带森林的调节价值和文化价值相当（分别为42.6%和44%）；高山森林的调节服务价值则获得了主要认可，约占其价值的87%。[54]

2.4
正规林业部门为全球国民经济贡献超过1.5万亿美元

林产品生产和贸易的统计侧重于木质产品，这些产品历来是源自森林的主要产品，并且存在成熟的市场。对于许多森林所有者和管理者来说，木制品是迄今为止林业最重要的收入和就业来源，因此在农村恢复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民账户体系分析为利用可持续林业和森林供应功能的潜力提供了合理依据。能精确分离森林相关生产的账户被称为木材工业（以下称为“林业部门”[b]），包括“采伐和伐木”、“实木产品”和“纸浆和纸张”等类别。木制家具和木质能源分别在国民账户体系中的家具制造和能源项下进行核算，并且可以分离。木质能源的数据仍然往往报告不足且不可靠，但木屑颗粒的生产和贸易是一个例外。木屑颗粒的记录相对完善，在最终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木质能源的份额越来越大。

在2011-2015年间，（正规）林业部门对全球经济的总贡献增长了17%（名义）。[56] 2015年，该部门对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直接贡献超过6630亿美元。[57] 考虑到所有的经济影响（即直接、间接和连带的经济贡献），包括对其他部门的需求和劳动收入支出，2015年林业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超过1.52万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17%）（表1）。[58] 纸浆和纸张行业创造的直接附加值最高，为31%；其次是林业、伐木和实木产品（各占行业总附加值的25%左右）。家具制造业贡献了19.6%。亚洲（尤其是东亚）林业部门所有分支的附加值都处于主导地位，占除家具制造以外所有分部门附加值的一半以上。

表1 2015年按分部门分列的世界林业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直接和总经济贡献估值

注：“直接”表示各林业分部门对经济贡献的影响。“合计”包括对附加值的直接、间接和连带影响。各分部门的直接影响是相加的，但合计影响不是。例如，家具制造的间接影响中的一部分已经包含在林业和伐木的直接影响中。将各分部门的间接影响和连带影响相加会导致重复计算。
资料来源：Li, Y.、Mei, B.、Linhares-Juvenal, T.和Formenton Cardoso, N.，2022。《2015年林业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对附加值、就业和劳动收入的直接、间接和连带影响》。罗马，粮农组织。

这些估计值是使用来自62个国家的模型数据计算得出的，这些国家的森林面积占世界森林总面积的70%，2015年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94%，生产了全球93%的工业原木，94%的锯木、97%的人造板及98%的纸和纸板。[59] 此外，还使用了一套计量经济模型[c] 来估计没有数据的国家中各林业分部门的经济乘数。结果有助于对国民经济中林业部门进行比较分析，但由于该部门的高度非正规性（特别是对于非出口的领域）以及林业部门统计数据在报告方面有薄弱之处（特别是在非洲），因此国家和全球总量都被低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缺乏一致的数据，导致林业部门在该重要生产区域的经济作用被低估。

2020年，木制品占全球进出口总值的2.3%。2018年工业原木采伐量为20.7亿立方米，2019年降至 20.2亿立方米，2020年降至19.8亿立方米，2020年的下降可能受到COVID-19疫情的影响。[60]

林业部门所提供的就业量约占全球总就业量的1%

林业部门创造的就业和收入是政策制定者在探索支持疫情恢复方法时必须审视的关键问题。2015年，在全球范围内，估计有超过1920万人直接受雇于正规林业部门[59]，4个分部门（林业和伐木、实木产品、纸浆和纸张、家具制造）创造了大致相似的就业数量。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正式工作在亚洲，尤其是东亚。根据185个森林面积占全球森林总面积99%的国家报告的数据（数据不包括家具制造），在2017-2019年间，正规和非正规林业部门对就业的直接贡献是估计创造了3330万个岗位（表2）。[61] 这约占全球所有经济活动总就业量的1%。2017-2019年，所有区域的大多数人（占林业部门总就业人数的58%）都从事木材和木制品制造。林业和伐木在就业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非洲），占森林相关总就业量的42%。

表2 2011-2013年和2017-2019年按区域和分部门分列的林业部门直接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情况

注：这些估计是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微观数据库中的林业部门就业数据，以及为填补数据缺失国家的空白而进行的农业和制造业模型估计。78个国家在微数据库中报告了至少一个林业分部门的相关数据。对于数据缺失国家的估计值是基于区域系数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在农业和制造业等广泛部门的模型估计值中的就业数据。需注意，这些数据不包括家具制造。
资料来源：Lippe, R.S.、Cui, S.和Schweinle, J.，即将出版。《林业部门对国民经济总就业量的贡献》。粮农组织。

仅就正规部门而言，就业经济乘数的估计表明，2015年，林业部门每提供100个工作岗位，就在国民经济中（平均）有73个相应的额外工作岗位获得了支持。其中包括39个供应部门的工作岗位，通过后向联系获得支持，以及34个其他部门的工作岗位，其获得的支持来自于林业部门及其供应商的雇员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59]

经济乘数因分部门而异。一般而言，加工业（即实木产品、纸浆和纸张、家具制造）在增值和就业方面的乘数往往高于林业和伐木。因此，拥有国内木材制造业不仅会增加林业部门的附加值和创造就业机会，而且还会通过间接和连带影响创造更多附加值并支持其他部门的就业。

非正规就业（包括在表2中）在林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中很重要。粮农组织估计，在可获得数据的56个国家中，2017-2019年有770万人从事非正规就业，占这些国家林业部门相关就业总数的70%。在亚洲和大洋洲，非正规就业占森林部门相关就业总数的比例高达 80%，在非洲则占90%。[61]

在有数据的68个国家，2017-2019年估计有320万女性在林业部门就业，占这些国家林业部门相关就业总数的23%。在大多数国家，林业部门就业的女性人数少于男性，参与率为森林相关就业总数的4-49%。[62] 然而，在一些国家（特别是非洲），林业部门的女性就业比例高于男性。林业部门的大多数女性就业是非正规的，通常与木质燃料和非木质林产品的采集和生产有关（并且可能在上面的图中被低估了）。

面对COVID-19疫情，林业部门一直保持韧性，但疫情对木质燃料消费产生了重大影响

2020年，COVID-19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增长率下降3.5%[63]，估计有1.24亿人因此而陷入极端贫困（即每天生活费不足1.90美元）。[64] 没有实证证据表明疫情对毁林和森林退化有负面或正面的影响。即使2020年毁林有所增加，也不能将其归因于受疫情影响。[65] 然而，由于疫情期间贫困人口增加了，并且非正式生产者和中小型企业面临更大的限制，因而森林面临着额外的压力。木制品市场展现出对疫情影响的韧性（插文3）。

插文3 COVID-19疫情对木材生产和贸易的影响

疫情似乎对纸张和纸制品行业的某些环节产生了不同影响（图7）。自2007年以来，包括新闻纸、印刷纸和书写纸在内的文化纸产量每年下降2-3%，2020年下降了11.8%；全球进出口量也下降了（分别下降了13.6%和15.9%）。该行业在2020年的骤降恰逢疫情引发的在线活动（包括商务会议、学校教育和新闻消费）激增，从而减少了对印刷纸的需求。

图7 1961-2020年两类主要纸制品的生产趋势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日期不详。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网络版]。[2021年8月19日引用]。https://www.fao.org/faostat/en/#data/FO

相比之下，其他纸张和纸板（包括包装纸和纸板、家庭和卫生用纸）的产量在2020年增长了3%，达到3.04亿吨。这一增长很可能是由于疫情引发的网上购物以及医院卫生纸产品使用量的增加。

总体而言，2020年木制品出口量下降了5.1%，进口量下降了7%，但全年贸易有波动。在2020年第二季度急剧下降之后，出现了急剧复苏。66,67

2020年的市场信息并未导致对2050年木制品的预测发生重大变化。全球林产品模型（GFPM）[d] 预测，在2020-2050年间，全球工业原木产量将增加28%，达到25亿立方米。预计主要生产地将是欧洲（占工业原木总产量的32%）、北美（25%）和东亚（16%）。北美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和大洋洲预计将成为工业原木的净出口地，供应东亚、中亚、南亚和西亚，以及北非和欧洲等区域。[68] 这些估计没有考虑COVID-19疫情，但2021年5月运行的全球林产品模型模拟表明，到2050年，疫情可能对木质燃料消费产生长期影响（与不考虑疫情的设想情景相比，增加了2亿立方米），而对工业原木的生产几乎不会有长期影响。[69]

通过案例研究，可获得关于COVID-19疫情对木质燃料生产模式和数量影响的早期证据。例如，对肯尼亚疫情影响的评估发现，在疫情前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城市非正式住区家庭中，有四分之一在封锁期间改用木材或煤油作为烹饪用的燃料。[70] 根据观察到的趋势所作的未来预测表明，到202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依赖污染性燃料（即木材、作物残茬和粪便等未加工的生物质、木炭、煤和煤油）的人数可能超过10亿。[71]

2.5
木质能源和非木质林产品在大多数农村家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约26亿人依靠木材和其他传统燃料进行家庭烹饪

木质燃料是一种潜在的可再生能源和碳中和能源，无疑在满足未来能源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木质燃料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对于那些无法获得其他能源的人来说，木材是一种负担得起的燃料，但收集起来需要时间，因此往往会带来巨大的机会成本，尤其是对女性而言。传统木质燃料的广泛使用是造成家庭空气污染的重要因素，家庭空气污染是全球疾病负担的第三大风险因素[72]，估计每年造成163-312万人过早死亡。[73] 木质燃料消费也可能对全世界的森林构成威胁，成为造成毁林和退化的潜在因素。[74] 2019年，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约26亿人）依靠诸如木材、木炭和农业废料等传统燃料作为家庭烹饪用燃料；生物质和木炭加起来占当年中低收入国家使用的传统烹饪燃料的88%左右。[75] 如果各国仅采用目前规定的政策，那么到2030年，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仍无法转用清洁能源烹饪，因此将不得不依赖传统的木质燃料和其他类型的生物质能源。[76] 非洲对木质燃料的依赖程度最高（63%的家庭，并且非洲有90%以上的木材被用作木质燃料[77]），其次是亚洲和大洋洲（38%），以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15%）。[78]

由于木质燃料在许多领域和许多人的生活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准确的数据对于更好地了解趋势和为决策者提供信息至关重要。木屑颗粒的生产和贸易方面的记录相对完善，这与木质能源在最终能源消费总量中的份额越来越大有关。然而，关于非正式收集木材用作燃料和非法生产木炭的数据很少。对现有的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数据和对145个国家系统性逐一统计获得的数据进行比较表明，非洲和亚洲的人均木质燃料产量将在未来的建模中上调。

至少35亿人使用非木质林产品

为满足生存所需而利用森林和林地及其相关的生物多样性，可能对于当地的健康、食物、生计和文化而言比交易的产品更重要。在最近对非木材林产品（定义为从景观和栖息地收集的、除高价值木材以外的、野生的本地或非本地生物有机体和材料）用户数量所作的实证研究得出的估计值中，最低值和中值分别为35亿和57.6亿人。[79] 在欧洲，野生采集的林产品（包括正式和非正式销售以及自用产品）的价值估计为每年233亿欧元，占原木年产值的71%。[80]

一些非木质林产品正在推动与化妆品、食品、健康和福祉相关的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的产业，但可能在国民账户中不可见，因为这些产品被同时归入了涵盖野外采集量和种植量的类别。例如，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81] 报告了巴西坚果（来自巴西坚果树）的生产和贸易情况，这种坚果遍布亚马逊流域，主要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和秘鲁这三个国家中野外采集。2019年，巴西坚果在全球的出口额达到3.73亿美元。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还包含乳木果（用于生产乳木果油）的产量和贸易数据，这种果实是从乳油木上采摘的，该树种广泛分布在塞内加尔至乌干达之间的地区。据推测，用于制作乳木果油的乳木果大都是在野外采集的。6个西非国家报告称，2007-2017年的乳木果出口总量为1400万吨，但实际贸易量可能更高，因为其他国家以更通用的贸易编码出口乳木果。估计有60-90%进行国际贸易的药用植物物种是野外采集的。[82]

森林野生生物在粮食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偏远乡镇尤其如此。据估计，刚果盆地每年消耗野生肉类500万吨，亚马逊盆地每年消耗130万吨，[83] 这些肉类平均提供人们每日蛋白质需求的60-80%。[84] 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201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狩猎主要用于满足土著社区的生存所需，提供了这些社区肉类消耗量的40-100%。[85]

野生动植物食品可以提高食用者的膳食质量，并为销售或贸易者提供收入。这种野生食物的产量难以衡量，原因有很多，例如缺乏标准计量单位、采集模式的季节性差异，以及物种数量繁多。改进关于野生食物采集和消费的数据，将增进人们对森林在可持续膳食多样性和粮食安全中作用的理解。

在许多热带国家，森林邻近地区的居民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收入来自森林

基于森林和树木的系统可以对就业和收入做出直接和间接的贡献，并缓解外部冲击的影响。[86]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24个接受调查的热带和亚热带国家中，森林为邻近社区提供了20-25%的家庭收入，这一比例与农业的贡献相当。[87] 一项全球比较分析发现，77%的受调查农村家庭从事野生食物采集工作。[88] 在印度东北部，当地市场上的160多种野生植物和菌类（其中大部分是在森林和林地中采集的）为一些家庭创造的收入占这些家庭总收入的75%，并在生计安全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89] 在喀麦隆的喀麦隆山周围，主要为获得食物而采集野生森林产品的活动对当地生计的贡献率约为41%，其中本地物种占45%，所有经济阶层的家庭都参与了这些活动。[90]

森林和树木对许多社区（尤其是土著居民）和个人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及传统具有重要意义。[91] 这些非物质因素难以量化，但显然对人类福祉很重要。

森林和树木是食物、饲料、燃料和其他产品的来源，可以在困难时期收获并在家中使用或出售，有助于解决不同季节和年份的使用需求和收入来源，从而缓解穷困人群变得更为贫穷以及非贫困者陷入贫困的风险。森林的作用对于农村贫困人口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往往无法获得其他形式的保险和社会保护，所赖以为生的生计又很容易受到外部冲击，例如种植的作物会遭遇野生动物袭击，以及天气变化莫测。[92] 鉴于气候变化和COVID-19疫情等其他全球冲击，风险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更一般而言，森林和其他基于树木的系统的持续存在和健康至关重要，其关涉到增强抵御力和为未来保留能够支持人类福祉的备选方案。

有充分证据表明，森林和其他基于树木的系统能够支持贫困人口改善福祉和降低风险，但它们在帮助人们永久摆脱贫困方面的作用却鲜有记载。贫困人口充分利用森林来摆脱贫困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因为他们往往难以获得信贷、交通手段、市场、社会保护和其他公共服务，并且会受其他因素阻碍，93,94 （例如缺乏权属）。获得新技术可以改变这一局面：例如，加纳的农村女性通过采用改进的乳木果油加工技术增加了家庭收入。[95]

尽管木质燃料和非木质林产品在支持生计（特别是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关于这些作用的数据很少，而且它们的价值最好通过家庭调查和估值技术来衡量。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利比里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土耳其已经在林业方面开展了全国性的社会经济调查[96]。在土耳其，受调查的森林村民中约有50%采集玫瑰果、松果和蘑菇等非木材植物产品，约44%采集百里香和鼠尾草等药用或芳香植物。在利比里亚，一项调查发现，在12个月内，70%的家庭收集林产品以满足家用或创收（插文4）。在格鲁吉亚，68%的家庭使用木质燃料做饭，80%将其用于取暖，56%用于烧水。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许多家庭在粮食不安全时期使用来自森林或其他来源的野生产品以应对粮食需求：超过90%的人表示此类产品在其应对策略中很重要或非常重要，而这些人中有75%主要依靠林产品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孟加拉国的一项调查发现，近三分之二的家庭收集了林产品（插文5）。

插文4 利比里亚的一项社会经济调查发现，居住在森林附近的人们能从森林获得相当可观的惠益

近一半（47.5%）的利比里亚家庭生活在森林附近，并且严重依赖森林为生。利比里亚政府针对家庭开展了一项全国森林调查，涉及250个“普查区”（为普查和其他统计业务划分的行政区域）的3000个森林邻近家庭。主要调查结果包括以下内容（均指2018年）：

- ▸ 这些家庭收集的林产品平均有40多种。70%的家庭收集林产品供自用或自用及自销。薪柴、树杆、藤条、野生肉类和树叶是为获取现金和创收而收集的基本产品。林产品收入平均占家庭总收入的35%。

- ▸ 95%的被调查家庭依靠木质燃料获取能源。几乎所有（98%）的家庭都表示收集木质燃料供自家使用。

- ▸ 36%的家庭将林产品用于住宅建造或维护。建筑中使用的前三大林产品是树杆、树叶和木材，被评为“非常容易”从公共土地上获得的产品。

- ▸ 在此前12个月内寻求医疗救助的家庭中，超过50%使用了药用植物；这些家庭中有77%从公共土地上采集药用植物。

- ▸ 受访者表示，森林在增强抵御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43%的家庭使用林产品从经济和自然冲击中恢复。

- ▸ 在调查的基准期内，46%的家庭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三分之二的家庭依靠林产品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其粮食不安全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三个月。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20。《人与森林 — 利比里亚森林对家庭收入、生计和抵御力的贡献》。另见：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4438

插文5 孟加拉国森林以外树木的重要性

根据孟加拉国政府开展的一项全国家庭调查，该国约64%的人口（即1.06亿人，包括65%的女性人口）从事林产品的采集。家庭通常采集的98%的产品都源自森林以外的树木，例如木材、竹子、木质燃料、树叶和水果。孟加拉国全国在2017-2018年12个月间采集的树木和森林初级产品的总价值估计为85.4亿美元。家庭所采集产品的31%用于出售，所产生的收入为每户每年（平均）81美元。

资料来源：孟加拉国政府。2019。《孟加拉国的树木和森林资源 — 孟加拉国森林清单报告》。达卡，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

如果政策制定过程以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信息为基础，则可以制定有效的政策行动，以建立生态系统恢复、经济发展和减贫的良性循环。例如，在中国，通过经济发展政策规划发现，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区有很大重叠，因此既需要扶贫，也需要生态保护。这就需要采用生态扶贫方法，包括在同一地区将扶贫和生态保护计划相结合。中国在2012-2020年间实施了十多个计划，内容涉及森林恢复和保护、创造绿色就业、支持林业和生态旅游业等（表3）。总的来说，这些计划每年筹集的资金超过88.6亿美元，帮助超过1400万人增加收入。2010年以来，生态扶贫政策陆续出台，主要是具体的标准化政策和措施。总体而言，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并实施了生态工程建设、生态补偿、生态公益性岗位、生态特色产业、生态移民、林业精准扶贫等办法和机制。

表3 2012-2019年中国实施的扶贫与生态恢复相结合的计划

注：a 产业扶贫计划数据仅涵盖22个中西部省份，可获得的投资数据截至2018年；b 2019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6.908（根据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c 2018年森林公园面积，2019年还有626个森林生态旅游中心；d 家庭数量是根据每户3.5人的总受益人口估算的。
资料来源：有关产业发展计划的投资数据以及森林生态旅游创造的岗位数据来自2012-2018年的《中国林业和草原统计年鉴》。其余数据来自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于2021年4月发布的《林业和草原生态扶贫报告》。

a 国际元是一种假设的货币单位，其购买力平价与美国给定时间点的美元购买力平价相同。它主要用于各种目的的经济和金融统计，最显著的用途是确定和比较不同国家和市场的购买力平价和国内生产总值。资料来源：匿名。2022。国际元[网络版]。维基百科[2022年1月10日引用]。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International_dollar&oldid=1063679744

b 需注意，此处提供的数据并未涵盖所有与森林相关的经济活动。例如，关于非木质林产品的经济数据往往归入农业，而木质能源原料（如木屑颗粒）和其他生物能源产品（如木炭和薪柴）也被计入其他项下。

c IMPLAN（“规划影响分析”）系统用于生成数据。该方法描述于：Li, Y.、Mei, B.和Linhares-Juvenal, T.，2019。“世界林业部门的经济贡献”。《森林政策与经济学》，100：236–253。https://doi.org/10.1016/j.forpol.2019.01.004

d 全球林产品模型在2017-2019年进行参数化，借鉴了粮农组织 2019年之前的《林产品年鉴》、《202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以及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共享社会经济路径数据库提供的最新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预测。

第3章
三个相互关联的森林途径可以促进绿色复苏和向可持续经济转型

圭亚那

在鲁普努尼河上巡视的可持续野生动物管理项目的成员，专注于钓鱼、弓钓和当地狩猎生活方式。

©Brent Stirton/Getty Images 为粮农组织、国际林业研究中心、法国国际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和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提供

森林有着为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加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提供解决方案的潜力。鉴于任何解决方案都具有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需要从整体上加以解决，因此本章提出了三个基于森林和树木的途径：（1）遏制毁林和维护森林；（2）恢复退化土地和扩大农林业；（3）可持续利用森林和构建绿色价值链。每一项都需要将环境关切与社会和经济需求（包括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并加以平衡；整合各个解决方案以利用协同效应；并减少低效环节，以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包容、更有韧性和更可持续的未来。

3.1
遏制毁林和维护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将有利于气候、生物多样性、健康和长期粮食安全

要 点

➔ 如果在遏制毁林方面加大努力，那么这个途径可能是减缓气候变化的最具成本效益的行动之一。最近的估计表明，遏制毁林可以在2020-2050年间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每年避免排放36 +/- 2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到2030年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1.5℃以内所需额外减排量的14%。可利用REDD+框架来促进这些行动的实施和供资。

➔ 更高效、更具生产力和更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体系是满足未来粮食需求的关键，并能够减少对农业用地的需求、维护森林和确保森林为农业系统提供多重效益。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长到97亿人。考虑到膳食变化和其他因素，这意味着粮食需求将增加35-56%，这可能会增加对土地的需求和对森林的压力。

➔ 以减少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避免土地利用变化和加强监测为基础的全球防疫战略的成本估计为220-310亿美元。这只是疫情所致成本的一小部分。

➔ 为在遏制毁林方面取得进展，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至关重要。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联合倡议可以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而加强对景观方法与供应链治理的综合利用，有望解决土地可持续利用方面的挑战。

在过去60年中，地球上近三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发生了变化，2000-2018年间近90%的毁林活动与农业有关

随着包括高分辨率数据集在内的更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数据及工具的出现，人们对造成全球土地利用变化背后因素的理解不断提高。随着时间的推移并因地域的不同，导致毁林的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存在相当大的差异，97,98,99,100 其中农业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直接原因。粮农组织最近的遥感调查发现，在2000-2018年间，近90%的毁林与农业有关（52.3%来自农田扩张，37.5%来自放牧扩张）。[101] 非洲和亚洲超过75%的毁林是由农田扩张导致的。在南美洲和大洋洲，导致毁林的最重要因素是放牧；而在欧洲，则是基础设施和城市扩张。[102] 其他近期报告调查了潜在因素的作用：例如，Dummet和Blundell（2021）估计，在2000-2012年间，所有热带森林砍伐活动中约有40%是由非法将林地转化为商业农业所致，[103] Pacheco等人（2021）强调了土地掠夺在一些毁林活动中的潜在作用。[104]

还应考虑未来可能导致毁林的各种因素的变化。例如，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长到97亿人。[105] 考虑到膳食变化和其他因素，这意味着粮食需求将增加35-56%，[106] 这可能会增加对土地的需求和对森林的压力。

一些涉及农林产品的贸易措施会促发毁林活动。[107] 尽管世界上若干区域的森林面积有所扩大，但其进口贸易却导致了毁林活动的增加。[108] 粮农组织的遥感调查发现，在2000-2018年间，全球多达7%的毁林活动都是由油棕种植园扩张造成的，[109] 这些种植园的产量中约有四分之三进入国际贸易。[110]

森林在推动全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计、粮食安全、减轻自然风险以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有关的目标。如果毁林活动持续进行，将产生重大后果，但由于存在一系列不确定因素以及潜在的临界点、阈值和反馈，这些后果难以估计。例如，模型显示，如果森林砍伐面积超过原始森林面积的40%，亚马逊生物群落则可能会跨越一个临界点，过渡到热带草原生态系统，其后果和成本无法轻易评估。[111]

遏制毁林可能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具成本效益的行动之一

气候变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气候变化是广泛、迅速和不断加剧的，只有在这十年中迅速而大幅度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才能防止气候崩溃。[112]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为将平均升温幅度限制在1.5℃以内（与工业化前时期相比）而制定的所有途径要求人类活动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分析表明，除了各个经济体的快速脱碳外，还需要基于土地的方案来大幅减缓气候变化。[113] 遏制毁林将涉及自然和改良生态系统的养护、可持续管理和恢复行动，可提供显著的气候惠益及其他好处，包括提高适应力和抵御力。遏制毁林既可以避免在生物质损失过程中的直接排放，又可以维持森林的碳吸收能力，并支持有韧性且可持续的生计。

森林既是温室气体的排放源，又是吸收汇。在2007-2016年间，森林和土地利用（实际上主要是将森林和泥炭地转化为别的用途）的净人为排放量为58 +/- 2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约占全球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的11%。[114] 另一方面，森林通过吸收人类活动产生的大部分二氧化碳排放量[115] （2007-2016年每年约112 +/- 2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延缓了气候变化。[116] 这种缓冲能力受到毁林和森林退化的威胁（包括气候变化所致森林退化）。在（目前）缺乏其他成熟的大规模碳捕获技术的情况下，森林维护和恢复是从大气中去除大量二氧化碳的仅有的两个方法。

在某些情况下，毁林是不可逆转的（在其他情况下，恢复可能非常缓慢），这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并突显出将遏制毁林作为气候变化应对手段的必要性。在全球范围内，面临毁林或退化风险的生态系统至少含有2600亿吨不可回收或难以回收的碳，特别是在泥炭地、红树林、原始森林和沼泽中。[117] 除非采取额外行动，否则在2016-2050年间，仅在热带地区，估计就有2.89亿公顷的森林被砍伐，导致排放169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118] 因此，遏制毁林和防止森林退化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从大气中去除二氧化碳的最重要行动之一。

最近对多项研究的评估表明，存在每年通过采取技术手段减少毁林而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31-8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潜力（技术潜力），以及每年通过采取具有成本效益的气候变化缓解行动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16-5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平均 = 3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成本效益潜力（表4）。[119] 技术潜力是指利用当前技术所能实现的潜力（无论成本如何），而成本效益潜力是估计的潜力。成本高达每吨二氧化碳当量100美元，这被认为是在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所需范围内；成本效益潜力与政策制定和国家规划更相关。因此，与其他部门的缓解方案相比，遏制毁林可能具有显著的成本效益潜力。[120] 在各项森林方案（减少热带森林砍伐、改善全球森林管理和全球植树造林/再造林）中，减少热带森林砍伐可能占成本效益潜力的三分之二。[121] 还有人建议，投资于成本相对较低的基于森林的缓解措施将在总体上降低实现全球气候目标的成本，并可能将进一步减缓行动所需的资金腾出来。[122]

表4 2020-2050年全球主要森林气候变化缓解方案的年度技术和成本效益缓解潜力

注：技术缓解潜力是指在满足人类对食物和纤维需求的同时，利用现有技术可以实现的最大缓解潜力。具有成本效益的缓解潜力是指受碳价格（基于碳的假定社会价格）约束的潜力。成本效益潜力代表公众的支付意愿，并显示出减少排放和加强碳固存的近期可行性，因此与政策制定和国家计划更相关。虽然其他因素（例如政治、结构和社会因素）会影响可行性，但据我们所知，关于缓解潜力的数据都没有考虑这些因素。这些估计来自Roe等人（2021），他们在国家层面考虑了最近的全球缓解潜力估计。这些估计是指示性的，并且基于可能结合多个来源的估计并采用了不同方法因而无法将估计值直接比较或相加的研究。因此，这些数字应谨慎看待，但显示出了林业部门的贡献规模。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的计算基于Roe等人（2021），并借鉴了Austin等人（2020）和Busch等人（2019）。
Roe, S.、Streck, C.、Beach, R.、Busch, J.、Chapman, M.、Daioglou, V.、Deppermann, A.等人，2021。“用于缓解气候变化的基于土地的措施：各国的潜力和可行性”。《全球变化生物学》，27（23）：6025-6058。https://doi.org/10.1111/gcb.15873
Austin, K.G.、Baker, J.S.、Sohngen, B.L.、Wade, C.M.、Daigneault, A.、Ohrel, S.B.、Ragnauth, S.等人，2020。“用于缓解气候变化的世界森林种植、养护和管理的经济成本”。《自然通讯》，11（1）：5946。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0-19578-z
Busch, J.、Engelmann, J.、Cook-Patton, S.C.、Griscom, B.W.、Kroeger, T.、Possingham, H.和Shyamsundar, P.，2019。“通过在热带地区再造林以低成本方式去除二氧化碳的潜力”。《自然气候变化》，6：463-466。https://doi.org/10.1038/s41558-019-0485-x

生物多样性。正如粮农组织（2019）所详述的，生物多样性对于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供应是不可或缺的。[123] 据估计，全球115种主要粮食作物中的75%（合计占全球粮食产量的35%）受益于动物授粉，[124] 其中许多动物生活在森林中。然而，全球生物多样性继续下降，目前的行动不足以确保其养护和可持续利用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125] 为了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需要进行变革以解决其根本原因 — 即直接原因背后相互关联的经济、社会文化、人口、政治、制度和技术方面的间接原因。[126] 毁林对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因为它导致物种分布的过度丧失，增加了灭绝的风险。[127]

加强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措施需要大量投资。除了更可持续地管理森林之外，养护森林也是多种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例如，Waldron等人（2020）所作的分析表明，保护占地球表面30%的森林和红树林的成本将需要每年1400亿美元的投资。[128] 虽然费用高昂，但这仅占目前用于对森林（以及生物多样性）有害的活动的全球政府补贴的大约四分之一（见第4章）。然而，由于涉及复杂的权衡取舍，政府间辩论尚未就在全球层面增加森林保护区是否可行或可取得出任何结论。

水文服务。可持续管理的森林生态系统有助于调节水文循环，并可以减少干旱、水土流失、山体滑坡和洪水造成农业损失的可能性。[129] 森林提供与水质、水量和季节变化相关的服务的能力与土地利用和管理的变化以及森林与水相互作用发生的时空尺度密切相关。在对世界上230个主要流域的分析中，那些失去原始树木覆盖率50%以上（截至2015年）的流域被评估为具有中高侵蚀风险（88%风险）、森林火灾（68%风险）和水资源压力（48%风险）。[130] 上游流域的森林调节水流，有助于地下水补给和土壤保持。有森林的流域提供四分之三的可用淡水，[131] 包括许多可供灌溉区使用的资源。森林养护有助于降低水处理的成本。[132]

对森林的投资可能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水资源管理措施。133,134 例如，在印度孟买，森林覆盖率每损失1%，水的浊度就会增加8.4%，导致饮用水处理成本增加约1.6%。[135] 在赞比亚，通过森林管理减少水库淤积，估计每年可节省1.23-2.47亿美元（每年每公顷1.2-2.9美元），具体费用根据水坝的类型而定。[136] 减少水库中的淤积也就增加了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可用性和可持续性，这可能意味着需要建造的水坝减少了。137,138,139

灾害。森林可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缓解灾害的影响。例如，红树林保护了估计价值650亿美元的财产和约1500万人免受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140] 现有红树林覆盖的丧失可能会使受灾人数增加28%，被洪水淹没的土地面积增加29%，受损财产价值增加9%。洪涝灾害越严重，红树林在减少风险方面的好处就越显。[141]

新发传染病。对新发传染病起源的空间模式分析表明，毁林和再造林都与全球范围内导致疾病出现的风险增加相关。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地区是土地利用快速变化、人口快速增长和哺乳动物生物多样性高的热带森林地区（图8）。[142] 针对此类地区，可采取源头预防和防范措施。森林生态系统改变是导致疾病出现的景观层面的主要因素。[143] 一般来说，当森林环境发生转变（例如将森林转而用于农业、开设道路、采矿和其他工业活动）时，疾病风险会随之增加。塞内加尔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体内抑制蚊媒病毒 — 基孔肯雅热病毒的抗体处于高水平，是与居住在森林地区附近和金矿开采活动（通常伴随着采矿地点的人员增加以及生态变化）显著相关的。[144]

图8 “热点”地图显示来源于野生动物的人畜共患疾病出现风险的预测分布

注：黄色表示相对风险最高的区域，紫色表示风险最低的区域。针对报告偏差进行了调整。
资料来源：Allen, T.、Murray, K.A.、Zambrana-Torrelio, C.、Morse, S.S.、Rondinini, C.、Di Marco, M.、Breit, N.等人，2017。“新发人畜共患病的全球热点地区和相互关系”。《自然通讯》，8（1）：1124。https://doi.org/10.1038/s41467-017-00923-8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病原体的溢出、放大和传播主要是由全球化生产和贸易建立的消费模式造成的，这些消费模式导致对热带生态系统的侵占，特别是森林地区（例如作物和畜牧生产、木材、采矿和商品制造）。[145] 以减少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避免土地利用变化和加强监测为基础的全球防疫战略的成本估计为220-310亿美元，但如果考虑减少毁林以实现碳固存的好处，成本可能会更低（177-269亿美元）。[146] 这些成本估算比大流行造成的成本低两个数量级，为降低大流行风险的变革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147] 除其他事项外，“同一个健康”方法的森林生态系统维度需要加强，以解决导致疾病出现的一些潜在因素（插文6）。

插文6 “同一个健康”

森林对人类健康的益处和人们的需求因环境而异，尤其是存在着城乡差异。“同一个健康”是一种综合方法，它认识到人类健康与动物和我们共同的环境的健康密切相关；其旨在确保多个部门的专家、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解决对动物、人类、植物和环境的健康威胁。该方法能够降低疾病传播风险并改善所有人、野生动植物、牲畜和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福祉。迄今为止，“同一个健康”的大多数努力主要用于公共卫生部门，其次是兽医部门；然而，显然同样重要的是，需要通过负责任的土地利用规划以及林业和野生动植物部门及自然资源管理者的更多参与来解决生态系统与健康的关系问题。[148]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持续监测和监督、数据共享和循证决策对于尽可能减少影响和调整政策至关重要。

在地方和全球以及短期和长期内，将可从遏制毁林和维护森林获得多重好处，包括有助于从COVID-19疫情中实现绿色复苏。这一目标的很大一部分可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实现。如果各部门联合起来优先考虑碳固存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水和其他价值的目标，就可能明确这些目标之间的重大重叠，从而确定提高成本效益的机会。例如，一项联合优先排序活动估计，全球前30%的重点领域将保存现有碳储量、清洁水和物种的约三分之二。[149]

遏制毁林的应对政策通常包括为森林养护制定激励措施，解决与发展途径、粮食安全和经济需求的潜在冲突，以及为制定更高效的土地利用决定而创造有利条件。下面重点列出一些可用于推进“遏制毁林”途径的政策应对措施。

REDD+战略和行动计划。REDD+战略和行动计划是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创建的框架，旨在指导和奖励发展中国家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的政策和行动的成果，并鼓励森林的可持续管理以及森林碳储量的保护和增加；它可能是遏制毁林、实现气候目标，以及为一些国家提供基于成果的支付的关键机制。在REDD+框架的基础上，各国可以根据《巴黎协定》实现并加强其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的国家自主贡献，许多国家在其最近的国家自主贡献中认识到森林的减缓潜力。REDD+行动还可以与《巴黎协定》第6条（见第4章）提供的碳融资机会联系起来，并与各国实施其国家适应计划的努力互为补充。

为制定和实施REDD+战略和行动计划，就必须采取参与性进程和能力建设，这些又为行动创造了条件，但行动的实施仍需要较大规模。在国家层面，REDD+战略与农业政策之间的更多沟通对于解决导致毁林的因素至关重要，其中许多与商品生产有关。在获得了REDD+方案针对减排的基于成果的支付后，这些经费可用于建立更多有利于森林的农业粮食体系，从而在可持续农村发展和实现气候成果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支持和实施综合可持续土地管理。综合景观治理方法本质上是跨部门的。这些方法旨在使合作伙伴联合起来，提供方向性并促进在地方一级的特定管辖区或景观内采取行动。[150] 此类方法很复杂，可因当地情况而呈现多种形式。此类方法有五个关键组成部分，是在地方一级减少农业扩张所致毁林活动的最低要求：（1）围绕共同议程建立的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2）连贯一致的碳中和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3）土地利用综合规划；（4）共享的监测和信息系统；（5）资助向有利于森林的景观转型。151,152

此外，还需要公共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包括女性和边缘化社区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以便在制定计划时了解这些不同群体的利益和需求；长期可持续投资和协调的另一个必要基础是清晰、有保障的土地权属（见第5章）。政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提供必要的法律和技术条件，使土著人民、地方社区、小规模生产者、女性、青年和其他弱势群体及其地方社会组织能够管理更大的区域。

加强治理。包括森林和农业生产在内的合法经济活动对实现可持续土地管理至关重要，而加强土地利用规划和治理以及支持执法和问责流程可能是减少农业和森林之间的不利权衡的关键。这包括在农业和木材（以及非木质林产品）价值链的背景下促进可追溯性、问责制和能力建设的创新方法。

插文7 全球环境基金的粮食体系、土地利用和恢复影响计划

全球环境基金于2021年11月启动的粮食体系、土地利用和灾后恢复影响计划旨在减少27个国家级项目的粮食生产系统，以及涵盖牛肉、可可、玉米、咖啡、棕榈油、大米、大豆和小麦的8个生产链和价值链的不利影响。预期结果将通过建立可持续的土地利用和农业食品供应系统来实现，以避免或减少大规模的森林砍伐。所有项目都遵循计划性方法，该方法包含三个关键组成部分：（1）开发综合景观管理系统；（2）促进可持续粮食生产实践和负责任的商品价值链；（3）恢复自然栖息地。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21。首页 | Folur. In: FOLUR — 粮食、土地利用和恢复[网络版]。[2022年3月31日引用]。https://folur.org

适应气候变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包括森林在内的生态系统的丧失和退化使人们更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尤其是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153]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通过水和温度调节、降低洪水风险、养分循环、授粉、资源供应和文化服务等来增强人们和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及抵御力。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方法可以降低人类、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受气候变化危害的风险，但其有效性会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而下降，这突显出在气候行动中加强缓解和适应措施之间的协同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森林和树木在使人们适应气候变化和增强农业系统、其他经济部门和人类基础设施的抵御力方面的作用日益得到认可，并被纳入国家适应计划。[154]

提高现有土地上的农业生产力（尤其是小规模生产者耕作），对于遏制毁林至关重要

农业（农田和牧场）与森林及其他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土地竞争与农业粮食体系的技术特征（包括产量和市场）密切相关。在1960-2015年间，农业产量增长了两倍多，[155] 而同期农业用地面积仅增加了约27%。[156] 在全球范围内，2014年只需要30%的可耕地面积就可以生产出与1961年相同数量的作物，[157] 这表明生产力的提高在限制对额外土地的需求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提高生产力的技术有助于将农业生产的增长与农业扩张部分脱钩，但由于过度依赖单一耕作、化肥和杀虫剂，也会产生意外的环境影响（例如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水污染、虫害爆发和温室气体排放）。[158] 尽管如此，Byerlee等人（2014）发现集约化生产有助于在地方一级最大限度地减少农田扩张和减缓毁林，如果集约化生产满足以下条件时则尤其如此：发生在远离森林边界的地方，是知识和技术驱动而不是市场驱动的，并且酌情根据当地情况进行调整。e,159 在没有旨在限制森林变化的额外措施的情况下，产量增加会导致被毁林的土地产生更多的潜在收入，从而成为今后毁林活动增加的激励因素。

作物和畜牧系统以及各国之间的增产幅度不同。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方面进展缓慢（部分是由于缺乏资源和技术等原因导致小规模生产者缺乏能力），导致谷物等主要作物的用地面积扩大。[160] 在这些国家，增加广泛种植的作物和主食的产量161,162 可能是减轻森林压力的一种方式。Mosnier等人（2015；日期不详）测试了喀麦隆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主要作物产量增加对毁林的影响，研究发现前者的毁林活动减少了33%（与基线相比），后者减少了27%。163,164

从部分均衡模型得出的一些全球情景预测，在2030年和2050年，由于产量增加，农田扩张会减少，包括：2030年全球层面的农田扩张将呈净零扩张，其中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每公顷农作物产量增长速度将是历史平均水平的两倍（分别为每年2%和2.3%）；[165] 2050年，农田扩张将减少21%，产量比基线情景增加20%，同时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会提高。[166] 几项研究表明，提高农田和养牛场的生产力，再加上适当的市场和公共政策，有助于稳定巴西亚马逊地区的森林边界。167,168 Garcia等人（2017）评估了在巴西亚马逊的一条毁林边界上开展可持续集约化畜牧业的经济和环境可行性[f]。他们发现，在该市的大中型农场，这种转换在经济上是可行的。[169] 在全球层面难以评估使单产达到能够限制森林侵占行为的程度所需的成本。Krause等人（2013）模拟了重视森林养护对农业的经济影响，发现生产成本最多会增加4%，这主要是由于增加了对农业生产力的投资。[170]

然而，将农业集约化[g] 作为限制未来毁林活动的手段的科学证据仍然有限。[171] 可能会观察到农业集约化产生积极的协同效应或消极的权衡，这取决于集约化的性质，包括所生产商品的目标市场、集约化实施地点与毁林地带的距离[172]，以及土地治理的有效性。

因此，尽管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解决方案，但仍需要对研发和技术援助进行投资，以提高农业生产力，作为减少毁林的具有成本效益的重要贡献。[173] 为了实现变革，技术进步必须融入综合方法，包括强有力的土地和森林治理、适当的法律框架和相关执法，以及补充措施，例如大力支持保护区系统和能够公平分配利益并确保生产者赚取足够生活收入的价值链。[174]

企业越来越多地致力于在价值链中实现零毁林，但需要采取更多行动

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签署有关毁林的承诺，但取得成果的进展落后于目标。越来越多的数据集和研究突显出农业用地扩张和毁林之间的关系，公共和私营部门对解决这种不利权衡的意识和承诺也随之增长。近年来，各国、地方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广泛制定了减少、停止和扭转森林损失的目标，包括通过《纽约森林宣言》、消费品论坛、《阿姆斯特丹宣言》、联合国秘书长发起的“扭转毁林趋势倡议”和最近的《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等倡议来设定这一目标。这些文书中的大多数都定义了将农业生产与毁林脱钩的具体目标。

许多企业采取了旨在确保其供应链可持续性的措施，[175] 例如行为准则、尽职调查、认证计划、排除特定供应商或供应领域、空间监测系统和可追溯性工具。176,177 已经针对特定商品采取了一些举措，例如2006年签署的《亚马逊大豆交易暂停协议》，根据该政策，巴西大豆市场上 90%的公司承诺避免购买近期在巴西亚马逊被毁林的地区种植的大豆。大约500家主要食品零售商、贸易商和加工商现在制定了关于降低其价值链中毁林或森林退化风险的指导方针或承诺。[178] 做出某种形式的无毁林承诺的公司的市场份额因产品而异，从大豆、牲畜、纸浆和纸张的12%到棕榈油的65%不等。[179]

数百家公司确定了与毁林相关的商业风险，并相应地采取了减少这些风险的措施。其中，151家公司评估此类风险的财务影响为531亿美元，应对这些风险的成本略高于66亿美元。大约131家公司认为，确保其价值链与毁林无关意味着一个价值356亿美元的商机。[180]

评估毁林风险的举措也在不断涌现。例如，2019年，碳披露项目（CDP）[181] 代表其投资者要求1400多家公司就5种森林风险商品（即木材、棕榈油、牛、橡胶和大豆）进行报告，21%（300家公司）遵守了规定。该项目还通过其供应链倡议，代表采购公司要求高森林风险公司供应链中的公司披露气候影响，约60%（399家供应商）遵守了要求。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拥有森林风险供应链的公司的进展似乎很缓慢。最近对全球350家与供应链中毁林有关的最具影响力的公司的评估发现，252家（72%）没有对供应链中的所有森林风险商品做出毁林方面的承诺，117家根本没有做出承诺，并且对于许多有承诺的公司来说，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执行了承诺。[182]

2021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讨论了农产品与毁林脱钩的问题。在《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COP26）上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毁林的公告，包括财政捐助的重大承诺（插文8；另见第4章）。

插文8 2021年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以及森林、农业和商品贸易对话

2021年9月，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在行动轨道3“促进对自然具有积极效应的生产”下讨论了将农产品与毁林脱钩的问题，[183] 随后成立了一个名为“遏制毁林和脱离农产品生产”的联盟。

在《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背景下，11个国家和慈善捐助者承诺提供15亿美元来保护刚果盆地的森林。28个国家政府签署了《森林、农业和商品贸易声明》，以实现可持续贸易并减轻对森林的压力，包括为小农提供支持和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管理着棕榈油和大豆等关键森林风险商品全球贸易一半以上的最大私营部门公司中的10家宣布，将制定路线图，以便在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COP27）之前加强供应链行动。

为促进私营部门提高社会责任，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正在其企业可持续政策中纳入《经合组织 — 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一项旨在解决农业部门的风险和发展的全球标准），以便将投资、企业、农业和发展联系起来。

政府可以在遏制毁林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包括采用公私合作方式

公共部门的参与对于增加商业举措的积极影响非常重要，以限制供应链中的毁林和森林退化。生产国政府可以制定有利的法律框架；指导土地利用规划；建立保护区；184,185 确保财政激励措施与森林和农业政策的一致性；改善执法和监测；阐明与改善森林管理相关的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集体权利（另见第5 章）；186,187,188 支持能力发展，特别是针对小农和中小型企业的能力发展；提供有关可追溯性和监管链工具的指导；在商品和服务的公共采购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开发可靠和可访问的信息系统；并建立适当的机制，以避免中小型企业因与毁林风险相关的严格要求而失去市场准入的风险。强有力的监测和为决策提供参考，是改善治理和为土地利用决策提供信息的有利因素，例如使用近乎实时的毁林警报。[189]

涉及解决毁林和森林退化问题的公私综合方法的倡议正在增加。例如，哥伦比亚为5种商品做出的零毁林承诺以及科特迪瓦和加纳的可可和森林倡议（插文9）。在巴西，2004-2014年间毁林率降低了80%以上，这归功于政府政策（例如加强执法）、供应链干预（包括私营部门就大豆和牛所作的承诺），以及市场条件的变化。190,191 政府也可以采取法律行动，防止特定商品造成的毁林。例如，印度尼西亚对油棕种植园的扩张颁布了暂停令（在2019年9月至2021年9月期间有效），并（在2019年）永久禁止对6620万公顷原始森林和泥炭地开展毁林活动，该禁令对油棕和木材种植园都产生了影响。

插文9 零毁林价值链上的公私合作

哥伦比亚的零毁林协议。哥伦比亚政府在其2018-2022年国家发展计划中纳入了为5个农业价值链（即棕榈油、牛肉、乳制品、咖啡和可可）建立零毁林协议的目标。目标是确保到2025年这些价值链中的森林砍伐总量为零。协议涉及5种商品在全国市场中占有的已经很大且仍在不断增长的份额。例如，15家咖啡生产公司占据了全国市场90%的份额，6家公司占据了可可市场85%的份额。该倡议的核心是多方利益相关者平台，得到了价值链上所有类别的参与者的集体参与，包括政府和其他公共实体、不同规模和角色的公司、农民组织、以商品为基础的专业人员协会、研究中心、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倡议。

资料来源：R. Rodriguez、Ministerio de Ambiente y Desarrollo Sostenible，哥伦比亚，私人通讯，2021年9月22日。

可可和森林倡议。可可生产是西非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涉及约200万小生产者，他们的生计直接依赖于这种作物。喀麦隆、科特迪瓦和加纳生产了全球约68%的可可，但在1998-2007年间，可可生产还造成了约230万公顷的森林被砍伐。在这些国家，正在建立公私伙伴关系，以便通过利用REDD+框架扩大零毁林生产模式，并增加可追溯性和负责任的采购。[192] 自2017年以来，科特迪瓦和加纳政府以及35家领先的可可和巧克力公司联合起来，消除与可可相关的毁林并恢复林区，同时致力于使其在四个工作领域的行动符合共同责任。科特迪瓦为实施该倡议，采用了一个国家卫星系统来监测森林砍伐情况。2020年，可可和巧克力公司在直接采购方面的可追溯性达到了 82%（加纳）和74%（科特迪瓦）。大约62万农民接受了“在更少的土地上生产更多的可可”和“气候智能型”方面的良好农业做法培训，并且开发了创新的金融模式，包括为科特迪瓦农民接受的生态系统服务支付费用，以及村庄储蓄和贷款协会等集体机制。

资料来源：可可和森林倡议。日期不详。《可可和森林倡议2020年年度报告》。（另见https://www.idhsustainabletrade.com/uploaded/2021/05/NUM_ANG_RAPPORT_ICF_VF1.pdf）。

遏制毁林对农业收入的机会成本是巨大的，据估计，巴西亚马逊地区每年每公顷收入损失达近800美元

与从被毁林的土地上获得农业收入有关的森林养护机会成本，是评估森林增值工具潜力的关键因素。例如，de Figueiredo Silva等人（2018）使用巴西亚马逊合法地区城市的人口普查和毁林数据估计，就农业收入损失而言，减少毁林的影子价格为-797美元，即每公顷受保护森林的年度农业国内生产总值。[193] 为地方行动者增加森林的经济价值，可以激励他们遏制毁林，而可持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也将有助于遏制毁林。此外，还应努力解决小规模生产者在获得激励和提高生产力方面的限制。解决机会成本的激励措施可能包括支付生态系统服务费用194,195 和补贴改革。[196] 市场激励措施应与森林养护相结合，并确保为整个供应链提供支持。197,198 Börner等人（2020）的分析表明，尽管土著土地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计划在养护森林方面显示出相对较高的有效性，但干预背景很重要。[199]

关于遏制毁林的成本和收益的实证证据不完整。Rakatama等人（2017）的文献综述估计，平均机会成本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11.13美元；交易和实施成本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3.39美元；总成本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24.87美元。[200] 估计的直接货币收益是显著的，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为17.37美元，因此是森林养护理由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估计值随地点和时间以及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关系而有很大差异，例如，世界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将提高森林养护的机会成本。[201] 然而，一般而言，遏制毁林可能比毁林后再恢复退化土地更便宜。

可能需要额外的激励措施。根据最近一份关于在实现2014年《纽约森林宣言》所确立目标方面的进展报告，“所有评估指标显示，要么到2030年终止森林损失和相关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进展不足，要么我们正在进一步远离目标”。[202] 例如，根据该报告，潮湿的热带原始森林损失远高于《纽约森林宣言》之前的水平，在宣言签署后“平均每年多损失41%”。[203] 尽管许多公司都签署了毁林方面的承诺，但实现成果的步伐需要加快。

提供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激励计划正在兴起，主要集中在碳方面。自愿性森林碳市场具有潜在的重要意义，尽管最初人们对此热情十足，但增长十分缓慢。随着全球经济体加大脱碳努力，预计到2050年，气候融资投资将增长到60万亿美元（见第4章）。这可能会为基于森林的碳信用创造巨大的机会，因为预计抵消信用的需求和价格将会上涨。REDD+机制还为各国提供了获得基于成果的资金的备选方案。

在某些情况下，森林旅游对于为妇女、青年和其他弱势群体创造经济和就业机会非常重要。调整政策产生的激励效应并提供其他支持以认可森林的作用，有助于制止森林砍伐；此类措施将在第4章中讨论。

3.2
森林景观恢复以及农林业有助于使生计和景观多样化，并提高土地生产力

要 点

➔ 大量退化土地将可通过植被恢复来改善。在全球范围内被确定为可恢复的22亿公顷退化土地中，15亿公顷可能最适合将森林和树木与农业相结合的马赛克式恢复方式。

➔ 植被恢复可以提供巨大的环境和经济惠益。在2020-2050年间，通过植树造林和再造林恢复退化土地，可每年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从大气中减少9-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区400万公顷退化土地的恢复创造了超过33.5万个就业机会。

➔ 大力推行恢复措施和农林业的阻碍是获得利润回报所需时间较长。例如，农林业可以在许多地方提高作物生产力，但获得利润回报可能需要长达8年的时间，而一年生作物则需要1-2年。

联合国已宣布2021-2030年为“生态系统恢复十年”，旨在防止、遏制和扭转每个大陆和每个海洋的生态系统退化；积聚政治意愿；并发起一场全球运动并扩大成功的恢复行动。“避免退化”、“减少退化”和“恢复退化土地”是森林景观恢复方法中响应层级结构的三个方面。[204] 虽然恢复措施有自设资金，但维护生态系统通常比使它们退化后再恢复更便宜。[205] 本节探讨了基于树木的战略，这些战略用于恢复退化土地、提高农业生产力以及维持或恢复生态系统服务，以期提高生态系统和人类的抵御力。

在许多情况下，恢复的成本比不采取行动的成本低得多，可以低至 26倍，而且环境惠益可能相当可观

一项对42个非洲国家的评估表明，土地恢复和养护对农业生产力的好处是不采取行动的成本的3-26倍。[206] Mirzabaev等人（2021）表明，在为“绿色长城”计划成员国制定的情景中，土地恢复的成本（行动成本）低于不作为的成本，因此为萨赫勒地区的土地恢复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理由。[207]

恢复退化生态系统既可以加强生态系统服务的供应，例如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水和气候调节，也可以在当前和疫情之后刺激经济增长。[208] 一项对全球范围内广泛的生态系统类型（包括森林）的89项研究进行的综合分析发现，与退化生态系统的服务供应水平相比，恢复行动使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供应分别平均增加了44%和25%（生物多样性的衡量与现存生物的丰度、物种丰富度、多样性、生长和生物质有关）。[209]

恢复可以增强关键的生态系统服务，例如水资源调节和水质。Burek等人（2016）估计，到2050年，每年将有48-57亿人生活在缺水地区至少一个月。[210] 为建设健康的森林投资，将有助于维持供水服务，而森林景观恢复是一种能够维持土壤持水能力、土壤肥力和土壤稳定性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措施。[211]

恢复措施在全球层面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Van der Esch等人（2021）估计，在2015-2050年间，如果没有土地恢复措施（基线情景），全球土地总面积中将有12%的土壤和生物质生产力受到不利影响；农田将扩大约20%（约3亿公顷），以牺牲自然面积为代价；由于土地利用变化、集约化生产和气候变化，现存生物多样性中的6%将丧失；在此期间土地利用变化和管理产生的每年平均碳排放量将达到当前每年排放量的16%。[212] 与基线情景相比，在实施恢复和保护措施以维持生态系统功能的情景中，自然土地将增加4亿公顷，预计将防止全球三分之一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储存在土壤和植被中的碳将增加830亿吨，相当于当前全球超过7年的排放量。另一方面，对农业可用土地的限制将导致粮食价格上涨。[235]

恢复计划要取得成功，就需要准确和系统的设计、规划和监测，并结合多种均衡的实地行动。树木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仅仅在退化土地上种植树木（尤其是单一栽培）是不够的，而且是对森林恢复的误解。森林景观恢复不仅仅是简单的植树造林工作，还包括恢复整片景观以满足当前和未来的需求，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多种惠益和土地利用。[213]

泥炭地。泥炭地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例如在泥炭地在排干后或燃烧后）估计占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5%左右。[214] 干燥、炎热和多风的天气条件在许多区域已经成为现实，[215] 这些天气条件会导致长期持续的泥炭地火灾，甚至在北极圈沿线也是如此。[216] 降雨减少、永久冻土融化和冰川排水减少，再加上其他增加泥炭接触氧气的复杂现象，正导致越来越多的泥炭地从温室气体的吸收汇变成排放源。

闷烧的泥炭地大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为了耕种、放牧、林业、能源和其他用途而排干泥炭地是一项长期挑战。排干的泥炭地继续排放温室气体（生态系统服务继续下降），这种情况只有在泥炭地回归潮湿状态后才会改善。随着泥炭地测绘和评估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其境内正在枯竭的泥炭地，以及这些泥炭地正持续排放温室气体的事实。保护泥炭地使其不被排干和恢复泥炭地已成为拥有泥炭地的估计180个国家中许多国家的优先事项，[217] 至少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泥炭地恢复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一直在积累。[218] 改善泥炭地管理是亟需开展的事项，不仅有助于保护碳和降低火灾风险，还可以保护沿海和河流地区免于沉降，确保防洪并维持水过滤服务和生物多样性。泥炭地恢复的成本可能远低于恢复措施估计会带来的地方和区域经济效益，特别是恢复泥炭地会减少雾霾，从而对人类健康带来巨大惠益。[219]

火灾占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5%以上；综合火灾管理比消防成本低得多

生物质火灾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很大，占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总排放量的5%以上（根据最近尚未公布的粮农组织估计）。使用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数据的新估算表明，生物质火灾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以前认为的排放量高出约30%。[220] 全球每年用于火灾管理的资金一直在增加，其中大部分用于灭火：例如，在美国，联邦机构的消防支出从1985年的约2.4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22.7亿美元，增幅达近十倍。[221] 在加拿大，自1970年开始收集数据以来，国家每年用于荒地防火的成本（即灭火成本的实际增加，而非维持消防人员和项目管理的固定成本）每十年增加约1.5亿加元。[222] 很少有国家评估了野火的总体经济负担。美国是一个例外，野火的年度经济负担（所有成本和影响）估计为711-3480亿美元（以2016年的美元计）。[223]

综合火灾管理被广泛认为是一种适当的方法，可确保在火灾管理规划和决策中考虑所有方面，并有助于降低火灾的总体成本负担，特别是通过减少对扑灭野火和恢复森林的需求来降低负担。[224] 欧洲阿尔卑斯地区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消防和火灾后管理（不包括预防措施）的总直接成本约为每年7500万欧元；相反，包括预防和扑灭在内的综合火灾管理措施每年将花费约1000万欧元。生态系统恢复是综合火灾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支持减轻和预防今后可能发生的野火。

恢复可以产生可观的经济利益，每投资1美元可能会产生7-30美元；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区400万公顷退化土地的恢复创造了超过33.5万个就业机会

要开展恢复行动，就需要投资。例如，实现“波恩挑战”（到2030年恢复3.5亿公顷森林）所需的投资估计每年超过360亿美元；2015-2030年间，全球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的估计成本为每年3180亿美元。[225]

尽管恢复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关注，但在全球50个最大经济体宣布的作为COVID-19复苏政策和刺激计划一部分的14.6万亿美元的财政支出中，只有约2.5%用于绿色倡议（包括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绿色研发）。[226] 用于复苏的总支出中只有3%被认为对自然资本有利，而高达17%的支出可能对其产生负面影响。[227] 这导致机会白白流失，因为恢复可以在气候和环境效益、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带来最高回报，[228] 同时还可以提高土地生产力。例如，据估计，实现“波恩挑战”可以从大气中额外减少130-260亿吨的温室气体，[229] 从而带来0.7-9万亿美元的净收益，也即每投资1美元可带来7-30美元的净收益。[230] Roe等人（2021）估计，在2020-2050年间，通过植树造林和再造林恢复退化土地，可每年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从大气中减少9-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见表4）。[231]

对森林景观恢复的投资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例如，截至2018年，森林景观恢复行动在五个国家（巴西、萨尔瓦多、墨西哥、卢旺达和美国）创造了35.4万个短期和长期工作岗位；[232] 这五个国家承诺到2030年恢复共计3070万公顷退化土地，主要是通过与森林相关的活动来实现（图9）。[233]

图9 截至2018年，巴西、萨尔瓦多、墨西哥（金塔纳罗奥州）、卢旺达和美国不同类型的恢复干预措施的相对比例

资料来源：Dave, R.、Saint-Laurent, C.、Murray, L.、Antunes Daldegan, G.、Brouwer, R.、de Mattos Scaramuzza, C.A.、Raes, L.等人，2019。《波恩挑战第二次进度报告：2018年指标应用情况》。©国际自然保护联盟。https://doi.org/10.2305/IUCN.CH.2019.06.en

每年旱地退化的估值为6.3-10.6万亿美元，未来十年可能有5000万人因此流离失所。[234] 11个撒哈拉以南“绿色长城”计划成员国（布基纳法索、乍得、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苏丹）在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区开展了恢复和可持续土地管理活动，旨在增加适应、减缓和抵御气候变化、防治荒漠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确保可持续发展。在严格考虑“绿色长城”计划干预区内的措施时，在该计划下已经恢复了400万公顷退化土地，在2007-2020年间为农村人口创造了近9000万美元的收入，并创造了超过33.5万个就业机会，主要用于实施恢复活动以及非木质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235]

关于如何在实践中实施“森林景观恢复”这一概念的已被广泛接受的原则[236]，只有少数几个成功的长期实施范例。此外，缺乏对森林景观恢复成本和收益信息的系统化处理。237,238,239 对热带和亚热带国家一系列恢复干预措施的森林恢复成本的文献综述检索到61项相关研究，这些研究提供了特定国家的恢复成本估算。[240] 其中，23项研究包含足够可靠的数据，可以计算每年单位面积的成本（表5）。一项名为“生态恢复经济学”的国际合作努力正在进行中，以获取更多用于景观恢复经济分析的数据，以促进优先考虑对景观恢复的投资。[241]

表5 从有关热带和亚热带国家森林恢复的文献（23项研究）中检索到的费用数据

资料来源：Bodin, B.、Garavaglia, V.、Pingault, N.、Ding, H.、Wilson, S.、Meybeck, A.、Gitz, V.等人，2021。“评估恢复成本和收益的标准框架：生态恢复经济学介绍”。《恢复生态学》。https://doi.org/10.1111/rec.13515

在缺乏可靠的系统化成本效益数据的情况下，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可能被视为一种成本高昂或不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242] 而不是一种可以在未来产生切实回报（以及提高土地生产力）的投资。此外，修复包括一整套干预措施，其前期成本可能相差很大；“主动”恢复的成本可能比森林自然再生方法高出10倍，[243] 但在某些林地复原力差的情况下可能需要采取此类措施。[244] 插文10提供了一个示例，表明辅助自然再生方法的成本大约是植树等更积极方法的一半。在特定情况下的最佳恢复方法取决于各种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对恢复收益的低估会导致认为投资风险很大。对高度退化的景观来说尤其如此，这类景观通常被认为恢复成本太高，直接经济效益又不够可观，因此难以吸引投资。

插文10 菲律宾利用辅助自然再生措施恢复一条流域

在菲律宾薄荷岛的达瑙市实施了一项辅助自然再生项目，旨在恢复高度退化和被毁林的流域地区。最初，需要付出很大努力来鼓励地方利益相关者和当局改变传统的植树方法，尽管辅助自然再生的成本为每公顷579美元，几乎是该地区传统植树方法的一半（每公顷1048美元）。该成本与热带其他地区辅助自然再生的指示性成本一致，第一年造林的直接成本平均为每公顷257美元，随后五年的每年维护和监测成本可高达每公顷213美元。在薄荷岛，辅助自然再生的干预措施包括建立防火带、雇用社区成员进行防火巡逻、固定和保护自然再生的幼苗和树苗、通过除草和把草压平来减少草与树苗的竞争，以及控制放牧和薪材采集。农民在防火带种植粮食作物，以在恢复期间提供经济收益。18个月内，草原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旅游前景也有所改善。

资料来源：Shono, K.、Chazdon, R.、Bodin, B.、Wilson, S.和Durst, P.，2021。“辅助自然再生：利用自然实现恢复”。《Unasylva》，71（252）：71–81。

对225个恢复收益方面的案例研究和94个成本方面的案例研究的分析表明，即使在财务方面最坏的设想情景下，恢复措施的投资也将在已评估的9类生态系统中的6类获得利润回报（图10）。[245] 在最好的情景下，恢复将在所考虑的所有生态系统中产生正收益成本比。根据分析，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提供恢复投资中的最佳价值，以绝对值计（即基于净现值以及2%和8%的社会折现率）。然而，需要更多的数据来全面评估森林景观恢复政策和行动的成本和效益，并进行有关成本效果和成本效益的分析，从而帮助释放和充分分配投资；[246] 越来越多的工具可以最大限度地帮助提高森林景观恢复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插文11）。

图10 9个主要生物群落恢复行动的内部收益率(a)和成本效益比(b)

注：基于超过20年的316个案例研究，其中管理成本部分高达资本成本的5%。
资料来源：De Groot, R.S.、Blignaut, J.、Van Der Ploeg, S.、Aronson, J.、Elmqvist, T.和Farley, J.，2013。“投资生态系统恢复的好处”。《保护生物学》，27（6）：1286-1293。https://doi.org/10.1111/cobi.12158

插文11 实现森林景观恢复成本效益的空间规划优化

越来越多的空间规划工具可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恢复干预措施的效益，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土地利用决策的负面影响。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资源研究所开发的恢复机会评估方法[247] 是一个灵活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框架，可用于确定国家和地方层面的优先领域和恢复干预措施。WePlan-Forests平台[248] 由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创建，帮助各国确定森林景观恢复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最大的生物多样性和气候效益；对多个恢复目标之间的权衡进行量化；并充分利用自然再生的潜力作为具有成本效益的恢复策略。一项关于六个试点国家WePlan-Forests使用情况的研究将对自然再生在何处可行的明确空间估计与造林和机会成本模型相结合，以创建对森林恢复成本的新估计；该研究表明，将森林的自然再生和人工再生都考虑在内，可以将恢复过程中的造林成本降低51-65%，并节省数十亿美元。[249]

农林业增加了景观中的生物多样性和碳，可以增加小规模生产者的收入和抵御力，但需要激励措施来应对风险和前期成本

农林业是一种土地利用系统，涉及在特定空间和特定时期内同时种植多年生木本植物与农作物或饲养牲畜。全球43%的农业用地（超过10亿公顷）至少有10%的树木覆盖率。[250] 可以在多种生产过程中，将农林业的各个组成部分（家畜、作物和树木）互相结合。农林复合系统的三种主要类型是：（1）农林间作（树木与农作物交互种植）；（2）林牧混作（树木种植与家畜生产相结合）；（3）农林牧混作（同时经营树木、家畜和农作物生产）。

农林业作为一个综合的农业粮食体系，可以提高作物产量和抵御力，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解决土地退化和提高生计韧性，从而促进全球粮食安全。[251] 在全球确定可用于恢复的22亿公顷退化土地中，有15亿公顷被认为最适合马赛克式恢复，恢复过程中可将森林和树木与农林业、小规模生产者农业和人类住区等其他土地用途相结合。[252] 在退化土地上战略性地植树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例如提高土壤养分和持水能力以及害虫和杂草管理。253,254

据估计，农林复合系统可以包含50-80%的天然林生物多样性，平均类群丰富度比森林（包括森林和非森林物种）高60%。[255] 这种较高的生物多样性包括地上和地下动植物物种，其中许多（例如传粉媒介、土壤生物和菌根）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一项全球综合分析发现，恢复的农业生态系统（例如农林复合系统）可使整体物种多样性平均增加68%，生态系统服务供应增加42%。[256] 正如最近的另一项综合分析所指出的那样，这对土壤健康尤其重要，该分析发现农林业有助于促进生态系统服务，使土壤侵蚀率降低50%，土壤碳储量增加21%，以及使土壤中作物可利用的氮增加46%。[257]

对农业用地树木覆盖率的测量可用于估计农林业的范围和评估农林复合系统的效益，特别是在碳固存方面的效益。在一项全球分析中，遥感数据估计，2010年农业用地上的树木至少制造了453亿吨碳中的75%。[258] 2000-2010年间，农业用地的树木覆盖率增加了3.7%，使碳储量增加了超过20亿吨碳。[259]

鉴于农林业在帮助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潜力，40%的非《气候公约》附件I国家建议将这种土地利用作为其国家自主贡献的解决方案，该措施在非洲得到最广泛的接受（国家自主贡献的71%包含此措施），其次是美洲（国家自主贡献的34%包含此措施）、亚洲（21%）和大洋洲（7%）。在73个制定REDD+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中，有50%已将农林业确定为应对森林衰退的一种方式。[260] COVID-19疫情进一步突显出多样化、有韧性、本地化的生产系统对于维持动物、人类和生态健康的重要性。

土地当量比是指在相同管理水平下获得相同产量所需的单作面积与间作面积比，通常用于比较生物量和其他产量方面的生产力。在对五个欧洲国家的五个农林复合系统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采用农林业使农业生产力提高了36-100%（即土地当量比为1.36-2.00），具体比率取决于作物类型、作物安排和管理，以及当地情况。[261] Kuyah（2019）分析了126项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农林业的同行评议研究并得出结论，平均而言，农林复合系统提高了作物产量，同时维持了能发挥调节/维护功能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供应。[262]

农林业是维持生态平衡和使农村生计多样化的备选方案（插文12）。[263] 然而，迄今为止，推广农林业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维持生计，其诸多好处尚未得到充分量化。成本和收益的分布范围是变化很大的，即使在个人实践和单个系统中也是如此。

插文12 巴西亚马逊地区的农林业模式

巴西亚马逊东部托姆阿苏的农民开发了一种名为“托姆阿苏农林业系统”（SAFTA）的以农民为主导的农林业模式，该模式结合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林复合系统和当地的农产品加工业，可以增加农林业产品的价值，并促进将产品销售至全国和全球市场。托姆阿苏的这个系统是一个过渡性的农林复合系统，种植品种包括短期的一年生作物、中期的多年生作物以及长期的果树和木材树种。[274] 该系统在过去得到了联邦和州政府的支持，目前由地方政府支持（并被宣称是一种在本地和国际市场上推广其产品的手段）。[275] 虽然该系统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通常只种植1-3种有价值的经济作物（例如可可、古布阿苏、黑胡椒和巴西莓），并进行油、树脂和木材的加工。[276]

与传统农业相比，农林业是一项长期投资，需要更长期的利润预测和规划；264,265 创立和维护农林业还会产生高昂的成本，有时会在最初几年产生净亏损。[266] 平均而言，农林业在3-8年后会获得利润回报；对于一年生种植系统，回报期通常为1-2年。

农林复合系统往往比传统农业系统更能抵御环境冲击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例如严重的风暴、干旱和洪水，这主要是由于这类系统能提供多种多样的好处。[267] 农林复合系统能够在环境冲击期间充当安全网，从而提高粮食安全和营养，[268] 尤其是当冲击影响到整个社区而不是单个家庭时则更是如此。[269] 例如，在菲律宾的一个山区，采用农林业的小农的收入能力和粮食安全性比一年一度单作的农民高42-137%。[270]

尽管农林业具有广泛的环境惠益，但其采用和扩大规模仍面临挑战，其中许多挑战是社会经济方面的，包括劳动力、性别和农场规模。[271] 建立农林业的高昂成本和长期回报、资本和市场准入、知识和能力管理以及土地权属不安全都是农民采用农林业的重大障碍。小规模生产者面临在多种土地用途（例如单一种植）之间的权衡取舍，并且需要评估特定做法的比较盈利能力，包括该做法在文化上是否合适。[272] 尽管大量研究表明农林复合系统的生产力更高，但许多农民认为此类系统的生产力较低，因此在经济上不可行或存在风险。[273]

如果要推广农林业的运用，就需要有效的激励措施和战略投资，以实现恢复和提高生产目标，例如为植树提供支持、增加小规模生产者和推广专员在植树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以及改善市场准入。277,278,279

政府激励措施、重新设计农业信贷和生态系统服务补偿有助于解决短期现金流有限这一重大障碍。在秘鲁，一项关于农林业特许权的国家政策规定，2011年之前侵占林地的小规模生产者可以拥有土地权，条件是他们对森林进行养护和可持续管理并建立农林业。[280] 由于碳价格较可观，并有充分的制度支持，因此为碳固存支付费用可以进一步激励农林业模式的应用。[304] 埃塞俄比亚的一项研究发现，碳收入使农林业比单一种植更有利可图，在碳固存率很高且碳价处于最高位时，碳收入甚至比任何实施单一种植的地块的净收入都高。[281]

疫情后绿色复苏为加大恢复努力提供了机会，从而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使土地生产力得到长期增加

截至2020年，在投资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1150亿美元公共资金中，每年有近三分之二用于恢复行动（包括森林和泥炭地恢复、再生型农业、水资源保护和自然资源污染控制系统）。[282]

要在疫情后重建更美好家园，不仅需要经济增长，而且要支持健康、高效的生态系统（即“绿色”恢复）。林业部门和基于自然的方法（如森林景观恢复、泥炭地复湿和农林业等）具有很高的潜在经济回报，[283] 可作为绿色恢复的有效部分。森林景观恢复和农林业能够提供巨大的潜在环境惠益和社会经济效益，但在实地规划和实施成功的干预措施方面也面临着同样巨大的挑战。因此，需要努力汇编和分享关于森林景观恢复和农林业以及如何有效实施这些措施并将效益最大化的数据和知识。

3.3
加大对森林的可持续利用和构建绿色价值链，将有助于满足未来的材料需求并支持可持续经济

要 点

➔ 世界将需要更多的可再生材料。假设当前的趋势会延续下去，那么预计全球所有自然资源的年消耗总量将从2017年的920亿吨增加到2060年的1900亿吨，增幅超过一倍。

➔ 增加森林面积和可持续森林管理，可以支持绿色复苏和向碳中和经济转型。例如，在建筑业中每使用含有1公斤碳的木制品来替代非木制品，就能平均减排约0.9公斤碳。

➔ 在激励森林产业扩大创新绿色价值链方面具有潜力。例如，非食品生物基产业估计每年以3.3%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30年产值将达到5万亿美元。

由于人口增长和富裕程度增加，预计全球所有自然资源（如生物质、化石燃料、金属和矿物）的年消耗总量将从2017年的920亿吨增加到2060年的1900亿吨（图11），增幅超过一倍。[284] 需求的增加将对包括森林在内的自然资源系统造成压力。

图11 2015-2060年全球资源开采预测（假设当前趋势延续）

资料来源：Oberle, B.、Bringezu, S.、Hatfield-Dodds, S.、Hellweg, S.、Schandl, H.和Clement, J.，2019。《全球资源展望2019：自然资源与我们想要的未来》。内罗毕。环境署。

目前，全世界材料总需求量的75%从不可再生资源中获取；其余25%来自生物质，其中包括有机材料（如粮食作物、肉类和奶制品）以及大量森林和其他生物质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生物质的每年开采量从1970年的90亿吨增加到了2017年的240亿吨，预计到2060年将达到440亿吨。[285]

农业粮食行业占全球生物质消耗量的大部分。谷物、油料和糖料作物、块根、块茎和豆类等主要作物的全球收成约占全球用于粮食、饲料、纤维和林产品的生物质的27%。[286] 木材和木制品行业是另一个消耗生物质的重要部门，过去二十年，世界原木产量（2020年达到39.1亿立方米）增长了12%。[287]

预计对生物质的需求将进一步上升，以满足对粮食、能源、住房和其他材料用途等不断增长的需求。对基于森林的生物质需求将主要受建筑业和包装业的推动，预计到2030年，建筑业的需求将增加近两倍，而包装业的需求将翻番。[288] 如果要可持续地满足对基于森林的生物质的需求，就需要通过在退化土地上恢复、植树造林和再造林以及提高资源效率来增加资源供应。为确保可持续性，还需要努力提高制造效率和能源流动，促进林产品的级联利用，改变消费模式，并促进向更循环的经济模式过渡。

在可持续生产的情况下，木材在减少建筑和施工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为不断增长和日益城市化的人口提供住房是一项重大挑战。在全球范围内，到2030年，估计将有30亿人（占世界人口的40%）需要新住房，这意味着需要在2016-2030年间增加3亿套新住房。[289]

建筑业在2018年占能源和生产过程相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近40%，[290] 因此将对可持续性构成重大威胁。建筑业总排放量的11%可能来自材料环节；因此，转而使用木材等能储存碳的可再生建筑材料可能是缓解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291,292

对替代效应进行估计的产品研究表明，在建筑业中，木质建筑可以在脱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最近的一篇文献综述得出结论，木材的替代系数中位数[h] 为0.9，换言之，每用1公斤木材中的碳替代建筑系统中的非木质材料，平均可以减少约0.9公斤的碳排放。[293] 芬兰的一项研究发现，木制建筑居民的碳足迹平均比非木制建筑居民低12%（每年950公斤二氧化碳当量），这主要归功于木材作为建筑材料带来的环境惠益。[294] 木制建筑对居住者的身心和情绪健康也有积极影响。[295] 根据在澳大利亚工作场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与木材接触的亲自然设计可以减少病假并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福祉，从而使工作效率提高5%。[296]

“重型木结构”建筑和相关的新型木框架多层建筑作业的发展导致对工程木制品的需求显著增长，特别是交叉层压木材。尽管大多数交叉层压木材项目都在发达国家开展，但世界其他地区的木制建筑发展也有望获得增长（插文13）。

插文13 加蓬推广交叉层压木材建筑

加蓬于2010年创建了加蓬特别经济区，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认证的碳中和产业园区。[297] 该经济区由加蓬政府、奥兰国际和非洲金融公司共同建立，耗资4亿美元，作为在非洲建立木材加工厂的平台。木材部门的发展（包括建成环境的可持续建设）是加蓬“紧急2025”国家战略中确定的一个政府优先重点，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鼓励林产品的可持续利用和开拓新兴市场。[298] 政府还发起了建设加蓬第一座交叉层压木材建筑 — 加蓬主权财富塔的倡议。该项目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采购的木材；通过卓越的设计实现基于重型木结构的混合用途开发和零碳建筑；将重型木结构开发置于可持续森林管理价值链中；加强木材价值链和建筑业的技术转让。根据初步计算，该塔有可能从大气中减少约150万公斤的二氧化碳，相当于36架波音737-800的重量。[299]

在建筑中增加使用木材可以促进全球南方的经济发展。例如，在一种设想情景下，据估计到2050年，为满足预期住房需求而进行的木材生产和初级加工业将为非洲的生物经济贡献高达830亿美元，同时为生产建筑材料还需增加林场和加工厂，从而创造2500万个工作岗位。[300] 但释放这种潜力需要投资，以加强技术和人力。

在发达国家，木材鼓励政策往往侧重于建筑和基础设施的公共采购，可以支持和促进建成环境中木材的使用（插文14）。[301]

插文14 木材鼓励政策

木材鼓励政策是在国家或地方层面制定的旨在促进将木材用作建筑材料的政策，目前已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和美国等国实施。这些政策旨在支持当地的森林产业、可持续经济发展和减缓气候变化目标。大多数（但不是全部）都针对公共建筑。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20。《鼓励在建筑中使用木材的公共政策现状概述》。为粮农组织可持续森林产业咨询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编制的背景文件草案。罗马。

不利的建筑规范会阻碍多层建筑中木材的大量使用。最近一些国际（例如2021年国际建筑规范）、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和省级（例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建筑规范都进行了修改，以加强木材在建筑施工领域的使用。302,303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估计，到2030年，由于建筑施工业的发展，生物质需求量将以每年8.8%的速度增长，[304] 而人们对重型木结构建筑物的兴趣增加，可能会促进这方面的需求增长。为可持续地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需求，将需要采取提升资源效率等措施，这方面的可行性越来越高，例如可通过诸多非现场施工方法来实现，包括建筑构件的数字化精确设计、预制和远程装配。

提高材料效率有助于可持续地满足全球木材需求

要将预计木材需求增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就需要提高效率，并避免木材在采伐和加工过程中的损失和浪费。目前，各方正在采取措施提升材料使用效率。例如，对加拿大材料效率改进的评估发现，采伐的木材使用率从1970年的61%增加到2016年的83%；此外，实木加工和制浆过程产生的残余物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作生物质燃料以替代化石燃料。[305]

可以通过木材原材料的级联利用来提高效率。效率提升幅度可通过“物料平衡”估算，即估算一个加工步骤中消耗的总材料量与下一加工步骤中生产的总材料量之间的差异，从而估算出材料的损失量。[i] 通过级联利用的路径和估计损失的范围，可以了解能在哪些环节提升材料的使用效率，以及能够提升多大幅度。例如，以锯材生产为例，报告国表示，在使用的原木量中，有45-66%变成了锯材，大约三分之一变成了木片和板材，十分之一变成了锯末，并且在一些国家，另有2-10%变成了刨花（图12）。[306] 未能制成上述任何产品的材料即被认为是损耗。由于木材品种、生产的产品组合、现有市场和技术方面的差异等因素，不同国家之间的损耗差异很大。

图12 非针叶锯材生产过程中的物料平衡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国际热带木材组织和联合国。2020。林产品换算系数。罗马。https://doi.org/10.4060/ca7952en

在发展中国家，用于生产低价值产品或因损耗而损失的材料的百分比可能要高得多，因为这些国家在采伐和加工阶段很少使用现代技术，所生产的所有木制品能获得的市场也有限。通过增加级联生产过程中一系列产品的价值，可以延长材料寿命，减少材料原有需求，延长碳储存时间，从而提高林产品的可持续利用。原木工业加工产生的木废料可以成为一种宝贵的资源，如可用作其他产品的原料，并最终用于能源生产，以替代不可持续的能源。

另一种级联利用形式是回收和再利用，可延长产品使用寿命。纸张是全球最常见的回收材料之一，欧洲和北美洲的造纸业实现了超过60%的回收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以及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纸张回收率为近50%，非洲的回收率略低于30%。[307] 最近的一项分析发现，实现废木和废纸在技术层面上的最大回收潜力，将使欧洲木材行业的木材使用效率提高31%，并同时减少52%的温室气体排放。[308] 因此，虽然提高资源效率是可行的，但地区差异仍然存在。需要开展能力建设，进行技术和设计创新，并制定有利的政策框架，从而改善技术和社会基础设施，以提高全球材料使用效率。[309]

生物基产业通过生产环保产品来满足广泛的需求，并为资源增值

森林和树木为大量制造业提供可再生原材料，以生产各种生物产品，一些产品（例如木制家具、纸浆和纸张、软木、竹子、藤条、草药和树脂）已经使用了数千年，而另一些（例如木质泡沫、纺织纤维和生物塑料）则是近期创新成果。可再生生物产品可用于替代温室气体密集型产品。[310]

非食品生物基产业估计每年以3.3%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30年产值将达到5万亿美元。[311] 大量基于森林的生物产品为全球生物经济做出了贡献，其中一些在下文和插文15中进行了描述。

- ▸ 可以用生物质制造大量的生化产品，例如粘合剂、润滑剂、表面活性剂和润肤剂。生化行业被认为是一个增长型行业，2020年全球化工业的产值估计为4.01万亿欧元。[317] 例如，在硫酸盐木质素领域存在重大机遇，目前该领域只有1-2%的残渣转化为更高价值产品。[318]

- ▸ 生物塑料可使用来自纸浆和造纸工业的木质素和工业废弃产品来生产。目前，生物塑料仅占每年生产的塑料总量的1%。目前从不适合作为食物或饲料的作物和植物（如树木）、第一代原料中的废料（如甘蔗渣和废弃植物油）和藻类中提取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原料生物塑料的生产能力估计为230万吨；到2022年，产能预计将增长到430万吨。[319]

- ▸ 人造纤维素纺织品（通常源自木材或其他植物材料）的产量预计将从2020年的640万吨增加到2027年的860万吨。[320] 此类木质纺织品的替代系数可能高达2.8。[321] 根据最近基于情景的估计，如果木质纤维满足纺织纤维总需求的30%，则到2040年全球原木产量将增加8100万立方米。[322]

插文15 木纤维在医疗产品制造中的应用

COVID-19疫情促使一系列医疗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特别是个人防护设备，如防护服、口罩、手术铺单和床单，这些用品通常由无纺聚丙烯制成，但也可以用木纤维制成。由高度结晶的纤维素纳米纤维制成的纸膜可以过滤病毒颗粒，从而减轻病毒的传播。[312] 使用木纤维开发了完全可用作堆肥和可生物降解的医用口罩。[313] 木纤维还可在生物基价值链中使用，以制造卫生纸、洗手液、肥皂、牙膏和尿布，并且在开发由木基纳米纤维素制成的低成本伤口敷料方面取得了进展。314,315 在疫情期间，对从森林中提取的保健品的需求急剧增长。例如，在美国，用于免疫健康、缓解压力和心脏健康的植物基膳食补充剂的销售额在2019-2020年间增长了17.3%，达到113亿美元；最畅销的补充剂包括黑升麻、巴西莓、人参、藤黄胶和蘑菇。[316]

资料来源：Verkerk, P.J.、Hassegawa, M.、Van Brusselen, J.、Cramm, M.、Chen, X.、Imparato Maximo, Y.、Koç, M.等人，2021。《全球生物经济中的林产品》。罗马。粮农组织。https://doi.org/10.4060/cb7274en

应使基于森林的生物能源变得更高效、更清洁、更环保

能源生产是全球木材的主要用途。到当前的十年末，超过20亿人仍将依靠传统使用的木质燃料和其他类型的生物质能源做饭，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尤其如此。[323]

在一些地区，对包括薪柴和木炭在内的木质燃料的需求超过了森林和树木的可持续供应能力，导致森林退化和丧失。根据一项估计，泛热带区域27-34%的木质燃料开采活动是不可持续的，大约2.75亿人生活在南亚和东非的木质燃料枯竭的热点地区。[324] 可通过以下方式弥补需求与可持续供应之间的差距：恢复退化的森林、种植快速生长的树木、改善对木材采伐和加工过程中所产生废料的利用，以及在循环经济框架内通过级联利用的方式对用过的木材进行回收利用。种植园可以减轻主要木炭需求中心附近的天然林和林地的压力[325]，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地区。[326] 最近一项关于刚果木炭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经济可行性研究估计，通过建立人工林、使用木炭生产中产生的粉尘来生产煤球，以及使用清洁、高效的炭窑，可使投资回报率达到10.7%。[327]

国家木质燃料战略对于协调各政府机构的行动和确保干预措施产生积极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非常重要。例如，马拉维的国家木炭战略（2017-2027）提出了一个多部门框架，用于解决近期、中期和长期的木炭生产和需求问题，与促进旨在减少毁林、森林退化和对固体生物质燃料依赖等广泛目标的其他国家战略和政策保持一致。[328]

木质燃料的现代应用通常包括：住宅和商用建筑的供暖（作为独立或区域供热设施）以及在工业过程中的使用；发电和热电联产（通过直接燃烧木质燃料或与煤混烧）；以及为运输部门生产液体燃料。[329] 人们对增加生物能源的使用以帮助实现能源部门的净零排放非常感兴趣（插文16）。森林生物质在燃烧过程中只会在大气中返回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吸收的碳；而燃烧化石燃料会释放出已在地下储存数百万年的碳。然而，在进一步使用木材生物质生产生物能源方面存在环境关切，例如温室气体排放、土壤质量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因此，生物能源生产需要确保环境、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可持续性，可以通过一套多标准指标进行评估，并且可以使用生命周期评估来探索环境绩效。[330] 尽管木质燃料对气候变化的全面影响存在争议，[331] 但几乎没有异议的是，通过运用可持续森林管理做法和提高热电联产厂及生物精炼厂的运营效率，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益。

插文16 到2050年生物质在实现净零排放方面的潜在作用

国际能源署（2021）为全球能源部门制定了路线图，其中现代生物能源（尤其是木质燃料）将在实现净零排放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 现代生物能源的使用将在2020-2050年间增加约60%，同时将摆脱生物质的传统利用方式。[332] 根据国际能源署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情景，专用生物质种植园的土地面积需要从2020年的3.3亿公顷增加到2050年的4.1亿公顷。

若要在30年内将生物质产量提高60%，以实现生物能源生产目标，将需要一整套政策、战略、法规、管理措施和财政资源，以确保此类额外的生物质生产是可持续的，不会造成经济、社会或环境危害，例如土壤质量和生物多样性的损失。

通过提高木质燃料转化和利用过程的效率，可以减少能源生产的原材料需求。这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通过生产木屑颗粒和煤球来改善木废料的特性；通过改善炭窑来提高木材燃料的加工效率；提高柴炉的热效率；增加获得现代能源的机会，例如电力（包括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形式）、液化石油气和来自有机废物的沼气。正在开展各种创新努力，例如清洁烹饪联盟[333] 的“Venture Catalyst”投资组合，以鼓励清洁高效地燃烧木质燃料并减少木质燃料需求。在一些国家，向现代木质燃料过渡可能会对生计产生深远的影响（插文17）。

插文17 尼日利亚的木质燃料和就业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改善能源的获取途径和改用现代可再生能源可能会对生计产生影响。在尼日利亚，生物质是一次能源总供应量的最大来源，约有4000万人（即人口的五分之一）直接从事木质燃料采集和木炭生产，估计提供了53万个等同于全职的直接工作岗位。另外还有20万人（大部分也是全职人员）为零售和批发贸易提供运输服务。[334] 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大量生计也依赖于薪柴和木炭经济。[335]

e 技术驱动的集约化是指作物的技术变革能使投入水平相同的单位土地获得更高的产量。市场驱动的集约化是由于新的市场机会导致产品组合向更高价值作物转变，或者是由于投入组合因相对价格变化而发生的转变。

f 采用的集约化模式基于每公顷3个动物单位的保守承载能力，以避免与过度放牧、粪便和化肥使用以及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相关的负面环境影响。

g 此处的农业集约化是指土地生产力的提高，以每公顷农业产出的实际价值衡量。

h 替代系数通常用于表示在使用木质产品而不是由提供相同功能的另一种材料制成的产品时可以避免的排放。因此，替代系数为1，就意味着每使用1公斤木制品替代非木质材料，可避免1公斤的碳排放。替代收益可能会被森林碳储量的减少和区域间的其他渗漏效应抵消，因而还需进一步评估和考虑。

i 木材的级联使用和木材损失的数量可使用林产品转换系数来计算，前者表示可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另一种产品的数量，后者表示该过程中的预计损失量。

第4章
存在扩大森林途径投资的可行方案，并可能带来显著效益

肯尼亚

在瓦卡锯木厂，一名工人在搬运属于年达鲁阿植树者协会的树木上的木板。

©粮农组织/Luis Tato

要 点

➔ 森林投资远低于所需水平。为在全世界实现气候、生物多样性和土地退化零增长方面的目标，对森林途径的总投资到2050年需要增加四倍。

➔ 需要利用一切资金来源，包括国内政府、私营部门援助和官方发展援助，新的筹资方法也正在出现。例如，迄今为止，仅在少数国家实施的生态财政转移支付，对林业的投资已达全球官方发展援助金额的20倍。

➔ 转变对社会和环境不利的支助方向，改善监管环境，可以为森林途径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例如，目前每年农业补贴近5400亿美元，其中86%的补贴可能带来有害影响；若调整此类补贴的用途，把农林业和林业纳入补贴范围，则有助于避免有害影响。

➔ 为小规模生产者获取融资对于实施森林途径十分必要。2019年小规模生产者获得的融资占全球气候融资的比例不到1.7%，此后情况也未见好转。需要分享并推广各种适合小规模生产者且减少不平等的新融资解决方案和投资模式。

4.1
虽然森林和树木价值较高，但得到的投资却很少

对第3章所述三种森林途径加大投资，需要先评估当前的资金流状况，准确追踪这些资金的分配方式，确定必须做出何种变更以调整现有资金用途和吸引新的投资。大规模实施森林途径所需的资金来源由国际和国内公私部门的资源共同构成，这些资源可独立或混合运作，例如使用公共资金促进私营部门投资（图13）。

图13 森林资金来源的多样性

资料来源：Singer, B.，2016。“为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森林管理筹资：一种整体方法的案例”。《国际林业回顾》，18（1）: 96–109。https://doi.org/10.1505/146554816818206159

本章审视了当前用于绿色恢复和增长的公私部门资金流状况（注意：除了关于恢复的数据以外，所有数字均为COVID-19疫情暴发前的估计数值）；考虑了实现关键全球目标所需的资金；提供了公共机构和私营部门一同加大对三种途径支持的范例；汇总了可用于支持小规模生产者实施工作的工具；并提出了为实现更环保、更可持续的未来筹措所需额外资金的备选方案。如本章所述，有证据表明，至少有五个领域在扩大实施森林途径方面具有很高潜力：（1）使国内公共金融体系支持绿色事业；（2）使气候融资适用于各种基于森林的方法；（3）通过监管、监督工具使金融市场支持绿色事业，并清晰定位基于森林的方法；（4）开拓投资级项目的供资渠道；（5）支持投资于木材原产国的增值性木材加工。

准确追踪森林资金的流动对于高效分配资源十分重要。然而，目前并非所有资金流动都受到监控，这会造成融资决策失当。现有估测表明，对森林和树木的投资水平相对于森林和树木可为个人、社区和社会创造的价值来说偏低，不过，存在扭转这一局面的空间。

2015-2019年间流向林业的气候融资几乎翻了一番，而各国国内的林业公共开支增长远超这一水平，甚至在一些低收入国家也是如此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提供的气候融资数据最为全面一致，覆盖全球范围，且明确包含林业部门数据。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及非成员所报告的数据可从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外部发展融资统计数据库[336] 获取，其中包括已筹措到的官方发展援助、其他官方资金流、私人无偿赠款和私营部门资金。图14综合比较了林业与其他部门的气候融资流：2015-2019年间林业获得的气候融资几乎翻了一番，但仍然低于所需要的投资水平。2000年以来，所有部门与气候相关的发展融资都大幅增长，但流向林业部门极少。从2009-2019年林业所获气候融资占融资总额的比例不超过4%（图15）。在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做出的承诺可能会推动对森林的投资（参见插文24）。

图14 气候相关发展融资在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部门的分配情况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外部发展融资统计数据库，粮农组织汇编。

图15 林业气候融资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气候相关发展融资数据库，粮农组织汇编。

各国用于林业方面的公共支出远远超过通过官方发展援助所筹集的资金，即使在一些低收入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关于2016-2018年13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林业公共开支分析（图16）显示，各国政府在林业方面的支出比官方发展援助收到的金额多3.5倍。13国中，除布基纳法索、马里、马拉维和卢旺达之外，其余所有国家的林业公共开支都高于官方发展援助对林业的资金支持水平。[j] 因此，相较于国际供资，政策制定者应更多地聚焦于国内融资（或至少对其保持同等关注）。

图16 13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林业公共开支与林业部门的官方发展援助情况

注：此处数据来源于粮食和农业政策监测与分析数据库（MAFAP），该数据集包含了2004-2017年13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林业公共开支。支出系按照资金来源（即国际捐助方或国内公共部门）划分。数据系从各国机构获取，数据库中尽可能包含了各国的完整预算。支出系按照粮食和农业政策监测与分析的分类法，并在各国政府相应部门和国家顾问的密切配合下进行分类。按粮食和农业政策监测与分析的方法计算的上述支出指标存在两个主要缺陷：其一，该数据根据粮食及农业部门的直接支助推算得出，尽可能涵盖了各国农业、畜牧、渔业、林业、环境部委及其他农业相关项目的支出情况。因此，特定的支出，如主要用于自然公园及其他与农业部门无关的环境资金转移的支出，未包含在内。其二，未能获得某些部委的数据。如欲了解公共开支数据覆盖范围和不足之处的详情，参见附件2，Pernechele, V.、Fontes, F.、Baborska, R.、Nkuingoua, J.、Pan, X.和Tuyishime, C.，2021。《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粮食和农业公共支出》。罗马，粮农组织。https://doi.org/10.4060/cb4492en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政策监测与分析数据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气候相关发展融资数据库，粮农组织汇编。

Whiteman等人（2015）关于国内林业部门开支的一份全球分析得出相似的结论，即各国政府2010年为森林相关活动支出约380亿美元。[337] 在生物多样性融资方面，[338] 以及在近期一份关于可支持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融资研究汇编中，也有人指出国内公共财政的林业支出相对于其他资金来源而言比较重要。[339]

几乎没有疫情复苏计划为森林途径筹措到大量资金；增加这方面的融资是实现绿色复苏的一个重要机会

截至2021年5月，全球87个最大经济体在COVID-19疫情后复苏上的总财政支出达16.6万亿美元之巨，其中2.1万亿美元用于长期经济复苏，4200亿美元用于绿色复苏。[340] 最近一项分析显示，大多数复苏计划都会对绿色部门产生不利影响，包括林业部门（图17）。[341] 虽然欧盟国家乍看似乎取得了比较积极的平衡，但27个国家里只有11个直接将林业纳入其国家恢复和复原计划（的一个章节），而且27国的计划表明分配给林业的资源平均仅占资源总额的0.77%。[342] 有两个欧盟国家 — 罗马尼亚（分配给林业的资源占总预算的5.2%）和瑞典（分配给林业的资源占总预算的7.7%）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森林计划，作为其疫情恢复计划的一部分。欧盟以外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印度、肯尼亚、巴基斯坦和秘鲁都为造林和再造林（恢复途径）分配了资金，阿根廷和秘鲁正在推广木材增值加工和促进青年就业（可持续利用途径）。[343]

图17 截至2021年6月30日30个国家的“刺激方案绿色指数”

注：该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文引用的）源文件附1（第20页）所述。该指数的构建方法为，将流向五个关键部门的刺激方案与各个部门的环境影响指标相结合，环境影响指标反映的是一国刺激方案下的历史趋势和所采取的具体举措。按照所引文件附件1所讨论的方法，影响指标对各国的每一部门赋予一个绿色数值（正值或负值）。“刺激方案绿色指数”作为一个总体指标，能说明应对COVID-19疫情的财政总支出应归类为对环境有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各国的最终指数是不同部门影响的均值，经过标准化后处于-1至+1的区间。五个部门分别为农业、能源、工业、废物和交通，系根据它们对气候和环境的历史影响选出。
资料来源：生动经济学咨询公司和生物多样性筹资倡议。2021。《刺激方案绿色指数 — 评估二十国集团及其他主要经济体与气候行动和生物多样性目标相关的应对COVID-19疫情刺激方案》。（另见https://a1be08a4-d8fb-4c22-9e4a-2b2f4cb7e41d.filesusr.com/ugd/643e85_f712aba98f0b4786b54c455fc9207575.pdf）。

增加林业部门的适应融资也很重要。多边开发银行有关气候融资的最新报告（2020）表明，它们所提供的适应融资约有4%投入了“其他农业和生态资源”（包括森林）。[344] 已知多边发展银行提供的适应融资占其2020年气候融资总额的24%。[345] 显而易见，投入林业的适应融资十分有限。这一情况印证了近期的数据：2018年，公共捐助方为基于自然的适应解决方案提供的融资约占气候融资总额的0.6%，占公共部门气候融资总额的1.5%。[346] 此外，估计2019年适应基金的总供资承诺中，只有4%会用于专门针对生态系统恢复的活动。[347]

私人资金历来是可持续利用途径的一大主要资金来源，但具体数量难以确定

私营部门的投资是三种森林途径的资金来源之一，但其资金数量难以确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1）估测，对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私营投资约占这方面资金总额的14%。[348] 2019年，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三个最主要私营投资来源分别是：可持续的供应链（涉及遏制毁林和可持续利用途径）；生物多样性补偿，尤其是在发展中经济体（涉及遏制毁林和恢复途径）；寻求社会、环境和经济回报的影响投资基金（可能与全部三种途径相关）。[349] 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参与开展森林项目，数量尤以关于遏制毁林和恢复途径的项目为最，加强可持续利用的项目次之。[350] 某些投资，如小规模生产者对自有土地的投资，可能虽然数量较大但却未予报告。[351]

私营部门利益相关方的现有保证和承诺往往涉及面向消费者的大型组织和金融机构；但目前缺少私营林业部门，或该部门只是现存众多有关森林养护和恢复的联盟及倡议的一个次要参与者。私营部门积极参与了森林投资者俱乐部（《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上启动）、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森林解决方案小组、世界经济论坛热带雨林联盟、森林所有者国家联盟、新一代人工林项目，以及20×20倡议等举措；不过，私营部门在许多其他倡议中的参与情况尚不明朗。

估算可持续利用途径的投资面临的一项挑战是，缺少对绿色价值链投资的定义。[k] 对加工和利用的投资（例如用木材替代能源密集型和非可再生的建筑材料）创造了“少投多产”的可能性，即提高效率、减少浪费并降低对非可再生、碳密集型材料的依赖程度。然而，如若以不可持续的方式获取原材料，对加工设施的投资也会加剧毁林和退化问题。

尽管存在上述联系，对基于森林的价值链的私营投资很可能高于已报告的水平。[352] 根据一项估测数据（2017），每年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私营部门投资中，投入人工林的金额达15-20亿美元，投入木材加工的金额达65亿美元。[353] 一项更新的分析发现，前几年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年均投资额分别超过6亿美元和30亿美元（这些估测数据计入了正式运营的中小型企业投资情况）。[354] 图18中（就印度尼西亚而言）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每年对木材加工、纸浆和纸张以及家具的投资数倍于对林业的投资。欧洲有25个国家报告了2015年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即投资额）为32亿欧元，相当于每公顷森林投入约20欧元；这一投资额中，74.2%支出在设备和建筑方面，16.3%用于以提供定期收入为目的的植树造林，还有9.5%为对道路、消防和旅游基础设施等固定资本的其他投资。[355] 就可获得数据的22个国家而言，2010-2015年间其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增长了14%（从26.59亿欧元升至30.35亿欧元）。[356]

图18 印度尼西亚林业分部门大中型企业固定资产的年度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Held, C.，2020。《森林执法、治理与贸易自愿伙伴关系协议对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林业部门投资风险的影响》。第24页。国际热带木材组织。

近期一项关于森林途径供资的研究表明，对森林途径的总投资到2030年需要增加三倍，到2050年需要增加四倍，全世界才能实现气候、生物多样性和土地退化零增长方面的目标；同时还需为设立林区和森林管理另行安排必要的资金，到2050年仅此项资金每年就需要2030亿美元（图19）。如果把泥炭沼泽和红树林恢复以及林牧混作（农林业的一种类型）包括在内，到2050年每年的必要投资额需增至4000亿美元。[357]

图19 “近期行动”设想情景下森林途径所必需的额外投资

资料来源：环境署。2021。《自然融资状况——到2030年对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投资增加两倍》。内罗毕。

4.2
应当鼓励并监测为森林途径筹集私营部门资金方面前景良好的工作进展

即便私营部门的投资金额难以确定，但其在支持扩大森林途径投资规模方面很有潜力。各方日益认识到，森林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损失会带来风险，危及企业、金融部门及整个经济体的盈利能力，这也引起私营部门对森林途径更多的关注和投资。

对森林养护和恢复的私营投资似乎正在增加

私营企业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开展森林养护和恢复。据世界银行数据，在新兴市场可行性最强的十种投资工具中，大部分都与林业部门相关（图20）。[358] 被评为最具潜力的工具是可持续木材公司债券，即主要经营木材的公司（涉及遏制毁林、恢复和可持续利用途径）所发售的债券；位居其后的有绿色商品私募股权基金，旨在支持可持续商品（遏制毁林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可持续性关联债务，即依据环境指标而承担的债务（遏制毁林、恢复和可持续利用）；木材投资管理组织和私营股本（遏制毁林和恢复）；绿色商品公司债务基金，可为可持续商品提供借贷（遏制毁林）；养护公司私营债务基金，可为产生养护影响的中小型企业提供借贷（遏制毁林）；渔业债务基金，可为可持续捕渔活动提供借贷（与森林的相关程度较低，但对于红树林及其他沿海森林可能十分重要）；养护私募股权基金，可为养护公司提供私营股本（遏制毁林）；生态旅游债务基金，可为生态旅游企业提供借贷（恢复）；基于生态系统的碳抵消基金，旨在通过生态系统养护/恢复项目来支持碳抵消策略（遏制毁林和恢复）。

图20 新兴市场上根据潜力评分最具可行性的十种投资工具

注：每一类别的潜力值评定范围为1（非常低）至5（非常高）。PE即私募股权基金；TIMOs即木材投资管理组织；SMEs即中小型企业。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20。《为自然筹措私营资金》。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世界银行。https://doi.org/10.1596/35984

私营部门正在制定可以综合利用多种资金来源的新型商业模式。例如，美国阿拉斯加州的一家本地企业Sealaska正采用一种综合土地管理方式，对其在通加斯国家森林的老化林进行特许权管理。长期以来，Sealaska严重依赖伐木收入，但在2015年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的碳交易市场后，该公司得以多样化其经营活动。2015-2019年该公司向石油公司出售碳信用额度，赚取了1亿美元。[359] 该公司与一家非政府组织及一家全球家具工厂直销店建立了伙伴关系，从而在东南亚创造了更可持续的木材价值链，成为绿化价值链转型中的又一个融资范例（插文18）。

插文18 可持续林业与木质产品的生产 — 涉及可持续利用途径

2006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宜家公司（IKEA）建立了一项伙伴关系，以改变东南亚湄公河流域关键森林商品（包括越南的金合欢树人工林）的市场格局。这项伙伴关系旨在打造更可持续的供应链，让小规模生产者和森林种植企业能为宜家公司的全球市场提供经森林管理委员会（FSC）认证的木材。[360] 这样的市场联系有助于促使小规模生产者接受认证，[361] 2016年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了小规模森林所有者种植的4000多公顷金合欢树。改善商业规划，延长采伐周期，就能生产价值更高的木材，而且像宜家公司这样的买家所做出的承诺意味着更高的木材价格。该模式为种植人工林的家庭增加了收入，所售出的经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的木材价格要比未经认证的木材售价高10%-18%。[362] 到2016年，宜家与越南供应商之间每年的交易总值达到约1亿欧元（1.18亿美元），这说明那些能够达到特定林业标准的供应商有机会扩大市场份额。[363] 优化后的标准已为越南木材行业提供助力，也为热带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展示了人造林业和木质产品部门如何促进农村发展，改善农村生计，提高国家收入。[364]

混合融资模式有助于那些具有显著公共价值却在风险回报方面不具备足够吸引力的私营投资降低风险

经合组织对混合融资的定义为，“战略性运用发展融资，为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筹措额外资金”，其中“额外资金”主要是商业融资。[365] 混合融资指能把来源各异且回报率和成熟度预期各不相同的资本来源集中在一起的融资模式。在此模式下，投资基金可以筹集公私部门和国际上的资金来源。此类模式日益得到诸如全球环境基金等国际公共融资机制的运用，以支持实现全球环境目标。通过这种方式，公共财政帮助私营资本发挥潜力，因而能为传统投资者认为风险太高的投资项目提供更多融资。插文19显示了近期在支持三种途径方面具有潜力的三个混合融资模式的案例。一些森林公司正在利用结构化混合融资工具，投资于可持续森林管理，实现了养护和恢复的双重效益。

插文19 致力于为可持续林业筹资的混合融资案例

New Forests公司的亚洲热带森林基金2期。一批机构投资者、发展融资机构、捐赠者和企业投资者正在试图筹集3亿美元，目的是投资于东南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马来西亚和越南）经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的可持续人造林业，以满足国内及出口市场与日俱增的木材需求。该基金下的人工林公司的各类融资活动中，例如环境栖息地恢复、泥炭地复湿和社区外种计划，混合融资将构成10%-15%的影响/“优惠”股本。该基金的投资者也对融资活动中的长期碳信用额度承购充满兴趣。[366]

绿色气候基金的新亚马逊生物经济基金。这一总价值6亿美元的计划将包括绿色气候基金的2.79亿美元投资，由美洲开发银行负责执行。该基金鼓励对生物经济的六个关键领域开展私营投资：（1）可持续农林业；（2）天然棕榈树栽培；（3）非木材类天然林产品；（4） 天然木材品种种植；（5）水产养殖；（6）社区主导的自然旅游业。[367]

Komaza小规模生产者林业投资载体。肯尼亚的一家小生产者公司Komaza致力于满足非洲日益增长的木材需求，并将小农纳入商业上可行的经营活动。Komaza最初利用社会企业的赠款成立，在此基础上通过多家机构的可兑换债务和股权投资获得了发展和商业资金。供资方还投资于Komaza，助其打造林业资产，并设立一系列中小型加工设施。经过14年的发展，该公司现拥有数千名合作伙伴，价值超过2000万美元，还具备全价值链的专长知识。2020年，Komaza与荷兰开发银行达成一份价值2800万美元的股权融资协议。农民提供土地和劳动力，该公司则为植树造林提供技术援助和所需的投入物。这样有助于降低成本（传统人工林中，劳动力占总成本的一半以上），农民在投资于自有人工林的同时无需负债，还能把自身劳动力转化成资产（树木）。当种植的树木达到一定规模，公司便开展采伐、运输和销售活动，并与农民分享销售收入。自给农民有时觉得难以获得文件资料来证明自己对土地等资产的所有权，但他们又需要这些资料才能获得商业贷款。然而，要成为Komaza的合作伙伴，农民的所有权由其邻居、上级和社区领导者认可即可。在此方案下，迄今为止，将近6000名农民已在约4000公顷土地上种植了200万棵树。[368]

绿色债券兴起，但只有3%面向基于自然的方法

绿色债券是在金融市场上发行的专门为具有环境效益的项目融资（或再融资）的债务证券；此类债券是可持续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飞速发展。尤其自2014年起，绿色债券市场一直呈增长态势。该市场由能源、运输和建筑部门主导。截至2019年，包括林业在内的土地利用部门仅仅吸引了3%的绿色债券投资（图21）。[369] 尽管如此，林业企业也仍会发行绿色债券（插文20）。

图21 2014-2021年的绿色债券市场

资料来源：气候债券倡议组织，私人通讯，2022年2月。

插文20 绿色债券 — 为森林途径融资

Klabin是巴西的一家包装纸生产商和出口商，在巴西和阿根廷设有工厂。Klabin的全部森林管理单位都经过独立认证，包括22.9万公顷人造林和留作养护用的21.5万公顷原生森林。Klabin采用马赛克式恢复理念开展可持续森林管理：让人造林和天然林的地块交织分布。该公司发行的绿色债券体现了三种途径的融资机会。该公司发行了两支绿色债券（价值5亿美元，2027年到期）和一支可持续性关联债券（价值5亿美元，2031年到期）。2015-2020年，公司为遵守八项资质标准共支出约3.45亿美元，其中2.16亿美元用于可持续森林管理，1200万美元用于天然林恢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可持续森林产业咨询委员会。2021。《有关森林相关行业参与生态系统恢复的现状、挑战和机遇的背景文件（可推动恢复的商业理由和融资解决方案）》。粮农组织。未发表。

大部分绿色债券发行者是发达国家或经济体；也有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其中最大的几个包括智利、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保护环境基金（位于美国）2019年推出一支总价值1.5亿美元的绿色债券，这是同类债券当中首个专门以养护为目的的绿色债券。欧洲委员会最近通过了一项绿色债券框架，推动发行总规模达2500亿欧元的绿色债券；该框架为绿色债券投资者提供了信心，确认所筹措到的资金将会分配至绿色项目，并且欧洲委员会将报告这些项目的环境影响。[370]

私营部门投资承诺释放向好信号，但公私机构还需更多支持来为投资级项目开拓供资渠道

无数次会议和论坛都强调，资金的“来源”（即从哪里为林业获取额外资金）要比“去向”（即投资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哪些领域才能获得经济、社会和环境回报）的问题更容易解答。[371] 在许多发展中和新兴国家，去向问题限制着基于森林的项目进展，因为虽然有大量的资金，但还需要与之匹配的大量投资机会。为吸引大量融资流向恢复和可持续利用，各国需要打造可扩展、可靠的供资渠道，以支持投资等级的优质项目。开拓此类渠道的一种办法是，设立投资机构或枢纽，帮助处于森林价值链中经营业务的中小型企业、社区、小规模生产者及其组织整合生产、增加价值和制定优质项目；此外还需开发和部署有助于为投资决策提供参考的工具。

近年来已制定了若干倡议，帮助有利可图的项目开拓供资渠道。“土地加速器”正在支持创业者和中小型企业开发和推广能抗击毁林并恢复森林的商业模式。目前，有46个国家的191名创业者从该项目中受益。2021年启动的“复原工厂”为参与生态系统恢复的创业者提供指导。在项目筹备和技术援助机构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模式。有些对较广范围的基金和投资者开放：2021年开始运作的“自然+加速基金”可为处于多个不同发展阶段的项目发展提供支持。还有些项目筹备机构和技术援助机构直接依附于各项基金，例如土地退化零增长基金、&Green基金及Agri3Fund的关联机构。

已通过“国际气候融资加速器”等计划加快了支持森林途径的新型投资载体的发展。2021启动的“恢复种子资本基金”旨在加速设计能推动森林景观恢复的投资载体，具体方法如为打造一批有利可图的项目提供精准支持等。可以利用这些计划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并且各国政府和投资者可加大努力，进一步分配资源，以继续开发投资级项目。

4.3
让激励措施、监管和市场遵循可持续性原则，可以加快向包容、可持续的绿色经济转型

第4.1节和第4.2节得出结论，国内公共财政是林业最重要的供资来源，私营投资虽然难以量化，但在推广森林途径方面具有潜力。

越来越多的投资也依赖于对各种政策工具的策略性运用，以重新确定财政和非财政激励措施的目标，通过碳交易市场、可持续融资及相关监管工具、可持续价值链和可持续性认证等强化手段，刺激绿色市场和融资。[l] 各国政府可通过以下方式为三种森林途径提供激励：

- ▸ 重新确定农业补贴的目标，对森林和农田的可持续管理予以奖励；

- ▸ 开征环境税，可鼓励森林养护并创造收入；

- ▸ 推行财政激励措施，为达到可持续性标准要求的公司提供税收减免；

- ▸ 为那些在森林资产改良管理方面取得成绩的地方政府分配生态财政转移；

- ▸ 制定标准、规范和尽职调查要求，改进数据和金融监管，确保私营部门充分管控风险。

后文将进一步讨论上述各项方法。

调整农业补贴的用途：目前每年农业补贴近5400亿美元，其中86%的补贴可能带来有害影响；若调整此类补贴的用途，使其惠及农林业和林业，则有助于避免有害影响

可重新设计农业支持政策，以避免鼓励土地扩张，而是鼓励可持续的集约化发展、372,373 农业生态系统、农林业、[374] 基于森林的价值链的可持续性。375,376 2021年，粮农组织、开发计划署和环境署估测全球范围对农业生产者的支持价值约为每年5400亿美元，并指出这一支持严重偏向那些具有扭曲作用、分配不公平且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有害的措施（因而导致低效）。[377] 价格激励措施（例如影响贸易和国内市场价格的边境措施）和与特定商品生产相捆绑的财政补贴（会推动过量使用投入物及过度生产）被看作是扭曲作用和环境及社会危害最大的生产者支助形式，估计约占支助总额的86%。[378] 生产者因而不具有以高效、可持续、对气候友好的方式行事的积极性，对于农业研究和咨询推广服务等公共商品的支持不足。

环境税收、财政激励和生态财政转移可鼓励对森林途径的投资

土地利用部门的国内财政政策可能会提供反向激励，促进毁林活动或加剧其他对社会和环境有害的影响。379,380,381 例如，直到2010年改革以前，根据法国税收法，农田中有树木就会减少符合补贴标准的土地面积。[382]

对于森林财政管理人员来说，可变税率正日益成为一种政策工具。例如，自REDD+创立以来，监测、报告和验证系统已取得重大进展，部分国家已拥有完备的监测、报告和验证系统，可用以实施生态财政转移（参见下文）等能响应环境需求的财政政策。近期其他一些工具（尤其是第三方可持续性认证计划，如森林管理委员会的认证计划和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等）的发展也促进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组合，对于监测、报告和验证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政府可能有用。例如，巴西和秘鲁对经过认证的经营活动降低了所征收的特许权费用及折扣款项；加蓬则对经过认证的特许经营降低所征收的场地税。[383]

生态财政转移是对那些改进了生态系统管理的次国家政府额外分配的税收。2020年，全球生态财政转移总额达230亿美元，约为林业官方发展援助金额的20倍。[410] 巴西、中国、法国、葡萄牙以及最近的印度都在利用这一机制。印度各邦可按森林覆盖率获得一部分中央收入；据此，2016-2020年向各邦交付了约370亿美元的生态财政转移。[384] 还可利用其他指标，如所供应生态服务的质量、林火减少情况、避免或减少毁林的情况，以及经过森林管理计划或其他第三方可持续性认证计划的认证的地区面积。一些指标的必要数据可能已存在；但就其他一些指标而言，实行生态财政转移首先需要投资建设完备的监测、报告和验证系统。

各国正在出台各种标准、法规和尽职调查要求，以将资金流从损害森林的行动中转移出去

环境标准（及相关认证和标签计划）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说明买方、消费者和用户越来越容易获取关于所购买森林商品及服务生产过程的环保证书信息。各种认证和尽职调查要求及制度可通过影响市场准入和价值链参与，向消费者和投资者等人群确保各项环境和社会标准得到了遵守。认证、标准和尽职调查要求不仅影响着市场准入385,386 和贸易（插文21），也影响着对农业粮食商品的投资。

插文21 为合法、可持续的木质产品确立验证体系 — 森林执法、治理与贸易方面的经验

要确认木材来源是合法、可持续的，就需要建立完备的验证体系。过去十年里，需求侧的行动集中体现为各种贸易规范，要求进口商尽职调查，确保商品来源的合法性。已开展大量工作构建高成本效益的体系，为木材价值链提供保证，而且这一趋势正在扩展至其他农业商品，如可可、咖啡和棕榈油。私营部门的各类协会和生产者组织制定了促进原材料采购和证明产品合法性及可持续性的制度。这些工作包括澄清法律框架、提高透明度、加强独立监测以及强化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对治理过程的参与。

例如，欧盟、美国等木材进口国已制定规范，限制非法来源的木材和林产品贸易，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减少不可持续的森林利用所造成的毁林和退化问题。有15个热带国家正在和欧盟谈判或实施自愿合作协议，旨在确保所有的木材产品出口活动都遵守国家法律和规范。自愿合作协议的伙伴国家拥有全世界25%的热带森林覆盖率，并在欧盟热带木材进口总量中占有80%的份额。自愿合作协议进程提高了透明度、参与度、法律清晰度，并改善了问责制以及良好森林治理的其他一些方面。[387]

引入和实施此类体系可能会提高生产成本，或直接将基于社区的小生产者、加工商和贸易商排除在正式供应链之外，因而无意间对它们构成歧视。需要开展分析，与此类利益相关者开放对话，并提供充分保障，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可能出现的不利影响。

Karsenty（2021）概述了各项标准和规范的众多潜在用途，包括下列用途：[409]

- ▸ 各国政府可在森林采伐合同的招标过程中纳入可持续性标准。马来西亚砂拉越州将在2022年前强制实施马来西亚木材认证计划（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批准的国家计划）。在加蓬，一切特许权都必须在2022年前经过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不过这一最终期限可延迟至2025年）。刚果的新森林法规定了对森林特许权实行强制认证。

- ▸ 公共部门的木材采购政策可倾向于经过认证的合法的或可持续的木材。

- ▸ 可以设立环境补偿机制，例如在巴西，必须有1%的私有土地（称作“法定储备土地”）保留天然植被（就森林而言，此类地块可用于可持续的木材生产）。遵守这条法律规定对于那些想要注册农村环境地籍的土地所有者非常关键，因为有了地籍才能获得各项经济权益和财政授权。但是，如果某项产权不符合上述环境要求，产权所有者可以从其他农村产权地购买环境保留地配额，来弥补缺失的土地面积。

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应用标准、规范和尽职调查程序，鼓励可持续的林业。实施中的一个障碍，尤其是在热带国家，就是企业人力资源不足。[388] 因此，采用激励措施的同时必须努力提高潜在变革推动者的能力。

另一套不同的规则就是可影响资金流动的财政要求。这种导向过程的第一步包括：澄清可持续林业是一种“可投资的资产”；把森林途径的相关考虑事项引入有关披露/分类法的对话中；将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和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建议融入企业和投资者的实践中。同样，制定诸如欧洲联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法等可持续金融框架可创造机会，将更多投资导向基于自然的项目，包括森林途径。气候行动财政部长联盟由60多个国家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制定者组成，旨在形成全球气候响应，确保向低碳、具有抵御力的发展模式公平过渡。以上所有举措汇聚了公私部门高级别决策者的努力，如能适当考虑森林途径及目标，这些举措都具有引发变革的潜力。

正在确立对贸易商品的监管措施，使农业与毁林脱钩，生产国需要得到辅助支持

国际贸易中有大量的商品产自新开垦的农业用地，这些商品的比例还在不断上升。389,390 一些市场正在制定监管框架，避免那些于毁林或森林退化相关的产品。各国也日益认识到，有必要解决环境危害，同时为所有人提升粮食安全。有些国家政府、企业及其他机构已承诺做到这一点，如2010年消费品论坛关于毁林的决议、《阿姆斯特丹宣言》伙伴关系和2014年《纽约森林宣言》。插文22介绍了其他一些旨在应对农业商品及森林相关问题的倡议范例。

插文22 农业商品及森林相关问题的倡议范例

-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主席与热带雨林联盟发起的“森林、农业和商品贸易对话倡议”，旨在加速转型至更可持续的土地利用做法。

- ▸ 消费品论坛发起的“森林积极行动联盟”，旨在加快系统性行动，从关键商品供应链（棕榈油、大豆、纸张、纸浆和纤维）中消除毁林、森林退化现象，并实行转变。

- ▸ 可持续可可倡议的参与者包括欧盟、喀麦隆、科特迪瓦和加纳。

- ▸ 印度尼西亚与欧洲自由贸易协会成员国（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签署的全面经济协议。[391]

- ▸ 该协议从2021年11月起生效，据此协议，如果棕榈油符合特定的可持续性目标，瑞士对棕榈油的进口关税将降低20%-40%。[392]

- ▸ 欧盟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某些成员国之间的棕榈油联合工作组。

- ▸ 粮食体系峰会的“行动轨道3”、“促进对自然具有积极效应的粮食生产”和“遏制毁林和实行农业商品转变”联盟。

- ▸ 全球环境基金第七期增资计划的“森林系统、土地利用和恢复”影响计划。

融资来源日益要求提高价值链上毁林问题的透明度

各种融资来源越来越多地寻求澄清、消除、减少和缓解它们对环境、社会和治理的不利影响（插文23）。总之，这已不再被视为一种对企业不利的昂贵做法，而是渐渐被看作一项有利于长期增长和风险管控的商业战略。[393]

插文23 将环境标准纳入金融决策

各国中央银行和金融部门监管机构为履行其管控和分散风险及为不同生产用途分配资源的职责，正在越来越多地寻求将环境标准纳入金融决策，具体手段包括开展环境风险评估、提高透明度、采用标准和影响报告。在下列四个领域采取行动将起到变革作用：

- ▸ 分类法与标签。制定分类法，用以确认有助于可持续用途和生态系统服务供应的经济活动（如欧盟的可持续金融分类法和蒙古的绿色分类法，后者明确包含了林业）；推动环境指标标准化工作以及在可持续金融机制下将环境指标广泛应用于影响汇报。

- ▸ 监管风险评估。制定工具和方法，在央行和监管机构的金融稳定性监管做法中纳入与自然相关的风险，并鼓励或要求在金融部门的风险评估和投资进程中纳入环境标准。

- ▸ 披露。利用其他国家的经验和举措，如通过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推动披露与自然相关的信息。

- ▸ 国际网络。为诸如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气候行动财政部长联盟和可持续银行网络等网络提供支持，促进监管工具和方法中自然和生物多样性评估的标准化，帮助监管者采用此类评估。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20。《为自然筹措私营资金》。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世界银行。https://doi.org/10.1596/35984
世界银行。2021。《为可持续森林设计财政工具》。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另见https://www.climateinvestmentfunds.org/sites/cif_enc/files/knowledge-documents/designing_fiscal_instruments.pdf）。

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正在调查生物多样性丧失、宏观经济学与金融之间的关联。[394] 2021年成立的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旨在制定一个框架，让各组织就不断变化的自然相关风险进行汇报和采取行动，以便支持全球资金从对自然有不利影响的成果流向对自然有积极效应的成果。[395]

4.4
气候融资辅助森林途径发展的潜力巨大，碳交易市场正在经历大幅增长

气候融资通过一套复杂的架构，包括通过碳交易市场和REDD+等结果导向型机制，将资金流引向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活动。《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进一步提高了气候问题在全球议程上的重要地位。此次会议上，各国和私营部门承诺提供近200亿美元融资，并商定新的碳交易市场治理规则，期望碳交易市场快速发展，并在支持多种路径方面发挥巨大潜力（插文24）。

插文24 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承认森林的关键作用

《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于2021年底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其谈判成果之一即《格拉斯哥气候公约》。该公约呼吁在2025年以前实现适应融资额翻番，并呼吁发达缔约方在2025年以前每年承诺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

在根据《巴黎协定》第6条（碳交易市场）开展的谈判中，各国商定将设立健全完善碳交易市场的规则（第6.2、6.4和6.8条），并创设一个新的全球碳抵消机制（涵盖林业）。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在多个方面取得进展，包括将从已收集的抵消额中把5%的筹资收益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适应基金。

根据同样在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上公布的《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超过140个国家的领导人承诺将携手努力在2030年以前遏制并扭转森林损失和土地退化，这些国家的森林面积占全世界的90%以上。这一承诺将提供120亿美元公共资金（根据“全球森林融资承诺”）和72亿美元私营资金。30多家金融机构（拥有超过8.7万亿美元全球资产）承诺不再投资于与农业商品所致毁林相关的活动。

资料来源：匿名。2021。《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英国，2021年[网络版]。[2022年2月2日引用]。https://ukcop26.org/glasgow-leaders-declaration-on-forests-and-land-use/

碳抵消额的销售可以提高三个森林途径的财务吸引力；预计碳市场将继续增长

许多林业项目通过销售碳抵消额提高了财务吸引力，也为较大规模的投资提供了理由。各种与森林有关的项目都可实现这一点，例如植树造林、利用影响较小的采伐方式改善森林管理，以及避免毁林。碳信用额的发放登记须经第三方验证，涉及额外性评估、基准设定、排放监测、渗漏和长期性等。此类项目所涉领域受到的影响差异巨大，因具体项目的类型而有所不同。碳信用额对于那些没有供资来源就无法实施的项目构成了一个供资来源，因而可能产生多重惠益。很多基金正在设立过程中，以利用这一融资机会（插文25）。

插文25 通过林业实现碳固存的基金

“恢复基金”的目的是投资于那些既能减少大气中碳含量又能为投资者带来金融回报的林业项目。该基金规模达2亿美元，于2021年由苹果公司与保护国际基金会和高盛公司共同发起，旨在实现每年至少1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碳固存。2020年，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将林业列入航班抵消的可选方案。[396] 2021年，一个公私部门联合会开始征集提案，以购买价值最高可达10亿美元的林业活动碳信用额度。[397]

对碳信用额的需求源于许许多多的碳交易市场，大致可分为自愿碳市场（往往与企业的自愿抵消目标有关）和强制碳市场（建立在规定了企业需履行减排义务的规则基础上）两类。

2017-2019年，全球自愿性碳交易市场通过1.05亿（二氧化碳当量吨）林业碳信用额产生近4亿美元交易额。[398] 这一市场继续蓬勃发展，交易额（截至2021年8月）超过5000万美元（表6）。强制碳市场虽然规模仍较小，但在价值上已远超自愿碳市场：例如，2017-2019年，加利福尼亚州-魁北克省排放交易体系发放了8300万森林碳信用额，总值12亿美元；新西兰排放交易体系发放了3800万森林碳信用额，总值接近8亿美元。[399] 还有的履约市场，包括澳大利亚的减排基金、哥伦比亚的碳税和大韩民国的排放交易体系，则对森林碳信用额有着巨大需求。从全球来看，碳交易市场的需求量不大（尽管从国家或次国家层面看可能有较大需求，例如在哥伦比亚、新西兰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人们对碳交易市场的关注焦点多放在其未来增长预期上，但这具有不确定性。即使森林抵消市场的体量和定价都在增长，但尚不清楚其能为森林途径投资提供多少机会。

表6 按项目类别划分的自愿性碳交易市场规模，2019年-2021年8月31日

资料来源：Donofrio, S.、Maguire, P.、Myers, K.、Daley, C. 和 Lin, K.，2021。《2021年自愿性碳交易市场状况》。（另见https://www.forest-trends.org/publications/state-of-the-voluntary-carbon-markets-2021/）。

《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最近就各国间碳信用额转让细则的协定为人们对碳交易市场未来的增长预期提供了支持。各国政府现在可利用《巴黎协定》第6条规定，使用碳信用额（第6条称之为“国际转让的减缓成果”）来履行本国减缓气候变化的承诺。未来将制定一套供公私部门产生国际转让的减缓成果的程序，预期也会包括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各国可利用已有的新框架抵消一部分减缓气候变化的承诺，这样会催生大量对碳信用额的额外需求。然而，《气候公约》关于抵消有何益处的谈判中存在许多争论，而且国际转让的减缓成果出口受到限制（理由是需要“对应的调整”，即从已实现目标的成果中扣除此出口量）。要想衡量额外的需求和供应量，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各国使用第6条规定的利益所在。

各种项目和计划进入碳交易市场的一个关键步骤就是努力遵守既定碳交易标准的要求，并在交易登记处进行登记。大型林业公司，不论经营的是人造林还是天然林，在进入碳交易市场方面都会遇到挑战；中小型企业和小农则需要专业帮助才能进入此类市场，提供帮助的可能是那些有能力集合数百甚至数千小规模生产者构成相当规模项目区域的项目开发商。

REDD+的成果支付制正在改变，以确保在交付气候变化减缓成果的同时保护环境并充分分享利益

REDD+最初是根据成果支付制这一新颖概念设计和建构的。成果支付制是指，按照《气候公约》的指导，预先设定一套需在既定时限内完成的碳排放量减少目标，或者是一套预先设定的成果（例如，为应对引起毁林和森林退化的因素而制定政策措施的准备工作进展或实施此类政策措施的工作进展），然后基于其实现情况并经过独立验证予以支付。2019年起，莫桑比克减少了128万吨碳排放，因此近期从森林碳伙伴基金获得680万美元。

据最大的几个基于结果的气候融资基金估算，[m] 森林和土地利用部门到目前为止在所有支付中都是主要的资金接收方。[400] 随着各种气候融资基金及其捐助方评估这一工具的效力和效率，成果支付制将继续发展变化。目前关注的重点正在转向在成果交付的同时充分保护环境（例如设立适当的核算框架）以及落实惠益分享机制（插文26）。绿色气候基金和全球环境基金的森林融资组合继续发展。例如，绿色气候基金的森林和土地利用项目组合当前（2021年12月）包含52个项目，规模达15亿美元。[401]

插文26 绿色气候基金的成果支付制

绿色气候基金（GCF）对那些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报告减排情况的国家实行成果支付制。截至2020年11月，绿色气候基金批准了对八个国家的支付款项，它们在绿色气候基金REDD+试点计划中已取得成果并达到了按成果支付制获得支付款项的要求，总金额达4.97亿美元。对该计划下一期备选方案的分析中确定两个关键主题：平等获取；确保充分保护环境。如果对款项接收国的支付是基于该国实现预定政策里程碑的情况，而且这些资金依照该国的国家自主贡献、REDD+战略和低碳发展计划得到再次投资，那么成果支付制就有助于提高政策的连贯性。

可持续的碳中和产品市场需要可信的监测、报告和验证系统，此类系统正在得到改善

为了解投资及干预措施在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提供以可持续方式生产的碳中和产品方面的效度如何，就必须建立足够完善的监测、报告和验证系统，以便向提供捐助方和公司确保在取得成果的同时能充分保护环境。Nesha等人（2021）[402] 评估了236个国家和区域为森林资源评估目的所作国家报告中森林数据的使用情况和质量。他们发现，全球范围内，从2005-2020年的森林资源评估期间，有较强能力和非常有能力利用遥感开展森林地区监测的国家数量从55个增加到了99个，有较强能力和非常有能力通过国家森林清查开展监测的国家数量则从48个增加到了102个。[403] 总的来说，热带地区的监测、报告和验证能力普遍得到提高，这可能是因为得到了与REDD+相关的森林监测国际投资。[404] Chagas等人（2020）评估了多项碳标准，重点关注额外性、基准设定、减排的定量（尤其是不确定性）、渗漏和长期性等问题。他们得出结论，森林碳信用额可作为一种合理的企业抵消方案，前提是设立严格的规则，充分确保此类信用额的产生过程中对环境的保护水平与其他部门相当。[405]

4.5
为小规模生产者获取融资对于实施森林途径十分必要 — 需要分享从可推广的成功经验中汲取的教训

小规模生产者虽然在许多森林价值链上是关键的利益相关者，但往往被认为会给投资项目增添成本和风险，比如因为它们缺乏抵押品。价值链结构分散所造成的交易成本高昂、贸易互动的非正式性以及难以扩大规模等问题，都对小规模生产者主导的项目获得投资构成额外的阻力。406,407

2019年小生产者获得的资金占气候融资的比例不足1.7%，此后情况也未见好转

小型农场（即面积小于2公顷）占全世界农场的84%，其经营面积约占全世界农业用地的12%，但粮食产量大概占全世界产量的35%。[408] 小型农场所获得的气候融资数量非常少（图22），2019年仅占气候融资总金额的不到1.7%。[409] 据报告，2018-2020年，为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提供的用于森林管理的捐助方支持金额为每年2.5亿-2.8亿美元。[410] 按照《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承诺，这一金额可大幅提高，即在2021-2025年分配17亿美元（约为以往同期双边来源和基金会所提供资金的两倍）用于推动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森林权属，支持它们发挥森林和自然守护者的作用。[411]

图22 惠及小规模农业的气候融资所占比例

注：图中数字为2017/2018年的年均金额。
资料来源：Chiriac, D.和Naran, B.，2020。《审查小规模农业的气候融资差距》。气候政策倡议组织。
（另见https://www.climatepolicyinitiative.org/publication/climate-finance-small-scale-agriculture）。

正在使用包括能够降低投资者预估风险等新方法，帮助为小规模生产者筹集资金

一些降低小规模生产者项目风险的策略，比如利用林木作为贷款抵押品（插文27）和在生态系统服务收入的基础上积累资产（插文28），能为小规模利益相关者筹集更多投资。

插文27 亚洲的林木抵押 — 利用小规模生产者者的财富

在泰国，在名为“树木银行”的地方群体组织下，立木的现值可用作小规模生产者贷款抵押安排的一部分。[412] 在印度尼西亚，一项公共计划让小规模生产者得以将自有林木用作贷款抵押品，从而延长轮伐期，避免采伐尚未成熟的林木。[413] 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小规模生产者可获得种植证书，这样就能从农村储蓄和信贷联盟获得小额贷款。锯木厂或中介商都会接受此类证书，比采伐期提前两年预付费用。[414] 在印度，小规模生产者可从金融机构获得种植启动贷款，由木材公司提供回购保证，并为其贷款提供担保。[415]

插文28 “树木增进全球惠益” — 一项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帮助农民积累资产的计划

“树木增进全球惠益”计划由乌干达生态信托基金管理协调，旨在扩大中小型企业和小规模生产者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积极影响。该计划试图通过小农主导的恢复林木覆盖和可持续管理森林倡议，将这些倡议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集中起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销售，并将收益分配给农民，让他们能够从正式的金融机构获得生产性贷款。此类贷款随后被用于增强可持续的农业和森林活动，如生产蜂蜜和扩大再造林等活动。超过1万名农民参与了这项计划，所涉土地面积逾8000公顷。2019年，通过向私营机构出售碳信用额产生的收入占“树木增进全球惠益”资金流总量的70%（200万美元）。[416]

需要解决小规模生产者面临的生产风险问题，鼓励他们投资于自己的经营改善活动。具体措施包括：开展能力建设、增加投入物获取途径、努力在小规模生产者与市场之间建立联系。一些可行的社会保护制度（例如社会援助、包括补贴的农业保险或其他保险等社会保险）也可以缓解风险。要降低对小规模生产者和中小型企业投资的风险，就需要采取综合性做法，同时应对投资者和被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农业部门已有一些有用的范例，例如西非的可可种植案例。[417]

REDD+的惠益分享机制正在不断发展，但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出采取措施的意愿，对该机制的全面实施仍然有限

惠益分享是指“有意将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激励（商品、服务或其他利益）转让给环境成果（如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产生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并使用从这些环境成果中获得的收益来提供此类激励”。[418] 虽然不存在普遍认可的定义，但REDD+的惠益分享理念包含了整套的体制方法、结构及工具，旨在促成在利益相关者当中分配REDD+方案所带来的收益。据Bertzky等人（2021）报告，多数国家仍处在制定惠益分享机制的起步阶段（图23），[419] 不过已从现有机制中确定了一些良好做法和关键成功因素。实施进程缓慢部分是因为通过成果支付制拨付的资金有限。

图23 UN-REDD、森林碳伙伴基金和其他倡议支持下54国制定REDD+惠益分享机制的进展

注：BS即惠益分享。
资料来源：Bertzky, M.、Canosa, O.、Koch, A.和Llopis, P.，2021。《评估报告：REDD+惠益分享机制对比分析》。世界自然基金会。（另见https://wwfint.awsassets.panda.org/downloads/wwf_assessment_report_redd__programs_v4.pdf）。

j 尽管如此，评估和追踪支持绿色增长的森林融资分配情况仍然颇具挑战，因为各方就三种森林途径的融资缺乏一致认可的定义：与森林相关的方法可能被归为“绿色”、“可持续”、“生物多样性”、“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基于气候的解决方案”及“可持续森林管理”融资估算；而国内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融资数据极难收集和评估。

k 比如，对木材加工业的投资是否算得上一种绿色价值链投资？

l 按照全球绿色金融指数，政策和监管框架是绿色金融的首要推动因素（即对启动绿色金融影响最大的因素）。参见图表44和表23，Mills, S.、 Wardle, M.和Mainelli, M.，2021。《第7期全球绿色金融指数》。Z/Yen。（另见 https://www.longfinance.net/media/documents/GGFI_7_Report_2021.04.29_v1.1.pdf）。

m 基于结果的气候融资基金有：绿色气候基金、森林碳伙伴基金、可持续森林景观生物碳基金倡议、碳促进发展倡议、试点拍卖机制、转型碳资产基金、碳伙伴关系基金（具体而言，此基金的资金转用于试点实行新的碳交易市场机制）、REDD先行者、挪威国际气候与森林倡议、赋能开发项目、全球能源转移上网电价补贴计划、德国政府N2O倡议以及北欧气候基金。

第5章
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对于大规模实施森林途径至关重要

塞内加尔

JAPO Ande Liggeye 协会的妇女正在准备土壤，以便种植芒果树。

©Benedicte Kurzen/NOOR 为粮农组织提供

要 点

➔ 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参与森林途径非常重要。这些行动者拥有或管理着全世界至少43.5亿公顷的森林和农田。根据一项研究，小规模生产者每年生产价值高达8690亿至1.29万亿美元的农林产品。

➔ 地方行动者可能是卓有成效且成本效益高的森林管理者。在所有土著人民和社区拥有的土地中，有91%处于良好或中等的生态状况。推广森林途径和支持绿色复苏所需要的大部分变革都将发生在地方层面，都需要为地方行动者提供切实的利益。

➔ 传统的森林权正日益得到成文法的认可，尽管进展并不一致。充分的森林权和社区林业的健全管理有助于实现绿色复苏，小规模生产者对林木等高价值资源的法定权利则可鼓励绿色价值链的发展。

➔ 地方生产者组织及其他相关团体有助于推行三种森林途径，但需要获得支持。全球有超过850万个社会合作团体；它们提供了合作和创新平台，并且在林业领域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

➔ 提高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的能力，与他们合作创造知识，将有助于推广三种森林途径。识别和利用各种来源的知识和新技术，可以促进以地方系统为基础的创新和包容性解决方案。

5.1
森林途径需要对土地使用者具有吸引力

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拥有或管理着至少43.5亿公顷的林地和农田；小规模生产者每年产值可高达1.29万亿美元

根据Lowder等人（2021）的研究，世界各地有超过6.08亿个农场，其中90%以上是家庭农场[n] （无论规模大小），这一类农场占全球农田面积的70%-80%，估计占全球粮食产量的80%。面积小于2公顷的农场占所有农场的84%，经营面积占全球农业用地的11%，每年产量估计为全球粮食产量的35%。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约有80%的农场（主要在东亚和太平洋区域、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面积小于2公顷，其经营活动覆盖30%-40%的土地面积，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区域。[420]

另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全世界森林和农场景观用地约为90亿公顷，其中估计有43.5亿公顷为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所有者或管理者）所控制。[o] ,[421] 这一面积如此庞大，但可能仍然是被低估了的数字（估计值因所采用的计算方法不同而大相径庭）。按照另一估计值，小规模生产者[p] 每年创造的总产值达8690亿至1.29万亿美元。[422] 在许多国家，80%-90%的林业企业是中小型企业，它们创造了一半以上与森林相关的就业机会。423,424 因此，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对于三种森林途径的实施将至关重要，也因而将对绿色复苏以及可持续经济转型至关重要。

有翔实的证据显示，在给予权利激励的情况下，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土地上毁林现象较少

土著人民管理着全世界约40%的各类领土保护区及未经破坏的生态系统。[425] 土著人民的土地上，毁林率往往低于周边森林（包括保护区），原因（除其他外）包括文化因素、传统知识、严格治理、森林激励政策、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支持、农业获利微薄以及可获性有限。426,427,428,429,430 研究还表明，对于遏制毁林和减缓气候变化，确保土著和部落土地权利是一种成本效益较高的方法。431,432,433,434,435 例如，据估计，为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和哥伦比亚的土著土地提供保障，其成本占碳固存可获收益的不到1%。[436]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土地有91%未经或经过少量（即调整比例低于10%）或中等水平（调整比例大于10%-40%）的人为调整，或者生态状况良好或中等。[437] 一项关于24个国家的审查发现，土著和地方社区一直拥有并使用着9.58亿公顷土地，但对其中半数以上土地都不具有法律认可的权利。[438] 他们的土地可实现至少2535亿吨碳固存，因而构成具有全球意义的碳汇和碳库；然而，其中52%的碳都储存在不被法律认可的土地上。[472]

将森林所有权更广泛地下放到地方社区，并未能在减少毁林和推动恢复方面持续产生积极的成果，[439] 其成功与否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法律框架的执行力度、社区一级的机构能力、国家支助水平及社会资本等因素。440,441,442 有证据表明，与没有土地权属保障或只有短期保障的小规模生产者相比，拥有土地保有权的小规模生产者往往会在其土地和森林上进行长期投资（如改善森林治理、植树造林和水土管理）。[443] 不过，这也取决于小规模生产者落实此项工作的能力。一项关于印度尼西亚正在开展的大型社区权利发放计划的近期研究发现，这种权利发放旨在养护森林，但并没能减少毁林（甚至可能加剧毁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区一级缺乏机构能力，而且养护造成了经济机会成本。但是，使社区拥有木材生产区权利的确实现了毁林（从较高水平）的减少，根据该研究作者的观点，这说明为木材生产而付出了更多恢复森林的努力。[444]

5.2
要让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通过森林途径在地方一级的恢复方面产生成果，那么权利保障就必不可少

关于土地和森林所有权改革的系统性审查发现，此类改革对农业生产率、收入消费和资本有着大体上积极的影响或好坏参半的混合影响。[445] 与下放更广泛的权利相比，下放非常有限的权利（比如只能获取或撤销权利，但没有管理或转让的权利）在减轻贫困方面的可能性更小。[446] 此外，权属改革的影响还存在切实的社会差别（比如在种族和性别上）。[447]

权属改革在很多国家继续面临挑战，例如某些国家通过了法律却未付诸实施，或保留对高价值森林的控制权，[448] 或下放的是需要恢复的低价值退化林地的权利；[449] 又如，女性获取资源的权利长期被边缘化；450,451 以及少数族裔及其他被边缘化群体的生计受到有差别的影响。尽管如此，所有权和财产权可充当变革的手段，[452] 在一定情况下，改革可以促进地方主导的恢复工作和地方的价值链发展。

许多国家的成文法承认传统权利，或下放了公共土地的新权利。这一过程是通过传统权属的正式化，或通过各种关于公共土地的合作、社区和小规模生产者计划落实的。非洲90%以上的农村人口是通过传统机构或经正式化的新传统机构来获得土地。撒哈拉以南非洲四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即7.4亿公顷土地）都是由诸如森林、草场、沼泽和沙漠的公共财产构成的。[453] 亚马逊的原始森林约有45%属于土著人民的传统土地。[454] 权利下放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认可基于社区的林业（任何允许人们参与的林业形式）及其转向可持续森林管理和改善地方生计的潜力，尤其考虑到国家对森林的集中式管理未能成功控制毁林和退化现象。[455]

各国近几十年来赋予社区更大的权利，具体途径包括：承认社区对原始森林的权利，而非主要是对退化林地的权利；允许社区发挥更全面的治理作用，而不仅仅承担一些监测和巡逻的职责；授予社区对木质产品和非木质林产品的商业权利，而不再限于对非木质林产品的生计用途。[q] 从2012年起，《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 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得到各国批准，为在全球增强传统权属提供了有力的额外验证和支持。[456]

此类国家政策的重大转变提高了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的能力，它们得以可持续地采伐高价值森林资源，并从生态系统服务、REDD+战略和行动计划及碳信用额中获得收入，从而得到持续的收益和激励，以改善森林治理和管理。然而，各国的进展不是整齐划一的：并非所有国家都认可传统权利，也并非所有国家会赋予社区森林权利；部分国家通过了相关法律却并不付诸实施；另一部分国家虽然认可地方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但随后又撤销了这些权利。[457]

加快传统权利和集体权利的正式化进程，对于保护森林和为恢复措施筹集资源至关重要

国家一级的政策制定者可借助低成本的快捷方法，为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家庭提供可靠有保障的所有权，而无需开展较大法律改革。在很多国家，传统的森林权已得到成文法的认可，但尚未正式化。

现有一些方法，可以让已获成文法认可的权利快速正式化。各国可以制定法规，对传统土地予以认可，而无需进行权利的授予，同时也可鼓励通过简化的程序对此类土地进行登记，从而防止侵占。加纳、巴布亚新几内亚、塞拉利昂和津巴布韦都认可传统权利，并且无需授予权利。莫桑比克、东帝汶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也认可传统权利，但鼓励进行登记。[458]

印度的2016年《森林权利法案》承认传统的集体森林权属。根据该法案，估计有3460万公顷森林（几近于全国森林面积的一半）的传统治理（社区森林权）可以正式化，但目前只有10.4%（360万公顷）森林得到正式化，并且主要是在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完成的。[459]

各国政府可通过减少必需的步骤来简化土地登记流程，在此方面有多种实现的方法。比如，各国政府可取缔对官方或历史记录的要求，反而承认由邻近社区及地方领袖验证过的口头证词，以此作为土地权利的凭证；帮助就有重合内容的权利主张开展谈判；允许社区提交简单的土地利用或社区发展计划，而不必是业界要求的复杂森林管理计划；承认土著和地方社区是法律实体，而不再要求它们加入协会组织；在没有权利登记系统的情况下，提供地方登记处服务以代替区域和国家土地办事处。例如马达加斯加的《土地法》就允许地方权利主张者通过社区土地委员会进行土地登记。[460]

为了加快正式化，一些国家政府采用了一种叫做“保有权外壳”的方法，此方法承认多个相邻社区的外部边界，允许它们在边界内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管理土地和资源。[461] 这一方法有助于防范外来者的侵占，促进对季节性权利和次要资源权利的认可，尤其是对妇女、转移放牧社区及其他弱势群体的权利的认可。在社区内和社区间冲突较少、传统制度强大、传统主管部门有能力为社区成员保障权属和解决内部争议，以及国家政府能够落实上述权利的情况下，这一方法效果较好；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已使用这一方法，承认了土著人民有权在自有土地上管理森林保护区。[499] 政府可以要求制定资源管理计划，以及提供资源正在受到管理的证据。

各国还可通过许多其他适合生态环境及地方需求的方法来承认权利。例如，巴西承认一些地区的永续土地使用权，已将另一些地区指定为可开发资源储备区，用于特定非木质林产品的商业用途；印度承认定居社区和小规模生产者的传统权利，以及牧民群体、半游牧狩猎采集者和从事轮垦的生产者的适当权利，包括在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内的此类权利。[462]

某些情况下，权利的正式化流程是针对那些森林承受着极大压力的地区，以及权属正式化可带来重大益处的地区。例如，秘鲁的亚马逊地区进行了权利的发放，惠及超过1200个土著社区，从而在两年内显著减少了非法砍伐，并大幅改善了森林养护。[463]

众多低成本的新技术正在得到应用，这些技术可以通过参与性进程帮助确保偏远地区的土地权属。无人机、搭载全球定位系统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移动应用、开源软件及众包数据收集方法能大幅降低调查和相关绘图工作的成本。464,465 最后，依照《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尊重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自由事先知情同意权，以及全过程开展磋商，有助于保证所确定的方法适合当地情况。

几乎所有国家都具有某种形式的社区或合作林业制度。[466] 但是，近期对23个国家的评估表明，大部分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执法力度比较薄弱，或者仅在小部分国家森林中得到执行。[467] 23国中有19个在避免土地和森林权利遭到削减和剥夺方面为土著和地方社区提供了极少的法律保护，或者完全没有提供法律保护。有22个国家的监管框架妨害了社区通过经认可的权利获取收益的能力，只有一个国家（中国）支持基于社区森林的经济发展。[468]

不管现状如何，各国政府可优先下放各项林业计划，比如涉及森林景观恢复以及REDD+战略和行动计划，从而改善森林治理并加强恢复。基于社区的正式林业倡议可做到以下事项：

- ▸ 建立在传统权利和地方权属安排的基础上，以避免众多原始森林、季节性森林和次生林用户之间的矛盾；

- ▸ 对社区控制的土地，包括那些拥有优质森林资源的土地，依法落实权利下放；

- ▸ 确保下放的权利不限于满足生计需求，还符合高价值资源的用途和管理；

- ▸ 能创造基于森林的收入，进而实现恢复，有助于防止人口外流；

- ▸ 简化条例，消除监管障碍（比如有关采伐活动需遵守管理计划的限制），为资源利用、加工和增值提供便利；

- ▸ 投资于大型私营部门特许权的替代物，如社区所有的森林和基于社区人工林的特许权（比如适用于木材、薪柴、木炭和高价值资源），以及社区的木材和生物能许可证；[469]

- ▸ 确保权利不会遭到不公平的剥夺和削减（这是良好森林管理的显著特点）；

- ▸ 在基于社区的林业有效性尚不确定的情况下，根据绩效授予较长期的权利，就像冈比亚实行的那样。[470]

加强小规模生产者的树木权和减少监管障碍，可以促进小规模生产者采取恢复和农林业措施

林木覆盖的收益（在中国、瑞典、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越南等诸多国家）往往是私营小规模生产者出于商业目的而驱动产生的，但很多国家小规模生产者的土地权利存在不确定性。对于大多数小规模生产者来说，掌握树木（和碳）的权利甚至比土地权利更加不确定。例如，许多非洲国家保留对农场上树木的所有权，即便这些树木是农民种植的。[471] 尽管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但大多数赋予农民树木权的国家还会严格规范私人土地上的树木使用和管理，对自然再生的树木尤其如此。一些国家政府还向种植主食作物的农民提供大量补贴，导致森林减少，[472] 给农村家庭造成从农林业转向一年生作物的不当激励。木制品供应链的瓶颈可能使农民不愿从事农林业。以印度为例，大多数省都允许农民在农场上种植和采伐树木，但由于伐木和运输过程中繁文缛节，很多农民虽然拥有林地和经批准的管理计划，却仍然选择种植粮食作物而非植树造林。[473]

一些林业计划可能认识到了这些局限性会阻碍景观恢复，但没能充分解决这些问题。例如，“恢复机遇评估方法”（插文11）为各国提供了关于在林地权属规划过程中获取所有权和开展土地治理的指导，但一项评估发现，各国报告的该方法实施工作中并未系统地评估成文法或习惯法中的树木权、森林权或土地权。[474] 各国政府可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有关恢复和农林业的倡议。例如，可为小规模生产者提供有保障的土地权、树木权和碳权；还可利用林地分配机制或有条件的租约，为农民（特别是无地农民和佃农）提供长期有保障的树木权和树木产品权，作为交换，要求他们采取良好的自然资源管理做法，包括可持续林业。[475] 如果农场规模小且分布较为分散，政府还可提供土地整合措施或条例，通过特别规则和税收的激励，让土地所有者合并形成联合所有的土地，[476] 也可以撤销制约性的条例规定，以便可持续地利用和管理私营土地上的树木（插文29）。在中国和越南，政府长时期为小规模森林企业提供全面支持，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经济和环境影响（插文30）。

插文29 通过推动农民的树木权，让尼日尔回归绿色

尼日尔于2020年7月颁发了一项总统令，授予农民对私营土地上自然再生林木的正式所有权。[477] 出台这一举措之前，尼日尔历时30年逐步强化了树木所有权。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植树造林活动以失败告终，因为树木成活率较低，而且地方参与度不高。1983年，尼日尔政府开始鼓励农民在自己的农场上培植自然再生林木，首先从马拉迪地区开始推行，并取消了各种阻止农民管理此类林木的限制。鉴于这一方法取得了成功，尼日尔政府在1993年的《农村法规》中加强了对农场树木的保护权、管理权和收益权，又在2004年的《森林法规》中加强了把传统土地和森林保护区树木用于生计用途的权利。同时，与传统机构合作开展了一些项目，实现树木权的私有化。农民管理的自然再生林迅速扩张，使全国接近一半的耕地面积（500万公顷）回归绿色，不仅实现了粮食增收和薪柴、饲料等产品增产，惠及约30%的人口，而且减少了因资源短缺而发生的冲突和贫困导致的人口迁徙。[478] 妇女、寡妇和无地贫民也受益于退化土地的恢复工作，获得了土地资源并提高了收入。[479] 比起通过苗圃种植树木实现恢复，自然更新帮助恢复了生态进程和生物多样性。[480]

插文30 中国和越南促进小规模生产者发展林业的有利政策

由于森林退化问题严重，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启动森林权属改革，将森林所有权下放至社区，然后允许社区向个体家庭分配森林资源。共向所有家庭分配了超过1.8亿公顷集体所有的林地，使用期限为70年。[481] 同时授予对木质和非木质产品生计用途及销售目的的充分权利，并逐渐免除一切税负，包括木材销售税。政府成立了服务中心，为林地的转让登记提供便利，开展森林资产评估，提供市场信息和小额信贷，发放采伐许可，提供交易经纪服务、技术支持、推广服务和技能培训。[482] 这些变革扩大了森林覆盖，目前小规模生产者经营的森林能满足很大一部分国内木材需求。2019年，中国的木制人造板产量及纸张和纸板产量分别占全球产量的40%和27%。[483] 虽然政府重视木材生产，但改革还促使社区集体扩大了非木质林产品的商业化规模。[484]

越南的小规模生产者拥有约197万公顷人工林，供应了市场上60%的锯材。为小规模树木种植者提供支持的一方面是有利的土地分配、土地权属、树木所有权、外国投资、监管条例和贸易等相关政策，另一方面是优惠的未伐木材价格、低息贷款以及私营部门提供的种苗和技术支持。[485] 于是，他们推动了农村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并加强了农村生计。486,487

5.3
强化地方生产者组织是一种吸引小规模行动者参与地方恢复和发展的途径

政策和法律改革对于为地方行动者提供权属保障十分重要。强化并赋权于已有的地方生产者组织及其他社会团体，是恢复和发展有抵御力的地方经济的关键。

世界各地现有超过850万个社会合作组织，它们是重要的社会资本，提供了合作和创新的平台

社会合作团体的宗旨是应对诸如土地管理、水资源、牧场、病虫害综合防治、支持服务及创新平台等事宜。从2003年到2018年，这些团体（在55个国家中）的数量已从50万个增加到850万个。[488]

森林管理领域主要有三类社会合作团体。第一类团体包括：诸如社区森林管理委员会，旨在保护用户权利的社区森林用户组织，以及各种为成员提供商业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协会和合作社。20世纪90年代初，在森林政策改革的刺激下，这一类团体在很多国家开始占据显著地位。[489] 墨西哥成立了约3万个森林用户组织。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自2014年颁布社区森林法令以来，有109个社区森林管理委员会一直在发挥作用，它们现在管理着205万公顷森林。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有45.7%的林地为社区所有，20%的林地由社区管理安排；约有9.8%的农村人口参与基于社区的森林管理，还有8.4%的农村人口参与联合森林管理。印度尼西亚正在实行政策改革，目的是扩大社会林业，以支持社区的森林权属，使社会林业面积从占全国森林资源的不到1%（110万公顷）扩大到10%以上（1270万公顷）。[490] 基于林业的社会组织在很多工业国也非常普遍：比如，瑞典的24万名森林所有者有近一半是某个森林所有者协会的成员，此类协会管理着共621万公顷森林。

第二类合作团体与社会运动相关。例如，在哥伦比亚、尼加拉瓜和秘鲁，此类团体已帮助推进了加强权利和消除监管障碍的法律改革。[491] 社区林业联盟与森林和农场生产者组织，比如冈比亚、危地马拉和尼泊尔的此类组织，正在逐渐倡导有利于地方行动者的改革。492,493 以尼泊尔为例，尼泊尔社区林业用户联合会成立于1995年，现有850万左右森林用户，已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致力于在自然资源治理中推动和保护社区及森林用户的权利。[494] 最近，森林和农场生产者组织联盟利用自身的集体行动能力，努力减轻COVID-19疫情对森林社区及其生产者组织的影响。2021年年中开展的案例研究反映了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厄瓜多尔、加纳（插文31）、马达加斯加和尼泊尔的森林和农场生产者组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495]

插文31 加纳森林和农场生产者联合会

加纳森林和农场生产者联合会于2020年在森林与农场基金支持下成立，已吸引100万以上小规模生产者加入。该联合会制定了四项战略倡议：（1）一系列国家对话（关注获取融资和市场准入）；（2）森林和农场生产者组织通过采用一项村庄储蓄和贷款计划，实行可持续的金融转型；（3）“绿色加纳”倡议，旨在推广环保活动和综合景观；（4）“森林景观恢复过程中的木炭生产者”倡议，旨在促进可持续的木炭生产。该联合会还参与了各种全球多方利益相关方平台，建立了多项国家伙伴关系，目的是让地方生产者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表达意见。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管辖方法”的出现带动了第三类社会合作团体的发展，此类团体旨在以包容性方式解决毁林和森林退化问题。管辖方法把公私部门在地方一级的行动相结合，来应对景观和价值链方面的挑战。这种方法源自REDD+的相关工作和融资努力，试图将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地方社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团结起来，在地方政治层面致力于保护工作和可持续价值链发展的共同目标。Stickler等人（2018）的研究确定了（12个国家中）39个管辖区，涵盖了全世界28%的热带森林，它们承诺通过管辖方法落实低碳排放的发展议程。[496] 该研究分析的所有倡议中，19个管辖区的毁林率比次国家森林的预计参考水平有所降低。[497] 多项旨在执行REDD+并推动综合发展和可持续景观的倡议和项目现在宣称已采用了管辖方法。例如，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绿色增长战略在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之间开展合作，以实现零毁林和消除森林退化现象。该战略涉及“生产、保护和包容”三个方面，旨在提高农业商品产量、保护自然资源（包括到2030年减少约60亿吨温室气体）以及将小规模生产者和土著人民纳入经济发展中。[498]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也有类似的以集体行动为重点的倡议。例如，2018年9月在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和亚齐省发起的可持续生计联盟，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几家食品公司。[499]

地方生产者组织及其他社会合作团体对于推行三种森林途径至关重要，但需要获得支持。对于此类团体等社会资本的投资往往能提升组织成员的地方主导作用，实现在外部支持结束后仍可持续的进程，并为森林状况和生计带来积极成果。有些国家政府设立了针对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的财政计划和政策，就如何推广上述做法提供了洞察。危地马拉政府十年里投资了超过2.15亿美元，支持小规模生产者建设小规模人工林、建立农林复合系统和开展可持续森林管理（插文32）。厄瓜多尔政府的“森林伙伴”计划向提供可持续森林管理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森林社区支付现金，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和环境成果，包括减少了毁林，恢复了生态系统和提高了地方收入。再如，中国在多种混合景观中实行的退耕还林工程（插文33）将地方和公共部门行动者的相互支持的扶贫、社会保护和林业目标结合在一起，表明了建立在社会资本基础上可以带来多重好处。国际示范林网络是一项国际倡议，通过对地方社会资本的投资来推动基于森林的发展（插文34）。

插文32 投资于危地马拉的小规模生产者林业 — 实现农村绿色经济和绿色复苏的一种途径

2010年，危地马拉国会开启了小规模生产者森林激励计划，旨在通过现金支付促使小规模生产者加入可持续森林管理，减少毁林，扩大森林覆盖，恢复已退化的地区，同时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包容性，改善他们的生计。小规模生产者森林激励计划还试图承认一直以来被边缘化的群体，尤其是小规模生产者与公社和土著群体的所有权和财产权主张。该计划已成为公私合作的一项强大工具，可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协同增效；目前该计划是危地马拉履行REDD+和景观恢复承诺的最重要财政工具之一。相关投资已帮助建成并维护了逾13.9万公顷天然林、人工林和农林复合系统；惠及30万户家庭；每年平均创造5900个就业机会。受益家庭中约有46%为土著家庭，其中43.4%的家庭成员是女性。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插文33 中国的退耕还林工程

1999年启动的退耕还林工程是中国最大的生态恢复工程；旨在把边际土地和陡坡转变为森林和草原，以防止土壤侵蚀和荒漠化。该工程成功恢复了3430万公顷退化土地和耕地，取得了巨大的环境改善，提高了农民收入并减轻了贫困。全国范围内有4100万户家庭参加了这一工程，有1.58亿名农民直接从中受益。[500] 退耕还林工程积累了地方社会资本，促进了内源性增长，并通过具体的社会保护要素，如谷物和现金补贴及技术援助，增强了参与家庭的权能。501,502 90%以上的参与家庭都享有基本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503] 该工程还设立了一个登记系统，以确认对已改变用途的土地和已种植森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让家庭通过木材及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获得收入。[538] 该工程还与其他生态恢复计划一道成立了2.1万家合作社，旨在扶贫和植树造林，造福于120万贫困人群。[504]

插文34 国际示范林网络与地方基于森林的发展

国际示范林网络是一项相对较长期的国际倡议，旨在通过地方领导和景观治理来推动基于森林的发展。该网络是一个自愿性实践社区，由世界上35个国家的60个示范林组成，总面积超过7300万公顷。已开展的活动中，有的支持与厄瓜多尔Chocó Andino示范林中的森林相关的地方食品文化，也有的涉及意大利的地方可持续木材标签。

资料来源：国际示范林网络。日期不详。景观、伙伴关系、可持续性[网络版]。[2021年11月11日引用]。https://imfn.net

5.4
提高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的能力，与他们合作创造知识，将能够支持基于森林的恢复和复原

推广、农民田间学校方法以及同行交流可提高地方的能力，加强地方的创新

当代的森林教育方法包括推广、农民田间学校方法、同行交流和企业孵化，505,531 可为小规模生产者、基于森林的地方企业、地方社区、土著人民和林业工人提供学习机会及获取技术支持的渠道。506,507,508 然而，由于财政、政治和结构上的限制因素，很多国家的林业推广服务一直比较薄弱。现有的推广和发展计划通常根植于以技术为中心的方法，侧重于预先选定的“最佳做法”，这种做法把森林社区作为被动的学习者来对待。而且，此类计划极少让农民和地方知识持有者参与培训的制定过程，因而不能充分满足知识需求和填补知识空白。

当前存在很多机会来转变这一范式，增进森林知识和加强森林创新，并强化农民和土著人民在可持续林业、将树木纳入农业和相关价值链，以及企业发展方面的作用。509,510 要想取得成功，就需要进行投资，重新开展森林推广服务计划，此类计划应采用以人为本的方法，并且以合作创造知识和发展软技能为目标，511,512 比如通过农民田间学校方法做到这一点（插文35）。[513] “从实践中学习”的方法在基于社区的林业中，例如在巴西[514] 和印度尼西亚，也展现出一定潜力。[515]

插文35 林业部门的农民田间学校

30多年来，农民田间学校已通过参与性的知识交流帮助农村社区和小规模生产者形成并更新了技术和社交技能。[551] 农民田间学校采用的是以人为本的学习和参与方法，包括实用的实地练习。1989年以来，119个国家的2000多万名农民从农民田间学校毕业。[516] 2020-2021年关于林业和农林业农民田间学校的盘点中确定了热带地区的15项主要计划，共培养了超过20万名毕业生（粮农组织将于2022年发布盘点结果）。一些共同的专题包括：咖啡、可可、柑桔、芒果及其他果树的病虫害综合治理，人造林管理，利用树木保持土壤，草场和牧场管理，木材和薪柴生产，以及流域和景观管理。

在借鉴农民田间学校理念的基础上制定的农场经营学校方法可协助小规模生产者加强业务运营。据估计，迄今为止已有40万名（20%-40%为女性）农民已接受过培训。农场经营学校、农民营销学校及相关方法在世界各地继续发展，（例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已实施这些方法，提高了约1.05万名小规模生产者的商业和创业技能。[517]

很多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土著人民及其组织将受益于额外的支持，以创新和获取更多进入价值链及市场的渠道，具体手段包括利用数字工具、开展合作和建立公私伙伴关系。COVID-19疫情造成的市场关停和种种限制已经向农村生产者证明了数字工具和在线营销的重要意义。518,519 如能获得充足的支持，如财务和组织管理能力建设、营销和设计、有利的采购政策、认证计划的认证和进入新市场的途径，那么小农和小规模生产者就可以获得必要的技能、知识和方法，来克服市场障碍，开展有利可图的业务，实现可持续的生计。公私伙伴关系已展现了对于生产木材和非木材林产品、养护森林和减少毁林的积极影响（参见插文9中的案例）。

将传统和科学知识与新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有一定前景，但挑战依然存在

许多将传统和科学知识与新技术相结合的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插文36）。尽管如此，如何在科学知识系统和传统知识系统之间建立联系，仍然存在挑战，比如缺少吸引知识持有者参与并能反映不同世界观、身份、做法、道德要求以及权力与权利不对称性的工具和方法。[520] 近期一份报告绘制了八个土著人民粮食体系，包括森林景观中的此类体系，该报告指出总体上缺乏能综合并借鉴所有调研地点的土著价值观、信仰和传统的教育计划。[521] 插文37显示，需要开展大量工作，制定能把传统知识纳入正式和非正式森林教育的方法。

插文36 澳大利亚为管控野火而重新弘扬传统知识

几万年来，澳大利亚的热带稀树草原景观一直由土著人民通过刀耕火种的传统做法实行主动管理。西阿纳姆地火灾管理项目始于2006年，覆盖了2.8万多平方公里的土著管理土地，其目标是恢复刀耕火种的传统做法，以减少野火。该项目实施了一项旱季初期管理计划，将传统做法与空中点火、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等现代工具相结合。[522] 在头七年的实施过程中，该项目把应核算温室气体（甲烷和一氧化二氮）排放量比项目实施前的十年排放基准降低了37.7%。[523] 2020年初以前有76个焚烧草原的登记项目，其中26个是在土著土地上开展的。[524] 在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应用这种减排方法的可行性已在容易发生野火的非洲南部热带草原上得到验证，取得了良好成果。[525]

插文37 重振林业教育

2019-2021年粮农组织、国际森林研究组织联盟和国际热带木材组织就正规林业教育的现状和需求开展了一次全球评估，评估结果显示林业教育的范围往往过于狭窄，资源严重不足，而且林学毕业生在进入当代职场时准备并不充分。526,527 该评估确定了一项迫切的全球需求，即提升青年接受林业教育和从事林业的兴趣，重新打造和改造林业课程，引入数字通信和信息技术，推广传统林业知识系统，并帮助学生为进入绿色经济的工作岗位做好准备。

在森林和树木的基础上打造“适应未来”的绿色经济，需要以创新的方式共同创造知识和创新。这意味着需要卓有成效地把地方传统知识和经验与其他背景下产生的科学和技术知识联系起来。有必要在收集、记录和分享传统知识时尊重知识产权，并对社区赋权以保存和保护它们自己的知识，林业教育系统及机构可以帮助提高对这一必要性的认识。林业教育系统及机构还必须推动从老年人到青年的代际知识传播，承认女性是多种传统知识的关键保管者。528,529

还需要配套政策，基于与传统知识持有者及机构之间的稳固伙伴关系、参与性进程和道德参与，来推动制定森林课程。各个层面的森林教育必须在文化上和生态上符合相关人群的需求，以消除知识的获取与知识在地方层面的应用之间的隔阂。

5.5
数字技术会加快数据、信息和知识的获取，也会加快进入市场

不断出现更多克服数字互动障碍的方法

政府服务及其他工具正在逐渐网络化；这是技术和规模经济驱动下的一个总体趋势。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和遥感等数字工具越来越多，改善了信息获取（例如森林监测、在线学习、天气预报、推广和咨询服务、实时实地数据收集）、财务（例如支付和数字信用记录）、商业关系（例如在线营销平台）和市场（例如网络连接、语音和文本短信、产品溯源数字平台）方面的情况，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正受益于此。[530] 然而，数字工具的获取在农村地区仍是一个挑战。考虑到全球网络化趋势，让农村社区也加入“数字国度”变得非常必要。缺乏参与手段可能会阻碍整个林业部门的发展。虽然存在较大的潜在收益，但本部门仍然属于相对传统的部门，而且创新的发展和采纳一直比较缓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报道关注。

众多社会、经济和人口因素（如受教育程度、收入、种族和性别）限制着对数字技术的利用和采纳，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和最弱势群体当中。[531] 基础设施不足和质量（网络连接速度）低下，再加上高成本，也限制了欠发达国家森林社区和农村人口获取数字工具。[532] 在非洲，只有25%的城市家庭和6.3%的农村家庭能够上网。[533] 全球仍有29亿人未接入互联网，尤其是在非洲、亚洲、南美洲和太平洋岛屿。21世纪可持续宽带发展融资模式工作组认识到，为了解决互联网接入、可负担性和平等性等关键问题，需要新的方法来支持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尤其是在无法盈利的情况下。[534]

另一项挑战是服务成本和购买力不平等。例如，语音和移动数据流量包在美洲的成本分别相当于人均国民总收入的3.2%和2.9%[r]，而在非洲分别相当于人均国民总收入的12%和11.4%。[572] 撒哈拉以南非洲还面临一些其他挑战，包括移动应用程序的设计过程缺少农民的参与，缺乏信任度和透明度，使用外语，未充分考虑到文化背景，受教育和培训的水平较低，承诺与合作较少，存在官僚主义。[535]

投资于数字化公共产品[536] 和公共数字基础设施[537] 有助于弥合数字鸿沟，消除服务商对投资于无利可图的偏远地区的抵触情绪。538,539 巴西政府制定了一项提高互联网普及率的计划，特别是在农村青年中；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农村社区提供了宽带服务；智利政府为1400多个网络连接有限或不能上网的地区提供了连接基础设施补贴。[540]

数字技术可支持农场和景观层面的规划、监测、生产物流及市场准入工作

数字技术改变林业的潜能巨大。目前，主要进展发生在森林资源登记和监测；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用途变化监测；林业生产和机械物流；运输物流和林产品的可追溯性（插文38）；以及商业管理和营销支持（插文39）。插文40 介绍了一个在遥感技术支持下开展复原规划的案例。不过，在动员数字创新和实现规模应用方面还存在许多非技术性障碍。

插文38 越南地方一级制定的尽职调查系统

要确保只有合法或低风险的木材可以进入负责任的供应链及市场，评估木材合法性就非常必要。越南的胡志明市木材工艺与加工协会（HAWA）建立了一个技术平台，利用协会的尽职调查系统，为会员每一笔买卖双方交易的透明度和尽职调查提供支持。关于国内木材来源的实时地理参考证据可以和必需的文件资料或验证指标一起上传。协会的团队会向潜在买家警示可能的风险，并提供相关信息。除了让森林所有者有机会进行人造林登记和记录采伐信息，平台还促进整个木材供应链上的交易和销售活动实行透明的尽职调查程序，并予以记录。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 欧盟森林执法、治理与贸易行动计划。2021。《越南启动地方一级制定的尽职调查系统|粮农组织 - 欧盟森林执法、治理与贸易行动计划》[网络版]。[2021年11月11日引用]。https://www.fao.org/in-action/eu-fao-flegt-programme/news-events/news-details/ru/c/1414433/

插文39 科特迪瓦某妇女协会生产可持续木炭

科特迪瓦的次生林产品女性生产者和贸易商协会（MALEBI）通过再造林活动、能力建设和宣传，在生产和销售木炭的同时实现天然林养护。该协会与国营企业SODEFOR公司建立了伙伴关系，在丁博克罗省Ahua森林保护区管理着4500公顷林地，并帮助在部分已退化林地上再造林。该协会让数百名地方村庄的妇女和丁博克罗妇女联盟成员一起参与种植铁刀木和柚木等本土树种。2018-2020年，粮农组织 — 欧盟森林执法、治理与贸易行动计划和资源提取监测组织帮助该协会开发了一款可追溯性移动应用 — “木炭追踪”，利用区块链技术在整个价值链上对木炭产品进行追踪。该协会现在可以为自己的木炭产地和可持续性提供认证。

资料来源：Bottaro, M.，2021。《自愿合作协议国女性参与基于木材的价值链 — 次生林产品女性生产者和贸易商协会：处于科特迪瓦可持续木炭生产前沿的女性 — 粮农组织 — 欧盟森林执法、治理与贸易行动计划的经验》。罗马，粮农组织。

Eulalieguillaume，2021。《区块链技术在科特迪瓦改善木炭治理》|作者Eulalieguillaume | Gaiachain Lab公司| Medium网站[网络版]。[2021年11月14日引用]。https://medium.com/gaiachain/la-technologie-blockchain-pour-la-bonne-gouvernance-du-charbon-de-bois-en-c%C3%B4te-divoire-94a5612bf5d4

插文40 一款制定战略复原计划的应用

粮农组织与多个伙伴合作制定了“Se.计划”，作为其用于土地监测的地球观测数据存取、加工和分析系统（SEPAL）的一部分，该应用程序将有关森林恢复的生态数据与社会经济成本、收益和风险等数据相结合。其设计目的是支持为给定区域制定战略复原计划，可就复原工作是否合适提供空间明确的信息，对用户的复原目标产生最直接的影响。“Se.计划”覆盖了139个中低收入国家，使用户能够考虑到多种因素的重要性，如成本（例如机会成本和建设成本）、风险（例如治理变量和人口动态）及收益（例如创造就业机会的潜力）。

资料来源：用于土地监测的地球观测数据存取、加工和分析系统。日期不详。《Se.计划 — SEPAL文件》[网络版]。[2021年11月23日引用]。https://docs.sepal.io/en/latest/modules/dwn/seplan.html

数字技术在森林养护中很有用处，比如可协助探测火情、森林的非法利用、森林退化和森林覆盖变化，以及获取有关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数据。地理空间森林绘图产品变得更容易获得，比如出色的搭载了手机全球信息系统的参与性森林监测产品；甚至智能手机的照相功能也是一种有价值的工具。更先进的方法可能还包括无人机（插文41）。数字技术也变得更容易使用（会鼓励青年的参与）。这一切，再加上价格日益低廉，将使得数字方法产生更高的成本效益。

插文41 利用无人机监测巴拿马社区森林

为提高土著领地的自然资源管理能力，粮农组织和UN-REDD方案实施了一个利用无人机监测社区森林的项目。项目的培训内容包括制定无人机飞行计划、装配无人机并进行飞行操作、对高分辨率图像进行图像处理和绘图。主要目标是查明指示了毁林或森林退化现象的森林覆盖变化，监测作物状况及领地边界的侵占问题。无人机的使用大大地推动了这些目标的实现。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18。《电子农业中前景良好的做法 — 使用无人机开展社区森林监测》。罗马。第12 页。（另见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I8760EN/）。
© 粮农组织

公私部门技术和推广服务的信息也逐渐可在线获取或以应用程序的形式呈现，包括用于众多公共服务，提高了此类服务的包容性，尤其是对于那些住所远离线下服务中心的人们而言。在线服务可覆盖林业的多个方面，比如通过各种应用程序获得采伐和运输许可，以及预订树木种苗。

农村环境中兴起的线上营销和销售。数字营销和数字商业在疫情期间变得越发重要。包括非木质林产品在内的很多森林产品现在都可以通过电子商务出售。数字化的线上营销活动有助于推广产品，把产品交付给客户的移动辅助服务也正在测试中。

热带国家的木材生产者和贸易商严重受到疫情的影响，遭遇了订单取消和各种各样的物流挑战，生计因而受到影响。许多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已开始采用数字解决方案，以便进入市场，同时履行保证木材合法性的承诺。在印度尼西亚，受到疫情期间木材产品的线上交易额增长了80%这一报告数字的激励，保护自然志愿者联盟在粮农组织帮助下创设了一个合法木材供应商在线平台Woodenasia，在森林社区与加工商之间建立起联系。该平台现在汇集了经过合法性验证的中小微型企业的200多种木材、家具和手工产品。[541]

森林产品贸易的可追溯性和透明度。木材产品和部分非木材产品的生产地和合法性在热带林业中尤为重要，如要出口至特定市场就必须经过合法性验证。过时的文件记录正在被诸如数字条形码等数字备选方案所替代。区块链技术在提高林业部门的透明度、可靠性、安全性和可追溯性方面也有一定潜力。一些权威全球认证机构正在开始将区块链用于商业流程，这可能对小规模生产者有益。例如，森林管理委员会为了降低成本而将区块链引入其监管链认证过程，目前已进入实施的最后阶段。

5.6
基于森林的地方价值链要实现包容性恢复和发展，就需要妇女和青年的参与

全世界有13.5亿人口的每日生活费用不足1.25美元，并且依赖自然资源作为就业手段，其中8.29亿（61%）是妇女和女童。542,543 若干国家提供的证据表明，将妇女和青年纳入自然资源治理对森林养护和发展成果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例如，在东非和拉丁美洲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女性参与社区森林治理结构可明显改善负责任的行为和森林的可持续性。[544]

让女性参与森林资源治理的计划并不总能立即实现。鉴于女性对土地和树木往往只拥有些许或者完全没有所有权，在参与权取决于所有权的情况下，允许女性参与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促进正式保障此类权利和让女性意见得到表达的进程（插文42）。

插文42 哥伦比亚女性参与土地所有权的正式化进程

在拉丁美洲，33%的森林受社区（大多为土著人民的社区）的集体所有权属制度管理。[545] 但是，尽管已有法律规定，权力的正式化过程却缓慢、复杂且成本高昂，人们对于改革进程如何让女性参与和获益几乎一无所知。546,547 在哥伦比亚，妇女组织正在正式化进程和政策讨论中逐渐发挥积极作用。[548] Cadasta（一个就土地和资源权利提供技术服务的组织）与由女性主持的Aso Manos Negra组织开展合作，对太平洋区域非洲裔哥伦比亚人的社区土地进行绘图和记录。Cadasta开发系统并提供培训，帮助女性成员收集女性经济活动和土地利用的相关数据，对正式化进程进行追踪。Cadasta还让土著女性参与生计项目、资源管理规划、森林土地利用规划以及执行活动。[549]

青年有可能带来一些帮助提高森林企业效率和生产率的品质，如精力、热情、社交媒体联系和愿意承担风险的态度。他们也比其他群体更愿意投资于雄心勃勃的项目，而且不太会因为传统权威的反对就退却。[550] 最后，他们往往比前代人更容易获得教育机会和资讯，也就是说，他们非常适合引进新的理念和组织创新，尤其是在信息技术方面。移徙至城市地区的青年可能成为资金支持的来源（通过汇款），返回农村地区的青年则可能直接投资于新知识和提供资金（插文43）。[551]

插文43 参与REDD+ 政策对话的青年组织

印度尼西亚的森林治理学习小组（FGLG）最初成立时是一个关心森林的青年群体，现已成为一个多方利益相关方论坛，建起了一个既支持该学习小组、也支持下一代森林管理者的网络。其成员仍保持与小组的联系，同时逐步实现专业化发展，倡导尊重地方社区权利的社区主导型森林治理。最近，森林治理学习小组帮助推广印度尼西亚国家REDD+战略的多部门方法，让森林治理与农业、土地、采矿和经济增长相关政策保持一致，重点关注社区林业和地方参与。该小组还支持开展多项磋商，取得的成果包括：大幅改善了东努沙登加拉省的檀木监管，制定了新的REDD+学习工具，果断参与了影响印度尼西亚林业的REDD+和气候变化政策磋商。

资料来源：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2014。《印度尼西亚森林治理学习小组 — 支持REDD+和社区林业治理》。伦敦。（另见pubs.iied.org/g03864）。Siswanto, W.，2015。《为森林而辩论 — 印度尼西亚森林治理学习小组的故事》。国家报告。伦敦，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第35页。（另见https://pubs.iied.org/13577iied）。

基于社区的组织为妇女和青年赋权

在许多国家，森林和农场组织采用妇女和青年参与战略来制定政策，将这些群体纳入森林治理并加强他们的所有权。这些组织的商业模式在很多方面具有优势，包括为女性创造就业和进入市场的机会，在家庭企业和集体企业中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并拓宽职业培训、育儿和产假等社会服务的获取渠道，这些都支持女性在与男性更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劳动市场。580

森林和农场生产者组织也是企业孵化的途径，可增强女性的创业精神。例如，有可能设计区分性别的培训计划，使之符合女性可获得的学习时间，并侧重于符合女性家庭现状的企业类型。在印度，自营职业妇女协会开办了一所管理学校，面向青年及其他新手管理者，提供创业、企业发展、市场准入、运营、新技术、产品质量和标准认证、法律和财务问题，以及商业管理方面的培训。[552] 在那些禁止男性推广官员接触女性农民的社区，培训更多的女性推广官员可能尤为重要。

森林和农场组织促进了青年群体获取土地（以绩效为条件），553,554 并帮助为青年设计了更加环保、更可持续的农林复合企业。[555] 由于青年具有热情和愿意承担风险的心态，他们在生产率可能更高的新耕作系统中可成为重要的行动者，如试验各种作物或树木，采用新的农林业做法和土壤保持措施，以及试行新的加工技术。最近一项有关森林和农场组织知识需求的研究发现，6个国家接受调查的41个组织中，59%的组织开展了积极的青年计划。[556] 例如，危地马拉的Las Verapaces合作社联盟是一个总合作社，向其37个会员合作社和100多个其他生产者组织提供众多服务，由此开始运作一所农村农林业商业学校。[557]

另一个日益重要的与女性赋权相关的领域就是金融服务供应，例如由乡村储蓄和信贷协会和储蓄信贷合作社团提供的金融服务，此类协会和社团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合作社。合作社成员主要是女性，她们经常不能享受到正式银行业的服务。580,[558] 全世界范围内，乡村储蓄和信贷协会在73个国家拥有超过1150万名成员，每年吸储超过6.6亿美元。各个乡村储蓄和信贷协会合起来为20亿人提供了社会和商业用途的融资，其中大部分人是农村女性（插文44）。559,560

插文44 肯尼亚一个由女性领导的基于社区的组织提供资金获取渠道

Thiongote是肯尼亚一个由女性领导的基于社区的组织，由10个从事森林和农场企业活动的农民群体构成。该组织倡导可持续的农业和农林业，推动宣传和游说工作，为进入市场和获取投入物而建立伙伴关系并创造条件。该组织倡导可持续的农业和农林业，推动宣传和游说工作，为进入市场和获取投入物而建立伙伴关系并创造条件。大多数成员将他们的利润再投资于农业发展或教育和贷款。有一笔集体资金供成员以较低价格从政府机构批量购买高质量的种子和种苗。

资料来源：Bolin, A.，2020。《通过集体行动为女性赋权 —森林和农场生产者组织如何产生影响》。粮农组织和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https://doi.org/10.4060/ca8713en

n Lowder等人（2021）把“家庭农场”定义为个人、一群人或家庭所有，主要由家庭提供劳动力。该文献来源还把“小型农场”界定为面积小于2公顷的农场。资料来源：Lowder, S.K.、 Sánchez, M.V.和Bertini, R.，2021。“哪些农场在为全世界供应粮食？农田是否变得更集中了？”《世界发展》，142: 105455。https://doi.org/10.1016/j.worlddev.2021.105455

o 鉴于小规模生产者的定义因国家和区域而异，我们在本报告中提及小规模生产者时，是指单个家庭/家族所有（相对于那些为公司实体所有的）农场。资料来源：Gilmour, D.A.，2016。《基于社区的林业发展四十年 — 发展水平及效度审查》。粮农组织第176号林业文件。罗马，粮农组织。（另见https://bit.ly/3B1F5lH）。

p 此文献来源中未明确界定“小规模生产者”。Verdone, M.，2018。《全世界最大的私营部门？承认小规模森林和农场生产者的累积经济价值》。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粮农组织、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农业机构联盟（AgriCord）。

q 根据2016-2020年利用粮农组织框架在全世界23个国家开展的基于社区的林业和森林权属评估。各国间结果的比较分析载于：Aggarwal, S.、Larson, A.、McDermott, C.、Katila, P.和Giessen, L.，2021。“开展权属改革，实现林业改善：未完成的政策议程”。《林业政策和经济学》，123: 102376。https://doi.org/10.1016/j.forpol.2020.102376

r 联合国宽带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设定的2025目标为，到2025年入门级宽带服务的费用应低于每月人均国民总收入的2%。资料来源：联合国宽带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17。《2017年宽带状况：宽带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国际电联/教科文组织。第104页。（另见https://www.broadbandcommission.org/publication/the-state-of-broadband-2017/）。

第6章
森林途径 — 一种能够实现绿色复苏和有韧性经济的方法？

越南

工人们在清化省的一条河里拖着木栅栏

©粮农组织/P. Johnson

要 点

➔ 大部分国家已采取行动实施森林途径，但似乎少有国家制定连贯一致的政策，来推行全部三种森林途径并加强三者的互补性。在采取这些途径方面有着明显的国际动力，现在采取大胆战略正当时，可以相辅相成和能够增强抵御力的方式来大规模实施这些途径。

➔ 三种森林途径在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方面存在风险。例如，一种风险是包括小规模生产者在内的投资者可能会错过获利更丰的风险投资；相反，森林途径提供的多样化经济活动可以提高地方行动者的经济韧性。

➔ 后续工作包括以下四种行动：（1）将复苏资金用于旨在打造可持续经济和创造绿色就业的长期政策，并进一步推动私营部门投资；（2）为地方行动者赋权，激励他们在实施森林途径方面发挥主导作用；（3）参与关于森林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对话，以便同时实现经济和环境目标；（4）在三种途径之间，以及在农业、林业、环境和其他政策及计划当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协同增效和减少权衡取舍。

6.1
森林和树木在绿色复苏和构建韧性过程中的作用

人们普遍一致地认为需要绿色复苏，不仅是从疫情中恢复，而且要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服务衰退对环境造成的威胁。然而，目前为使经济从疫情中恢复过来的努力和投资大都忽视了森林的潜力。

在很多国家，森林养护在政治议程上的优先级并不高，农村人口陷入养活家人的日常困境。经济学家有时能够充分说明毁林的金融学原因，他们也时常仍然这么做，因为种植一年生作物能够产生相当可靠的定期收入。另一方面，森林对于森林附近人群、尤其是赤贫人口的福祉有着关键影响，而森林退化和森林损失会削弱森林的安全网功能。此外，如本报告中所总结的，大量证据说明森林在调节地方乃至全球环境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支持全人类及地球上所有生物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是，世界真的需要更多树木和森林吗？一定程度上，这个问题的答案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例如，某些景观可能已经是各种土地用途之间适当平衡的结果，也有些景观也许能进一步承受一定量的森林采伐。不过，总体而言，本报告提供的证据表明了毁林和森林退化的持续发生正在加剧一些问题，如传染病的爆发、地方至全球各级的气候变化、灾害造成的破坏，以及优质水资源的日益匮乏。不仅如此，未来全世界显然还将需要更多的材料供应，如果这个世界要可持续，那么减少材料生产、使用和处置的环境影响将十分必要。木材及其他基于森林的材料属于可再生材料，还具备其他一些对环保有利的特质，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树木和森林为应对很多挑战提供了解决方案，树木和森林的一个优势就是能够同时应对多项挑战。本报告探讨了三种森林途径，它们具有帮助从疫情中实现经济复苏并同时解决其他问题的潜力。这三种途径是：（1）遏制毁林和维护森林；（2）恢复退化土地和扩大农林业；（3）可持续利用森林和构建绿色价值链。

有利于粮食和农业未来的其他发展途径是存在的，需要予以审慎考虑。粮农组织通过其《2022-2031年战略框架》[561] 力图实现这一点。该框架旨在实现四个方面雄心勃勃的战略目标：“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和“更好生活，不让任何人掉队”。[562]

三种森林途径在粮农组织的雄心壮志、愿景和原则的基础上，致力于创造更好的、更可持续的未来。三种途径相辅相成：例如，通过开辟新的森林和树木资源，开展恢复工作和发展农林业，并通过可持续利用保留的天然林，能让木材及其他森林产品和服务在循环更畅通的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些反过来又能创造绿色就业机会和收入，从而帮助奠定恢复和繁荣的基础。另外，一些旨在更好地保护环境的解决方案看似与当前的社会经济利益背道而驰，若能通过某些方式改变现行激励措施，就可能产生净收益。此类方式包括将折衷取舍转变为各种机会，例如可让农民提高生产率和收入（通过采用创新且环保的技术、从事创新且环保的生计和工作等），同时还能降低风险。除了激励措施，一般的社会保护和社会政策也将十分重要，能促使缺乏资源的家庭响应上述重新设计过的激励措施。

未来并不是无需做出任何权衡取舍，也不是所有收益都会保持当前水平。由于“不让任何人掉队”的雄心壮志，利益的分配可能也会发生改变。尽管如此，完全有理由更加重视森林，以作为寻求解决之道的部分努力。针对天然林的长期可持续管理将保障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供应，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在内，此类服务将能支持恢复工作并有助于保持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理想的世界里，森林养护、利用和可持续管理相互结合，将是清洁、繁荣的循环经济所必不可少的，将为农业提供支持，改善数百万农村人口以及全人类的生计。

三种森林途径并非新的事物，但是以这种方式抓住它们的特点就是一种进步，前进的方向是把它们视作相互关联的一套方案，一项应对从地方到全球多种问题的整体方针。在相当长时期内通过森林管理生产多种商品和服务，而且不造成生产力、粮食安全或社会和环境价值观的明显倒退，这是明确可行的。在大多数地区，林业受到一百多年的实践和科学求索以及积累了数个世纪的传统知识的支持。大规模实行森林途径的关键在于，确保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平等地分享利益和分摊成本；这么做将需要采取包容、透明、充分监督下的治理方法。

某种程度上，遏制毁林和恢复森林的途径是可持续利用途径的前提和基础。最大限度地减少毁林并扭转毁林趋势，开辟新的森林资源，可持续地管理所有森林，将能使基于林业的行业逐渐满足更大比例的全世界的物质材料和生态系统服务需求，而且这么做还能创造绿色就业机会，支持经济发展。

实施三种森林途径带有一定风险。例如，气候变化可能威胁天然林和人造林的健康和活力，而要消除这种威胁，适应性管理将起到重要作用。存在一种经济风险，即包括小规模生产者在内的投资者在实施森林途径时，将会错过获利更丰的风险投资；政府将把稀缺资源用于森林备选方案，试行这些方案的地点可能面临方案失败的巨大风险。相反，森林途径若实施得当，可使经济活动和收入来源变得多样，就很有可能提高地方人群的经济韧性。

然而还有一种风险，即采用森林途径以拖延在其他一些领域采取行动，尤其是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行动。森林途径对（特别是）减缓气候变化的贡献应当是可验证的，不可作为其他部门规避必要温室气体减排的手段。

消除上述风险似乎是可行的，考虑到已有一定的知识，多方利益相关方平台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可确保所有呼声都能被听到，以及数字方法越来越容易获得，便于就生物物理、市场和社会等参数生成几乎实时的信息。不过，森林途径的影响和成果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需加大努力，充分了解这些途径的成本、收益和风险，尤其是随具体地点而变的成本、收益和风险情况。

很多国家已采取切实行动执行三种途径，例如就森林养护提供激励措施；改善森林监测、报告和验证系统；对森林执法、治理与贸易措施及REDD+进行投资；开展权属改革；开发人工林；恢复退化土地；推广农林业。但是，旨在强化森林和树木作用的工作仍会遇到种种障碍，如投资匮乏；对环境不利的补贴；决策参与水平不足；监管障碍，尤其是对小规模生产者而言；火灾、虫害和干旱等生物物理风险；关于森林可持续利用及农业景观中森林和树木的经济价值的负面看法。各国需要加强努力，制定能够促进所有三个途径并增强其互补性的政策。

6.2
当下是实现绿色复苏的时机吗？

国际社会在推行三种森林途径方面有明显的势头。举例来说，“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年）”提高了森林恢复工作的可见度；“波恩挑战”和《纽约森林宣言》等倡议设定了雄心勃勃的恢复目标。“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2019-2028年）”引起了对家庭农民的关注：他们在确保粮食安全、改善生计、可持续管理自然资源、保护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部分国家已制定政策，鼓励发展循环更为畅通的经济。《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增强了各方对森林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作用的认可。私营部门就打造零毁林供应链做出了大量承诺。可用的国际公共和私营资金来源日益增多，诸如税负相关激励措施等政策创新正在得到验证，以帮助各国进一步落实森林途径。近期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做出的一些新承诺，包括支持土著人民在内，为森林途径获得资金支持提供了更多机会。

凭借这样的势头，当下可能正是采取大胆的战略大规模实施三种途径的合适时机。作为一个起点，《2022年世界森林状况》中的分析指出了下列四项针对国家和次国家管辖、国际供资及进程的关键行动：

1. 将现有的和新的资金用于旨在打造可持续经济和创造绿色就业的长期政策。森林途径有着强大的创造绿色工作岗位和帮助发展可持续经济的能力。供资决定可能取决于森林途径相对于其他方案的成本效益，而这一点又基本上有赖于确保充足的政策环境和提高地方一级的能力。

2. 为地方行动者赋权，激励他们在实施森林途径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如果没有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的参与，现状将毫无改观；如果他们能够参与进来，就可以实现大范围的变革。除其他外，采取这一行动还需要消除政策上的和官僚主义的障碍，提供权属保障，支持地方生产者组织的发展，并贯彻落实关键行动1。

3. 参与关于森林可持续利用的提高认识活动和政策对话，把森林可持续利用作为一种同步实现经济和环境目标的方法，其中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减缓气候变化等目标。很多国家对于采伐天然林的树木有很大的反对意见。无可否认，不当的森林采伐做法会造成天然林的退化和损失；与之相反，许多长期被采伐的森林在大部分价值上几乎都没有明显的损耗。此外，许多天然林可能日益需要管理干预，才能确保在气候变化、区块化及其他威胁的背景下保持长期健康，并为森林所有者产生收益。如有充足的监测和保障措施能确保采伐做法与可持续性兼容，那么被采伐的天然林就可以为森林保护区网络提供重要的补充性保护。

4. 在三种途径之间，以及在农业、林业、环境和其他政策当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协同增效和减少权衡取舍。例如，通过遏制毁林来保护天然林的生物多样性，将能确保维护遗传资源，而森林和景观恢复及农林业有助于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农业部门的主流活动。对天然林开展可持续管理，并开辟新的森林和树木资源，将增加木材纤维的供应，促进循环更畅通的经济。农业扩张与毁林现象之间存在明确的关联，森林途径对于气候、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复苏等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开展国际对话的一大益处就是，各个国家、组织和社区能互相学习经验，更快地制定适合地方情况的可行战略。各种全球性平台，如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那些平台、《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特别是《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的后续行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及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还有把地方社区、市政部门、森林生产者群体等各方连接起来的各种私营部门平台、区域性及全球性网络和平台，都将发挥作用，为解决当前危机和抓住森林及树木提供的机会找到充分的应对方案。

地球拥有丰富得令人赞叹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但现在的趋势表明，这样的自然财富却可能遭到浪费，进而危及全球不同民族的人类和许多其他物种。更加迫在眉睫的是，有必要从COVID-19疫情带来的困境中实现复苏，努力确保全人类免于饥饿和贫困。人类既然有能力改变一个星球的环境条件，就必须采取行动，在让所有生命形式都能绽放的边界内维护环境条件。要想修复对自然系统已经造成的破坏，并就本报告中清楚论述的问题和挑战制定真正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那么利用基于自然的方法（比如那些涉及树木和森林的方法）是一个合理的起点。树木和森林的妙处在于，如果得到可持续的利用，它们能同时发挥多种对全人类和整个地球有益的功能，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减轻和适应气候变化、增强韧性、创造绿色就业机会、支持粮食安全和营养，以及确保持续不断的材料供应。确实，唯有通过恢复、保护和可持续地管理森林，我们才能建成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体系，为所有人实现更好生活。

术语表

农林业：一种在给定空间和时期内，对多年生木质物种与农业作物或畜牧业复合利用的土地利用系统。三种主要的农林复合系统：（1）农林间作（树木与作物交互种植）；（2）林牧混作（树木种植与家畜生产相结合）；（3）农林牧混作（同时经营树木、家畜和农作物生产）。

生物经济：生态资源的生产、利用、养护和再生，包括相关的知识、科学、技术和创新，用以在所有经济部门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信息、产品、流程和服务），并实现可持续经济转型。

级联利用：一种高效利用资源的方式，在给定系统内通过利用残余物质和回收材料提升可用的总生物量。[563] 级联利用木质生物质的一个目的是，通过优化木材加工和增加可用的总生物量，最大限度地提高附加价值，从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此术语可指对木质生物质的顺序利用，即只有在单次或多次材料用途之后才考虑能源用途。也就是说，这种利用方式排除了事先未作材料用途（如锯材、薄板和纸等木质产品）就直接将采伐的木材用作能源的做法。

循环经济：指在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中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对材料进行减少、再利用、循环（也叫做“可持续性的3R”或“3R方法”）的商业模式基础上建立的经济系统。[564] 此概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作为一种通过减缓、闭合或缩小自然资源环路来减少资源消耗的方法。[565] 木质生物质的级联利用就是此类经济模式的适用战略之一。

毁林：自行将森林用途转换为其他土地利用方式，无论是否人为造成。[566]

森林：指面积超过0.5公顷，拥有超过5米高的林木，且林木树冠覆盖率超过10%的土地，或是能在原生境中达到这些标准的林木。森林不包括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或城市用地目的的土地。[2]

森林退化：指森林提供的总收益长期下降，这些收益包括木材、生物多样性及其他产品和服务。《全球森林资源评估》中要求各国说明各自在评估森林退化范围及严重程度时所采用的森林退化定义。[567]

森林景观恢复：一种有计划的进程，目标是在遭遇毁林或退化的景观中，重新实现生态完整性和改善人类福祉。考虑到过去的不确定性、当前已发生巨大变化的环境，以及可预见到、但并不确定的未来变化，此进程不寻求复制以往的生态系统。但是，此进程确实致力于恢复可以自行维系且有利于人类和生物多样性的森林生态系统。出于这一目的，景观的范围特别重要，因为这为平衡兼顾生态、社会和经济等优先事项提供了机会。[568]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惠益。其中包括食物、水、木材及纤维等供应性服务；影响气候、洪灾、疾病、废物、水质量等的调节性服务；提供娱乐、美学和精神享受的文化类服务；土壤形成和保护、光合作用、养分循环等支持性服务。[569]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是从森林中获取的生态系统服务，其中包括生态系统商品的生产；气候和水资源调节；土壤形成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产生和保持；授粉；虫害防治；种子传播；文化价值观；以及审美价值。[570]

森林扩张：在森林扩张发生前，其所占土地属于另一种土地用途，因此森林扩张意味着土地用途从非森林用地转变为森林。[2]

森林途径：一种基于森林的发展方式，《2022年世界森林状况》确定了下述三种途径：（1） 遏制毁林和森林退化，作为扭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退化、荒漠化和人畜共患病爆发等驱动因素的一个关键要点（“遏制毁林和维护森林”或“遏制毁林”途径）；（2）恢复退化的森林和景观并在农业环境中植树造林，作为改良自然资产和创造经济、社会及环境效益的高成本效益方法（“恢复退化土地和扩大农林业”或“恢复”途径）；（3）增加对森林的可持续利用并构建绿色价值链，以帮助满足未来对材料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支持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地方一级（“可持续利用森林和构建绿色价值链”或“可持续利用”途径）。

绿色：本报告中使用该术语时（如绿色价值链、绿色就业机会、绿色经济）是指，以创造更多环保并对生态负责的生产系统、少投多产、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并为当代及后代保持自然资源为目标，来获取知识、技术、创新和实践的方式。

绿色就业：有助于保护或恢复环境的体面工作，可以是制造业和建筑业等传统部门的工作岗位，也可以是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等新兴绿色部门的工作岗位。[571]

绿色复苏：通过为各项减少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及其他环境挑战，并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确定优先次序，重振经济并扭转COVID-19疫情及其限制措施对贸易和运输所造成破坏的过程及相关措施。绿色复苏将使得各国能通过投资驱动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创造就业并产生巨大的长期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从而恢复得更好。

非木材林产品：指供人类使用的除了从森林获取而来的木材之外的任何生物材料。[572] 请注意，此定义不同于本报告中引用的某篇论文中的定义：从各种景观和栖息地中收集而来的、野生的本土或非本土生物及材料，不包含高价值的木材。[573]

非木质林产品：源自森林、其他林地和森林以外树木的非木材生物源产品。[574]

其他有树木覆盖的土地：不属于森林但树冠覆盖率不低于10%且占地面积大于0.5公顷的土地（如果园）。[2]

其他林地：此类土地不属于“森林”，但占地面积超过0.5公顷；土地上的树木高度超过5米且树冠覆盖率在5%-10%之间，或高度和树冠覆盖率在原生境中能达到这些标准；或者灌木、丛林和树木的综合覆盖率在10%以上。不包括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或城市用地目的的土地。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生态系统服务的受益人或用户向服务提供者进行付费。实际形式可能是为获得各项收益或生态系统服务而进行一系列付费作为回报。

替代系数：常用来表示采用木质产品替代其他材料制成品来提供相同功能所能避免的排放量。因此，替代系数如果是1，就意味着每使用1公斤木制品替代非木质材料，可避免1公斤的碳排放。替代收益可能会被森林碳储量的减少和区域间的其他渗漏效应抵消，因而还需进一步评估和考虑。

森林以外的树木：在不属于森林的土地（例如其他林地和其他有树木覆盖的土地）上生长的树木。[2]

注：表中所提供的定义仅为便于读者参考，不一定是粮农组织的正式定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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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AO. 2018. Terms and definitions – FRA 2020. Forest Resources Assessment Working Paper 188. Rome. (also available at https://www.fao.org/3/I8661EN/i8661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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